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近代中西方军事能力差距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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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近代中西方军事能力差距的思考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近代中西方军事能力差距的思考

★丁勇俞浏姮

【摘要】摘要：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首次世界性变革，对中西方社会的影响差异巨大。

这种差异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迅速全面体现出来，军事能力方面尤为明显。

以史为鉴，探究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近代中西方军事能力差距的原因，对于研究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位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期刊名称】军事历史

【年（卷）,期】2018（000）003

【总页数】4

【关键词】工业革命军事技术军事理论中国西方列强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格兰中部地区萌发，尤其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后，技术革命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从手工劳动向大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世界军事革命史》，上卷，2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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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近代史时期里（19世纪40年代至十月革命前），中西方社会的军事能力差异呈几何级数发展，这一差距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西方军事领域的正面交锋起暴露无遗。

在西方社会强大军事能力的侵犯下，中国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文明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杨公素：

《晚清外交史》，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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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大一统状态，这种状态离不开强大军事能力的支撑，在封建王朝里的数次盛世中，中国的军事能力更是较长时期处于世界的领先位置，但为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军事能力就被西方国家全面超越了呢？

一、技术领域的差距迅速拉大，是这一时期中国军事能力全面落后于西方的直接原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274～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科技对军事能力的提升有着最为直接和高效的影响。

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上天下海只能存在于神话故事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类畅游大海、遨游太空、探索地下，都逐步得以实现。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世界上首次全球性的技术领域内质的跃升，人类文明史上的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望其项背，其最显著特点就是把人类的双手解放出来，用机器劳动代替了人的劳动，这一时期甚至被命名为“机器时代”。

*[美]R.R.帕尔默、乔·克尔顿、劳埃德·克莱默著，苏中友等译：

《工业革命：

变革世界的引擎》，4～5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历经工业革命百年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军事领域的变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枪炮技术的发展和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得热兵器的精确性、杀伤力和作战效率大幅提升，且更为广泛地列装，曾经风光无限的骑兵集团遇到了致命的克星*参见钮先钟：

《西方战略思想史》，104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蒸汽轮机的出现，使得帆船航海时代一去不返，西方社会利用军事能力争夺海权的范围和能力大幅提高。

工业革命后的百年历史中，西方社会的军事与技术愈来愈紧密且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清政府并非对世界范围的巨变充耳不闻，但却主观上将西方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认为“西方制器之精奇祸患大矣”，更由于担心“西方万千舰船驶来我岸”而影响了王朝的统治，在技术上被西方社会远远甩在了身后，进而直接导致了军事能力的严重落后。

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轰开，一次又一次无奈吞下屈辱的苦果后，一部分人才开始思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才有了洋务运动，才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参见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60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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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理论的停滞不前，是这一时期中国军事能力严重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军事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军队的体制编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作风士气等方方面面，也取决于军事指导理论的先进与否。

就工业革命后的近代史时期来看，如果仅将技术方面的差距当成中国军事能力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唯一因素，毫无疑问地就会陷入“唯技术论”误区。

洋务运动中，中国并非毫无顿悟，在认识到装备技术的重要作用后，发奋建起了北洋舰队，论装备技术指标，堪称亚洲第一*程卫华：

《“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的北洋海军”》，载《国防大学学报》，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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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支装备精良的舰队，何以在甲午海战中遭受灭顶之灾？

须知，先进的技术装备，仅是军事能力强大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先进的技术装备不足以保证国家军事能力的强大。

正如宋代的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和世界上最早的火器“突火枪”*据《宋史·兵志》载：

开庆元年“又造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

，终为长期避战求和的扭曲战争观所累，先进的技术装备未能在军事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积贫积弱。

洋务运动后的中国仍是如此，清军马背起家夺天下，即便重金购进了新式武器装备，仍按旧式军队序列编组，战略战术也是“祖上”传下来的那一套，大多数指挥官熟悉的仍是“十八般兵器”，对于怎样指挥一支用近代兵器装备起来的“新型”军队作战，对于与新式武器装备相适应的军事训练方法、作战样式等，则知之甚少或茫然无知*孙绪闻、王璐颖：

《甲午战败的国防文化反思》，载《军事交通学院学报》，2017（3）。

，其结果只能是军事能力得不到明显提升，与西方列强的军事抗争中无法摆脱战败的命运。

再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技术领域的喷薄发展，为军事理论的飞速进步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同时军事理论源源不断地创新又指引着战略战法、武器运用等方面不断改进，对军事领域内的技术改进和革新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因此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军事理论层出不穷，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等。

