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法律推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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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法律推理
第二十二章法律推理*
一、法律推理概说
二、形式的法律推理
三、辩证的法律推理
大体说来,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或行为都需要、同时也的确是由“理由”来证明其合理性并由这“理由”来推动其实际展开的。
作为一种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法律实践同样是由正当的“法律理由”来证明其合理性、合法性并由这“法律理由”来推动其实际展开的。
在寻找和构造正当的“法律理由”并运用这种“法律理由”来证明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某一具体案件的法律事实的认定和法律处理的过程与结果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证明方法与途径,就是法律推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法律推理贯穿于法律实践过程的始终甚至是与法律实践直接同一的。
一、法律推理概说
虽然学者们对于法律推理的理解与概念界定并不一致,但一般而言,在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实践的意义上,法律推理主要指的是法律职业人及其群体在法律实践活动中,利用相关的事实材料、法律文本材料、逻辑技术材料、社会经验材料,构造正当法律理由,并以此理由推导和论证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法律证成(Justification)过程与证成方法。
其特点体现为:
[1]
首先,在法律推理中,利用相关的材料构造法律理由,乃是法律推理的基础,否则,法律推理无由进行。
其次,法律推理是逻辑推导和经验论证相结合的过程。
逻辑推导保证了法律推理的形式合理性或者逻辑一致性,而经验论证保证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或者合理的可接受性。
再次,法律推理是法律职业人及其群体对于其特定的法律行为与法律裁断的权威性论证过程与方法,这里的“权威性”实际上是由两个方面来赋予的,一是司法权力及其运作的国家强制性力量的赋予,二是法律运作以及法律职业活动的特殊的技术属性所赋予。
最后,法律推理是通过阐述和论证法律行为各个环节以及每一个具体的法律结论成立的“正当理由”而使对案件的整个法律处理过程及其结果保持逻辑一致性的证成过程和证成方法。
因此,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实践推理,必然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法律推理具有逻辑推导的功能。
这一功能,一方面确保了“同等处遇”的法制平等原则在司法中的落实,一方面也使社会对于某种事实情形下的法律问题的处理结果获得了大致合理的可预测性,从而使社会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第二,法律推理具有辩论说理的功能。
这一功能使法律推理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以及法律决定或者法律结论获得大致的确定性,一方面使这些法律结论在正当理由的支撑下获得合理性与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这些法律结论获得社会以及当事人的自觉认同。
第三,法律推理在动态的法律运作中向社会及其主体展示了“本本上的法律”是如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律”的具体过程,一方面为人们了解和学习法律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对现实的法律进行理性的批判指示了一条路径。
第四,法律推理能够协调社会变革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使法律在较少发生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要求,从而实现法律对社会关系的有序调整和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
二、形式的法律推理
形式的法律推理,乃是依据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及其相应的逻辑运演规则,所进行的法律推理方式。
形式的法律推理大体上可以分为演绎的法律推理、作为演绎的法律推理的补充的归纳的法律推理、以及类推(类比)的法律推理。
(一)演绎的法律推理
演绎的法律推理,就是由一般的普遍性法律规则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法律事实为小前提,推导出一个特殊而确定的法律结论的法律推理过程与推理方法。
演绎的法律推理也被称为三段论法律推理。
其基本的程式是:
M是P(大前提),
S是M(小前提),
故,S是P(结论)。
由此可见,演绎的法律推理的基本过程是:
第一,寻找和确定作为演绎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的法律规则。
即,确定可以适用于当前案件事实的法律规则。
第二,通过对于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组合、证明,陈述或者确认作为演绎推理的小前提的法律事实。
但在对同一情形下的法律事实的陈述和认定上不同的人们往往分歧较大,因此,法律推理者必须以共同性的社会信念或者价值观念为标准,来比较和判断不同的事实认定和判断的相对份量或者重要性。
第三,根据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的逻辑关联,即二者是否具有包含关系,作出确定的判断,得出确定的结论。
(二)归纳的法律推理
归纳的法律推理严格说来并不是完整的法律推理,而仅仅只是演绎的法律推理的补充。
归纳推理指的是从多个或者一系列特殊的具体事例出发推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原理的推理方法。
在法律实践中,归纳的法律推理发生的场合是,“在某些案件中,法官会发现没有任何法规或其他既定规则可以指导他的审判工作,但他却能够在对一系列具有先例价值的早期判例所进行的比较工作中推论出可能适用的规则或原则。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法官是在运用归纳推理方法从特殊事例中推论一般性规则。
