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性及问题解决途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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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性及问题解决途径

论我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性及问题解决途径

论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及解决的途径

摘要：

任何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都会遇到“三农”问题，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对“三农”问题的扬弃。

但是我国目前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却是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遇到过的，因此有较强的特殊性。

其原因是多年来的非农化战略、抑商

政策，不宽松的内部客观现实和外部环境，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意识形态造成的。

关键词“三农”问题；特殊性；历史背景；客观现实；外部环境；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一、引言

“三农”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任何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遇到，都必须认真解决，否则难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与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已经

基本解决的“三农”问题相比，我国的“三农”问题则显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加棘手。

这是由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决定的。

二、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

1、特殊的历史背景：

2.1.1长期非农化的发展战略

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会这么严重，问题积累这么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长期的、超常化的非农化战略导致的。

非农化就是以城市为偏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巨额

资金和资源，筹集资金和资源成了工业化的最大问题。

在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2条道路，一条是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筹集发展资金，如

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业化。

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建

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

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历史上2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

只能农业、农民、农村做出牺牲，把农业、农村、农民资源、资金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

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

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是农业失血过多。

据统计，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资金，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

二是农业积累不足，农民几乎失去了投资能力。

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只能获得基本的生活，几乎没有积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了。

现在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都难，更不用说进行扩大再生产。

三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难以得到先进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和带动。

国家要保证“以农辅工”的政策能够实现，必须严格的控制农村和农民。

这就导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二元分割。

这种二元经济比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不均衡，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都不曾遇到的。

按照产业经济转换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使国家不推行超常的非农化战略，让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也会出现“三农”问题。

假定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导致的“三农”问题为平均的或者一般性的“三农”问题，那么因长期的非农化战略导致的“三农”问题已远远超过了平均的程度。

2.1.2长期的抑商政策

我国历史上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长期以来将农业视为“本”，将商业视为“末”，其实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最终也变成了抑农政策。

建国以后，仍不太注重商业业态的培育，

更严重的是将商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或者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

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三农”问题并没有独立的表现出来，而是被高压的行政手段所

掩盖了。

但是抑商所导致的“三农”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

改革开放后，抑商政策仍然没有彻底根治，如继续打击投机到把，不允许私有粮商经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等政策仍然

在起作用，这些抑商政策后果立杆见影，过去所掩盖的“三农”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长期抑商政策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市场中介组织成长不起来，缺少中介组织的农业，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无法驾驭方向。

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统制经济，抑商就是抑农。

虽然现在这种抑商传统和抑商政策已有所改进，但是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抑商、轻商观念还一时难以根治，而且过去抑商政策所引致的问题仍然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解决。

在这些问题解决前，“三农”问题不可避免还要受市场的无序冲击和震荡。

我国这种特殊的抑商传统、抑商政策是其他国家所不曾有的，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特殊性的一种重要表现。

2特殊的客观现实

2.2.1农业人口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重、压力大、时间长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9.2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

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也就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艰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化解，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

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

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

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按照有关专家测算，现在我国农村大约有4亿劳动力，而现在的耕地和生产力水平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3亿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出去。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后，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

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2.2人均资源少，特别是人均耕地少

农业主要依赖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但是我国这2种资源的人均数量都较低。

我国人均所拥有的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

耕地资源则更加贫乏，2000年全国耕地实际保有量仅为1.283亿公顷，人均耕地不足0.106hm2，14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不足0.067hm2，其中有6个省区的人均耕地低于0.033hm2，全国有20%（463个）县（市）人均耕地低于0.033hm2，有30%（666个）的县（市）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7hm2警戒线。

这么少的耕地，无论种什么，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1个农民种植1hm2地，即1家种植2.667~3.333hm2地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达到这么一个生产经营规模，可以初步获得单体规模经济效应。

而现在农户的经营规模只有单体经营规模的1/10。

分散经营的小农业不可能获得规模效应。

不仅如此，经营规模如此小的耕地还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即保证12亿人口的粮食供给问题，农民的就业生存保障功能等。

据有关专家预测，要保证我国粮食供给的基本安全，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小于1.067亿公顷，也就是说能够机动种植其他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的耕地只有2000万公顷。

