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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漫谈
农药漫谈
陈毓荃
(2008年12月6日初稿,2011年3月27日修订)
到“中心”10多年来,虽然不太善于学习,但是也道听途说、耳闻目睹不少有关农药的知识。
我想就农药的定义、农药的类群、农药的创新、农药的新秀、农药的发展方向、农药学的科学内涵6个方面,谈点意见。
一农药的定义
什么叫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上说“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叫定义。
那农药的定义是什么呢?
现代汉语词典——农业上用来杀虫、杀菌、除草、毒杀害鸟、害兽以及促进作物生长的药物的统称。
我们不妨把它概括为“除害助长的药物”。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药卷——农药(pesticides)主要指用来防治为害农林牧业生产的有害生物(害虫、害螨、线虫、病原菌、杂草及鼠类)和调节植物生长的化学药品,但通常也把改善有效成分物理、化学性状的各种助剂包括在内。
我们把它概括为“防治结合,除害助长,优化性状的化学药品”。
1997年5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地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这也是2000年第三版《植物化学保护》教材中关于农药定义的表述。
我们把它概括为“防、灭、控制病、虫、草及有害生物,调节苗、虫生长的物质”。
21世纪农药的新概念—生物调节剂(bioregulations)——农药是影响、控制和调节各种有害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过程,在保障人类的健康和合理的生态平衡前提下,使有益生物得到保护,有害生物得到较好的抑制,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特殊生物活性物质。
我们把它概括为“除暴安良,促进农业持续发展的特殊生物活性物质”。
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农药有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它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外延。
21世纪农药的新概念在赵善欢先生主编的《植物化学保护》(2000年第三版)中得到了基本反映:
在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的今天,对农药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同时也促进了农药的快速发展。
认为此领域应吸取近代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最新成就,用有机化合物影响、控制和调节各种有害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过程。
在保障人类健康和合理生态平衡前提下,使有益生物得到有效的保护,有害生物得到较好的控制,以促进现代农业向可持续农业方向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所使用的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有机物质可以统称为农药。
根据农业生产实践的发展,农药生产(制造)方法的进步,农药应用范围的拓展,有必要对农药的现行定义作些补充修订。
可否这样表述:
农药系指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林牧渔生产的病、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消除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以及有目的地影响、调节、控制植物或昆虫代谢、生长、发育、繁殖过程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及应用生物技术产生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
这样,既体现了对现行农药定义的认可,又为其完善、准确表述作了必要的补充。
更主要的是为我们提出的“生物技术农药”概念作了铺垫,将来易为公众接受。
二农药的类群
农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时至今日已形成一个庞大家族。
随着害物对农药抗性的产生及其自身的遗传进化,农药家族还要扩大并延续下去。
在与害物的斗争过程中,农药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此过程中,人们也看到另一个事实,即某种农药本来有效,渐渐变得不灵了。
于是试探着更换农药品种,对付原来的害物。
这种尝试多了,时间久了,人们终于发现,原来有效的一大批农药品种被淘汰了,这就是农药的更新。
如果从最简单的、原始的农药算起,到现代化学合成农药的使用划作“一代”,应该说“第一代”农药至今还在占据主导地位。
自从使用化学农药以来,特别是化学农药被当作灵丹妙药滥用之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无情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简称作公害,因为农药的负效应无选择地作用于整个世界与生物界。
在现代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农药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又危及人类和生物界的生存、健康与发展。
公害的产生,环境的恶化,虽然不是人类有意为之,毕竟由人类行为造成。
出路何在?
答案最终还是来自自然的启示。
地球上生物界是一个完美的平衡系统。
物种的兴衰演变和消亡,受自然界环境巨变和渐变的影响,为生物界食物链所调节。
物种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建立了生物界的自然秩序。
可否取其相互斗争以保自身生存与发展之经验用于农药开发?