”而“一旦法官心中形成了他认为早期案例中所包含的规则,他就会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把此项规则适用于他所受理的诉讼案中的事实之上。
”[1]
归纳推理的基本程式是:
Aa是B,Ab是B,Ac是B……An是B;
故,所有的A都是B。
在通常情况下,归纳的法律推理的目标就是确定一个适用于当前案件事实的一般法律规则,而这一一般性规则往往又是用做演绎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的,所以,归纳的法律推理是演绎的法律推理的补充。
(三)类推的法律推理
类推的法律推理即法律的类推适用,指的是在法律实践中对于法律所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比照援引与此事项之性质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加以适用处理的法律方法。
类推的法律推理在英美法系判例法国家的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最为普遍,具体体现为遵循先例原则的运用。
但类推的法律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只不过在刑事法律领域,这种类推是严格限制的。
一般而言,法律的类推适用的理论根据乃是基于平等原则,其体现在法律实践中就是“相类似的案件应为相同处理”的法理。
法律的类推适用的现实条件在于,现实的实证法律规定存在公开的漏洞,即,依照法律的规范意旨,法律本应积极地对于某一种事项设定相应的规定却未予设定这样的规定。
杨仁寿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引证德国学者库鲁格(U.Klug)和日本学者碧海纯一的看法,将法律的类推适用的特点概括为:
第一,类推适用属于一种间接推论。
一般说来,逻辑上的推论有间接推论与直接推论之分。
直接推论,就是以一个命题为前提,将某种特定的案件事实归摄入该命题所包含的事实之中,直接导出结论的推论。
相反,间接推论则需要以两个命题为前提,其中第二个前提即小前提乃是一个与第一个前提即大前提具有归属性关联的事实陈述,由此才能导出结论。
三段论推理就是典型的间接推论。
法律的类推适用也是一种间接推论,其一般推理过程是:
M是P(大前提),
S与M类似(小前提),
故,S是P(结论)。
类推的法律推理过程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体现:
已决案件S具有a/b/c/d……属性,
当前案件P具有a/b/c……属性,
故,当前案件P应按照已决案件S的处理方式处理。
第二,法律的类推适用乃是从“特殊到特殊”、从“个别到个别”的推论。
这与三段论演绎推理不同:
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乃是一个全称的判断,而法律的类推适用的推理的大前提却只是一个特称的判断。
第三,类推适用所获得的结论,并非绝对可靠,而只是一个大致确实(有时甚至还是错误)的盖然性结论。
因此,在进行类推时,应当将结论的妥当性放在首要位置,而不必过多考虑结论的真假。
第四,法律的类推适用的基础在于作为推论之大前提与小前提两个命题中所包含的事实情形具有“类似性质”或“类似关系”。
但这二件事实的相同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被判断为“类似”却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需要依具体的个案的情形而定。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演绎的法律推理、归纳的法律推理还是类推(类比)的法律推理,实际上都决不仅仅只是逻辑规则的简单的技术使用,因为,在形式的法律推理中,逻辑规则所解决的只是推理的形式正当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它们无法保证这些法律推理及其结论在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时也会出现推理过程完全合理但推理结论却不正确的情况。
更何况,在事实上,作为这些法律推理得以展开的推理前提(大前提和小前提)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或者模糊性,这必然会损害法律推理的结论的可靠性。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推理的运用应当注意这样的操作手段的综合运用:
第一,一旦某一种单一的法律推理方法的运用产生了不当的结论,就应当加入其他的法律推理方法予以矫正;
第二,在法律推理中,必须注意包括法律解释在内的各种具体的法律方法的经常而恰当的运用;
第三,在法律推理中,必须注意运用基本的社会政策、社会共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价值准则,来甄别和选择法律规则、原则、法律事实等的相对份量或其重要性程度,以便为法律推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确定实质性的判断依据。
三、辩证的法律推理
所谓辩证的法律推理,乃是指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法官很难通过一般的形式推理而简单定夺裁决的疑难案件的情况下,法官运用实践理性方法弥补现行法律的疏漏与不足,从而使司法行为及其结论获得确定性与正当性的法律推理过程与方法。
疑难案件的存在是运用辩证的法律推理的前提条件。
博登海默指出:
“在法律领域中,法官在解决争议时有必要运用辩证推理的情形主要有三种。
这三类情形是:
(1)法律未曾规定简洁的判决原则的新情形;
(2)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抵触的前提但却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真正选择的情形;(3)尽管存在着可以调整所受理的案件的规则或先例,但是法院在行使其所被授予的权力时考虑到该规则或先例在此争议事实背景下尚缺乏充分根据而拒绝适用它的情形。
在所有上述情形中,法院不可能通过分析的论辩方式,亦就是用演绎、归纳或类推等方法去解决争议问题。
在这种性质的情形中,即使是律师在试图劝说法院做出有利于其当事人的结论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诉诸于辩证推理方式。
”[1]显然,疑难案件的出现或者说辩证推理的不可避免地运用,主要是由于法律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具体说来,可能是因为法律规定本身含义模糊意思不明(比如法律中的一般性条款与不确定概念),法律本身缺乏明确规定出现了“法律空白”或者“法律漏洞”,法律存在两个以上相互矛盾和冲突的规定,以及出现了“合理”与“合法”的矛盾或者说假如严格适用既有法律规定就将肯定产生严重的非正义的社会与法律后果。
