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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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2010-06-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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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必然结果?
在遭遇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和1934年苏维埃政权的惨重失败的中共,为何能从极度弱小到一步步壮大?
进而推翻看似强大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国名党?
主持人:
雷天受访者: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革命是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必然结果?
在遭遇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和1934年苏维埃政权的惨重失败的中共,为何能从极度弱小到一步步壮大?
进而推翻看似强大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国名党?
现当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教授认为,这一切问题的解答必须从国际大背景下来看。
毗邻苏联、1937年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苏美冷战、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决断力……这些都构成了中共革命成功的因素。
6月19日下午,杨奎松教授接受了网易的独家专访,从国际大背景下系统分析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内外因素。
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大贡献
历史观问题:
中国革命胜利是各种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偶然事件”吗?
从平型关到百团大战的反省:
中共如何思考抗日与自身的革命目标?
1927年大革命和1934年苏维埃政权为何失败?
今天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遗产?
中国革命道路的三次转折:
目的与手段
主持人:
毛主席语录里面讲过一句有关革命的语录非常有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这条语录在六十年代曾经影响了不少左派和革命者,照这段语录所显示的意思,革命的手段是“暴动”,目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但在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这本书中,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手段要远为复杂。
杨奎松:
我想,作为革命来讲,这个革命其实是一个大范围的革命,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还是共产党的革命,都可以称之为是革命,对于国民党的革命和对于中共的革命来讲它有很不同的意义,包括内涵也不一样,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中共自身的革命。
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讲,核心的问题就是阶级革命,怎么样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阶级革命的目标,阶级革命的目标也很简单,就是要推翻所谓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解放劳动阶级,作为共产党人最基本的目标。
在《共产党宣言》里第一句话就讲的非常清楚“要消灭私有制”,只不过“消灭私有制”要经过很多阶段,所以革命在共产党的理念里可能会分为不同阶段的革命,比如有社会革命,或者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有所谓民主革命,所谓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来决定的。
如果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情况下应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通常情况下首先应该进行民主革命。
而对中国革命来讲,就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苏联人的角度,他们认为中国是很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国不具备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所以中国要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的分化,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逻辑。
主持人:
您在这本书里面区分了中共革命的三个阶段:
大革命期间;苏维埃政权期间;再一个就是到抗日到解放期间。
在这三个期间实际上革命的手段都不一样,比如有一段时间是听共产国际的,或者是听前苏联的,进行城市工人的暴动;而有一段又是组织农民起来进行起义,您能不能讲一下这三个阶段革命手段和目的各有什么不同?
杨奎松:
革命本身作为目标来讲,我刚才讲了,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推翻所谓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没有问题。
无论在哪个阶段,这个目标都是一样的,手段就有很大的区别了,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根据当时力量对比的需要。