这大概就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研究生物源农药的思想基础。
生物源农药的概念比较混乱,称谓亦较多,这些暂且不谈。
生物源农药的一般概念无非是指源于生物可用作农药的生物活性物质和生物活体。
从化学角度说主要指源于生物的天然产物。
这些天然产物源于生物,易被降解,和化学农药相比,残留较低,污染较小。
配制、使用得当,害物较难产生抗药性。
由于其作用机理比较特殊,靶标专一性强,使其有别于化学农药,故称为生物源农药,或划为“第二代”农药。
到目前为止,生物源农药投入使用的品种还不太多,占据农药市场的份额很小,研究、生产、使用、检测、标准、立法等还有待完善。
但是,它的出现毕竟使人类找到了对付化学农药造成的公害、消除环境污染的途径。
尽管它还不够成熟,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生物源农药与化学农药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又有联系和交叉。
化学农药是生物源农药产生的基础,生物源农药是化学农药的发展。
事实上,在化学合成农药出现之前,天然产物早已被用作农药。
在化学农药占主导地位的漫长阶段中,天然产物始终没有退出农药家族。
只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生物源农药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时机,成为农药的一个新类群,开创了农药的一个新时代。
它代表了农药的发展方向,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不会、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化学农药。
其中某些优良品种,作为模板化合物,将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化学合成农药的发展。
20世纪中后期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崛起及成熟。
它刷新了生物学科各个研究领域,日新月异地改写着现代生物学的成就。
人类与生物学有关的科研、生产、生活、健康等无一不受益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进步。
农药学亦不例外。
在农药学研究领域,不仅直接采用了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的方法,实现了跨越式进步,而且有迹象表明,借助生物技术有可能产生“新一代(即第三代)”农药,在此暂称为生物技术农药(或许将来有更合适的名称)。
在学术界,虽然还没有生物技术农药这一正式称谓,但生物技术农药早已存在,不过没有正名罢了。
这和生物源农药一样,实践先于认识,完全符合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普遍规律。
现代高新技术有严格的界定。
目前高新技术只包括三个领域,即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技术本身包括四个层次或由四个方面构成,即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
这里的工程概念系指人为的蓝图设计,有别于各种产业的物化过程,如建筑,桥梁,水库,林地,航天等。
有人把发酵工程列为生物技术的一个层次,其实欠妥。
不管用微生物(菌种)、植物细胞(细胞团、愈伤组织)还是动物细胞进行发酵,生产代谢产物如抗生素,氨基酸,有机酸,各种医药等,或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其实质还属于细胞工程范畴。
各个层次的生物技术都有可能用于生物技术农药的研制和生产。
此前出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赤霉素,微生物杀虫剂青虫菌、白僵菌,农用抗生素春雷霉素、井冈霉素,食品保鲜用抗菌肽乳酸链球菌素等都是发酵工程生产的农药(当然有的物质有多种用途,不只用作农药如抗菌肽)。
这些农药产品可以看作是通过生物技术的细胞工程生产的。
尽管其中有些品种如赤霉素、抗生素等也可以划入生物源农药范畴,但这种跨类存在没有大碍,如同有些植物既是蔬菜,又是饲料一样。
作为“第三代”农药的生物技术农药也将是一个庞大的农药类群。
目前出现的生物技术农药品种只是这个类群的低端产品。
随着各个层次生物技术在农药领域广泛应用,某些完全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的全新农药一定会诞生。
届时,前“两代”农药解决不了的难题有可能迎刃而解。
提出生物技术农药的概念,有助于消除目前学术认识上的一些混乱。
