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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族典型器物的考古发现看巴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最新资料
从巴族典型器物的考古发现看巴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由于巴人起源地点和形成时间悬而未决。
学术界目前对巴、蜀文化特点的把握尚处于含混状态,在文化称呼上常以笼统的
巴蜀文化”来指称。
但是,“巴、蜀文化虽然在文化面貌方面表现出较多的相似性,但主体内涵是能够区别的……至少从商时期起,巴与蜀就使用着内涵有别的文化。
”所以,“巴蜀文化”这种宽泛的提法对于时代较晚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立,但在对巴、蜀早期历史进行研究时,却往往阻碍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目前公认的巴文化遗存,主要有城固宝山、宝鸡弓鱼国墓地、三星堆第四期、成都十二桥等。
城固宝山的典型器类陶器为高柄豆、高颈小平底尊、小底尊形杯、高柄器座、大口深腹罐、有圈足尊、有柄尊、扁腹壶、釜以及?
、簋等,兵器为三角援戈、深銎钺。
此外还有矛。
宝鸡国墓地的典型器类陶器是尖底陶罐和各类型的平底陶罐,兵器以戈、矛、剑、钺为代表。
三星堆第四期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典型器类大致相同,陶器为小平底器、高把器、尖底器等,兵器有矛、戈、剑等。
在各文化遗存中,公认的最有代表性的巴文化典型陶器是尖底罐(“尖底陶罐无疑是作为一种实用生活器皿广泛流行于这一地区,同时又是具有代表某种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类。
”兵器是戈、矛、剑。
由于剑的变化尚待深入,本文即以前三种器类所属年代
为线索,探讨巴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情况。
、巴文化的东进
在已知的考古材料中,尖底罐主要有三种类型:
小底尊形杯(又称鼓腹杯、尖底杯、尖底罐)、兽角形尖底杯、炮弹形尖底杯。
其中,小底尊形林是主要的型式,所以我们首先就来探讨它的发展情况。
目前的考古发现中,该型杯有三个最早的典型文化遗存:
路家河遗址、香炉石遗址、城固宝山遗址。
路家河文化遗
存二段后期的上限为二里冈下层,香炉石遗址第六层的时代为早所列商文化与商代纪年的对应关系,三者的时间段大致在公元前16世纪中期到公元前15世纪,基本上可以算为同一时间段,其中城固宝山略晚。
先看东、南方向。
关于它的称谓,路家河发掘报告中,该型杯被称为鼓腹杯,清江发掘报告称为杯,城固宝山发掘报告称为小底尊形杯,不过通过观察器物可以发现,三者指的都是同一器类。
从考古报告看,路家河遗存二期后段鼓腹杯均为泥质陶,颜色多黑灰色。
多鼓腹弧。
以长颈为主,颈部高度多高于腹身,器身细长,器底多尖圜底。
香炉石遗存第六层杯主要为泥质灰褐陶,轮制,口壁较薄,素面,尖唇,侈口,鼓腹内收,尖底。
城固宝山遗址商时期小底尊形杯主要为泥质陶,长颈,大口,小平底。
其中城固宝山遗址的器形颈腹接界处折棱较为明显,线条显得硬朗一些。
路家河与香炉石的尖底杯形状大致相同,文化特征更为
接近。
然香炉石遗存第六层的尖底杯颜色为灰褐、素面,路家河文化中尖底杯颜色为黑灰且有纹饰,所以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香炉石遗存与城固宝山当属于小底尊形杯类型的三个亚型。