在早期,也就是我们讲的在所谓大革命时期(1924——1927),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革命不是由中共来推动的,其实是由国民党在推动,中共主要是跟国民党合作,或者说他们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推动国民党去向着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迈进,这个革命整个的形式是一个军事革命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国民党的军队进行北伐,中共在北伐的过程当中动员工人、农民在地区上进行社会革命,是这么一种方式,革命主要的力量,或者主要的形式是军事革命。
到1927年以后,也就是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这个时候整个革命形势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是共产党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波折,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过程。
首先,现在(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第一次单独革命,刚才我们讲了,1927年以前的革命是靠国民党,靠国民党的军队,在1927年以后,中共要自己来革命了。
中共要自己进行革命的话,就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它不能靠军队,因为中共没有军队,它要自己创造、组织一些新的军队,这个军队的力量是非常小的,大家知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等,所有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
中共最初保留下来一些起义失败的军队,都是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力量,所以那时候只能上山,到农村去,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国民党找不到的地方去。
但相反,中共革命当时想要学习的其实主要是(前)苏联。
(前)苏联的“十月革命”以及整个欧洲的革命形式是通过城市中心暴动的方式,用城市中心暴动的这种形式来夺取政权,把中心城市夺取了,其他各个地方的城市也都纷纷起而效仿,然后再从城市波及到农村,这样夺取全国的政权,他们是这样一个一哄而起的革命。
这个革命要求必须要大规模的动员下层民众,比如在俄国就在城市里做工人、士兵的工作。
对于中共来讲,按照俄国革命的这种方式搞城市暴动,就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
比如在俄国,虽然它当时也很落后,但是第一,俄国是处在战争的形势下,整个俄国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而且仗打得非常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整个俄国的民怨沸腾,上层的沙皇、政府他们要把战争进行下去,但是下层的民众不愿意再打了,这就直接导致了民众很强烈的抵触、反抗情绪,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倒台,也就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
这个“二月革命”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二月革命”新建立的政府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它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在“协约国”的阵营里,和德国、奥匈帝国进行作战。
但其实民众本身就是厌烦战争的,他们推翻了沙皇政府,结果没想到,战争还在继续,俄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就是因为临时政府没有满足民众要求停战、要求和平的愿望,所以当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趁机组织暴动,这个暴动一哄而起,成功了,在整个俄国基本上很快就把城市政权夺取下来,由于这样一个情况,俄国人就认为这是一个经验,在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应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夺取政权。
但是这样一个方法运用到中国来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真正成熟起来的,有工业的城市不多,比较大的城市里头,有工人的,有比较大规模的工厂和大量工人的这种城市更不多,少数的几个城市本身产业工人的数量又非常有限,而中国城市里的工人本身,无论广州的、天津的、上海的,这些城市里的工人又是分化的,他们因为省籍的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行会、帮会的问题,他们又是分化的,共产党想利用城市里的工人暴动,就没有办法掌握到工人的大多数,只能掌握到很少一部分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俄国革命的方法进行城市暴动,每次暴动都失败,所以死了很多人,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发现实在进行不下去了,这样才最终承认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式。
最初的时候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把部队拉到井冈山去,他还被处分了,被中共中央开会给予了处分,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也就是说中共中央认为他的这个政策,他整个的做法是错误的。
但是他在井冈山上建立了一块根据地,跟毛泽东同时在其他地方起义的队伍最终也都在农村落了脚,这种情况最终使得莫斯科,包括中共中央最终承认,农村武装割据的这条道路也可能走得通。
在中国共产党内从1927年一直到1930年的好几年时间里都在争论,共产国际内部也在争论,中共中央自己也在争论,就是究竟哪条道路是对的?
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有一个思想,就是认为绝对不能走所谓李自成、张献忠那种农民起义的模式,拉着队伍在农村里东跑西跑,到处去打打杀杀,绝对不能搞这种东西,他们认为那是“流寇式”的暴动、起义,所以等到1930年的时候,斯大林发话,认为其实这种方法是可以实行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它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去,这个情况才发生了改变,毛得到了承认,整个农村工农红军的形式得到了承认,所以以后就变成了中共中央也从城市撤到了苏区,整个革命的重心全部转到农村去了。
十月革命送来的俄国革命经验:
“五四”之后,为什么革命不可避免?
