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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史
黄河文化
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任何的朝代兴衰、更替,历史的繁衍、发展,文化兴起、传播都与万年不废之流的黄河息息相关。
——题记
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催生了古印度文明,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斑斓多彩的华夏文明则是由黄河所哺育。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距今100万年前后,就有人在黄河流域定居,这些在漫长岁月之后被后人称之为“蓝田人”、“河套人”、“丁村人”的远古时代居民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在黄河沿岸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明。
在黄河沿岸,有大量被发掘的文化遗址:
有在黄河中游渭河两岸陕西蓝田县发现的包括临潼、渭南、西安、华县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代表——“蓝田文化”;在黄河中游山西莴县风陵渡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代表——“匼河文化”;以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为代表的“丁村文化”;分布在中条山东端以山西沁水县下川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北大窑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址代表——“大窑村文化”;在黄河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东北水洞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水洞沟文化”;以及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发现的“河套文化”,等等。
总而言之,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不仅数量多,类型齐全而且是延续发展,由远及近、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成长的轨迹,这些是其他江河湖海不能替代的。
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出现了以农业为特征、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随着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血缘氏族部落逐渐由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部落之间也开始了一系列战争。
最终,势力强大的黄帝战胜了炎帝,基本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
因其多活动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带,故又称为“中华民族”。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起源。
这也是至今,分布在各地的华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炎黄子孙、把黄河视为母亲河的原因。
黄河是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心
四千多年前,禹在黄河下游以河南西部嵩山为中心建立了夏王朝。
夏王朝的建立,摈弃了原始社会氏族和部落的血缘关系,以奴隶制代替了原始公社制,是中华民族步入阶级社会的标志。
从此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中心。
从夏王朝起,到北宋时期,共有数十个朝代建都在黄河流域,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的户县东建立了丰京,周武王继位后又在今西安附近的长安县西南建立了镐京;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河南洛阳。
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除吴、越外,齐、晋、燕、赵、韩、魏、宋、秦等诸侯国活动范围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也定都在渭水之滨的咸阳。
纵观历史,黄河流域因其适中的位置、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为建立国家首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喧盛一时的座座都城也为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创造了历史的文明,书写了黄河文化绚烂篇章。
黄河还是历代群雄角逐、兵家必争之地。
从传说中炎黄、蚩尤之间的鏖战到有文字记载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争夺战以及著名的楚汉鸿沟之争、袁曹官渡之战等都发生在黄河两岸。
黄河两岸的苍茫大地上,曾飘扬过秦朝末期陈胜、吴广的起义的猎猎战旗;曾震响过西汉时期赤眉、铜马、黄巾起义军杀向封建王朝的冲天呐喊。
唐代末年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都在这里上演过威武的历史话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从此,在延安光芒的照射下,黄河之滨俨然成为中国当代革命的摇篮,迎来新中国黎明的曙光。
黄河是我国古代的经济中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黄河两岸的民众在与自然灾害长期的抗争中发明创造了铁制农具,发展农田灌溉事业,普遍推行了牛耕,是土地基本得到开发。
成书于战国的《禹贡》记载了当时的各地土地利用情况,书中把诸侯国分为九州。
其中,雍、徐、青、豫、冀、兖这六州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我国最早的灌溉工程——滤池,也在黄河流域(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
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持续高涨。
秦始皇元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境内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二百八十万亩“泽卤地”。
汉代则通过修建成国渠、灵轵渠等,在八百里秦川形成庞大的灌溉网系。
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期,各个政权更迭之际,处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发展生产,这种政治格局都带动了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
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四百多年里,黄河流域的经济有了高度的发展。
隋文帝的经济改革让封建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可谓是“财力充足,资储遍天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先辈们充分利用了黄河的水资源进而发展农业。
以京都为中心,以黄河为骨干,沟通长江、淮河、海河等水系的庞大水运网也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秦代到北宋的一千三百多年中,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虽然北宋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是黄河流域任是我国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区。
与黄河共谱和谐新篇章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漫长历史中创造了无数瑰宝,黄河两岸遍布灿烂辉煌的文化。
在近代,人们以一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方式追求眼前的利益,导致黄河无法承受。
面临着水资源短缺、频繁断流,小水大灾,生态环境退化等方面的危机。
因此,我们应在充分考虑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在统筹考虑生态用水和工农业用水关系的同时,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加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和保护,实现黄河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展望未来,我坚信,经过我们矢志不渝的努力奋斗和不断探索,黄河一定会实现长治久安,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
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中华民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定会焕发新的光彩!