例如,根据“三代”农药的体系,“第一代”农药主要指天然的无机物、人工合成的各种有机化合物,“第二代”农药主要包括来源于生物的生物活性物质和天然生物活体,“第三代”农药泛指通过各种生物技术生产的工程活体药物、转基因药物、基因改造后的表达药物及人工设计的多肽或蛋白质药物。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发展速度空前,新学科、边缘学科大量涌现,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促进。
人类认识世界、解读自然的速度大为加快。
面对农药学的快速进步,有时令人难以适应,难以置信,但现实就是如此,它只能前进,不会停止,更不会逆转。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生物源农药、生物技术农药都还处于创建初期,它们的发展固然前景广阔,但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过程。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预测,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30~50年)内,化学农药仍将保持主导地位,其自身会有新的发展以满足社会的需求;生物源农药、生物技术农药会加快发展速度,逐渐增加在农药市场中所占份额。
鉴于理论准备尚不充分,技术创新难度很高,资金投入缺口较大,安全评价需要时间,国家立法要有依据,因此,短期内对它们不应该期望过高,要求过急。
但这是农药领域的制高点,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密集地,占领不易,观望落后,放弃失策。
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农药市场一定会出现化学农药、生物源农药、生物技术农药三足鼎立的局面,实现这种转变有赖于农药科学工作者今后连续不断的、持之以恒的主观努力。
前面提到的“代”的概念本来具有时间的含义,借用在此只是为了方便,用来表述农药的类群其实并不合适。
因为生物源农药事实上先于化学农药用于农业生产,把它作为“第二代”有失公允。
由于现代科学发展迅速,生物源农药与生物技术农药出现的时间间隔很短,不宜用“代”来区分。
所以,农药还是分为化学农药、生物源农药和生物技术农药三个类群较为合适。
三农药的创新
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化学农药的明显缺点、害物的遗传进化,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农药的创新。
农药创新首先需要打破思维定势,否则,创新就是空谈。
定势思维是一种懒惰行为,它使人迷信,丧失信心,安于守旧,不求进取,故步自封,急功近利。
在农药领域满足于引进、仿制、完成一定的产值、利润。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教授正向学生们讲述一个故事。
一个聋哑人,到五金店买钉子。
他左手作持钉状,右手对着左手作锤打状。
售货员拿来了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随后用右手指了指左手。
售货员恍然大悟,于是赶紧拿来了钉子,聋哑人心满意足地走了。
聋哑人刚走,店里来了一位盲人……
讲到这里,教授突然停了下来,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说,这个盲人将用什么办法简单而快捷地买到一把剪刀呢?
”
话音刚落,一位学生便站了起来,声音洪量地回答道:
“他只要伸出两手指作剪东西状就可以了。
”
其他学生纷纷表示赞同,并给以掌声鼓励。
教授停顿片刻说道:
“都错啦,其实他只要开口说一声我买把剪刀就行了!
”
同学们哄堂大笑。
聋哑人耳朵失聪,口不能言,只能用哑语和他人交流。
盲人失明,但语言流畅,何苦用手势同他人交流呢?
这种判断的错误就是懒惰的定势思维造成的。
还有一个故事:
在开发大运力长征火箭的过程中,遇到了运力与火箭自重的矛盾。
采用添加燃料的方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火箭越来越笨重,运力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这时有个年轻人说了一句话:
“少加一点燃料不就行了!
”他的话招来了众人的白眼,加燃料还不行呢,减燃料怎么可以?
唯有钱学森支持了这个年轻人,于是诞生了捆绑式大运力火箭。
在飞行过程中抛掉燃料耗尽的助推火箭,减轻了火箭自重,运力提高了,燃料总量也节省了。
农药的创新也可由此得到一些启示。
过去农药的开发一味的追求杀灭效果,恨不得一喷雾器斩尽杀绝天下所有害物,让它们断子绝孙。
结果药王它爷都出世几十年了,害物照样子孙绵绵。
幸亏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否则还得安排成千上万的农药厂下岗职工!
植保上有句口号:
“治早、治小、治了”。
作为一种策略,治早、治小尚可,“治了”就不现实了,治了几十年,不是年年还在治吗?
