特定群体的民生权益保障第三稿022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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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群体的民生权益保障第三稿0222
第七章特定群体的民生权益保障
城市是民生改善和发展的产物,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人们追求民生改善和发展的过程。
所以,城市化的关键不是物的城市化,而是人的城市化,关键是解决民生问题。
本章着眼于宁波失地农民、外来人口、失独家庭等这些特定群体,研究这些特定群体的民生权益保障问题。
一、全域都市化进程中的民生权益
党的十八大正式将“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设”写入报告中,新型城市化的提出和推进,将成为民生改善和发展的引擎。
宁波推进以全域都市化为目标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必须民生为先,尤其要注重保障失地农民、外来人口等特定群体的民生权益。
(一)特定群体民生权益保障的内涵与意义
1、民生权益的内涵
民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居民有关的,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情都属于民生范围内的事情。
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充分强调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要性和高度综合性,但其明显的不足在于,概念范围太大。
狭义上的民生概念主要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
如今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一般都是狭义上说的,例如要“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一语中的“民生”,就是从社会层面上着眼的。
本章使用的民生概念是狭义的。
从人权角度看民生,那就是民生权益,就是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表现为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
学者吕勇认为,民生权益包括六个方面。
一是保障生存权,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有所提高。
政府责任在于,对弱势、贫困群体实施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险。
二是保障最基本的受教育权,为未成年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
政府责任在于,兴办公立的中小学,为少年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并对困难家庭的学生寄宿提供帮助。
三是保障劳动权,为适龄劳动人群提供就业岗位。
政府责任在于,实施充分就业的政策,并对就业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指导、职业培训等帮助。
四是保障最基本的健康权,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础性的公共卫生环境和条件。
政府责任在于,兴办公立的遍布城乡的基础医疗卫生机构,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险。
五是提供基础性的住房保障,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提供帮助。
政府责任在于,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组织兴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帮助群众购房或租房。
六是提供基础的出行条件,使广大人民群众用得上、用得起普通的交通工具。
政府责任在于,为城镇居民提供方便、快捷、廉价的公交系统,为农村居民修建简便通畅的道路。
2、特定群体界定
本章所称的特定群体特指宁波失地农民、外来人口、失独家庭三类。
失地农民。
失地农民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城市扩展比较缓慢,而且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集体而并非农民个体家庭,因此,城市的缓慢扩展并没有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
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虽然并没有变化,但农村土地承包制使得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家庭所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的扩展导致城郊土地大量被征用,于是大量产生了所谓的失地农民。
同样,改革开放后,宁波城市化快速推进,近年来,宁波市每年征收集体所有土地在5-6万亩之间,于是在城郊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
而且根据城市发展的诺瑟姆曲线(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至少在未来十几年,宁波依然会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期,因此城郊失地农民的数量将会进一步快速增加。
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是中国户籍制度与城市化推进的必然产物。
城市的扩展、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外来人口作为建设者,也必然吸引着外来人口。
宁波城市化导致大量外来人口(这里所称的外来人口,是指在宁波市居住的非本市区、县(市)户籍的人员)。
根据统计数据,2000年以来,宁波户籍人口大概每年增加3万左右,而宁波外来人口每年以超过30万的速度增加,截止2013年底,宁波外来人口已超过500万。
根据宁波城市化发展速度以及宁波的产业结构等因素,未来依然会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宁波,外来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失独家庭。
失独家庭指独生子女遭意外亡故或伤残的家庭,尤指女方49周岁以上的夫妇组成的已经没有再生育可能的家庭。
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独子夭折,在承受了巨大悲痛之后,他们还要面对日渐年老过程中面对的多重问题。
截止2013年,宁波有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人数3200余人,其中,60岁以上的达到2600余人。
可以肯定,未来随着生育独生子女的人口逐渐进入老年期,宁波的失独老年人群体必然日益庞大。
3、特定群体民生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
保障民生权益,就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仅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也极其重要。
第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之必需。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正当性依据来源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了中国的民族富强、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在“执政”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给中国人民带来实惠、带来实际的利益。
换言之,必须大幅度地改善民生。
只有这样,我们党赖以执政的基础才能够得到保持和增强。
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上述三类特定群体始终是党的依靠力量,理应大力改善这些群体的民生权益。
第二,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必需。
重视并改善民生问题,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最有效的动力。
民生具体状况如何,对于一个社会的内需拉动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
就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人群比较而言,高收入群体的购买能力最强,但其边际消费倾向却是最低的;低收入群体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其边际消费倾向最强,要高于高收入群体,但其购买能力却是最低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购买能力均比较强。
显然,一个收入结构呈“两头小中间大”状态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亦即中等收入人群占主导位置的社会结构,对于内需的拉动力是最强的;相反,在一个民生状态不容乐观亦即以低收入群体占据主导位置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当中,其内需拉动力是最弱的。