所谓黄河改道,是指河流决口后放弃原来河床而另循新道的过程。
千百年来,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变迁无常,改道频繁,中游的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的黄河河道都曾多次改道变迁,但影响重大的是黄河下游河道改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改道波及的广大地区,南达江淮,北抵天津,西起孟津,东至黄海,纵横25万平方公里。
据史载,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末的四千余年间,黄河下游共发生过一千五百余次决口,先后26次改道。
《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改道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早黄河改道。
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高宗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西南决河,黄河入泗水进入淮河,“夺淮入海”。
之后700多年间,黄河的流向都在江淮及鲁南地区。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决口后,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
此后一百五十余年间,苏北海岸线向大海不断延伸,云台山始与大陆接壤,呈现沧海变桑田的壮观历史地理景象。
黄河每一次改道,在人们的记忆中,充满着恐怖、死亡、流离失所和家破人亡。
所以黄河也是世界上给人类造成灾难最多的河流之一。
然而就在这苦难的历史沿革过程中,产生了古老灿烂的中国黄河改道文化。
几千年来,连云港(古海州)在黄河改道中数次沉浮,历受磨难,由桑田变沧海,再由沧海变桑田,承受着改道造成的苦难,也继承着改道文化的丰厚遗产。
史学界形成的普遍共识是,文化孕育于江河,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华主流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因此“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这里提出的“改道文化”概念,是基于“黄河文化”这一范畴,根据黄河数千年来南北大迁徙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在迁徙过程中所积淀的各类文化元素,所形成的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
“改道文化”是这一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最后的一次改道北流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
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海州至云台山乃至太平洋西海岸,是一马平川,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
然而,就在一百五十年前上溯700多年间,在黄河水的推波助澜下,云台山是一个飘荡在黄海之中的孤岛。
笔者由黄河中上游来连云港生活工作已10余载,出于对黄河文化的热爱,近年来潜心观察了由沧海变桑田的古海州地区的人文地貌,传闻史籍,对黄河改道所形成的独特历史景观及文化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总的说来,黄河改道对下游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连云港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积淀尤为深厚,成果尤为丰硕;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宏观上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
连云港的重大文化遗产,基本上都与黄河改道息息相关。
可以说,没有黄河改道,就没有今天如此绚丽多彩的连云港区域文化。
本文试图通过四千余年来,黄河改道在连云港地区所留下的重要的人文遗迹,对黄河改道与连云港五大文化遗产的关系,依时间顺序排列,阐述一些个人见解,供社会有关方面参考。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藤花落”——毁于黄河改道的史前人类生活遗迹
