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初中九年级语文下册 艾青与聂鲁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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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初中九年级语文下册艾青与聂鲁达
题名:
艾青与聂鲁达
作者:
彭龄章谊出版者:
《世界文化》编辑部出版地:
天津出版日期:
2009年6月洲:
亚洲国家:
中国文献出处:
《世界文化》
原文
1957年8月北京酷暑难耐,空气像凝固了一般。
诗人艾青刚从外地回京,旅途的疲惫还没有消除,“反右”势态使他焦躁不安,尽管昨夜没睡好,但他仍一早就起床,催促夫人高瑛动作快一点。
他们要在老朋友、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开始一天的出访活动之前,赶到他下榻的饭店向他告别,因为聂鲁达第二天就将启程回国。
当他们扣响聂鲁达的房门时,聂鲁达和他夫人还没有起床。
聂鲁达得知门外是艾青夫妇时,立即穿着睡衣赶过来开门。
艾青说:
“我们是来向你们告别的,祝你们一路平安。
”
聂鲁达说:
“我们明天才走啊!
”
艾青说:
“中国正进行‘反右’运动,也许明天我们不能为你们送行。
所以……”聂鲁达问:
“这是为什么?
”
怎样向老朋友解释呢?
艾青只能苦涩地笑笑:
“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
聂鲁达满心疑惑正想进一步问明情况,电话铃响了,随团的翻译通知:
一位副部长要来饭店看他,让聂鲁达夫妇在房间等候。
艾青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巴勃罗,我的好朋友,我们就这样告别吧,我不愿让那位领导在你这里看到我……”
聂鲁达一脸茫然。
他紧紧拥抱着艾青,嗫嚅着:
“艾青,艾青,我希望还能见到你……”
果然,第二天聂鲁达一行回国时,送行的人中,没有艾青夫妇的身影。
飞机腾空后,他从舷窗俯瞰着他热爱的中国的大地,默诵着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
巴勃罗·聂鲁达于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小城帕拉尔。
他自幼聪颖好学,想象力丰富,韵律与节奏感强,13岁发表了处女作《明日》,不满19岁便出版了首部诗集《霞光》。
他早年的诗歌大多是从大自然取得灵感,如《太阳的颂歌》等不少诗篇,歌颂太阳,歌颂劳动与创造:
“那孤独高悬着的,圆圆的红太阳,还有它那叫人眼花缭乱的/红红的美髯/啊,那是一头关在利剑围成的/圈子里的狮子/一朵开在天庭的/鲜花”。
“你的双手,刚一触及树枝/春天/就来临/重现/你的模样/麦苗破土而出”。
“我们高擎起/斟满葡萄酒的/高脚杯/继承你的产业/我们是/太阳和大地的后代”。
1924年他的诗集《二十首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出版后更令他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
他的诗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于一身,在智利与南美国家几乎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1927年他跻身外交界,出任过驻缅甸、锡兰、新加坡、西班牙等国外交官。
1937年他出版著名长诗《西班牙在心中》,坚定地表达了他投身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信念。
1945年聂鲁达当选智利国会议员,加入了智利共产党并荣获国家文学奖。
从此,他以人民诗人、外交家与政治家的身份,积极地投入智利与国际上蓬勃开展的民主、和平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
后来由于美国干预,智利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身为共产党员的聂鲁达不得不转入地下并流亡国外……
三
聂鲁达并没有沉默,相反,作为时代的歌手和争取民主、和平与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他的活动舞台比过去更加宽阔了。
1948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当选为理事。
同年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1949年4月当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筹划再次在巴黎召开时,决定向正在进行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发出邀请,中国派出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
然而,在当时冷战背景下,法国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代表团入境。
执委会决定会议分别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
会议期间,当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蒋介石反动政权覆灭的喜讯传到巴黎和布拉格,不论主会场与分会场,立即腾起一片欢腾。
“中国,中国……”聂鲁达邀动地呼唤着,他热切盼望着早日到中国,看看她坚强的人民和美丽的国土……
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上,为表彰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宋庆龄女士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所作的杰出贡献,一致将她选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同年,宋庆龄女士荣获该年度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次年8月,聂鲁达以国际和平奖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前来北京,为宋庆龄女士颁奖,他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四
这是聂鲁达第二次来中国了。
早在1928年他出任驻缅甸、锡兰等国外交官时,就曾到过香港和上海。
他说:
“当时中国是个被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的天堂……”而这一次来时,他看到的中国“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他们除为宋庆龄女士颁奖外,还与中国作家、诗人萧三、艾青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艾青回忆说:
“你(聂鲁达)和爱伦堡怀着多么大的兴奋看见这个古老的国家焕然一新啊!