主持人:
关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革命失败的原因稍后再请您细说。
我们把话题再拉回从头,为什么“五四运动”之后,一些知识分子会以俄为师,选择共产革命作为救国的出路,这个革命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现在有一些说法,中国如果有机会进行改良的话,其实是可以避免革命的。
比如美国人如果能够遏制住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野心,给国民党以时间,中国国内的政治可能会不一样的,有这样一种说法。
杨奎松:
首先第一,“五四运动”以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了俄国,向俄国学习,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是非常少的少数,中共最初成立的时候是很少的人,而且就是在上海这个地方。
后来中共召开一大,也就50多个党员,你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小很小的,而且中共党员里面除了两个教授以外,绝大多数都是青年学生,也就是说都是激进青年这种小知识分子,他们其实不能够代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或者大多数人的倾向和看法。
但当时的背景非常特殊,一个背景就是“五四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在很多问题上的失败,整个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失败,或者说不完善;南北的分裂、对抗,再加上中国在外交上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失败,到了“五四”的时候最终造成了那样一个后果,很多青年不满,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发声、抗议,甚至示威游行,用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通过这些工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形成了一个空前思想解放的热潮。
其实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况,这一段思想解放的热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两条路径在走,一条路径是我们看到“五四运动”是爱国的,“五四”反对“巴黎和会”,学生上街游行,我们今天相信,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是它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绪高涨等等,好像是民族主义的情绪上来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年青人当中,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包括毛泽东,包括其他的很多人,其实“无政府主义”那个时候非常盛行,而且这个“无政府主义”是从整个一○年代,从刘师培一直到后来延续下来的。
到“五四”期间,整个的“无政府主义”在那时的宣传、影响力非常大。
在“五四”的时候还有一个思潮或者另外一个行为主义的现象,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大量“世界主义”出版、发表的文章、作品,以及“世界语”的流行等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民主主义盛行,一方面实际上是一种“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比较盛行,因为你要接受俄国革命的思想,就意味着你要接受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那套理论,那套理论本身是主张国际主义的,它不承认或者说它不主张纯粹的民主主义,不主张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最高的利益,它主张的是“阶级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那么一批很激进的年青人,最后会愿意去创造一个中国共产党。
如果大家去读一读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一些出版物,比如《共产党月刊》,包括共产党当时的《党纲》,中共一大的《党纲》等等,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当年的思想,他们不是民主主义的思想,他们是世界革命的思想,他们认为俄国的,俄罗斯的一切都是中国将来必须要走的方向,也就是说俄罗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特征,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走向同一条道路,中国革命也要靠俄国来帮助。
这种思想一直到1923年我们还能在毛泽东的言论当中看得很清楚,他们都在讲,因为中国共产党那么少的人,到1923年的时候,也只不过几百人,不超过400人,在这种情况下它要想在中国发动革命成功其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一切均借俄助”必须要靠苏俄,我们在中国起一种宣传、煽动、组织的作用,但是真正要想在中国推动革命成功,一定要靠苏俄。
主持人:
走的模式也必须按照苏联革命的模式来走。
杨奎松:
对,毫无疑问,一切都应该按照苏联的这种方式来走。
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
主持人:
但是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阐释是不一样的,比如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期许是要通过中国革命,达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也不一样,苏联这些高层的分歧争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您能不能给我们大致谈一下?
杨奎松:
俄国革命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关怀,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在书里也讲了,就是1920年以前和1920年以后,1920年以前他们基本的重心在欧洲,因为共产党的理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刚才我讲的国际革命、世界革命,任何一个共产党在一个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其实不可能长久巩固,因为共产党所追求的理想一定会被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扼杀掉,所以他们一直有一个形容“苏联是整个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当中的一叶孤舟”,旁边都是资本主义,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你这么一小片绿叶漂在中间,肯定有一天被打翻掉。
因为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准备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包括他们准备发展的那一套整个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模式,统统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换句话说,它甚至不能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因为共产党的目标要搞计划经济,它要取消货币,它有很多自己特殊的方式,它怎么跟国际上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它认为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做生意?
如果你不能去做生意,光靠自己在资本主义的封锁下,怎么样能够单独生存下来?
这其实是当时共产党人面临的最大困境,所以在苏联就会存在一个争论,当然这个争论是在列宁死了以后(发生)的,就是一国能不能建社会主义?