公元2000年,国家公布了当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江苏省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榜上有名。
[1]“藤花落”这个多少有些诗情画意的史前中国古代人类部落遗址名称,首次见著于考古史册中。
“藤花落”遗址,位于现今的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处中云台山北麓的冲积平原上,海拔6—7米。
遗址埋藏于距地面1.5—2米的黄土淤积层之下。
已发掘的古人类遗址面积约2100平方米,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
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壕、城门等组成,城围1520米,墙基21—25米,残高1.2米,总面积约150000平方米,用堆筑和板筑相结合的技术组成;内城位于外城内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门和哨所组成,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主要由版筑夯打而成。
城内众多房址中有一座“回”字形大房址,面积约110平方米。
遗址内还发现有供排水用的水沟、宽3—4米的道路、石埠码头、水稻稻田和儿童尸骸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锛、石刀和陶鼎、钵、盆、盘、杯、纺轮以及动植物标本、玉器等共计1200余件,还发现100多粒炭化稻米粒。
通过对遗址土壤植物硅酸体测定和众多遗址现象初步认定,城外和北部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物农业生产区,,充分证明这一时期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主要以稻作物农业为主。
“在1999年发掘的城南部的一个工作区域的剖面上,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外城墙墙体两侧的底层堆积明显不一样,外侧耕作土层下是若干层水平状淤沙土堆积,多为纯净的黄灰沙土和青灰沙土,明显是受到海潮倒灌和洪水冲击而形成”。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认为,“藤花落”遗址距今四千多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遗址。
对研究中国史前人类遗址的平面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海岱地区的古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中发现,有十分明显的偶蹄类动物脚印和人类脚印及圈养动物的栅栏。
由此专家们判断:
史前人类已开始了圈养家禽牲畜的历史。
这在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
这是江苏省内目前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2]。
“藤花落”是如何成为“地下城”的,至今莫衷一是。
来自现场考古学家们的推测是,这座古人类城池很可能毁于某次山洪爆发、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
有关专家学者做过多方面的求证,“自然变迁、商人伐夷、周人伐夷,都可能是被迫离开本土、西迁内地和海外大逃亡的原因”[3]。
也有人曾根据遗址内人们建造房屋使用了数以万计的木料为依据,分析推测,古人过度砍伐,山体植被遭到破坏,生态严重失衡,使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极易发生,因此受到了自然的惩罚。
笔者分析认为,“藤花落”毁灭于史前某次没有历史记载的黄河改道。
其论据有三:
(一)“藤花落”时代(公元前2000前后),黄河主流在北方。
“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
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大致和大禹治水时间相吻合”[4]。
早在4000年前(夏商时期),黄河的入海口在今天津市的七里海一带,古称“禹河”,或许跟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有关。
改道后,“禹河旧道,有时还行水,至战国中期才完全断流”。
在这之后的大约1400年间,黄河一直在北部的七里海与北淮淀(今属天津)之间游荡徘徊。
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发生大改道,由北南下,涌入江淮。