精通生物学的植物保护专家,大概不会提出这种极端的口号。
一个物种的覆灭岂是用喷雾器就能做到的!
1892年,G.F.Atkinson在“棉花的一些病害”一文中,首次报到了土壤类型影响棉枯萎病的发生。
此后一百多年来,国际上广泛开展了抑病土的研究。
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张卓敏、李建社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观察到连茬种植抗病棉花品种,棉枯萎病逐年衰退,此后再种植感病品种也很少发病,似乎有一种土壤净化现象。
我校农学院高永成教授在人工定量接种的病土上种植感病棉花品种,连作3-5年后原感病品种抗病性大为增强。
这些现象说明,寄主植物在和致病菌的相互作用中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的。
在防治植物病害斗争中,人们只采取对菌施药协助植物战胜病害,完全忽略了植物的主动抗病潜能和对这种潜能的激活与利用。
对付灾害和疾病,有些相似的口号,例如预防为主,防重于治,防大患于未然,防治结合等等。
但在植保实践中,预防工作往往被忽视。
一旦害物猖獗,成灾之后,才全民动员,不惜财力物力,大打人民战争,其收效并不显著,还造成环境的破坏。
能否换个思路,改个办法,让植保工作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植物诱发抗性和抗逆诱导因子的研究、应用及成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其次,农药创新有可能用到逆向思维。
传统农药的作用对象主要是害物(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例外),象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杀鼠剂等。
上面提到的抗性诱导因子的作用对象与传统农药相反,明确作用于植物,防御的却是害物。
优良品种的选用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农业技术措施。
抗逆育种是优良品种选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优质抗逆种质资源的发现、保存和利用在抗逆育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抗逆育种也不是一劳永逸或永远行的通的。
有的是由于害物同步进化产生了抗性,有的是难以找到可用的优质抗原。
比如小麦几乎没有有价值的白粉病抗原材料,所以小麦抗白粉病育种始终没有突破。
但是,在大麦和小麦白粉病感病研究中,发现它们都存在白粉病菌能够识别的mlo基因编码的蛋白。
我们克隆到小麦mlo基因片段,商鸿生教授的研究生李硕继续了这一工作,完成了小麦mlo基因全长序列的克隆。
为什么做这一工作呢?
因为发现只要稍为改变一下小麦的mlo基因结构,就能高抗小麦白粉病,并且使小麦获得广谱抗病性。
由此为小麦抗白粉病育种乃至多抗育种找到了一条新途径。
推而广之,改造寄主植物感病基因,干扰致病菌对寄主的识别和侵染,对抗病育种是否有普遍意义呢?
如果将来通过这一途径真的育成了抗病品种,不仅证实了反向思维的价值,而且丰富了抗病育种方法。
第三,农药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
有些基础研究我们自己要做,但更重要的是吸收利用前人和他人的已有成果。
往返于地球和太空的美国航天飞机称得上高科技产品,据说航天飞机上没有一项创新成果,它完全是现有成果的完美组装。
美籍华人科学家杨祥发和他的学生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了植物的蛋氨酸循环,意义非常重大。
只要看懂蛋氨酸循环,你就成了半个果蔬保鲜专家。
现有保鲜技术措施,无非是采取低温、涂膜、气调、低压等措施,减少氧气供应,降低呼吸强度,控制ATP生成速度,破坏乙烯产生。
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蛋氨酸循环。
所以,农药创新中也要注意多项技术的组装和集成。
第四,新材料,新技术的适时采用也会促成创新成果。
上个世纪60年代,在破译遗传密码时,除了发现UUU代表苯丙氨酸外,再也无法前进。
后来发现,单一的大亚基、小亚基、核糖体、mRNA、氨酰-tRNA等都能顺利通过硝酸纤维滤器。
但是,当氨酰-tRNA上的反密码子和mRNA上的某个密码子互补并与核糖体组装在一起时,就不能通过硝酸纤维滤器。
利用这一技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遗传密码的破译。
在生物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并且在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如果打破常规,适度优先采用某些生物技术,有可能实现农药领域的突破和跨越式进步。
四农药的新秀
农药新品种不断涌现,但药效好、毒性小、符合现代人要求的理想品种却不多。
现介绍几种新农药:
1.1-MCP(1-甲基环丙烯)
1971年,MayidRM.ClarbeTc和DunconCD首次在实验室合成1-MCP(1-甲基环丙烯)。
