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理论及其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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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理论及其演变

通货膨胀理论及其演变

【作者】（俄）C·M·尼基金【原文出处】国外财金【数据库】人大全文96年经济类专题

本文所要分析的这一问题之所以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是因为在俄罗斯这个国家本身发生了高通货膨胀过程，并且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又收效甚微。

不防指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货币的购买力下降）。

货币贬值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是由物价上涨引起的，而在有强大的非市场力量起作用的经济（诸如命令式和指令性经济或由国有化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中，促使货币贬值的原因还有受周期性加剧影响的商品短缺和商品与服务质量下降这两个同时存在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通货膨胀问题的阐述和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最初都同样是建立在将这一现象作为纯货币现象来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最初的通货膨胀理论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是在西方的文献中都是以在相应的经济学说中已形成的货币观点为依据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所依据的是如下的论点：

作为货币的必须是具有价值的某种商品（因为货币只有以这种身份才能够执行自己的价值尺度的第一位的和有决定性作用的职能）。

由于历史的演变和特殊的物理性能，在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诸如黄金这样的商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中还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另一种贵重金属即白银这种商品）。

至于谈到纸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增强的作用，那末，依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纸币只是作为金币的代表在发挥作用（而不管纸币与黄金的交换机制存在与否）。

正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上述两个最为重要的论点，即关于货币的黄金基础的论点和纸币是金币的代表的论点，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两个模式。

这里必须作一个重要的预先说明。

在马克思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经典作家或奠基者的著作之中，不可能见到有某种全面的和明确的通货膨胀理论（比如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或再生产理论那样）。

而只能见到一些个别的阐述，同时这些阐述并不具有任何理论概括的作用并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释。

全面的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乃是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建立起来的。

如上所述，他们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那两大论点。

正是依据马克思货币理论关于货币的黄金（或金属）基础的这一论点产生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第一模式。

这一模式将价格的变动趋向（上升或下降）只是解释为一种因素，即黄金开采业（或者，一般说来，在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货币制时期的货币金属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所有其余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比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依照这一观点，价格之所以上涨和通货膨胀之所以发生，总是因为黄金开采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得较为迅速和黄金与其他商品相比价格下跌了。

这一观点的主张者认为，鉴于黄金永远决定着纸币的价值，而纸币只不过是黄金的代表，所以，黄金跌价便会导致纸币价值下降和相应地价格上涨。

然而，对通货膨胀的这种解释甚至对于金属货币占支配地位的时期也是有条件下，并且随着纸币流通量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

初看起来，这一观点是与16—17世纪的情况相吻合的。

在这一时期内，西欧国家的商品价格上涨了1—1.5倍。

促使价格上涨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相对来说廉价的美国黄金和白银向欧洲的新流入量大约超过了欧洲1500年拥有的这些贵重金属的储备量的15倍。

然而，即使针对这一时期而言，上述这一观点的合理性的依据仍然是如下的这一极端的假定，即从美国大部分靠公开的掠夺而获得的廉价贵重金属的流入量等于金银生产部门与其他物质生产部门相比的较为迅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量。

而对于所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即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时期，关于价格总水平和黄金费用之间的直接依从关系的上述观点就已经是无法得到任何证实的了，包括在有条件的假定下也是如此。

试图借助统计核算来论证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上述这二者关系的做法未能获得成功。

在这一方面，一本最为著名的著作——米哈列夫斯基的《黄金是货币商品》一书（1937年，莫斯科）就是以统计核算的结果为依据的，而这些核算结果在核查时揭示了统计上的完全失误。

只要仔细考察一下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中价格涨落的周期性，就足以确信战争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了。

例如，19世纪价格的暴涨时期是在头二十年和1850—1880年。

前者是拿波仑战争震憾了欧洲，后者则与克里木战争和普法战争以及美国的国内战争息息相关。

在战争时期，纸币与黄金的兑换中断了，由此，价格水平与采金费用之间的任何联系甚至从抽象的理论角度来看也停止了。

19世纪的其余部分是和平时期。

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正常的货币流通，首先是黄金与纸币的兑换恢复了。

而和平时期的特点曾是价格呈急剧下跌的趋势。

当时在价格下跌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由竞争机制，而自由竞争机制通过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导致费用和价格下降。

