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对商业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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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革对商业的影响

文革对商业的影响，认识

p书344到349

成就看你怎么说，也可以参考书最后一章，写大标题。

。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趋势和特点

　　改革以来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项：

　　改革开放以来“三多一少”有很大发展。

多种所有制、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在继续不断发展，从而搞活了市场，活跃了经济，方便了民生。

　　多种业态并存，互补、竞争、共赢发展。

业态就是商业经营形态，百货店、专卖店、专业店、超市、便利店等。

早在2000年，有人说百货店会消亡，实际上优势互补，大中城市还要有百货店，只是其设备、人员多，经营成本高。

各种业态要互相吸取优点，实现共同发展。

　　国内流通空间国际化。

国际商业巨头进入中国，比如沃尔玛等，促进了国内消费国际化。

生活方式和产品都国际化，进口商品增多。

　　流通产业信息化。

一方面，传统商业得到信息化改造，厂家、商家运用信息技术实现网上交易；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发展很快。

线上线下都在发展，并且在不断结合、融合。

　　连锁经营和“农超对接”在城乡广泛持续发展。

连锁经营作为零售商业的主要形态，正在我国蓬勃发展。

我国连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量的8%-10%，美国占到60%，我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消费大变革，出现消费革命。

特别是加入WTO以后，2000年以来，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调整优化，消费方式不断变化。

如今人们日益关注安全消费、健康消费，追求绿色消费。

中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消费兴起，条件比较好的讲究个性消费，方兴未艾，潜力巨大。

消费革命，要求商贸流通产业不断创新。

我国商贸流通业现存问题

　　第一，对商贸流通业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

至今在全国各地“重工业轻商业”、“重外贸轻内贸”还是普遍现象，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工业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贸易弱，所以重视对外贸易。

现在要改进，不能重工轻商，只注重外贸不关注内贸。

外贸是内贸的继续和延伸，外贸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走出省界走出国门。

前些年内贸未列到政府重要议程，人、财、物力投放少，讲外贸多，讲内贸少，总体上还未将其摆到重要日程上。

现在理论上已清楚。

1999年时任副总理吴仪，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流通现代化会议，明确提出现代流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卖方市场，商品供不应求，主要商品厂家具有话语权，消费者求助于卖方。

改革以来商品生产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商品开始供大于求，现在卖方求于买方。

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生产决定一切，而是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流通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要将商贸流通从末等行业转变为先导产业，现在已经形成了共识。

　　第二，流通效率偏低，成本过高。

包含3个层面：

一是商业资金周转缓慢，主要是指传统的流通业，不包括电子商务，流动资金周转平均一年2.4次，而发达国家年均20次以上，我国不到其八分之一；二是物流成本偏高，我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前几年为21%，2012年为18%，还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只有10%；三是利润率偏低，商业低利、微利经营，由于百货店成本高，而电子商务也竞争激烈。

2003年，我国企业500强中的连锁企业，利润率平均为1.06%，沃尔玛2002年为3%以上，差别较大。

反映出我国企业利润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不仅物流成本偏高，整个流通行业费用偏高，我国商品流通速度慢，进入最终消费之前，90%的商品在流通环节，原因或者是环节多，或者产销不能直接接触，所以流通费用高，并最终加在商品价格上。