与归纳的法律推理和类推的法律推理一样,辩证的法律推理的实质并不是要获得一个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对于当前案件事实的终局性的法律处理结论,而是要建构或补充缺失或者冲突的演绎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使之正当化与合理化。
其基本的方法或者手段大致有:
[1]
第一,利用对法律的精神的解释来进行辩证推理。
第二,法官通过公平正义即衡平原则克服现行法律的僵化,以实现个案或者个别的公平正义。
第三,根据政策或者法律的一般原则进行辩证的法律推理。
第四,依据习惯和一般之法理进行辩证的法律推理。
第五,依据自然正义和公平的法律与伦理意识进行辩证的法律推理。
第六,根据事物的性质而为判断进行辩证的法律推理。
这些方法或者手段实际上也是在法律解释以及诸如法律发现、漏洞补充、价值补充、利益衡量等特殊法律方法中都运用到的方法与手段。
但在具体运用这些方法或者手段进行辩证的法律推理时,其大致的推理路径是:
首先,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在法律直觉的参与下,提出对于当前案件事实的法律处理的最终法律结论(这一结论无疑是模糊而不清晰的),然后从这一个模糊的法律结论反推,寻求支持或者推导出这一模糊性的法律结论的同样模糊的逻辑大前提。
其次,综合运用上述辩证的法律推理的各种基本方法或手段所展示的法律材料和法律资源,证成或者质疑这一个比较模糊的逻辑大前提,使之在论辩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证,并归摄于现实的实证法律制度的体系与框架之中。
最后,通过价值判断最终确证或者在多个可能性的选择项当中确证选择用来处理当前案件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
【阅读与思考材料】
1、权利存在与权利保障
姚建宗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其一个有关法律的节目中曾经作过如下报道(具体栏目与时间我记不清了):
重庆市某监狱一位正在服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在押犯人,本人与女方未履行结婚的法定手续而同居多年并育有子女,如今孩子该上学了。
但由于他们仅仅只是同居关系、未履行结婚的法定手续而并非因为他犯罪服刑的缘故,孩子没有能够落上户口,因而无法入学。
于是,该犯人向监狱提出申请正式与女方结婚。
据该监狱调查,具有类似情况的正在该监狱服刑的犯人有50多人。
报道说,由于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该监狱不知如何处理。
一个法律“难题”就此产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认为这里存在法律的“难题”。
在我看来,说当前境况之中存在法律“难题”实际上是一个绝对的假问题,说现行法律对于当前境况之中服刑的在押犯人的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也绝对不真实。
我认为产生如此认识的根本原因可能恰恰在于,我们缺乏对于“权利”及其存在的正确认识,我们仍然习惯于将“权利”与所谓的道德的或者法律的“好人”相连,而仍然习惯于将“权利”从所谓的道德的或者法律的“坏人”身边移开。
而这种认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于“法治”的。
实际上,当前境况下,正在服刑的在押犯人要求结婚的“合法”“权利”在理论上和法律的现实规定中都是实际存在的,因此,他们的正当要求与合法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首先,在押的服刑犯人也是与你我一样的“人”,同样享有与你我一样的基本人权。
一般而言,基本人权是根本不可能被“剥夺”掉的。
这是在押的服刑犯人的法律权利应当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的正当理由和终极原因。
其次,当前境况之中的在押服刑犯人只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使方式,而没有被根本剥夺这种权利,这一点与“死刑”判决的情况不同。
也就是说,在押服刑犯人除了政治权利和自由可能被剥夺之外,最多也就是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它各种法定权利仍然存在。
再次,显然,当前境况之中的在押服刑犯人的民事权利的“合法”状况与范围,与你我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合法”状况与范围没有什么两样,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服刑的在押犯人的婚姻自由权利既是完全“合法”的又是现实存在的。
由此看来,说在押服刑犯人要求结婚是否“合法”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认为这是一个法律“难题”,的的确确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真的是一种错误认识,同样,也是一种缺乏法律意识和良好的法治观念的表现。
既然在押服刑犯人的民事权利在事实上的确现实地存在着,并不因为其在押服刑犯人的特殊“身份”而有所不同,那么,对于在押服刑犯人的诸如民事权利这些合法权利理应加以切实的保障,而且这种权利保障还不应与普通人的权利保障有所差别。
换句话说,当前境况之中的在押服刑犯人要求结婚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由权利,而且,这一权利是一般性的普遍权利。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人权的存在只是、也只能是基于人的存在本身,任何政治的、法律的制度的设定与存在,毫无例外地是、也只能是以人权保障为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的,现实的人的各种实证的法律权利不过就是人权的具体化和现实化而已,对于公民的权利保障而言,从人权角度来看,权利推定优先应当是一个公理。
既然法律没有明确宣布(即使明确宣布了,其合法性还应当受到人权保障的检验)取消或者剥夺这些在押服刑犯人的婚姻自由权利,那么,有关当局认为不好处理就是没有道理的,把这视为法律的“难题”也正是“法盲”思维的典型反映。
问题是,对于类似问题习惯性地以这种“法盲”思维来进行认识、理解和处理的人在我国绝对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
所以,在我们的法治建设中,我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育的确是极其关键的一环。