以路家河遗址第二期后段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时间从商代二里冈下层至殷墟早中期,空间分布于鄂西川东地区,尤以西陵峡区为中心,其他遗存尚有鲢鱼山、杨家嘴、三斗坪、白狮湾、朝天嘴、中堡岛、长父沱、下岸、上磨垴等。
此外据《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D](P20g-243),云阳李家坝商周遗存也有此类型尖底罐,以釜、束颈罐、鼓腹杯、灯座形器、石锚为典型
(5、
器物、渔猎经济为重要生计方式。
长阳县香炉石遗址商时期6层)夹砂褐红陶釜占全部容器的71.7%,其他文化特征也与本期遗存相近,当为同一考古学文化。
另外以釜为炊器的土著居民还有江陵荆南寺同期遗存,他们与路家河文化的土著居民应该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
此外奉节新浦下层遗存与路家河文化也非常接近。
路家河二期文化在殷墟早中期时为外来文化周绳玉桥文化取代。
长阳地区香炉石遗存从第六层延续到第三层,时间为早商到东周。
其具体情况是:
第六层(早商时期):
I式:
泥质灰褐陶,轮制,口壁较薄,素面,尖唇,侈口,鼓腹内收,尖底。
口径11、高11.5厘米。
n式:
泥质灰黑陶,火候较高,尖唇,侈口,腹下部残损。
口径9、残高5.7厘米。
m式:
泥质灰黑陶,火
候较高,尖唇,侈口,鼓腹内收,底部残损。
口径9、残高7厘米。
第五层(商代中晚期):
I式:
泥质灰陶,尖唇,侈口,鼓腹内收,小尖底。
口径10、底部残缺,残高5.2厘米。
□式:
泥
质黑陶,手制,直口,高领,折腹,素面。
口径4、高7厘米。
m式:
泥质黑陶,手制,子母口,腹微内收。
器表粗糙不平,饰
绳纹。
口径3.5、高4.5厘米。
第四层(商末周初):
I式:
泥质褐陶,尖唇,侈口,小鼓腹,失底,器壁较薄。
器表饰s纹二组。
口径14、高16.6厘米。
□式:
泥质灰褐陶,尖唇,侈口。
小鼓腹,尖底器壁较薄。
器表饰s纹二组。
口径10、高14.1厘米。
m式:
泥质灰褐陶。
尖唇,侈口,鼓腹,尖底,器壁较薄。
器表饰凹弦纹二道。
口径10、高11.6厘米。
第三层(东周时期):
I式:
泥质橙黄陶。
尖唇,侈口,小鼓腹,器表饰弦纹,并有锥刺的小三角纹。
口径9、高13.6厘米。
□式:
泥质灰陶。
口径12、残高6厘米。
显然,这四层文化遗存中,尖底杯的器形大致相同。
但在时间上,它们又可分为前后两段。
第六层和第五层的尖底杯均为素面,颜色有灰、灰黑、灰褐、黑四种,器形上基本相同,这是第一段。
而第四层、第三层遗存的尖底杯表面饰弦纹、凹弦纹或s纹,颜色以褐、灰褐为主,这是第二段。
前后两段变化比较明显。
我们把视线扩展到周边地区,就会发现这种纹饰正是路家河文化
的特点,如路家河遗址的鼓腹杯w式:
长颈,颈部高度多高于腹身,器身细长,器底多尖圜底。
颈部和腹上多饰弦纹或凹弦纹,间有s纹。
从文化发展过程来看。
路家河文化在殷墟早中期时受周绳玉桥文化的逼迫而被迫转移,而香炉石遗存第四层时间为商末周初,时间上恰好上下相接。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分布在宜昌一带的早期巴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攻击后,西撤到了清江流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文化。
由此可知,路家河文化和香炉石文化早期为不同亚型的早期巴人所创造,在商末周初时又在清江流域融为一体,形成路家河?