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的耕地只能种植比较效益低的粮食。

人均耕地本来就不多，而且这不多的耕地还必须以种植粮食为主。

另外，要保证农民的就业和生存保障，土地必须失去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流动性、效率性。

“三农”问题的这种资源约束和社会功能是大部分发达国家所没有的，这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之一

2.3不太发达的工商业遇上体制转轨和资本替代劳动的革命

一是虽然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国工业体系主要是以重工业为主，对解决人民生活和就业，特别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牵动作用并不大。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情况有所改观，有助于解决就业的轻工业和乡镇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面对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是杯水车薪。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商业要面对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

二是大部分的国有企业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许多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够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要释放大量的失业工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大约有下岗职工2000万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和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改革，还将有430万人被分流，5年内还将有2900家大中型企业被调整，有近500万职工失去就业岗位。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就又遇上了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革命，许多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不断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排斥劳动力的作用。

而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期，虽然也存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但是在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完毕后，才开始以资本替代劳动，并没有我国来得这么快，工业化与信息化和资本密集化几乎同时进行。

这也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没有过的，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农业先天性“早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实现了均衡，而且主要农产品还出现了结构性过剩。

这一问题过早出现，打乱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步伐。

这一问题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依然强劲，仍然是需求大于供给，这种状况对解决“三农”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我国在工业化的中期，各个产业对农产品的需求就已经出现饱和了，这种畸形的“早熟”在我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了。

这也是发达国家不曾遇到过的问题。

3特殊的外部环境

在发达国家解决“三农”问题时，全球化市场并没有形成，不担心其他国家抢占国内市场，而且发达国家还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为自己的农产品开辟新市场。

因此，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机遇。

这些都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但是我国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和机会。

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我国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时，全球市场已经形成，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纳入了世界农业生产体系，而我国大部分农产品没有比较优势（规模小、成本高、质量低、标准体系不健全等），不仅难以开拓国外市场，而且连保住国内市场都难。

今年以来，日本、韩国、欧盟对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蔬菜、畜产品以技术性壁垒进行限制性进口，就表明我国要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进行标准化生产还任重道远。

二是加入WTO，缩小了政府保护农业的空间，这使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在基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后，再开放市场，或者借助全球化解决“三农”问题。

我国是在“三农”问题最严峻的时候加入WTO的，农民和农业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

据分析，如果中国承诺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全部完成，全国6.4%的播种面积将被替代，6.5%的农村劳动力将被迫放弃农业生产，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将损失102元，中西部粮棉主产区受的冲击更大。

据有关专家测算，入世后，我国的谷物将减产7.7%、小麦将减产4.7%、大豆将减产4.5%、棉花将减产3.0%、油料将减产3.6%、糖料将减产2.5%，种植面积的压缩将减少2086~2550万个就业岗位。

三是虽然我国加入WTO便于扩大农产品出口，但是由于我国不太熟悉WTO规则，必须承担一定的“学费”，而熟悉和运用WTO的规则，需要较长时间来摸索。

在外国农场主游刃有余的利用规则时，我国还是“小学生”。

4特殊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是当时理想的政治制度设计的产物。

主要有3个方面的目的：

一是为了完成计划管理的目标，即催耕催种；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能够实现，严格控制农村和农民；三是当时的交通、通讯不便，行政管理的幅度小。

在上述要求下，农村设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有大量的乡村行政管理人员，而且这些行政管理人员都必须由农民来供养。

其特殊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

一是乡村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全额由农民支付；二是供养的人员非常之多、承担的乡村管理费用非常之大，是全世界所罕见的。

“吃皇粮”的人多了，便出现了以下情况：

一是从大数来看，农民供养了70%的“吃皇粮”的人员，即农业以15%左右的产值负担了70%的“吃皇粮”的干部。

二是从乡镇来看，我国农村共有2.38亿户、9.2亿人，设立近4.5万个乡级政府，平均每一个乡级政府仅5320户、2万人，特别是中西部大多数乡镇财政收入只有100多万元，有的乡镇甚至不足100万元，严重入不敷出，收支缺口必然要用农民的剩余收益来填上。

三是从县一级政府来看，县一级财政平均供养大约1.5万人，多的超过了2.0万人，少的也有1.2万人，如果是百万人口的县，平均每1000人供养的“吃皇粮”人数为15人，多的为20人，少的为12人，如果再将村组干部包括进来，每个村含村组干部折为8人，则每1000人供养的干部平均达到23人以上。