而对待在押服刑犯人的权利存在与权利保障的“权利态度”就是这一环节的重要方面的表征。
我们应当明确而且应当有勇气承认,在现代社会尤其在法治之下,任何“权利”或者“权利要求”是否“正当”、是否“合法”,完全取决于这些“权利”或者“权利要求”本身的社会意义与法律意义,而决不是、也绝对不能是取决于提出这些“权利”或者“权利要求”的主体是道德的、政治的或者法律的等意义上的“好人”还是“坏人”。
在法治之下,任何意义上的“好人”的“非法”的、“不正当”的所谓“权利要求”,都决不能、也决不应该获得法律的支持;相反,任何意义上的“坏人”的“合法”的、“正当”的“权利”或者“权利要求”,法律在任何时候都决不能、也决不应该拒绝提供切实而充分的适当保障。
(2003年8月20日)
2
Singerv.Canada,CommunicationNo.455/1991,U.N.Doc.CCPR/C/51/D/455/1991(1994).(http:
//www1.umn.edu/humanrts/undocs/html/vws455.htm,最后访问:
2004年1月14日)
Distr.RESTRICTED*/CCPR/C/51/D/455/1991
15August1994
Original:
ENGLISH
HUMANRIGHTSCOMMITTEE
Fifty-firstsession
VIEWS
CommunicationNo.455/1991
Submittedby:
AllanSinger
Victim:
Theauthor
Stateparty:
Canada
Dateofcommunication:
30January1991(initialsubmission)
Documentationreferences:
Priordecisions:
-SpecialRapporteur'srule91decision,transmittedtotheStatepartyon5August1991(notissuedindocumentform)
-CCPR/C/47/D/455/1991(Decisiononadmissibility,dated8April1993)
DateofadoptionofViews:
26July1994
On26July1994,theHumanRightsCommitteeadopteditsViewsunderarticle5,paragraph4,oftheOptionalProtocol,inrespectofcommunicationNo.455/1991.ThetextoftheViewsisappendedtothepresentdocument.
[Annex]
ANNEX
ViewsoftheHumanRightsCommitteeunderarticle5,paragraph4,oftheOptionalProtocoltotheInternational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ghts
-Fifty-firstsession-concerning
CommunicationNo.455/1991
Submittedby:
AllanSinger
Victim:
Theauthor
Stateparty:
Canada
Dateofcommunication:
30January1991(initialsubmission)
Dateofdecisiononadmissibility:
8April1993
TheHumanRightsCommittee,establishedunderarticle28oftheInternational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ghts,
Meetingon26July1994,
HavingconcludeditsconsiderationofcommunicationNo.455/1991submittedtotheHumanRightsCommitteebyMr.AllanSingerundertheOptionalProtocoltotheInternational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ghts,
HavingtakenintoaccountallwritteninformationmadeavailabletoitbytheauthorofthecommunicationandtheStateparty,
AdoptsitsViewsunderarticle5,paragraph4,oftheOptionalProtocol.
1.TheauthorofthecommunicationisAllanSinger,aCanadiancitizenbornin1913andresidentofMontreal,Canada.HeclaimstobeavictimoflanguagediscriminationbyCanada,inviolationoftheInternational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ghts,withouthoweverspecificallyinvokingarticle26thereof.
Thefactsaspresentedbytheauthor:
2.1TheauthorrunsastationeryandprintingbusinessinMontreal.Hisclienteleispredominantlybutnotexclusivelyanglophone.Startingin1978,theauthorreceivednumeroussummonsfromtheQuebecauthorities,requestinghimtoreplacecommercialadvertisementsinEnglishoutsidehisstorebyadvertisementsinFrench.Theauthorappealedagainstallthesesummonsbeforethelocalcourts,andcontendedthattheCharteroftheFrenchLanguage(BillNo.101)discriminatedagainsthimbecauseitrestrictedtheuseofEnglishforcommercialpurposes;inparticular,Section58ofBillNo.101prohibitedthepostingofcommercialsignsinEnglishoutsidetheauthor'sstore.InOctober1978,theCourtofSessionsofMontrealfoundagainsthim.TheSuperiorCourtofQuebec,Montreal,didlikewiseon26March1982,and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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