”你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漫游,而你的心没有一刻忘掉了战斗。
甚至在颐和园的小船上,你还在唱着西班牙人民在保卫马德里时候的战歌,你教我们跟随你唱那热情的副歌的调子……”。
在颐和园听鹂馆欢宴时,艾青告诉聂鲁达:
“按照中国人的姓氏习惯,你该姓‘聂’,这个汉字由三个耳朵组成。
”爱伦堡在旁边指着聂鲁达笑着说:
“你是有三只耳朵的人。
”艾青问:
“你还有一只耳朵在哪里?
”聂鲁达用手拍拍前额:
“在这里,我可以用它倾听未来。
”多么机敏、睿智的回答啊!
艾青说:
“那是一次愉快的交往,我们有过多次随便的交谈——充满幽默和诙谐。
”除了这种无拘无束的“随便交谈”,诗人相聚,自然少不了谈诗。
聂鲁达谈起他14岁发表的诗作《我的眼睛》,艾青介绍了自己写诗的经历,介绍了他写的的《芦笛》、《火把》、《向太阳》……还背诵了《吹号者》片断:
“黑夜收敛起她那神秘的帷幔/群星倦了,一颗颗地散去……/黎明这时间的新嫁娘啊,乘上有金轮子的车辆/从天的那边到来……/我们的世界为了迎接她,已在东方张挂了万丈曙光……”他们在这样披肝沥胆的倾心交谈中加深了了解,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这次中国之行,聂鲁达写了长诗《向中国致敬》,热情歌颂了新生的中国:
“世界各民族一起望着你/啊,中国!
/他们说:
‘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个多么坚强的兄弟!
’”“现在,全世界都看见/你的广大的国家已经统一/共和国伸出/你的手臂拥抱整个国土/为你的永久和平奠基!
”
五
朋友们远去了,艾青怅然若失。
然而,地域的遥远,隔不断彼此的思念与友谊。
聂鲁达的诗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艾青说:
“巴勃罗,坚强而又纯朴,你的声音好像是从地层下面发出来的,沉洪的、使地面为之震动的声音。
从你的声音里,可以听见美洲人民的力量,从你的声音里,可以听到美洲的希望……”
流亡国外的聂鲁达,是多么渴望返回他的祖国啊!
他用诗这样诉说着心头的渴望: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才能与你重逢……”1952年,智利撤消逮捕左翼作家与政界人士的法令后,他终于可以结束长期流亡生活,返回祖国了。
在他离开欧洲回国之前,托人转给艾青一个德国民间工艺品,并告诉艾青他将回国参加竞选,而且很有自信。
艾青一遍遍抚摸着朋友的赠品,默默地祝他好运。
集诗人、外交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聂鲁达返回智利后,一方面积极参与左翼政治活动,一方面继续诗歌创作。
他成功地把诗歌创作和人民关心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写出了《逃亡者》、《要素之歌》、《葡萄和风》,这些诗打破了诗歌的传统格局,自成“聂鲁达派”。
他也被誉为“受奴役者的代言人”。
1954年7月12日适逢聂鲁达五十诞辰,智利国内朋友们在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支持下,借为他祝寿之机,邀请前苏联的爱伦堡,中国的萧三、艾青,以及捷克、法国、阿根廷、巴拉圭等国著名作家、诗人、艺术家。
那是艾青与聂鲁达两位大诗人的第二次交往。
由于当时不能直航,艾青一行绕道欧洲,经原法属西非洲的达喀尔和拉美的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历时20天才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艾青谓之“从夏天赶往冬天的旅行”。
拉丁美洲一向被美国视为“后院”,因而,对邀请来自“赤色国家”的客人参加为聂鲁达祝寿活动,一直竭力阻挠。
美国使馆派人威胁智利大学校长,要他取消在大学里举行这一活动。
大学校长反驳说:
“大学生可以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事情产生兴趣”,不仅照旧举行贺寿与展览活动,而且还成立“聂鲁达基金委员会”。
美国使馆与智利右翼势力自然心有不甘,一份报纸上以《红色火药库威胁智利》的通栏标题,登着聂鲁达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的奖状,一部聂鲁达《诗歌总集》的俄文译本及一摞卢布的照片,其用意显而易见。
有的报纸还造谣说:
中国来的不是诗人,是商人。
在智利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学》主题报告会上,聂鲁达和智利女演员特意朗诵了萧三和艾青的诗,包括他在访问期间新创作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
那次活动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与集会。
尽管美国和智利右翼势力以及国民党驻智利“使馆”用尽招数:
阻挠发给入境签证,阻挠举行集会与庆祝活动,派军警监视代表团,扣押代表团行李,以及造谣、诬蔑,都无济于事。
因为智利人民自能分辨真伪。
艾青和萧三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见了智利的劳动人民对他们自己的诗人是如何热爱和尊敬。
他说:
“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真品德。
聂鲁达总穿一件很旧的粗呢军大衣,像一个退伍的士兵,而且常常不戴帽子。
”艾青说:
“我找他的时候,只要找他的头就行了,因为他的头很大,前额光秃而发亮。
”“他无论在哪里都能随意地与普通百姓融为一体。
”
这次旅行,艾青一路上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如《他睡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怜悯的歌》、《自由》、《在智利海岬上》、《礁石》,以及《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等。
他在1954年8月29日早上六七点钟之间,在《旅行日记》上一口气写出了《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的初稿,后面又补充了一句:
“看样子我还是能写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人提出:
“艾青还能不能为人民歌唱?