并且，还有一点可以说明19世纪和平时期价格的总水平与黄金开采费用的变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就是在发行银行对黄金的无限制的需求的条件下，黄金的耗量是根据矿山以最高费用的开采条件来决定的。

此外，以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所新开采的黄金的适中的量（与已有的黄金储备相比）也有一定的作用。

由于价格时而上涨和时而下跌的波动，在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价格总水平在19世纪末叶大约等于或者甚至低于该世纪初叶的价格水平。

价格的这种动态也是19世纪德国的一大特点。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价格动态和通货膨胀的规律性就是如此。

价格总动态与采金业费用动态之间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这一现象在20世纪更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之外）和尤其在以后的时期也同样是这样情况：

在20世纪头三十年中是实行完全的或不完全的金本位制，而在以后的时期中黄金一开始便从所有国家的国内货币流通中被排挤出去了，之后在国际上也失去了货币金属的作用。

关于价格动态和通货膨胀与采金业的生产条件的变化有着直接联系的观点在完全与现实发生了脱节之后甚至在前苏联的经济学界也几乎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追随者。

把通货膨胀与剩余的纸币流通联系起来并同时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关于纸币是金币的代表的这一论点为依据的另一种观点曾经占有统治地位，但却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

总的来说，这一观点与先前的将价格水平与采金业的生产过程硬性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相比，具有较大程度的现实性。

但是，即使这一观点也有其薄弱之点。

正是这些不足之处才引起了前苏联经济学界的相当激烈的争议。

第一，提出了在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甚至在国际上都已停止的条件下还一味地将现代纸币与黄金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极其牵强附会和令人难以相信的。

第二，指出了20世纪中的价格上涨过程往往不仅是由货币流通领域中的过程，而且是由商品生产和市场供给领域中的过程引起的。

在前苏联经济学界持有这一批判观点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对通货膨胀性质的多因素的解释（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是受货币流通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商品生产与供给方面的因素的共同影响的）。

在这一观点中承认了现代纸币与黄金联系的完全脱节。

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理论观点。

这些观点在解释现代纸币的性质时试图不考虑与黄金的联系。

在一种情况下，这些货币不是作为黄金的代表，而是作为某种别的商品（如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代表；在另一种情况下，认为现代纸币完全没有商品的本性并断言纸币变成了某种计算单位，而这种计算单位直接反映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在第三种情况下，把现代纸币看作为垄断商品的变种（因货币的发行是被置于一个垄断者即国家的完全监督之下的）。

在这一观点的框架内，纸币仍然保留商品的本性，而纸币的价值的形式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针对其他垄断商品所提出的规律（作为其他非垄断商品价值的再分配结果）。

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其实就意味着在黄金被排挤出货币流通领域之后上述的货币理论既不能作为解释纸币本性的基础，又不能作为解释通货膨胀过程性质的基础。

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

货币数量论的支配地位

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同样也是源于货币理论的。

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不同，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这一职能视之为基础。

早在16世纪就产生了的货币数量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了起来（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而在经济学界则以李嘉图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货币数量论曾经享有极高的声誉，其中包括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头几十年中对通货膨胀现象的解释也是闻名于世的。

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费雪首先于1911年在其《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最为明确地提出了货币数量论（费雪正是由于对货币数量论和货币的购买力问题的研究而同时成为经济指数，首先是价格指数计算的理论家之一）。

恰恰是费雪推广了所谓交换方程式并使其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

MV＝PQ，

式中：

M——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

V——货币流通速度；

P——商品交易价格的平均水平；

Q——商品交易量。

交换方程式以最简单和最通俗的形式表达了货币数量论。

而货币数量论受到了各种学派，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评。

下面我们且来考察一下这种批评的一些主要论点及其论证的充分程度，从而便能够确定货币数量论的科学性。

鉴于从70年代开始货币数量论的复苏（当然是披着更为复杂的货币主义的外衣），对这种批评进行分析便具有特殊的意义。

针对上面所谈到的费雪的交换方程式所提出的第一大类批评意见可作如下的归纳：

就是说这一方程式是同义反复。

的确，如果考察方程式本身，那么它是为这一指责提供了依据，因为它只是认定了如下这一十分明显的事实：

周转中的支付资金包括其流通速度的总额等于商品交易总量乘以价格平均水平。

然而，费雪将交换方程式与一系列条件联系起来，从而要求在交换方程式中反映明确的因果关系。

第一，V和Q被认为是常数或相对常数。

第二，M，即流通中的货币量，被视之为原因，而P，即价格水平，则被视之为结果；并且，上述的因果关系被解释为严格的比例关系。

换句话说，在费雪的交换方程式中相当严格地表达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而根据这一观点，价格水平的变动与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成比例的。