黄河改道后,遗留下的旧河道被称之为商周黄河,在河口入海处留下大量的沉积物,形成覆盖在海积层上的黄土层,就是今天黄河三角形冲击扇的北翼,土层厚达1至2米(与“藤花落”黄土淤积层厚度相当)。
由此得知,距今4000年前,天津七里海地区是商周黄河的入海口。
“藤花落”时代,正值黄河北流时期,当时的连云港地区大致应该象今天一样(海拔水位比现在还低),桑田万顷,人畜兴旺,没有大的水患灾害,是一片农林渔牧业繁荣发展的连接大陆的海滨闹市。
(二)“藤花落”毁灭于水患,其直接原因并非来自海啸或局部的洪涝灾害,而是来自华夏内陆,来自黄河改道所造成的水位陡涨和淤积物沉淀。
“藤花落”毁灭于水灾,这是近年来考古界一致的共识。
如此重大的造成城郭灭顶之灾的水患,其来源一是海啸,二是黄河改道,没有第三种可能。
至于考古学者所推测的“古人过度砍伐,山体植被遭到破坏,生态严重失衡,使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极易发生,因此受到了自然的惩罚”一说,无论是从时间、空间、自然环境以及气象条件上讲,都形不成如此大规模的、如此影响深远的灾害。
一般的雨季洪涝灾害不会造成时间上如此持久、受灾区范围如此普遍、沉积物分布如此均衡的遗存现象。
假设是史前的某次海啸或者火山爆发所致,深海淤积物应是夹杂着海生物遗骸的沙石物体,不会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泥土。
因此说,黄河改道是唯一能够应证的必要条件和结果。
“藤花落”的灭失,在当时的江淮沿海黄泛区,决不是唯一的史前人类栖息地毁于自然灾害的个别现象。
近年来有人发现,“从孔望山向南沿锦屏山东面的一溜山根到陶湾,约1.5平方公里的地表下发现有1米多厚的海淤,海淤以下又有1米多厚的瓦砾层,曾出土大量的陶片以及未烂的木料”[5]。
在距“藤花落”遗址东北约10公里的一段滨海地区,被当地人称作“墟沟”。
查究其地名来源,无籍可考。
民间传说“墟沟”这个地名来自“七沟八坡,满地废墟”的简称。
既然是“满地废墟”,就应该有一个造成“废墟”的原因和理由。
古代汉语里对“墟”的解释有这样几重含义:
其一是“废址,故城,毁为废墟”,“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6];其二是“有人住过而现已荒废的地方:
废墟,殷墟”;其三是“毁坏,使成为废墟”;其四是“乡村集市”;其五是“村落,墟落,墟井,墟墅(乡间房舍)”;其六是“坟墓”[7]。
由此地名是否可以推测:
“墟沟”这个地方,在“藤花落”时代,应该是一个人气旺盛、商业繁荣的城郭,它也曾毁灭过,也许与“藤花落”同期毁灭于黄河改道。
1998年,在江苏连云港市连岛北侧发现了一块纪年“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的行政区划石刻:
“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西直况其。
朐与柜分,高顶为界,东各承无极。
”这里的“水”,“就是曾经在赣榆县形成很大水面的艾塘湖。
艾塘湖水是个泻湖,与海相通。
它的出海口在今连岛北侧形成一条河道。
由艾塘湖至出海口的河就是史籍中的艾水。
航测照片清晰地显示了从今范河口向北经连岛北侧入海,长80余华里。
由此证明,两千年前今连岛北侧、北云台到竹岛、西墅、临洪口到青口有一片陆地和大陆相连,这片陆地就是柜的属地。
或者说是琅琊的南界”[8]。
“墟沟”的“沟”,会不会是艾水形成的沟壑?
据此推测:
在墟沟至连岛(今拦海大堤)北侧地下,很可能埋藏着比“藤花落”遗址规模更大的史前人类遗址,或许就是在史册中有记载的消失已久柜县县治?
有关专家学者也在为此紧急呼吁:
“必须绝对保护东连岛村至连云港海洋站一线海岸线和自然生态”[9]。
(三)“藤花落”的毁灭没有给栖息地的人类造成直接的生命损失。
从遗址出土的建筑结构、农业及交通设施和人类生活遗存物等分析,遗址内既没有发现人类以及家禽家畜的尸体,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宝贵遗留物品,都是一些“石斧、石锛、石刀和陶鼎、钵、盆、盘、杯、纺轮以及炭化稻米粒”之类的“坛坛罐罐”。
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比如房屋倒塌造成人类、牲畜直接死亡(陈尸遍野)、生活用具及设施的毁坏严重等,在这里没有得到体现,只是在水稻田里发现了“儿童遗骸”。
黄河改道所致的水位上升是一个伴随着海水潮起潮落、相对平缓持续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或许几年,几十年,上百年?
据此断定,在当时黄河改道由北向南的过程中,人类对这次旷世的灾难已有所预警,是一次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转移。
就在“藤花落”遗址西北约500米的华盖山南麓,近年来相继出土了几处古墓,据考证属汉代以前的墓穴。
是否与“藤花落”有关?