但是并不是每个县都有百万人口，所以每1000人所供养的人口要远远大于23人。

四是县级财政的80%以上是用来养人，乡村两级干部收税费其实就是收自己的“口粮”的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农民的收入要先养一大批“吃皇粮”的人员，增收当然困难。

笔者从湖南、湖北部分乡镇的调查情况和新闻媒体的反映来看，农民人均负担（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负担）高的达6000多元/hm2，低的也有4500多元/hm2，平均4500元/人左右。

目前我国的“三农”问题严重，可以说与我国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相关，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特殊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使“三农”问题特殊化和复杂化。

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所没有遇到的问题。

5特殊的意识形态

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是所有政府的职责，而且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志。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是我国“三农”问题往往与意识

形态交织在一起，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涵义，给了政府更多的压力和责任，也给了农民更多的怨恨理由和机会。

特殊之一：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如果农民不能与城里人

一样富裕，如果城乡差距还不断扩大，就会有违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从而使社会主义站不住脚。

特殊之二：

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如果70%以上的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则使农民失去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特殊之三：

土地公有。

传统社会主义者认为，现在农村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就是土地公有。

可以说，土地公有是社会主义的最后堡垒，而要控制土地就必须控制土地所有权。

国家控制土地虽然可以保证人人有土地，但是牺牲效率，控制土地的机会成本极为高昂。

这些特殊性使党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任务更重、压力更大、政策选择的空间更小，不可能推行如英国的“羊吃人运动”。

这些特殊性也使农民和经济专家不从农民身上找问题，总是片面地从政府身上找问题，怨恨政府，有些人甚至把这种特殊性作为攻击政府的武器。

可见“三农”问题的意识形态性也是外国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所没有遇到的。

三、农村现代化实现途径

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史表明，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都非常注重立足本国国情，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我们应该借鉴它们的经验，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途径。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均较低，人力资本积累少。

这是我们的国情，因此，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突破资源约束的瓶颈。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农业的重要条件，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是粗放型的，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耕地减少，粮食增产更加困难，食品质量安全面临许多问题。

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要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为主要目标。

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中出现的土地向种田大户、种田能手集中，企业承包农户土地等形式，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是积极的。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必将有利于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2．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农业基础建设既包括深化农业基础地位认识，保障农产品供给；又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还包括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

第一，完善强化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

农业农村投入力度，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

要按照“适合国情、着眼长远、逐步增加、健全机制”的原则，坚持和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不断强化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

第二，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要狠抓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抓紧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加大农业机械化推进力度，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农村节能减排工

作。

第三，着力强化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

针对农业生产薄弱环节，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3．着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竞争力。

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基本标志。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既要发挥农民的作用，又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还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主体，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农民，因此，只有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政府的支持是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

政府应制定支农、惠农、强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城乡统筹的发展方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以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通过改革。

使得国家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长效机制。

4．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

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科技进步。

要在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农业的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

在加大保护资源环境力度的基础上，走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建立以国家为主体，企业、农民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确保在农业科研和推广方面的经费投入以及科技成果的及时推广应用。

国家应采取有力政策措施，免费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提高现有人员的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在发展农业科技过程中，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实现农业生产地区专业化、部门专业化、作业专业化。

5．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培养现代农民。

实现农业现代化固然必须提高农业的设备和武装水平，但归根结底，还必须依靠现代农民。

针对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必须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储备人力资本。

政府部门应该多形式、多渠道地大规模培训农民，不断提高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

继续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组织实施农村实用人才“百万中专生计划”，扩大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范围，构筑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造就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

四、结语

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党要认真总结得失，继续探索出一条新时期、新形势下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那么，我们国家应该怎样走农业现代化的创新道路呢，这不仅关系到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目标，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期稳定。

我们知道，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化为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

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农业就叫做现代化的农业，这也就是农业现代化形成的过程。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机械化、化学化、水利化和电气化。

概括来说，就是农业现代化要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是建立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把农业建成具有显著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过程；也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过程。

综上所述，新时期、新形势下，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在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提下，走出一条切实符合自己的创新道路，即走一条以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为基础，农业产业化为目标，农业信息化为手段的现代化农业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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