其实，这一表述中表达了通货膨胀理论的一个最简单的模式，即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长成正比。

对费雪的交换公式提出的第二大类批评意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人物的批评意见）是否定形成这种量的等式而没有预先阐明等式的“质的”基础的正确性。

说得简单些，就是批评家们认为，不可能将货币总量与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如果不预先确定其价值实质的话。

不能承认这种批评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交换方程式中进行比较的是用一种计量标准，即货币形式所表示的数值，从而使这种比较成为完全正确的，而不需要对作为价格和货币基础的价值问题作任何预先的说明。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货币数量论在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职能为依据的同时，也是以西方价格理论的基本公式为基础的。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这种批评意见，即不仅仅是指责货币数量论的追随者，而且也是指责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界无力解决货币的价值问题的话，那么，针对这一点而言可以指出如下的情况。

在西方经济学界中有一系列试图阐明货币的价值基础的流派（大部分都是以这一个或那一个经济学家所赞同的商品价值的观点而定的）。

下面就一些主要的流派分别作一简要的阐述。

其中的一个流派，也是最普普通通的一个流派，把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生产费用联系了起来。

十分清楚，货币价值的这一“原始的”定义在对理论分析进一步深化的条件下本该根据非劳动价值论的追随者的偏好和信仰的不同归为生产要素的两个变种之一：

或者是要素效率说，或者是货币所有者牺牲说。

以货币的生产费用从理论上解释货币价值在金属货币流行的时期看来是近乎情理的。

而在纸币占据支配地位之后，对货币价值作这种解释的意义便显著的降低了。

有人试图从边际效用论这一价值论的特殊变体的角度来解释货币的价值。

然而，那些在为货币价值下定义时试图利用所谓效用测定基数法即直接法的边际效用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们的有关的一些论点看来是极端虚假的，是杜撰出来的。

借助效用测定序数法确定货币价值的做法曾经收到成效（即借助所谓无差别曲线在确定各种商品效用的次序选择的基础上的效用测定法——参见帕累托、希克斯等的著述）。

通过这样一些理论构想，从消费资料组合的无差别曲线的最佳结合中导出了货币价值。

属于这一消费资料组合的不仅有消费品，而且还有有价证券、现金余额等。

由于对货币价值的各种各样论证的虚假和牵强附会，所以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对货币实质的所谓唯名论的解释便占有了支配地位。

唯名论否认货币的商品本性，相应地就没有提出货币的价值实质问题。

依照唯名论的观点，货币乃是某种符号，而这些符号由于特定的情况便具有能够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能力。

这些特定的情况或者只是与国家的支配力有关，或者除此之外还与某些经济原因有关。

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乔治·克纳普被认为是唯名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货币国家说》（1905年）中就阐述了这些观点。

通过对试图解释货币的实质，包括货币的价值实体的西方货币理论的简单叙述，可以再一次证实只是因为货币数量论没有与某种解释货币本身的价值挂上钩而否认货币数量论是不正确的。

可是，货币数量论就其实质来说与唯名论的货币观点是一致的（当然，虽然可以，但却是有条件地可以将货币数量论与上面所谈的承认货币的商品本性和货币的内在的价值实体的其他理论结合起来）。

选择西方经济学界所提出的对货币实质的任何一种解释首先是基于相信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所选择的模式的合理性（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所作出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话）。

针对货币数量论所提出的第三大类批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理论。

这类批评意见是指责货币数量论过于简单了。

对这一大类的批评意见还可以细分为如下两种。

一种批评是指出了只是将现金数量解释为引起价格水平变动的决定性原因的狭隘性并认为除了现金数量之外还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其他因素（包括各种各样的支付手段）。

鉴于这一种批评并未涉及到货币数量论的实质，所以，有些人就借助于这种批评意见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例如，费雪便使自己的交换方程式变得复杂了一些，在交换方程式的左方补加了支票流通及其周转速度。

但英国经济学家们（尤其是马歇尔和庇古）还进行了更大的更新。

他们将经济机构对支付手段的需求问题既作为流通手段又作为保险基金包括到货币数量论中去了。

总的来说，这些修正并未涉及到费雪的货币数量论中所包含的价格水平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直接的硬性的比例关系。