香炉石文化亚型。
这种文化亚型分布范围为以西陵峡为中心的今重庆东部和湖北西部。
由于香炉石遗址附近的地理环境和古文献中记载的“夷城”地貌特征具有相似之处,如“山石曲”、“泉水亦曲”、“望如穴”、“岸即为崩”、“阶陛相乘”、“岸上有平台”等均相吻合,以及丰富的出土文物和年代的接近,加之附近又有反映早期巴人故事白虎陇的历史传说,所以罗家新先生(发掘者之一)认为这里有可能就是我国古代巴人最初定居的都城(夷城)所在地。
《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清江流域是廪君部落。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香炉石文化早期为廪君巴人创造,而后期则由廪君巴人与路家河巴人共同创造。
二、巴文化的北上
固地区以宝山遗址为代表,宝鸡地区以(弓鱼)国墓地为代表,它们与成都十二桥文化又有紧密联系。
城固宝山(二里冈上层,下限为殷墟三期)尖底杯多为泥质陶,有部分夹砂陶。
侈口,长颈,大口,小平底。
颈腹交界处有折棱。
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尖底杯为泥质陶,陶色灰黑。
以□、
m式为主。
□式罐体肩部突出,腹壁斜直下收,尖圆底,陶胎薄。
m式罐体腹部圆鼓,肩部不突出。
陶胎薄。
成都十二桥(殷墟三期)尖底杯为I型2式。
泥质灰陶,侈口,尖唇,长颈折肩,下腹内收有折棱。
从上可知,成都十二桥尖底杯器形与城固宝山的小底尊形杯都是侈口、长颈,颈腹交界处有明显的折棱。
从时间上看,城固宝山于殷墟一期就大规模迁徙,其遗留遗存下限为殷墟三期。
而十二桥文化的上限是殷墟三期,在时间上紧承城固宝山。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十二桥文化中有一部分可能来自于城固宝山文化。
由于“在上古时代,人几乎是文化的唯一载体,文化交流基本上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所以,创造十二桥文化的巴人中有一部分由城固地区迁徙而来。
具体的看,宝鸡竹园沟墓地尖底杯杯形有明显变化,线条变圆弧,颈变短,腹变鼓。
十二桥文化因为时间上紧承城固宝山,其尖底杯与城固宝山杯形更为相同,文化
显示出更多的承接性。
由此可以看出,宝鸡竹园沟文化的源头
虽是城固文化,但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后,文化上体现出更多的发展。
陕西城固、洋县地区文化遗存中尖底杯和青铜兵器戈、矛、剑也与宝鸡弓鱼国墓地、十二桥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上述遗址的此类型戈都有无胡,援锋圆润,援部宽短,本部有圆穿,长方形直内,内部有长条或梭形穿的特点。
显然,城固戈、竹园沟戈与彭县戈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宝鸡(弓鱼)国墓地》深入研究后,排列出城固青铜戈的考
古序列。
具体见下图:
从上述尖底杯、青铜戈、青铜矛的演变可知,城固遗存代表的巴人文化约在殷墟一期时曾有一次大的迁徙,转移方向分别是北上宝鸡和南下后再西进成都平原。
关于转移的原因,报告指出。
城固众多的窖藏青铜器出土表明迁徙前一定发生了重大的紧急变故。
结合文献记载和甲骨文资料,我们可以这样推断,这个紧急变故与商朝大军的征讨有关。
据《诗经?
商颂?
殷武》: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深入其阻,衷荆之旅。
有载有所,汤孙之绪。
”小序云:
“殷武,祀高宗也。
”注云:
“殷武,殷王武丁也。
”可知,殷武丁时期有讨伐荆楚之役。
又据《甲骨文合集释文》
06467:
“贞我共人伐巴方。
”06473正:
“王勿隹?
b(盾戈)从伐巴方,帝不我,其受又。
”06474:
“贞王从(盾戈)伐巴帝受又。
”06475:
“贞王从?
b(盾戈)伐巴。
”06478:
“令从?
b(盾戈)伐巴方受(屮一)又。
”“贞王勿隹妇好从?
b(盾戈)伐巴方弗其受。
”06479:
“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
b(盾戈)伐巴方,受(屮一)又。
”《殷墟文字丙编》313:
“贞王佳妇好令?
b(盾戈)
戈伐巴方,受有又,贞王勿佳妇好从?