值得进一步研究考证。
二、孔望山——被黄河改道遗弃了的东方古文化堡垒
位于新浦区以南3公里处的孔望山,因孔子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
其山不高,其貌不扬,孤零零地盘桓在繁华都市一隅,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座山仅仅是因为文化巨人孔子的登临而得名的一处旅游景点。
孔望山,一个被黄河改道冷落了的东夷古文化部落,是古海州城东门的登高览胜之处,也是集儒、释、道文化和书法、造像等石刻艺术于一体的历史文化名山。
4000多年前,东方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在这里。
东夷首领少昊的遗墟,就在连云港市海州区孔望山。
孔望山至今还有一个“问官台”。
秦代曾设朐县于孔望山。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说起朐山,自然会想到孔望山西南的一个小山头,其实,历史上朐山,是以孔望山为中心的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浦区以及灌云县部分地区。
在历史上,孔望山不只是一个“山”的概念,它包含着一个几经兴衰的行政府邸。
“秦始皇三十五年,于朐县立石海上,以为秦东门┄┄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10]。
据确切的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先后三次东巡至此。
公元前212年,在海州的孔望山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海外开放的门户--秦东门,使古海州成为当时与嘉峪关、山海关、镇南关遥相呼应的四大开放关隘之一。
唐初,这个地区曾升格为统辖四州(涟、海、环、东楚)的总管府。
孔望山摩崖造像距今有2000多年历史,比敦煌莫高窟还早200年,被史学家称为“九州崖佛第一尊”。
造像位于山体西南侧,开凿于东汉,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国内唯一反映原始农业部落精神文化信仰的石刻岩画,享有“东方天书”的美誉。
摩崖石像中有着丰富的佛学内容,其中“涅磐图”表现了释迦牟尼离开尘世,到极乐世界去时,众弟子或悲戚,或哀号等各种痛苦的表情。
摩崖石刻中的“舍身饲虎图”、“汉代宴饮图”、“叠罗汉图”等,形态各异,古拙生动,表现出浓厚的佛教色彩,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另外还有一处汉代的遗物,在孔望山南面的山脚下,为一个圆雕石蟾蜍,俗称“镇海神蛙”。
孔望山是4000多年来,黄河改道多次夺淮入海,始终没有被吞没的连云港地区首屈一指的古文化堡垒。
由于相去年代的久远,有许多文化遗产遗物失传了,消失了。
至今只留下了一些造像、石刻等物的痕迹和隐隐约约的口头传说,给了后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其中有许多难以破解的谜,让人追思,令人神往。
其一是:
古朐县址之谜——这个古老的城址究竟在哪里?
“淮水于县(淮浦)枝分,北为游水,历朐县与沭合。
又迳朐山西,山侧有朐县故城”[11]。
“海州设朐山县为直属县,其治当在今孔望山”[12]。
史料是这样记载的,但至今连古城址的影子也找不到,会不会在孔望山的山脚下,被某次黄河改道淹没了?
先民们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安身立业?
仅仅是因为这里地势较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它还能为我们今天的城市规划、建筑选址带来多少有益的启示?
比如“藤花落”被洪水淹埋得连地名都消失了(“藤花落”是遗址发掘者后起的名称),“墟沟”却缘何在历尽劫难“遗名”依然存在?
还能为我们以及后人们避免重大自然灾害,尤其是黄河改道这样的几百年上千年一遇的重大事件提供些什么样的帮助?
其二是:
孔子望海之谜——孔子身为鲁相,在齐鲁大地许多地方都可以望海,也肯定望过海,而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却为什么舍近求远到朐县来望海,留下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地名?
《论语》中有一段记载:
孔子曾经认为东夷不同于南、北、西“三方”,有“仁贵之化”,注重礼仪。
所以,他要带弟子子路到东夷居住。
“孔望山”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表面现象,一般的解释是“因孔子在此登山望海而得名”。
仅仅是因为登山望海?
没有真实的历史文化内涵。
恐怕这“居住”就是孔望山成名的答案所在了。
既然是一次考察,依孔子的性格不会是走马观花式的“登山望海”。
当年孔子和弟子子路很可能在这里居住了不短的时日。
孔子当年在望海中的什么?
是对黄河改道涂炭生灵的无奈愁思,还是对郁州仙岛婀娜多姿的举目神往?
会不会正如禁烟功臣林则徐凭吊孔望山问官台时即景抒怀的:
“千秋孔望谁能企?
聊以观澜赋水哉!