属于这一大类批评意见的另一种批评或者是指出了货币数量论中包括的过分硬性的规律性的可疑性（如货币量增长和因货币量增长所产生的价格水平上涨的严格的比例关系，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交易量的不变性），或者是指出了在与货币流通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作用的同时可能还会有生产性和市场性的价格形成因素方面的相当重要的反作用。

由于这些批评意见对货币数量论和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理论的原则本身都构成了威胁，所以并未予以考虑。

然而，之所以未对这种批评意见没有给予考虑，也是因为有其客观上的原因。

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通货膨胀理论大体上正确地解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头几十年运行的通货膨胀机制。

那一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是在纸币量与其金属基础相脱节的情况下价格对纸币量的升高的反作用（通常是在战争时期或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

由此而产生了货币数量论者所建议采纳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法——首先是降低纸币总量、恢复纸币与黄金的联系（兑换）。

当时，采纳了这样一些建议实际上就足以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和价格形成了。

针对货币数量论的最后的即第四大类的批评意见是：

货币数量论作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包括在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之中（供给自身产生对供给的需求）。

实质上，否认在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的严重失衡乃是萨伊定律的基本论点。

首先对这种思想给予评击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框架内论证了包括萨伊定律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内在的协调一致的所有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一经济学说的框架内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尤其是与再生产的信贷货币领域息息相关。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说批判领域中的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就在于此。

西方经济学界的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和维克塞尔等人——只是在过了数十年之后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1929—1933年深度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新古典主义理论破产了。

而正是这一理论的破产导致了它的价值和成为这一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货币数量论的价值的暂时下降。

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

从“凯恩斯革命”到“货币主义反革命”

在西方经济思想中，30年代的一大标志就是凯恩斯理论的问世及其很快享有颇高的声誉（发生了所谓凯恩斯主义革命）。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主要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问世）中所表述的思想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凯恩斯的两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以其最为通俗的阐述与以前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最具有革命性。

第一个思想是：

肯定私人经营的市场经济不拥有自始至终总是发挥作用的自谓节机制，从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经济可能处于深刻的危机性停滞状态，而单单一个市场力量是无法使这种经济摆脱这样的停滞状态的。

由此而论证了有必要实行国家的经济调节，以纠正这种经济的纯市场发展的缺陷。

第二个基本思想是：

提出了刺激所谓有效需求作为国家的经济调节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实行这种刺激的决定性手段就是增加国家的预算开支（其中包括采用国家预算赤字这样的方法）和推行自由化的信贷货币政策。

正是由于这第二个基本思想的影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逐渐形成了关于通货膨胀的新观点。

凯恩斯主义对解释通货膨胀所加进去的主要之点就是否认货币数量论，特别是否认费雪的阐述中所提出的硬性的量的规律性。

认定交换交程式的左右两方的货币流通速度也好，商品（产品）交易量也好都可能发生变化，相应地，这些变化对通货膨胀过程的影响也是可能的。

一些经济变量，其意义在以前是估计不足的，也以极其重要的作用被包括到对量的规律性的分析之中。

这些变量首先是利率以及各种支付手段和有价证券的不同的清偿力。

同时也否认了在货币量与价格水平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着固定的比例关系。

依照凯恩斯的思想，在一定的条件下（首先是在生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在有大量的限制和经济高涨的条件下），货币量适度的增长（和由此而引起的金融资产的增长）及一般的有支付能力需求的适度增长应当通过降低利息和相应地通过增加投资对生产和就业率的增长起较大的影响作用，而对价格的上涨起较小的影响作用。

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不仅仅是扬弃了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量和价格水平变动中的成比例关系的论点，而且还提出了低通货膨胀即所谓爬行式通货膨胀在刺激生产和一般的经营积极性的效用的论点（而依据货币数量论的公设，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即通货膨胀，永远只能从经济意义上作否定的解释）。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正是凯恩斯思想改变了对通货膨胀的看法，低通货膨胀，也就是爬行式通货膨胀（最初理解为年物价上涨率不超过2—3％，以后理解为物价年上涨的上限为5—10％）开始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刺激生产起着有益的作用（可是，对可允许的爬行式通货膨胀的幅度的评价都是因国家而异的。