b(盾戈)伐巴方,弗其受有
又。
”06480: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
b(盾戈)伐巴方,王自东受伐蚩陷于妇好立。
贞妇好其从?
b(盾戈)伐巴方,王勿自东受伐蚩陷于妇好立。
”这次征讨的“荆楚”就是巴人。
殷王武丁与王后妇好各率大军南北夹击,占领了巴的领土。
巴人在此战中失利后,被迫迁移。
其北迁路线《宝鸡(弓鱼)国墓地》推断为:
居住在白龙江流域武都地区和汉水上游城固、洋县一带部族、方国早在武丁前后即已北上迁徙,北上的路线可能由城固、洋县至武都,经康县、成县、徽县进抵到今宝鸡南部凤县和甘肃境内
来。
两当县一带,或者循嘉陵江谷道北上,至凤县一带暂时安居下
这些部族势力逐渐发展壮大,然后逾越秦岭顺秦岭北麓清姜河谷道北上。
发展到宝鸡渭水南岸的清姜、益门、竹园沟、茹家庄一带建立古(弓鱼)国。
”其南迁路线当为循嘉陵江南下至重庆后会合循长江而上的巴人西进成都平原。
具体分析详后。
关于城固、宝鸡地区巴人的来源,我们可以从墓葬方面得到
诸多线索。
城固宝山遗址中所发掘的八座巴人墓,除M5外,其
他七座都朝向东南方向。
宝鸡竹园沟墓地,22座墓无一例外地朝向东南方向。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东南方向与他们有着紧密的联系。
结合这支巴人的迁移路线和古代的原始信仰,我们可以推断。
墓坑朝向家乡是北迁的巴人眷恋家乡的表现。
根据《宝鸡(弓鱼)国墓地》对(弓鱼)伯家族世系排列:
纸坊头(弓鱼)伯(BZFMI)(文王晚年、武王、成王前期)一竹
园沟BZMI3墓主(成王后期、康王前期)一一竹园沟BZM7墓主伯各(康王后期、昭王前期)―一茹家庄诒伯(BRMl)(昭王晚年、穆王之时)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弓鱼国在宝鸡地区延续的时间为商末到西周早期,穆王之后弓鱼国就再也没有了踪迹。
这种突变现象显示巴人又进行了一次迁徙,目前的考古材料尚未发现这次迁徙的路线。
不过结合《华阳国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的记载,这次迁徙当是巴人首领受封之后,带领族人回传统故地行使统治权。
其具体的地域,尹盛平先生根据考古材料认为吴太伯所奔之荆蛮就是(弓鱼)国巴人,并根据十六国刘曜时期有巴人首领勾徐、勾渠知而推定他们为(弓鱼)国的后裔,勾徐、勾渠知乃(弓鱼)的同音字,所以弓鱼国西周时的迁移地区是四川宕渠县一带。
从地理情况考察,其路线大概是沿嘉陵江南下。
《华阳国志?