据统计，流通环节的利润占商品总利润的四分之三。

生产环节和零售环节利润偏低，是造成菜价偏高、而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原因。

　　第三，农村流通落后，设施薄弱陈旧。

其中较重要的原因是投入少。

近十年来有了很大改观，但还不尽人意。

农村流通落后，造成“卖难买难”，影响农村发展，影响农民增收。

　　第四，流通企业集中度偏低，散、弱、小。

我国缺乏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业大型企业和集团，即商业航母。

我国上海百联公司集团、王府井百货集团公司是国内最大两家大型企业集团，武商集团也较大，但与真正的“商业航母”仍有一定的差距。

我国本土化的“商业航母”还未真正形成。

　　第五，商业地产和商业网点建设重复，商业资源浪费严重。

近几年来，出现投资过热、重复建设的问题，而十年前的情况是网点不够。

最近十年，商业地产发展迅速，投资较多，造成地产资源、商业资源浪费。

原因之一是调控管理没有跟上，宏观调控不足，规划不足，规范管理不足。

还有一部分商业街名不符实，开始红火，之后疏于管理。

比如西安西大街，被商务部命名二级商业街，原来希望仿宋代的建筑形成商业街。

商业街不能过长，西大街不行，公交车通过，是交通要道，不利于商业街的形成和发展。

全国许多地方存在“有场无市、有市无场”问题。

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有实现的必要条件，达不到条件则可能无法继续发展。

　　第六，物流组织落后，尤其是区域性的大型的第三方物流平台落后。

现在大部分厂家自办物流。

专业化物流缺失。

因此我国组织形式落后，物流成本偏高，2012年为9万多亿，占GDP18%。

　　第七，商贸流通秩序、市场秩序混乱。

制假售假现象很多，有屡禁不止继续发展的状况，原因一部分是厂家商家缺少诚信意识，商业道德意识缺失。

当然也与国家宏观管理、质量管理检测不到位有关系。

缺少监测、检查的标准。

　　第八，电子商务发展很快，但规范缺失，法制缺失。

不少假冒伪劣的产品转移到网络上销售，出现在网购中；电子商务竞争也较激烈，只能薄利多销。

　　第九，内贸的商业教育落后，商业人才培育滞后。

1998年，当时全国财经院校撤去贸易经济专业，原来我国相关博士点是贸易经济学博士点，现在则改为产业经济博士点，只保留了流通经济研究方向。

撤消专业之后，专业人员流失、资料流失，没有专门人才，国家取消投入，影响很大。

1998年只有6所高校保留贸易经济专业。

经多方争取，2012年教育部决定恢复高校贸易经济本科专业，但其实际恢复建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

著名商人

1、陶朱公：

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首。

2、子贡：

孔子高徒，经商致富的能人。

《史记。

货值列传》载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曾自费乘高车大马奔走于列国，说齐、存鲁、霸越、亡吴。

儒家学说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流传百世，其功甚伟。

3、白圭：

战国初期周人，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

李悝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

《史记》推其为“天下言治生祖”，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失传。

4、吕不韦：

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

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

5、沈万三：

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其孙卷入蓝玉之案被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6、伍秉鉴：

商名伍浩官。

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

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

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同年在广州病逝。

7、胡雪岩：

本名光墉，著名的“红顶商人”，近代“徽商”的杰出代表。

因与左宗棠结交，借协办福建船政局、兰州制造局之机，靠包办湘军军需物资业务致巨富。

资金最高曾达两千万以上，后受洋商排挤破产。

胡庆余堂即为其创办知名企业。

8、王炽：

字兴斋，云南弥勒人，另一个‘红顶商人”的代表，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创设“同庆丰”，并著名商人

1、陶朱公：

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首。

2、子贡：

孔子高徒，经商致富的能人。

《史记。

货值列传》载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

曾自费乘高车大马奔走于列国，说齐、存鲁、霸越、亡吴。

儒家学说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流传百世，其功甚伟。

3、白圭：

战国初期周人，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

李悝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

《史记》推其为“天下言治生祖”，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失传。

4、吕不韦：

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

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

5、沈万三：

名富，元末明初江南巨富。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

其孙卷入蓝玉之案被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其财富来源一说为海上贸易所得，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得国际贸易商人。

6、伍秉鉴：

商名伍浩官。

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

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

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

同年在广州病逝。

7、胡雪岩：

本名光墉，著名的“红顶商人”，近代“徽商”的杰出代表。

因与左宗棠结交，借协办福建船政局、兰州制造局之机，靠包办湘军军需物资业务致巨富。

资金最高曾达两千万以上，后受洋商排挤破产。

胡庆余堂即为其创办知名企业。

8、王炽：

字兴斋，云南弥勒人，另一个‘红顶商人”的代表，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创设“同庆丰”，并改组“天顺祥”，富可敌国。

9、盛宣怀：

清末官商代表人物，总办全国电报业务，承办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等实业，个中中饱私囊，累为巨富。

10、张謇：

近代著名的“状元商人”，创办大生纱厂与垦牧公司致富，兴办教育，鼓吹立宪。

琼璐 2015/7/2 21:

06:

16

第一个是管仲，“遂滋民，与无财”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

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 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11]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

……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提出“相地而衰征”，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

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12] 

第二个是魏国的李悝

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

第三个是秦朝商鞭

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第四个是汉朝的桑弘羊

工商富国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149] ，在盐铁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

[150] 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源泉，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151] ，甚至提出工商业的发展还制约着农业发展，指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

”[152] 

正因为强调工商富国，所以站在国家的立场，桑弘羊极力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

他所定制的各项经济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推行均输平准，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

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商业不能直接创作财富，但它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却可以带动和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有助于”创造财富，而且商业利润的垄断，对国家来说即等于“创造”了财富。

[144] 

商品流通

桑弘羊还从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工来说明商品流通的作用，他认为商品流通可以“均有无而通万物”，可以解决各地的资源过剩和短缺。

[153] 相反，如果商品缺乏流通，那么许多物资无法交易，必然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154-155]   

