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基本状况及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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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基本状况及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探讨
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基本状况
及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探讨
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大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的八分之一,世界人均的三十分之一,是资源性缺水地区。
新中国建立以来,北京曾出现几次比较严重的用水危机。
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连续五年的枯水时段导致的水资源危机,对北京发展造成极为严重影响。
中央、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解决北京地区水资源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多种措施克服水资源紧缺带来的重重困难。
有限的水资源量支持了北京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但不能不看到,现状的水供需平衡是以牺牲环境和制约发展为代价的,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影响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
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三步走战略,对人口、资源、环境与现代化的关系做了深刻阐述。
建议指出: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把节水放在突出位置。
要加强水资源的规划管理,搞好江河全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
城市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布局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承受能力。
大力发展节约用水措施,发展节水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
抓紧治理水污染。
改革水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调动全社会节水和防治水污染的积极性。
缓解北方缺水矛盾,加紧南水北调的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
中央关于水资源的要求为解决北京地区水资源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思路。
按照中央的要求,找出我市水资源存在的问题,对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做出科学预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成为当前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北京水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主要的问题
通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状况的分析,可以找出基本规律。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向蒙古高原过渡的地理台阶上,多年平均降水量595毫米,但年际、年内分布极不均匀。
最大年降水量1406毫米,最小年降水量只有274毫米。
一年之中,85%左右的降水集中在汛期的三个月内。
年际又表现为连旱连涝、旱涝交替;春季十年九旱、汛期常出现暴雨洪水和泥石流。
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量41.33亿立方米,其中地下水26.33亿立方米,地表水15亿立方米。
当前的水源和供水工程建设已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水资源总量不足已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
据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的预测,到2010年北京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5400亿元,人口为1600万。
届时,北京还要建设成为世界上环境质量一流的城市。
显然,以现有的水资源量,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管理水平,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据专家预测,按平水年和枯水年的不同情况,到2010年,全市将缺水16.15~22.99亿立方米。
21世纪的北京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缺水形势。
通过综合分析可以看到,北京地区水资源紧缺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密云、官厅两大水库的来水呈衰减趋势,而来水衰减的主要原因是上游的用水增加。
密云、官厅水库是北京市地表水主要供水水源,两库年均供水10亿立方米,占全市地表地下总供水量的四分之一,占全市地表供水总量的三分之二。
建库以来,两库已累计为北京市供水440多亿立方米。
由于官厅水库上游修建了册田等大小水库267座,发展灌溉面积545万亩和采选、冶炼、电力、化工等高耗水工业,致使官厅水库年平均来水量由50年代的19.3亿立方米锐减到90年代的4.0亿立方米。
如1985~1995年流域年均降水量与1955~1984年流域年均降水量407.5立方米相当,而前者年均来水量仅为2.7亿立方米,只相当于后者年均来水量11.3亿立方米的四分之一。
官厅水库来水量衰减的趋势相当明显。
密云水库来水量也随着上游30多座蓄水工程的兴建、灌溉面积的扩大和工业生产发展而大量减少。
80、90年代比60、70年代年均减少4亿立方米左右。
如1980~1997年流域年均降水量517.3立方米比1960~1979年流域年均降水量530.6立方米仅小13.3立方米,而1980~1997年期间的年均来水量却比1960~1979年时段的年均来水量减少3.9亿立方米。
密云水库上游流域年来水量也呈明显衰减趋势。
(二)工业和城市发展用水迅速增长。
由于在整体发展中未能兼顾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没有坚持量水而行、量水发展和以供定需等原则,工业产业全面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建设规模不断膨胀,同时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输配水管网不配套,造成水资源不合理利用和严重浪费。
用水过快增长超过了当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造成地下水大量超采、许多河流长期断流、城市湖泊逐渐萎缩、湿地干涸、土壤沙化以及地面沉降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水污染程度不断加剧。
1995年,全市年排放污水总量12.7亿立方米3,其中规划市区8.9亿立方米3。
规划市区的污水集中处理率仅为22%(1999年10月为42%)。
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污水排入河道和渗井、渗坑,加之过量施用农药和化肥,使得河湖水体和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
据对全市81条河流2150k立方米的河段监测,有56%的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下游河道多为超Ⅴ类水体,基本没有生物存活;城市饮用水源受到污染的威胁,近一半平原区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
官厅、密云两大水库上游来水的污染程度也日趋严重。
官厅水库污染源主要来自张家口市宣化、下花园两区,每年有1亿吨的工业和生活废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洋河,非汛期洋河流入官厅水库的水体几乎全是污水,致使宣化以下河水基本为超Ⅴ类。
由于入库水量减少,污水在来水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近几年库区水体中总氮、总磷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已达富营养化状态。
1997年后官厅水库已不能作为生活饮用水源,仅用于工业、农业灌溉和城市河湖补水。
水库上游山区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水土流失面积达183.11万公顷。
水土流失不仅造成耕地减少,肥力下降,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而且加剧了官厅水库的淤积。
截止到1998年,官厅水库已淤积6.46亿立方米,严重影响下游防洪和供水安全。
密云水库上游来水的水质也呈明显下降趋势。