20世纪90年代,ECSisler用0.5mL/L的1-MCP处理植株,发现它有明显的乙烯抑制作用。
此后,世界各国科学家广泛开展了1-MCP作用机制和应用研究。
原来1-MCP与乙烯受体蛋白(EBP)不可逆结合,对乙烯的作用产生抑制,致使乙烯信号传导受阻,从而起到延缓成熟和衰老的作用。
美国Floralife公司及时开发了1-MCP产品,并垄断了1-MCP的生产。
1-MCP的沸点是10℃,在常温下呈气体状态。
为了方便储存、运输和使用,厂家把它制成粉剂,使用时加水即产生气态1-MCP。
商品名称Ethylbloc(乙烯克)。
该产品通过美国环保署(EPA)安全无毒审查许可,广泛用于花卉、果蔬保鲜。
它无毒,无不良异味,不污染环境,用量极少,称得上真正的无公害农药,是目前对抗乙烯的最新武器。
台湾利统股份有限公司(LytoneEnterprise,Inc.)采用独特的微包埋技术研制开发了获得世界专利的乙烯受体阻断剂新剂型,推出了商品名称为安喜培(Ansip)的片剂系列产品。
F型,100片/瓶;G型,50片/瓶。
通过设在上海的利统分公司代理,迅速占领大陆市场。
浙江联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成功生产出1-MCP,以气溶胶状态储存在安装有喷雾阀门的铝瓶中,使用时只要按下控制阀门即可。
100mL/瓶,可处理300m3空间,浓度500nL/L,使用时扩散速度4m3/s。
1-MCP的使用,一定会引起花卉、蔬菜、果业和许多其他农产品储藏、加工、运输领域的一场革命。
2.Harpin
1992年,南京农业大学王金生教授的弟子韦忠民博士在美国Cornell大学工作期间,首次发现植物致病细菌无毒基因编码的蛋白Harpin,它是一种双功能信号分子,分泌它的致病菌靠它来识别寄主植物,它又可诱导植物过敏反应,使植物产生系统获得抗性。
这种抗性是广谱的,抗虫,抗病,抗病毒,抗其他不良因子的胁迫如干旱,盐碱等。
韦忠民的发现被认做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Science》当年就做了突出报道,并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资助。
随后,韦忠民博士与美国EDEN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将这种由植物致病菌产生的蛋白激发子开发成一种对环境友好、对人畜安全的农用生物技术产品——康壮素(Messenger),剂型为3%微颗粒剂和1%粉剂。
2000年在美国获得登记,被EPA列为免检残留的农药产品,准许在所有作物上使用。
2001年,鉴于该成果在科学上的突破和该产品给农业及环境安全带来的巨大作用,再次受到美国政府嘉奖,EDEN公司获得总统绿色化学挑战者奖的中小企业奖。
同年,经我国农业部农药检定所(ICSMA)审定通过取得了农药临时登记证(证号为:
LS200160)。
康壮素的有效成分是一种超敏蛋白,化学通用名为HarpinEa,由40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分子质量44kD,富含甘氨酸(占21%),不含半胱氨酸。
基因序列登录号为AAC31644.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毕业的邱德文博士(现为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所长,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1995年以来,先后在美国Cornell大学和EDEN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原核细菌蛋白质Harpin、植物与微生物互作机理研究,获得5项美国专利。
2001年被美国EPA授予总统绿色化学挑战者奖。
2002年入选中国农科院药物微生物工程学一级岗位杰出人才。
在过敏性反应蛋白和植物与微生物互作的研究中,他独创了一套蛋白质及克隆制品的生物活性评价体系和模式识别技术体系。
利用这些独特的体系,从多种微生物真菌中已筛选获得具有抗病防虫蛋白重要性状的微生物菌株。
该技术为发掘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微生物蛋白质药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真菌中提取分离的生物活性蛋白能激发植物防御反应基因表达与产生过敏性反应(HR),对多种植物病虫害具有很好的防效,并能促进增产,提高品质。
药效中试正在云南丽水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合作单位进行。
南京农业大学王金生教授从水稻白叶枯病菌(黄单胞菌,Xanthomonasoryzaepv.oryzicola)鉴定出活性蛋白HarpinXoo,分离了其编码基因,构建了工程菌,通过生物工程制得HarpinXoo蛋白,制成3%制剂,命名为“植物增产抗病生化激活制剂harpinXoo(伊利得)”。
伊利得在性质和功能上与美国EDEN公司的康壮素(Messenger)产品属于同类,但两者在基因和蛋白质结构方面完全不同,并且效果超过国外同类产品。
因此,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harpin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