列宁在世的时候,(他们认为)一国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可能性。
列宁基本的思想,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观念就是资本主义革命一定是世界性的,就像资本主义全球化,整个的生产方式,整个的经营方式、生存方式都是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一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问题,全世界都会陷入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会垮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列宁相信,如果俄国革命成功了,其他国家的革命应该也能够成功,所以他就用大量的物力,包括人力,各种各样的方法推动欧洲国家的革命。
所以俄国革命成功以后,它的希望——俄国革命巩固的希望,或者叫俄国革命本身发展的前途就在于要鼓动整个欧洲起来革命,要把欧洲各国都掀动起来进行革命,它面临的压力、任务各方面都是非常强大的。
后来苏联解体之后,公布的很多文件证明,当年列宁、布尔什维克他们为了鼓动欧洲各国进行革命,不惜把整个冬宫,也就是俄国(沙皇)皇室各种各样的财宝,包括贵族的财产没收了以后,包括东正教教会的财产都拿出去变卖,通过黑市换成钱,支持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
但自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从1918年以后到1919年,它推动的欧洲地区其他国家的革命只在德国和匈牙利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这两个国家之所以会取得部分成功,是因为他们当时是战败国,内部的冲突本身就很严重,一旦战争结束,后来这两个国家的革命马上就被扑灭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俄国没有办法在欧洲取得整个欧洲革命的成功,它就重新陷入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面,它要想办法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办法就是它在1919年成立了一个世界共产党,又叫共产国际,用这样一个组织的形式,希望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都组织起来,另一个就是到1920年以后,它开始注意到整个的东方,因为从1918年到1919年,在东亚地区出现了几个比较大的风潮,一个是日本的所谓“米骚动”,一个是朝鲜的所谓“三一事件”,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一个是中国的“五四运动”,都掀起了很大的风潮。
列宁认为,看来东方国家有可能制造出新的革命的火花,甚至搞不好能形成燎原之势,如果东方国家能够革命成功,也会直接损害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固,所以他开始转移注意力,希望能够在东方实现他在欧洲实现不了的那些目标。
主持人:
为什么列宁认为在东方发动革命会对欧洲无产阶级有影响?
杨奎松:
这是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关,列宁专门有一篇谈帝国主义的文章,是一篇长的文章,着重就是讲帝国主义的存在,最主要的根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它要攫取原材料,要找出售商品的市场,这些完全靠欧洲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帝国主义为什么会爆发世界大战?
就是因为他们在争夺原材料市场,争夺商品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成了支持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制度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所以如果要把这个根源搞乱了,甚至切断了,那帝国主义就没有血液供应了,这是他(列宁)的一个基本观点。
主持人:
列宁就说在东方发动民主革命,让资本主义国家失去海外的原材料市场。
从而激化欧洲无产阶级革命?
杨奎松:
对。
主持人:
但是后来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有时会为了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无偿援助中国,有时候也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所以在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会有一些变化。
杨奎松:
这其实就涉及到了斯大林是比较务实的。
列宁死了以后,(前)苏联有两大领袖,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比较坚持列宁的世界革命的观点的,他认为苏联整个的存在,生存一定要取决于周边国家的革命,一定要推动世界革命,但是斯大林就比较务实,他认为不能长期等待周边国家的革命,如果这些国家不革命,或者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不了,是不是苏联就要自然死亡?
所以他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出路,让苏联怎么样能够存在下来,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一国社会主义”,他认为即使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不能够革命成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也能够单独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不同的,所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
一个主张世界革命,一个主张一国社会主义。
最终当然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因为大多数的苏联领导人也好,干部也好,民众也好,他们不愿意整天陷入这种支援世界革命,到处去挑动战争,然后自己国家陷入一个动荡的状态当中,他们当然愿意单独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所以托洛茨基最终被赶走了,斯大林取得了统治权。
斯大林取得了对整个党和国家的统治权以后,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选择,怎么样能够巩固俄国革命的成功,怎么样能够把俄国真正地推向所谓的社会主义。
他一方面要在国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周边的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国家、列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
要解决这样的威胁,只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跟资本主义国家妥协,跟他们进行贸易,跟他们建交,甚至加入国际条约组织等等,进行国际合作。
这样做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整个的国家按道理讲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共产党建在你的莫斯科,你去跟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合作,那么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的那些共产党怎么办?