”等质疑,艾青对这些从来不屑一顾。
日记上的这句话,彰显着诗人的自信。
六
艾青与聂鲁达的第三次会晤,便是本文开始提到的1957年6月下旬,聂鲁达夫妇来华访问期间。
艾青在昆明机场迎接他们,老友重逢,兴奋异常。
艾青陪同他们游览了滇池,参观了植物园、石林。
并陪同他们飞到重庆,同四川诗人、作家座谈,而后又乘船穿过三峡,沿长江顺流而下。
在聂鲁达生日这一天,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想按拉美人的习惯做一顿朴素的西餐——一只烤鸡,配上智利式的西红柿、洋葱拌的凉菜,来为聂鲁达祝寿,因为每顿丰盛的中国菜肴已经让他们感到胃口吃不消了。
她们悄悄把这个想法告诉艾青,艾青稍显为难,说答复她们之前要先同导游团的成员们商量,费了一番周折,她们终于如愿以偿。
出乎客人们意料的是,船长特意安排厨师为聂鲁达做了一个生日蛋糕,让大家格外兴奋……
那时,国内“反右”运动已如火如荼,聂鲁达感到了中国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
紧跟着,就发生了聂鲁达一行离开中国的前一天,艾青与夫人高瑛去北京饭店向聂鲁达夫妇告别的事。
高瑛后来说:
“那天去北京饭店找聂鲁达的‘副部长’正是周扬。
周扬告诉聂鲁达,说艾青将受到批判,聂鲁达提出了抗议。
后来,聂鲁达得知艾青被划作‘右派’,他不但表示无法理解,而且到了极其愤怒的程度!
”聂鲁达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不知道萧三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
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外早已闻名的名字。
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
1971年聂鲁达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评语是:
“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他已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诗人之一。
当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智利代表在发言中还引用了聂鲁达歌颂中国的诗句。
赵枫告诉艾青,他1972年访问智利时,曾看到聂鲁达站在大海边上一声声呼唤着:
“艾青——艾青……”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民选总统、聂鲁达的好友阿连德被推翻。
12天后,聂鲁达病故。
他逝世前,政变集团曾派士兵在他家的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
他说:
“你们在这里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诗歌!
”他逝世后,被军人政权在圣地亚哥草草下葬。
智利人民在肃杀、悲凉的气氛里为他送别。
而这时,远在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劳动改造”的艾青和夫人高瑛,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读者们再次在报刊上读到署名“艾青”的《鱼化石》一诗时,真是百感交集:
艾青被埋没了这么久,也真成了“化石”吗?
听听他自己如何说吧:
“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
读者们相信:
这位人民的歌手是不会沉默的。
果然,他又陆续写出了《致亡友丹娜之灵》、《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96年5月5日,艾青溘然逝世……
艾青的夫人高瑛说:
“聂鲁达和艾青能成为朋友,不仅仅因为都是诗人,也不仅仅因为聂鲁达多次来中国得到艾青的接待、陪同,也不仅仅因为艾青去过智利,做过聂鲁达的客人,而是因为他们在接触中,在彼此的作品里,对对方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们也都有诗人气质:
幽默风趣,乐观豁达,坦率真诚。
他们能成为好朋友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人民的诗人,时代的良知,都对人类有着同样的使命感……”
如今,艾青和聂鲁达虽已远去,他们却像银河中两颗遥相辉映的亮星,永远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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