失地农民、外来人口、失独家庭这三类,总体上是处于社会低层,收入较低,重视并努力改善这三类特定群体的民生,可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并使低收入者的收入普遍提高,可以增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
这样一来,更多的社会成员的购买力就会明显提升,经济就会得到有效持续的拉动。
第三,是实现社会安全运行之必需。
随着改革发展进程的深入,我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例如,不少失地农民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生活依靠,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
他们游走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依靠着少得可怜的征地补偿,艰难地生活着。
失地农民问题成了影响我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类似地,假如失独家庭得不到社会关爱,其成员就会茕茕孑立郁郁寡欢,造成失独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的无形隔阂,进而呈现失独家庭与社会的关系“断裂”,这不利于整体层面的社会和谐。
宁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已经进入各种社会矛盾突现期,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在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方面,在外来人口社会保障与居住权益保障方面依然面临很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二)宁波特定群体民生权益保障的现状评价
1、失地农民民生权益保障现状评价
近年来,宁波每年支付被征地村集体与农民补偿安置费用48亿元左右,对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基本做法如下:
一是全面实施征地区片综合价。
征地区片综合价格包括土地补偿与安置补助费。
宁波市于2009年调整区片综合价,征收耕地(非耕地减半计算),最高级别为9.65万元/亩,全市平均价格为5.8万元/亩左右。
2014年,宁波上调区片综合价,最高为10.5万元/亩,全市平均价格为6.5万元/亩。
各地在提高区片综合价同时,还相应确定了土地补偿与安置补助标准比例标准,其中安置补助费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二是提高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是征地价格的一个部分。
其中北仑等7个县(市、区)专门对普遍出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的每项内容与标准予以明确规定,而对于特殊性地上附着物采用专业单位评估做法,评估价格的基础来源于市场信息价格。
三是实施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
截止2013年,宁波市累计实行养老保障59万余人。
对被征地人员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所需资金按照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合理负担的原则解决;政府承担的费用从土地出让收益中列支。
养老保障待遇视经济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情况适时调整。
全市已建成一个完整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做到了被征地农民应保即保和即征即保。
在上述基础上,部分县(市、区)的符合条件养老保障被征地农民,还可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城乡职工与农民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
但尽管如此,宁波失地农民的有关权益依然未得到很好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
现有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补偿内容市场化运作程度低,部分土地补偿金不到位;失地农民就业机会不大,又缺乏自谋新门路的资本;失地农民在城市化以后,相应的医疗保障、教育体系没有很好建立,医疗、教育支出多,不堪重负。
另外,有些地方政府只强调征地具有强制性,不注意听取群众意见,不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粗暴对待,既严重影响了失地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又降低了政府威信,加剧了群众的对立情绪。
2、外来人口民生权益保障现状评价
宁波已经出台了20余个相关配套政策,优先解决外来人口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努力使他们在宁波工作安心、生活舒心。
在民生服务方面,公共就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居住条件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成效日益呈现。
新增外来劳动力提供全程免费职业推介和引导培训服务;实施“百万职工技能培训计划”,让外来务工人员接受在岗培训和市民教育,10余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取得初、中、高级工技能等级证书;中小学校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并减免学杂费;外来流动儿童免疫接种率并全覆盖;为外来已婚育龄妇女落实“五同五联五免费”的计划生育市民化服务;为外来务工人员建设各类集中居住点和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站,并配备综合服务管理员。
在社会保险方面,出台了《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率先推出了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外来务工人员特点,全覆盖、低费率、可选择、能衔接的“五险合一”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政策,规定用人单位按月缴纳178元,外来务工人员不用出一分钱就可以享受工伤、大病医疗、养老、失业、生育保险,得到外来务工人员和企业的广泛欢迎。
在权益维护方面,宁波通过全天候“追薪热线”、“维权绿色通道”、工伤保险、“春雨行动”、建筑企业工资支付担保制度、欠薪应急周转制度“六项保险”,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宁波市三区建筑业实现无欠薪目标,积极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然而,尽管近几年宁波外来人口的民生权益得到很大改善,但总体上看,宁波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二元结构的民生权益依然严重存在。
宁波外来人口的民生权益保障不足,特别表现在对外来人口的技能培训权益保障与居住权益保障等方面。
3、失独家庭民生权益保障现状评价
2007年8月,中国出台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
宁波市也有了对失独家庭一定生活补助的规定,从2008年开始,49周岁到59周岁每人每月150元,待满60周岁以后,享受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对象仍每人每月150元,其他对象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60元。
2013年,宁波出台《关于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规定年满49周岁到59周岁每人每月400元,待满60周岁以后,享受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对象仍每人每月400元,其他对象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800元。
同时,该制度还规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人要求进机构养老的,公办养老机构要优先接收”。
应该说,宁波对失独家庭的经济扶助力度较大,但失独老人优先进入公办养老机构的制度难以很好执行,对失独老人的日常养老服务、精神慰藉仍然比较缺失。
主要表现在:
(1)日常生活无人照料。
失独老人日常衣食住行缺少照顾,特别是在患病期间。
目前宁波养老机构在床位布局、机构性质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中心城区特别是公办养老机构的床位供不应求,出现“一床难求”,结果,宁波虽有失独老人优先进入公办养老机构的制度安排,但依然无法满足需要,致使不少失独老人难以及时进入养老机构,日常生活缺少照护。
(2)失独家庭老人心理孤独、甚至自我封闭现象十分突出。
不少家庭在失独后,搬离原住区,与原邻居失去联系,与新邻居又没建立联系,孤独生活现象十分普遍。
(3)担忧老人临终事项。
中国传统家庭讲究子女养老送终,但现在因为自己失去子女,子女送终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们的后事怎么办?