你是支持那个国家的共产党,还是支持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
这个挑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在当年那种条件下,他没有办法,也不敢轻易突破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尽可能地在稳定外交关系,或者稳定外交局面的同时,还是要坚持帮助各国共产党,这就导致了他在做政策选择的时候非常困难。
一会儿他在本能上,在感情上,在意识形态上都觉得必须要帮助各国共产党,而且苏联最终的胜利,最终的巩固还是要靠各国革命成功,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即使对你好,跟你发生贸易关系,在本质上还是要颠覆你的,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观念在起作用,它始终把你看成是敌人,内心里相信你是敌人。
等到他(苏联)整个的安全威胁达到一定程度,他感觉到整个世界不稳定的时候,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支持各国共产党,只有在他觉得形势太危急,没有办法了,必须要暂时牺牲各国共产党的利益,稳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到了这样关键的时刻,他会做出这样一种选择;或者他认为整个形势对他没有危机,他要赶快趁机推动周边小国的共产党革命成功,这样扩大自己的“防波堤”保证自己的安全。
所以他的选择性第一很有限,第二他受到意识形态的牵制。
苏联对毛泽东的尊重扶持
主持人:
但是苏联即便是推动其他国家的共产革命,比如推动中国的革命,它的基本思路也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俄国经验指导下,中国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包括大革命时期的失败,苏维埃政权的失败,一直到了毛泽东掌权之后,中国革命才慢慢开始走向成功,那么苏联对跟俄国革命之路有分歧的毛泽东的态度?
杨奎松:
我想毛在中共党内应该说从大革命失败,一直到整个三十年代中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处在——最起码他自己感觉是处在一个受压制的状态,形成这种受压制的状态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跟个人有关,不完全纯粹是思想路线、方法的问题,毛是一个性格很强的人,他的个性非常强,很多事情都是坚持己见的,这样的话他就会和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发生一些个人之间的冲突,这种纠葛在中共党内发生过多少次,跟朱德也好,跟陈毅也好,跟其他的领导人,包括周恩来,跟很多人都会发生冲突。
当年的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的,整个的中共中央其实是在驻中国共产国际代表,或者驻中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之下工作的,因为决定的意见其实最后是要由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定的。
所以毛整个的地位,他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其实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非常关键,因为各种各样关于毛的评价都涉及到了毛的个性问题,所以几次在讨论到毛的地位的时候,比如毛该不该进中央局,该不该进中央书记处等等,这些(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都发表过意见,并不是说毛如何错误,说的是毛个性不行,不能把中央书记处变成“吵架俱乐部”,所以毛一直感觉到压抑,他其实对当时整个江西、苏区的根据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随着江西苏区根据地的扩大变成中央苏区根据地,变成中央苏区,他的地位也不断的上升,比如他在苏区中央局的位置,后来成为中华苏维埃共产党临时中央的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等等,这些都使他相信自己其实代表了一个方向,一个正确的经验,但是他在党内的地位始终提不上来,他对此是有埋怨的,他认为是俄国人不相信他,共产国际不相信他,因为他知道这不完全是中共中央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留苏学生的问题,实际上是“那边”,是莫斯科的问题。
我们现在通过研究发现,这个情况其实很复杂,第一,共产国际的代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代表了莫斯科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看莫斯科所有的宣传,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看得很清楚,从1929年,在莫斯科还没有完全肯定毛那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时候,1929年以后,莫斯科的《真理报》,包括共产国际各种各样的宣传刊物上,都在高度评价毛,当然那个时候叫“朱毛”叫“朱毛红军”,所以对朱、毛他们的这条道路莫斯科其实是非常看重的,一直在给予比较积极的评价。
另外一点特别是到了1930年以后,斯大林肯定了农村这条道路以后,毛才有可能开始进入中央局,开始变成中华苏维埃的主席等等,他的地位也跟莫斯科的肯定是有关的,在以后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和毛泽东直接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临时中央甚至试图想要把毛泽东送到莫斯科去,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苏区“碍事”,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都几度出面阻止,认为毛不能离开他的岗位,你们跟毛之间的矛盾、冲突应该通过说服的方法很好的加以解决,要尊重毛,毛的意见如果有不妥,你们要想办法说服毛。
也就是说莫斯科其实一直采取的是保护毛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到后来莫斯科在1934年最终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因为这样一个情况,导致了毛泽东在后来遵义会议上,才能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增补到中央常委,作为中央常委的负责人之一,直到毛后来变成了所谓中共中央的领袖,这都是跟(莫斯科)有关的。
到了后来1937年王明回国和毛泽东发生冲突,共产国际1938年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不支持王明,公开要求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要团结在毛泽东周围,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应该以毛为领袖。
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情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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