除此之外，桑弘羊还大力推行平准制度。

他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稳定京师物价。

这个机构掌握了巨大的商品储备及运输队伍。

当某种物价上涨时即贱价抛售；反之，某种物价甚贱时则加以购买。

他已经开始运用市场价值规律稳定物价了。

[156] 

对外贸易

桑弘羊对对外贸易的作用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他的“本重币虚”的思想比西欧十五世纪重商主义“以货币为本”的思想领先许多。

虽然货币的多少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但他不把货币的取得作为对外贸易的目的，而是以货币为“末”、为“虚”，以供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品为“本”、为“实”。

[156] 

桑弘羊主张对外贸易有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即尽可能向国外输出多余商品，以造成国外对国内商品的以来，从来导致其政治上的被动[157] ；二是通过对外贸易来达到“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既要削弱敌国，又要丰富国内的商品供应。

桑弘羊认为，只要严格控制出口，并大量输出国内丰富的黄金和丝绸，就能从急需黄金和丝绸的敌国换取国内需要的商品，不但可以削弱敌国，还可以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同时，禁止铁兵器的贸易，还可以使西域各国的军队难以与汉军抗衡。

[158-159]   不

第五个是杨炎

他提出与西周以后的“量出为入”原则相对立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概念；并主张“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作为两税法的课税基础抛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

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计资而税的两税法代替西晋以来计丁而税的制度，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是一个大第一个是管仲，“遂滋民，与无财”办法乃是“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

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 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11]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

……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提出“相地而衰征”，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

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12] 

第二个是魏国的李悝

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

第三个是秦朝商鞭

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第四个是汉朝的桑弘羊

工商富国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149] ，在盐铁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富国非一道”，“富国何必用本农”，“无末业则本业何出”。

[150] 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源泉，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151] ，甚至提出工商业的发展还制约着农业发展，指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

”[152] 

正因为强调工商富国，所以站在国家的立场，桑弘羊极力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

他所定制的各项经济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利用垄断价格，收取高额利润；推行均输平准，调节商品流通，平抑市场价格。

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无论古代还是当今，桑弘羊的财政调控思想都有着难以否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商业不能直接创作财富，但它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却可以带动和刺激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有助于”创造财富，而且商业利润的垄断，对国家来说即等于“创造”了财富。

[144] 

商品流通

桑弘羊还从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工来说明商品流通的作用，他认为商品流通可以“均有无而通万物”，可以解决各地的资源过剩和短缺。

[153] 相反，如果商品缺乏流通，那么许多物资无法交易，必然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154-155]   

除此之外，桑弘羊还大力推行平准制度。

他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稳定京师物价。

这个机构掌握了巨大的商品储备及运输队伍。

当某种物价上涨时即贱价抛售；反之，某种物价甚贱时则加以购买。

他已经开始运用市场价值规律稳定物价了。

[156] 

对外贸易

桑弘羊对对外贸易的作用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他的“本重币虚”的思想比西欧十五世纪重商主义“以货币为本”的思想领先许多。

虽然货币的多少可以作为财富的象征，但他不把货币的取得作为对外贸易的目的，而是以货币为“末”、为“虚”，以供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物品为“本”、为“实”。

[156] 

桑弘羊主张对外贸易有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即尽可能向国外输出多余商品，以造成国外对国内商品的以来，从来导致其政治上的被动[157] ；二是通过对外贸易来达到“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既要削弱敌国，又要丰富国内的商品供应。

桑弘羊认为，只要严格控制出口，并大量输出国内丰富的黄金和丝绸，就能从急需黄金和丝绸的敌国换取国内需要的商品，不但可以削弱敌国，还可以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同时，禁止铁兵器的贸易，还可以使西域各国的军队难以与汉军抗衡。

[158-159]   不

第五个是杨炎

他提出与西周以后的“量出为入”原则相对立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概念；并主张“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作为两税法的课税基础抛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

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计资而税的两税法代替西晋以来计丁而税的制度，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是一个大突破。

两税法还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缴纳，反映了唐代中叶货币经济的发展。

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

第六个是明朝张居正

21:

07:

27

琼璐 2015/7/2 21:

07:

27

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

于是在1580年（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

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

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

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

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

”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

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1571年（隆庆五年）增加了2,336,026顷。

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

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10]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10] 

赋税改革

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

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1531年（嘉靖十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

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

“顷行一条鞭法。

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

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

”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

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11]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

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11] 

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

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1582年（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

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1567年（隆庆元年）至1579年（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钱粮。

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

因此他也反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

于是在1580年（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

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

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

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

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

”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

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1571年（隆庆五年）增加了2,336,026顷。

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

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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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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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改革

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