”
其三是:
“问官台”之谜——《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秋天,郯国的郯子到鲁国的国都曲阜朝见,孔子认为周王朝和鲁国的官僚机构臃肿而渎职,就向郯子请教郯国的祖先“少昊之国”的官制建置。
不久,孔子就亲自“往见郯子而学”。
他来到郯国,向郯子请教关于官制方面的学问。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孔子“问官于郯”,而郯地(今山东郯城)并没有留下一个“问官台”,却留在了距郯百里之遥的朐县孔望山?
有人解释说,“孔望山至今还有一个纪念性的问官台”。
孔子当年是在“郯”什么地方向郯子请教官制学问的?
据史载,春秋时朐县隶属于郯。
“孔子问官于郯”在朐县,也是在郯,与历史记载并不矛盾。
作为一个大国之相,孔子召郯子来朐县商榷政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问官台未必是“纪念性的”。
其四是:
“秦东门”处所之谜——1994年,连云港当地政府根据史料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在海州新建路广场设计安装了一组“秦东门”石雕,碑身刻石勒铭文“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
引起各界的不同议论,其中寇彬堂先生这样认为:
作为雕塑艺术作品放在海州自然无可厚非,但秦代如作为地理标志,它的指代意义应该十分严格,怎么会在海州孔望山立碑作为刚刚统一的秦帝国的东部边界呢?
《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东海上朐界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还有人根据连云港羊窝头刻石推定,秦东门没有门,刻石本身就是“秦东门”。
也就是说,秦东门在羊窝头。
在山东威海,也有这样的记录: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领文官武将东巡至成山头,认为到达天的尽头,便令丞相李斯撰写了“天尽头秦东门”,并立碑于成山头顶峰。
就秦东门的确切地址,引发了有关方面的诸多议论。
秦东门究竟在哪里?
考察孔望山的发展变化历史,基本上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凡遇到黄河改道夺淮入海,孔望山就人丁兴旺,官衙林立,宾客接踵,商贾如云,比如少昊时代,孔子望海时代;凡遇到黄河改道北流,就中心转移,人财四散,成海属荒墟,门可罗雀,比如“藤花落”时代,当今时代……可以设想,假如今天再次发生黄河改道夺淮入海,那么,孔望山将会再次成为连云港地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最安全的首选栖息地。
三、田横岗——黄河改道铸就的五百壮士的生命悲歌
关于田横及其五百壮士动人的故事传说,古今已有多种版本。
史书对这段历史事实及过程的描述基本可以这样归纳为:
田横系春秋战国时期齐王后裔,是田儋和田荣的弟弟。
公元前209年,田儋借陈胜、吴广起义之机,起兵反秦,自称齐王。
不久,田儋在与秦将章邯的作战中战死。
其弟田荣收其余部东走东阿,立田儋之子田市为王,自己为相,任命田横为将,齐地重新恢复。
公元前206年,楚王项羽立为霸王,立国未稳就大封诸侯。
项羽将田荣拥立的田市由齐王改封为胶东王。
田荣因此与项羽积怨,便与赵将陈余、梁将彭越相约,发动反项羽的战争。
由于田市慑于项羽的威势,不听劝告,背着田荣、田横跑到胶东,田荣为此大动肝火,杀田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
田荣的行为激怒了项羽,项羽举兵杀死了田荣。
田荣死后,田横收拾余部,重整了齐国。
公元前205年,田荣子田广被立为齐王,田横为相,大权悉为田横掌握。
公元前202年,击败了项羽的刘邦派汉使郦食其到齐国游说,郦食其的辩才说服了齐国,田横罢守战备,与汉握手言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不料韩信正向东进军,袭击齐历下(济南)军队,占领临淄。
田横恼怒之下将郦食其烹杀。
齐汉反目,追杀了齐王田广。
田横便自立为齐王。
不能立足,遂带领部属亡命梁国彭越。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封彭越为梁王。
田横只好带领部属,辗转遁逃于黄海中的一个小岛上。
刘邦对田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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