巴志》还有“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
射虎的记载,则南迁的巴人分布区域不仅在今四川东北,而且还到了今渝东忠县一带。
他们后来被称为赉人。
三、巴文化的西进
尖底杯的另两个亚型兽角形尖底杯和炮弹形尖底杯常常在
一个遗存里同时出土。
其具体情况如下:
主,素面。
瘦长杯身,斜直尖底,尖底折收或弧收。
炮弹形尖底
夹砂灰陶。
素面。
肥长杯身,弧壁,腹微外鼓,下腹弧收
出锐角尖底。
云阳李家坝(商代晚期到西周):
兽角形尖底杯一一泥质灰陶,尖底,器身较细,似羊角,胎较厚。
炮弹形尖底杯一一泥质灰褐陶。
腹壁薄而脆。
下腹弧收成尖底。
万州麻柳沱(东周):
兽角形尖底杯——尖底与腹角度较小。
通体作倒三角形。
炮弹形尖底杯――尖底与腹角度较大,底处有
乳头状尖突。
.万州中坝子(商周):
兽角形尖底杯一一夹细砂红褐陶。
器壁较粗,形似角状。
侈口,方唇,腹壁斜直内收成尖底。
忠县瓦渣地(西周):
兽角形尖底杯——夹砂红陶(陶质介于夹砂与泥质之问)为主,体型较小,如犀牛角。
这种数量较多。
炮弹形尖底杯一一泥质,黑皮陶。
体态较粗大,如炮弹状。
数量较少。
忠县哨棚嘴四期[公元前1000年左右(偏晚,详见后)]:
兽
角形尖底杯一一泥质,较粗。
基本为红色,口部斜直,器形较瘦如尖角。
炮弹形尖底杯――泥质,细腻,深灰色,磨光黑皮,口部内敛。
器形肥胖如炮弹。
忠县中坝遗址□区:
兽角形尖底杯一泥质灰陶。
腹较直,进
底处折收至尖底,内底较平.手制。
火候较高。
多为含细砂的泥质陶。
陶色多为红、红褐。
炮弹形尖底杯:
器形较大,似炮弹状。
多为泥质黑陶、黑皮陶,上腹器壁极薄。
涪陵镇安(西周):
兽角形尖底杯一一很少见。
形体较瘦,状如兽角,制作粗糙不规整。
口部及腹壁斜直,圆锥状尖底。
炮弹形尖底杯——形体较粗,状如炮弹,尖唇,敛口,上腹略鼓,下腹平缓斜收成圆锥状底或尖寰底。
较常见。
涪陵蔺市(商代晚期):
兽角彤尖底杯——夹粗砂红胎。
角状杯。
胎较犀。
敞口,方唇,尖底。
外壁拍印横向粗绳纹。
手制。
炮弹形尖底杯一一夹细砂灰黑陶。
胎较薄,器形呈炮弹状,尖底略侧歪,内外均有螺旋纹,泥条盘筑法制成。
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殷墟三期):
兽角形尖底杯一一口微敛,尖唇,上腹稍外鼓,深腹,尖底。
器形瘦尖,呈角状,胎较厚。
炮弹形尖底杯一一敛口,尖唇。
弧腹,尖底,略呈弹头状。
从上可知,兽角状尖底杯和炮弹形尖底杯在从巫山到涪陵的长江沿岸密集分布,加上成都十二桥遗存,形成了一个沿长江中上游分布的考古带。
时间上三峡地区略晚,但结合东进和北上的时间来看,它应当是从东向西发展,而不是相反。
因该型遗存最早在十二桥大量发现,故称之为十二桥文化。
四、巴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发展
从《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中可以看出,十二桥文化第13层的典型器物是以折腹小平底罐为主,尖底器开始出现;到第12层,尖底杯为代表的尖底器大量出现并成为
主流。
到第11、10完全取代了原来的文化。
从时间上看。
第13层为殷墟三期,第12层为殷墟四期,第ll、10层在西周前期。
关于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序列,《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是这样排列的:
十二桥一期,水观音早期、晚期一
卜二桥二期,沙溪早期、晚期一一十二桥三期(“一”符号左边相对早于右边,“/”符号表示两边基本同时)
结合以上两者可知,十二桥一期是该型文化的上限。
该文化遗存早期属三星堆文化性质,在中期时十二桥文化占主导地位,文化发展上属于突变性质。
所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对于成都平原来说。
十二桥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外来文化,进人成都平原的时间上限大约是殷墟三期。
这种文化的成熟期应该在它进入成都平原之前,即殷墟三期以前。
从考古报告中我们发现,十二桥遗存有目前发现的尖底杯型式中全部器形:
小底尊形杯、兽角状尖底杯和炮弹形尖底杯。
除了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外,同时具有这三种特征的尖底杯的考古遗存目前尚未发现。
因此,十二桥文化是三种相对独立的巴人文化亚型的融合,是一种复合型文化类型。