先进理论的繁荣发展，促使技术装备在军事领域发挥出尽可能大的效能，这也是工业革命后一百多年里西方社会军事能力远远领先于中国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是这一时期中国军事能力落后于西方的深层次原因

战争服从于政治、受制于经济、根植于文化，因此军事能力的强弱也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的深刻影响。

从政治上看，西方曾长期城邦林立、联盟盛行，封建势力与宗教势力盘根错节，王朝国家和封建诸侯间征伐不断，直至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之后，资本的力量将皇权、封建武力和资本势力有机凝结，再经过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现代意义上的众多主权国家间新型国际关系才得以初步成型*韩略、刘伟博：

《试析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的国际关系格局转换》，载《法制与社会》，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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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各国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马骏：

《三十年战争与国际法的诞生》，载《兵器知识》（B版），2011

（2）。

，国力强者或可改造所处国际社会的状态，而军事手段恰好是国力强弱的最直接体现，更是改变国际地位的最直白手段。

西方国家的数量众多，加之各个国家间奉行的实力至上的行事准则，注定了西方社会对军事能力的高度重视，战争行动也是时常付诸于实践。

出于对军事能力的迫切需求，及至工业革命技术力量的支撑和催化出现后，西方的军事能力急速增长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

而中国，自秦大一统以来，皇权高度集中，政治构架异常稳定*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

《全球通史（上）》，第7版，2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外无严重边患，对内则刚平定准噶尔以及大小和卓部叛乱，政治上对于军事能力的需求远没有西方国家迫切。

此外，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考虑，主观地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实行“闭关锁国”之策*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婴等译：

《全球通史（上）》，第7版，266～267页。

，这又造成了客观上西方工业革命难以对中国产生影响，因此军事能力的提升缺乏合适的政治驱动力。

从经济角度看，中西方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各自对军事领域变革的需求南辕北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只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同时发力，社会领域内的各种变革才能深入实施。

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极大稳固，作为发源地英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通过圈地运动产生并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同时扩大了国内市场。

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为英国积累了原始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地和海外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得以夯实*尹建龙：

《节俭与资本积累——英国工业化时期企业家创业成功的内生因素分析》，载《贵州社会科学》，20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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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一场机器生产革命必然爆发*金碚：

《世界工业革命的缘起、历程与趋势》，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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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上层建筑迫切需要以军事手段为支撑的进一步扩张，而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和技术又恰好为军事领域的变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军事能力的提升水到渠成。

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封建皇权的稳固统治之下，国内封建盛世的局面繁荣，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基本能够满足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

此时的王朝统治者对于变革并无必要需求，甚至会有意识地避免释放国内的经济活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长期被抑制，整个社会的矛盾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而非经济领域，在经济结构上远未达到“穷则思变”的程度，致使中国缺乏变革的动力和基础，因此军事领域的变革也就无从谈起，军事能力只能停滞不前。

从文化角度看，当时中西方社会的文化提供的环境差异，致使军事理论的发展天差地别。

西方社会，历来有着尚武的文化底蕴，其古代的军事著作，大部分是记录历史事件，鲜有对谋略的探究。

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前，西方社会在历经漫长黑暗时代后，开启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这是一次全面的思想解放，不但为随后而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更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军事理论发展营造了优越的环境。

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和扩张的现实需求，军事理论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中都掀起了广泛的研究热潮。

反观中国，清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文化发展上采取了许多极端手段，对兵学研究更是限制至深，明代时期，在社会上流传较广的兵书共268部，1899卷，但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官方钦定的仅有《孙子》、《吴子》等兵书20部l53卷*侯昂妤：

《中国古代兵学的反思》，载《军事历史》，2011（5）。

，其他的都被朝廷以“有违碍语”“语多狂悖”等罪名列为禁书，如此文化环境，军事理论无法寻求进步。

文化环境的正反迥异，使得中国的军事理论较之西方社会，差距迅速拉大，而缺乏了先进军事理论的引领，军事能力羸弱也是必然之势。

四、思考和启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经了百年屈辱，残酷的现实使得所有人认清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