例如，在瑞典，年物价上涨率不超过10％的通货膨胀才被视之为可允许的爬行式物价上涨水平）。

而更高的通货膨胀，如奔驰式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率从10％到50—100％），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年物价上涨率在100％以上），则被认为是否定的，因为由此而引起的较高的社会经济费用（有时还有政治代价）会明显地超过可能获得的收益，如果一般来说还是有收益的话（在恶性通货膨胀范围内，还可以划分出极度恶性通货膨胀，或者叫做超级通货膨胀，在这种通货膨胀情况下，月物价的上涨幅度为50％或更大。

如果月物价的上涨幅度保持为50％的话，那么这一年的年物价上涨率将是130倍。

尼加拉瓜1988年的物价上涨率为330倍，这是当今的破纪录水平。

可是，历史上也发生过更高的通货膨胀。

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超级通货膨胀时期，1923年的物价上涨幅度高达100倍，而个别月份的上涨幅度则更大。

最后，在德国实行了没收式的货币改革时，1923年末一个新德国马克可以兑换一万亿旧德国马克。

对通货膨胀解释的进一步的演变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改良上。

这里我想指出两个极其重要的流派。

第一，出现了证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失业率之间有相对固定的逆向联系的流派。

根据这一流派的观点，低失业率时期通常促进了物价的加速上涨；而高失业率时期反映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普遍下降（通常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典型现象），它与物价降低同步发生。

这种相互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这是因为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分析英国大约一百年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一规律性。

以后，证实美国也存在着这种规律性的著述相继问世了。

这种量的规律性的揭示促进了对反通货膨胀政策（统称为通货紧缩政策）措施的研究，而这种反通货膨胀措施在抑制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增大的基础上将通货膨胀率降到了最低限度。

从“菲利普斯曲线”和类似的论点起，西方经济学只能作出如下的选择：

要么是高失业率，要么是高通货膨胀率。

第二，对只是固定表现为交换方程式的直接数量关系的存在（也就是对货币量的增长总是引起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最有效的原因这一点）越来越多地产生了怀疑。

有人提出了如下的假设：

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也可能是由交换方程式的右方所发生的过程，也就是包括商品销售的各种不同的市场条件在内的商品生产和供给中所发生的过程所引起的。

随着这一观点的发展，价格理论的思想强有力地渗透进西方通货膨胀理论中了，从而排挤了独占支配地位的货币理论。

不妨指出，在现代模式中，价格理论（或者说是宏观经济理论）似乎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而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旨在说明一定的价格形成因素。

与这些因素有关的四个方面是：

消费需求的形成；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通常是在个别公司的活动范围内）；以不同的市场形式为转移的，或者换句话说，以市场上的垄断力量和竞争力量的结合为转移的需求和供给的比例关系；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分配理论）。

成为价格理论的这些组成部分的所有的价格形成因素开始都同时被视之为引起价格上涨，也就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

对传统的纯货币的（或者说只是与需求因素相关的）通货膨胀理论进行这种修正对于理解现代通货膨胀过程和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然，认为对通货膨胀所进行的多因素的新解释只不过是抽象的理论上的一大成就是错误的。

这一观点的直接依据是：

价格理论中所包括的所有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19世纪和20世纪头几十年不同，真正成了引起高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这些观点的形成表现为所谓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形式，它与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不同，后者只是包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根据引起通货膨胀的因素形成对通货膨胀的两种解释——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和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无疑是在通货膨胀理论的演变和制定反通货膨胀的实际措施中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并且，还必须强调指出如下两个重要的情况。

第一，对通货膨胀的这两种理解完全不能看作为两个彼此独立的通货膨胀的流派。

普遍认为，在当今的大范围的通货膨胀中，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和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因素都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这明显地使一般的反通货膨胀斗争变得更加困难了。

第二，对通货膨胀的两种理解与货币有着有机的，虽然是不同的联系。

在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中，货币同时既具有这种通货膨胀的基础的作用，又具有促使这种通货膨胀发生和发展的积极原因的作用。

在费用引起的通货膨胀中，货币同样是这种通货膨胀的基础，但却是引起这种通货膨胀的消极原因。

换句话说，在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中，货币数量（包括货币的流通速度）接近于由商品的生产和供给方面的非货币因素作用所引起的已上涨了的价格水平。

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接近（或者接近的程度不十分相当），那就会开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