深圳市武大万德福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利用植物火疫病致病菌Erwiniaamylovora的hrpN基因,研制成功基因工程植物免疫激活剂——安康肽,具有广谱的防治细菌、真菌、病毒等病害的能力,可以广泛的用于作物保护。
从上述两例新农药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化学农药,还是生物技术农药,都存在真正的无公害类型,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发现、去创造。
特别是植物抗性诱导剂和激活剂(有生物大分子,也有化学小分子物质如IPT),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它们的作用对象是植物而不再是害物,因而害物不会产生抗性。
它们不改变植物基因,只是诱导或激活植物的免疫能力,实现预防、产生免疫。
它们无毒无害,对人畜安全,不污染环境,有利于人类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使用成本较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较好。
Harpin是当前生物技术农药的成功范例,是技术创新、成果创新的杰出代表。
五农药的发展方向
农药是应社会政治、生产、生活需要产生和发展的。
它是一把双刃剑。
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和福祉的同时,也显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俗称为“公害”。
“公害”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泛指由于工业和人类其他活动造成的各种损害,包括大气、水质、土壤、农产品污染,噪音、振动、地面沉降及恶臭等。
农药公害是指由于农药本身或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农药而引起的公害。
农药的使用是产生环境污染和公害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产生公害的唯一因素或最主要因素,更不是公害的全部。
农药公害其实只占公害的很小部分,由于不恰当的宣传,不少人把公害和农药划上了等号,农药几乎成了公害的代名词,这是错误的、不公正的。
但是,在科学、客观、全面、冷静评价农药的功过、利弊时,应该承认农药公害是农药受到批评、谴责的主要问题。
只有最大程度地降低乃至消除农药的公害,农药才能持续存在,并得以进一步健康发展。
建国以后,我国的农药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农药生产大国。
但是,我国农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却始终是一个百思难得佳解、困扰农药人的“天字一号”难题。
许多专家、学者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广泛的阅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不少见解,体现了我国农药人的睿智和匠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郑斐能先生提出“高效、经济、低副作用——农药的发展方向”(农药市场信息,2002,16卷),在诸多同类见解中堪称佳作。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农药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环境、卫生等各个领域,甚至在想不到的文物保护等方面,农药都能发挥它的特殊作用。
农药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农用化学品,它的存在、利弊与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空前广泛的关注。
因此,讨论农药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和农业领域,应该站到全社会高度进行宏观思考,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苏轼在“题西林壁”诗中写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另外,农药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种类繁多,用途广泛,性质各异,很难用某些专业技术术语对农药的发展方向进行高度、全面概括。
例如,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高效”历来被列在农药发展方向的首位。
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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