这三
i=r
既然十二桥文化是多源的,那么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个文化亚型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汇合的
十二桥文化中,小底尊形杯是城固宝山遗存的典型器物,角状尖底杯和炮弹形尖底杯则广泛分布于涪陵到巫山之间的长江沿岸(暂称哨栅嘴四期文化)。
考古发现表明,巴人的生活方式以渔猎为主,他们迁徙的路线往往是顺着天然水道进行。
据《宝鸡弓鱼国墓地》推断,城固文化在武丁时期(殷墟一期)就开始迁
徙。
据《涪陵蔺市遗址发掘报告》,哨棚嘴四期文化到达涪陵蔺市的时间大约在商代晚期。
所以,这两种文化的交汇,当是城固文化被商文化击败后顺汉水西撤到嘉陵江上游,其中的一支顺嘉陵江南下(另一支可能顺嘉陵江北上凤县,最终到达宝鸡)。
哨棚嘴四期文化顺长江西进,二者于商代晚期(确切地说在殷墟三期以前)汇合于今重庆市区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
然后一起西进到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
因此,十二桥文化是城固宝山文化、哨棚嘴四期文化两个文化亚型(哨棚嘴四期文化包括兽角状尖底杯和炮弹形尖底杯两个文化亚型,算上城固宝山文化,实际上是三个文化亚型)汇合后西进到川西地区共同创造的。
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哨棚嘴四期文化来说,十二桥文化属于该类型的晚期阶段。
但目前考古材料中往往以十二桥遗存为参照,认为三峡以西的遗存为十二桥遗存由十二桥发展而来,因此推定考古年代的前提是哨棚嘴四期文化为十二桥文化的晚期,时间上晚于十二桥遗存,这恰好颠倒了二者的顺序。
笔者认为,他们的正确关系应该是:
哨棚嘴四期文化是十二桥文化的源头,时
间上早于十二桥文化,其具体时间要比现在隶定的时间(公元前1400年一前1200年之间)早很多,在考古年代上也应该紧接着哨棚嘴三期文化(公元前2600年一前2000年之间)。
而不应如考古报告隶定那样,哨棚嘴三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中间存在着600年左右的文化空白。
五、结论
综合以上对巴入城固文化亚型、鄂西文化亚型和哨棚嘴文化亚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巴人的发源地在以巫巴山地为中心的三峡地区,大约在早商时期开始同时向东、南、西、北四
进到夷
个方向扩展,势力最大时东到宜昌南到清江流域,北到宝鸡,西到成都平原。
其扩展的路线分别是南边巴人由务相带领,水(清江)流域.联合当地土著民族,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这就是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五姓结盟”故事。
东边巴人进抵到宜昌路家河、杨家嘴一带,在殷墟早中期时为周绳玉桥文化所迫,撤退到务相后裔所在的清江流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领导地位,二者相互融合形成鄂西文化亚型。
北边巴人从大巴山北上到达陕西南部城固、洋县地区,在殷墟一期初期时被武丁、妇好率领的殷商大军所败,沿汉水向上游西撤至嘉陵江上游,后来分为两支,一支沿嘉陵江北上,于商末周初在宝鸡茹家庄、竹园沟一代建立弓鱼国,并参与武王伐商军队(即《华阳国志?
巴志》所记“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报了城固惨败之仇,形成陕南文化亚型。
另一支沿嘉陵江南下,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会合了沿长江西进的另一支巴人部族,再沿长江西进到成都平
原,建立了开明氏王朝,形成成都平原文化亚型。
三峡西边巴人好汇合了南下的巴人,遂一起西进至成都。
在沿长江西进过程中,创造了哨棚嘴四期文化亚型(留守下来的部族继续创造着该文化亚型)。
从战略目标上看,西进无疑是哨棚嘴四期文化的任务和
目标,从城固南下的巴人是失败后的撤退,并没有西进成都的意图,所以,汇合后联军的主体应当是哨棚嘴四期文化创造者,即历史记载中的鳖零部族,其领导者当为开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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