失独老人均十分担忧,成为他们难以解开的心结。
(三)特定群体民生权益保障的总体思路
要充分认识特定群体民生权益保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失地农民是城市扩展的产物,城市的扩展和良性循环发展离不开失地农民的支持,如果城市发展以失地农民的民生权益损失为代价,那就偏离了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
外来人口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外来人口的民生权益是民生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市对外来人口权益的重视与保障程度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胸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公正与平等程度。
失独家庭虽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低,但这些人因为失独而导致的内心痛苦无与伦比,社会必须对这些家庭有特殊的权益保障措施,一个社会对失独家庭的关怀程度一定程序上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
为加强宁波特定群体民生权益保障,应当按照宁波全域都市化的要求,以减少或消除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二元结构的民生权益保障问题为目标,以确保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外来人口的劳动培训与居住权益、失独家庭的养老保障权益等为重点,按照逐渐推进、统筹兼顾、量力而行的原则,逐步建立相对公平、市域一体的民生权益保障体制机制,促进民生权益保障横向比较相对公平、纵向比较不断提高。
二、失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
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除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以外,还应当就其所依附的土地享有一系列的权利。
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土地使用权,土地被征收后的取得赔偿权,附着在土地上的就业、社保等权益,以及对征收目的、征收对象、征收补偿及程序和补偿标准等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随着宁波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征用,失地农民的数量急剧上升,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成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严格征地范围和征地用途管理
近几年来,建设占用土地数量大幅上涨。
一方面,这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征地范围过宽,建设占地又控制不严,造成了目前包括一般经营性用地,都可以征收农村集体土地。
“有占必征”,既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又不能有效保护农民利益。
宁波有的地方脱离实情和项目实际需要,盲目占用土地,征多用少,既违反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规模,又导致了大量土地征而不用,长期闲置抛荒,人为加剧了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增大了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压力。
改革征地制度,防止滥占土地。
征地是政府行为,这要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尽可能地减少自由裁量权。
征地权不能滥用,更不能损害农民合法权益,不能剥夺农民的生存权、财产权、发展权。
要严格而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防止滥用“公共利益”的名义圈占耕地的行为;要严格界定征地范围,“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要通过不同方式取得土地。
除国家机关和军事设施用地,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用地、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工程,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征用外,其他建设用地,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一律要通过有偿方式取得。
国家也明文规定了对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开发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纳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范围。
显然,在国家已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宁波作为地方政府关键在于严格执行国家的上述有关规定。
严格征地用途管理,严格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用地规模和范围。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扩大用地规模,坚持按项目、按产业政策、按建设用地指标、按投资强度提供用地,不断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杜绝盲目圈地造成土地闲置、抛荒。
(二)进一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尽管经过多轮征地补偿标准的调整,宁波征地补偿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相对于保证农民基本生活消费水平而言补偿还是过低。
在目前物价水平下,按照宁波农村居民平均年人均实际生活消费支出计算,这样的补偿水平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消费5、6年左右,难以维持长久生存。
而且,现行补偿标准远远不及城市国有土地的出让价格,没有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日后的升值潜力。
一亩地征地补偿几万元,转手却有几百万元,这让农民心理不平衡。
城乡巨大的地价悬殊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严重侵犯,也成为近年来引发征地矛盾的直接原因。
因此,必须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就必须以市场补偿为原则,补偿费要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依据,同时要考虑农民失地后选择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需要以及土地的区位、市场供求状况、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及政府的宏观政策等因素,让农民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保障农民不因土地被征收而生活水平下降。
我国学者焦立颖指出,合理的补偿制度则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不断完善。
第一,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扩大补偿范围,特别增加对失地农民间接损失的补偿。
从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扩大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的直接体现)损失、残余地损失(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搬迁费及其他必要费用支出的补偿等。
第二,及时、合理调整“片区综合价”。
土地补偿费方面,宁波实施的“片区综合价”政策,总体上优于“产值倍数法”的计算标准。