痛定思痛，工业革命后的中西方社会巨大的军事能力差距，带给了我们一些思考和启示。

（一）必须厘清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关系。

关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中国相较西方军事能力的落后，是否是由于军事技术的落后而决定的，前文已有论述。

关于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究竟谁处于支配性地位，历来争论不断，但本文以为，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环境单纯争论此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历来都是相生相伴的，脱离理论仅重技术，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脱离技术只讲理论，又如空中楼阁，落不了地。

当今世界上军事技术最为先进的美国，是高度重视军事理论创新的，美国的柯蒂斯·G·威尔逊在《空天杂志》（第10卷3期）发表的《以作战概念引领技术发展，开发新一代遥驾飞机》的文章里就指出了：

“每开发一种新的作战概念，就明确预示战术、技术及作战思维和作战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研发新作战概念，本身成本不高，但其推动力足以改变整个作战界的发展方向。

”由此可见先进军事理论对军事能力提升的引领作用。

而军事技术对军事能力的提升促进，则更为直接且显而易见，恰如枪炮对阵刀剑，胜负毋庸置疑。

但是，之所以强调必须立足现实情况厘清理论与技术的关系，是因为当今世界的一体化趋势日趋显著，国与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全球化新型国家关系，而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和技术在国家间进行交流又有了物理上得以进行的条件（即使再严密的技术封锁，也难以完全达到目的），这样的背景下，意图在技术上与对手形成绝对的代差优势，很难实现。

因此，必须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都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厚此薄彼，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两者相互促进并共同为军事能力提供支持的良性循环，如果单纯重视其中一个方面，势必会走入歧途。

（二）军事能力的提升，不能简单地走跟随式发展之路。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上发动了数次局部战争，就结果而言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

从这一点来说，当前中国的军事能力建设，不能简单地走跟随式发展之路。

换句话说，一直跟着强大对手的路子走，想最终战胜对手绝对是天方夜谭。

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经说过：

“美国拥有世界上无可匹敌的陆海空军，对潜在对手来说，试图建立与美军竞争的军队是没有意义的。

因而可能寻求进行不对称作战，其方法是找出我们的弱点，建立能够或至少期望可以利用这些弱点的能力。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美军21世纪的发展方向》，载《外军资料》，2002（8）。

此言非虚。

当今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军事战略的定位也不一样。

就中国而言，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安全形势，需要重点应对来自海上方向的战争威胁*2015《国防白皮书：

中国军事战略》，第三条：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一旦在中国近海领域爆发局部战争，战争的样式、形态较以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必须立足实际情况，把脉实际需求，加强适用于中国的武装力量运用、武器装备体系、作战指挥体系、战争后勤保障等军事理论研究，以期理论对现实的指导符合实际的军事斗争准备需要。

在军事技术领域，要要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充分提升海上机动作战、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努力抢占太空、电磁、网络空间领域制高点，力争在关键领域“弯道超车”。

（三）要有正确的危机处理方式。

人们有时会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按照既定方案，或参照成功及失败的案例来应对危机。

经验提供的指导会有一定的效果，可是有时也会僵化思维，形成禁锢。

客观地说，当今时代，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再次面对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深刻而全面的危机，可能性不大。

但是出现严重影响中国复兴进程的危机，并非没有可能。

因此，必须冷静思考如何应对危机，尤其是可能面临的局部的军事冲突或战争危机。

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国际规则越来越透明，各国交流联系日益紧密，地球已然成为一个村落，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危机通常有迹可循，且往往“危中有机”。

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军事战略》中明确指出：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坚持以下原则：

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军事斗争准备，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这便是战略指导重心的前移，为应对危机指明了方向。

预防危机，是一次战略思想上的解放和创新，面对危机，我们不能麻木不仁，否则对手一定会得寸进尺，但也不能动辄拔刀相向，否则会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进程。

要综合运用各方力量，解放思想，主动出击，多手段并用，综合构建有利于我方的战略态势。

要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保持科学的预见，增强应对危机的主动性，努力将危机化解于全面爆发之前。

当危机难以化解并可能演化为战争冲突之时，要立足于扎实的军事斗争准备，要立足最坏情况做最充分准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示形动敌，必要的时候适度威慑以敲山震虎，遏制战争的爆发。

当战争确实无法避免，需要适时出手，以战止战，以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参见丁勇：

《打得一拳来，免得百拳开》，载《国防参考》，2017（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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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石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