“片区综合价”政策主要是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镇土地划分成若干区片,每一区片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同时结合城镇基准地价对现存的农用地按地段、实际种植作物等因素进行农用地分等定级,作为征地补偿的市场价值,进行定期公布,在统一征地时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
关键是要及时调整“片区综合价”政策,要根据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居民消费发展的要求、土地地段变化情况、土地市场价格变化情况进行及时调整。
第三,以失地农民现实需求为参照完善补偿方式。
根据失地农民对征地后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采取多样化安置补偿,特别注重确保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和收益分享权。
如货币补偿可以采取分期或终身制,宁波可以重点推广失地补偿入股分红安置方式等,这样既可以防止失地农民逐渐获得土地收益、逐渐提高消费水平,避免因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现金收入而产生不合理的高消费,也可以避免因为征地补偿价格前后差异巨大而引起前期补偿较低的失地农民上访、示威等社会动荡。
(三)规范并严格执行征地补偿程序
集体土地征收属于一种行政行为,我国的宪法中虽然规定集体土地征收是依“法律规定”进行,但《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缺乏对征收目的的合法性审查程序。
在征地补偿过程中,审批程序中没有征地目的合法性的专项审查,也没有向产权主体做征收目的合法性的专门说明。
其次,程序公开性不强,导致监督不力。
长期以来,在征地补偿过程中,农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而政府在征地范围的决定权、征地审查权、补偿方案确定权等方面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农民与政府之间根本没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补偿安置方案批准后,虽然农民有发表意见的可能,但绝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一个地区的安置补偿政策。
再次,民主参与性极低。
在现行体制下,由于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国家征地时面对的是整个集体,而不是农民。
有权去谈补偿条件的只是“集体”,实际上“集体”常常只是村里的村主任、村书记等“权力人物”,普通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地补偿谈判中。
因此,必须规范并严格执行征地补偿程序。
第一,要加强对征收目的的合法性审查,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
要建立专门的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的审查机构,在征地之前对其目的进行专项审查。
同时在征地公告中对征地目的的合法性进行专门说明从而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对于各县(市、区)范围内的“公共利益”用地,建议统一由宁波市级政府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二,要提高征地程序的公开性,保障失地农民的参与权。
公开性要贯穿于集体土地征收程序的全过程,征地前公开拟订的各种集体土地征收实施方案,征地中公开用地审查的过程和结果及征地的每一进程,征地后公开补偿安置的内容和结果。
失地农民参与权的保障要真正使农民参与到征地过程中来,在“两审批”程序中引入征地农民的介入程序,给予他们法律程序上的决定权及抗辩权。
征地补偿方案必须征求每一个被征地户的意见,并且把被征地农民意见等材料作为征地审批文件的必要组成部分。
第三,建立集体土地征用异议制度,对于政府集体土地征用决定有异议的,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加强监督,使征地行为透明化,避免以各种理由和形式截留、挪用、侵占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用。
(四)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我国土地为国家所有制和和集体所有制的二元结构,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征收实质上是国家对集体土地征收。
故我国的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并依法给予补偿的制度。
这样,国家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所有土地的转让都要先由国家低价征用变为国有,然后按市场价出售。
著名学者于建嵘指出,这种征地办法是具有强制性、垄断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卖与不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这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害的根本原因。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
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要从法律上把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
然后才考虑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农地征用问题,探索建立农地直接入市交易等制度。
只有农民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才有可能拥有在土地关系变更过程中的谈判权,才能改变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价格偏低的状况,才能保证农民在进入城市非农部门时能够支付转岗培训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
然而,在我国宪法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的情况下,要直接采用上述办法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探索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办法,让集体土地获得与国有土地一样的市场价格。
宁波应当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要求,率先积极探索具体的实施办法。
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更加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国有土地是这样,集体土地也不例外。
在强化用途管制和严格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进入有形土地市场进行交易,实行有偿、有限期流转,做到“两种产权、一个市场”,统一管理。
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实行以土地入股、租赁等方式,使农民从土地开发中得到长久的收益。
这里,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分配集体土地收益。
地方人民政府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确定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比例,把绝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留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原土地承包者的利益。
集体土地流转收益,应主要用于建立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经济发展面貌,以保护农民的长远利益。
三、失独家庭群体的人文关怀与养老权益保障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个三角形,父亲、母亲和孩子分别是三个角,它是最稳固的结构,也是最脆弱的结构。
当独生子女不幸离世,失独父母的晚年生活,难言幸福。
有的失独父母还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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