近年来上游地区迅速发展的酿造、铁矿采选等行业,不断向河道排入大量未经处理的废污水,已造成河道淤积、水体水质恶化。
1995年以后,潮河戴营断面铁离子浓度常年超过Ⅴ类标准。
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本来就十分严重,铁矿采选和农民打柴烧草又进一步破坏植被,加剧水土流失。
截止1998年底,尚有66.67万公顷的水土流失面积亟待治理。
(四)水管理体制不顺,使得有限的水资源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和保护。
目前北京市的水管理体制表现为条块分割、相互制约、职责交叉、权属不清。
由于水管理权不统一,使得各管水部门依据自身的管理职能开展工作,没有形成协调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全市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缺乏统一的规划,无法实现统一管理及联合和优化调度,也无法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集约利用。
(五)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长期偏低,不利于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优化配置。
受计划经济体制和福利性用水政策影响,从事供水和污水处理的企业长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生存,一方面是不断提高的用水需求和水环境质量要求,另一方面是水资源保护、开发投入严重不足,水利工程建设缺少必要的财力支持。
水资源稀缺性与水价格的低廉性并存,导致用水浪费和低效用水,加大了供需失衡程度。
产生的后果是供水企业不能正常运行,水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
(六)地下水超采严重。
为满足人口急剧增长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用水需求,在两库来水减少,地表水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北京市不得不靠超采地下水来维系。
到1995年,全市地下水已累计超采40亿立方米3,其中规划市区超采18亿立方米3,形成了以规划市区东部为中心的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达2000k立方米2。
地下水超采引起水质恶化、地面下沉,市政设施破坏。
据1997年观测,仅规划市区就有313k立方米2的面积硬度超标。
全市现有地面沉降面积800k立方米2,累计最大沉降量850立方米立方米。
地下热水资源因缺少综合规划,开发利用不合理。
部分地区被过量开采且缺少人工补给的配套措施,造成难以恢复的地下热水水位持续下降。
如小汤山地区地下热水位与70年代初期相比已经下降30多立方米,目前仍以每年2立方米的速度继续下降。
北京市开发利用的地下热水大多是一次利用后,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综合利用效益差,对环境污染严重。
目前全市每年约开采400万立方米3的地下热水用于供暖,只有少量的地热水被循环利用,其余都是利用后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造成甚为严重的氟污染。
二、解决北京水资源问题的基本思路
水资源的有限性和用水需求的不断增长是无法回避的矛盾。
新中国建立以来,北京地区先后出现了几次大的水危机。
六十年代中期的城市供水危机,是靠开挖京密引水渠引用密云水库的水渡过的;七十年代的供水危机,是靠开采地下水渡过的;八十年代初期的供水危机,是靠中央决策密云水库只保北京供水;全市开展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渡过的。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降水的不均衡和用水的不合理,随时可能导致新的水危机发生。
但是,面对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水危机,已不可能重复原来的手段缓解水供需矛盾。
北京境内的可能开发的水资源都基本上得到开发,继续开发的潜力十分有限,受边际效益递减因素的影响,会形成投入很大,却收效很低的后果。
因此,实施外流域调水是必然选择。
从北京周边地区的水资源来看,同处在水资源紧缺的地理带上,不好再指望从周边河流调水。
南水北调工程是缓解北京地区水资源紧缺矛盾的最优方案。
工程建成后,北京每年可以得到12亿立方米的客水补给。
但从当前形势分析,远水难解近渴。
由于这一工程尚未上马,2010前很难保证引水到京。
必须以新的观念为指导对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方式重新定位,1999年北京市政府和水利部共同制定的《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对这些问题有着比较全面的反映。
规划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不可能从理论上进行更多的阐述,而正确理解水资源规划确定的思想基础,又是实施规划的必须的前提条件。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理论上探讨水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已成为落实水资源规划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水资源是指可资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但这仅仅是狭义的水资源,广义的水资源却是指全部自然界任何形态的水。
应该承认对水资源定义的讨论是围绕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水资源关系进行的。
人是环境的产物,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探讨水资源问题当然不能脱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不能脱离系统。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人与水资源的关系需要放在一定的范围内去调整,这个范围包括了生态环境内容,因此本文所讲的水资源是跨在两种定义之间的。
水是生态平衡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自然界中的水资源有着存在方式的不确定性,最典型的是时空分布不均匀。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运用蓄水和引水的方式改变这种状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可人们又无奈地发现,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盲目思维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后果总是顾此失彼,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河道断流、井泉枯竭、水体污染等问题。
不仅是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如何让有限的水资源保障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又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已成为水资源管理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水资源开发利用在一定的阶段表现为开发能力与利用需要的矛盾,此后便是资源量不足与利用需要量之间的矛盾。
第一阶段可以靠加大开发能力实现供需平衡,第二阶段却需要优化配置,集约利用去解决。
人们生产生活所需求的水资源量在不断地增长,而自然界中可开发利用水资源量却是有限的。
如何以有限的水资源量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最现时的问题。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优化配置呢?
这所涉及的不仅有实践问题,也有理论问题。
首先我们面对的便是水资源配置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以为至少从以下几方面去考虑。
(一)水资源共享原则。
这是一种平等原则,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公平。
水资源配置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维持人类生存用水是第一位的。
这里需要注意,生存是以生产为条件的,离开生产空谈生存不现实的。
天赋人权体现着人社会性的平等,而天赋资源权则是在自然面前人享有的对资源占有和消费的基本权力,这种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生存权的一部分。
水资源配置不可以顾此失彼,不可以在保护一部分时以牺牲另一部分为代价。
如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工商业发展与农业发展共同面对水资源紧缺问题,就存在着对水资源享用权的选择。
公平地说,如果是在享用水资源方面一部分人的发展牺牲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获益的人群和行业给予受损害者的补偿是必须的。
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取用水资源方面过多地占有了农民对水资源的享用权,在这方面应该有个明确的说法。
(二)可持续利用原则。
人类的发展是个持续的过程,不仅要考虑水资源在当今时代的共享,还要与后代共享,不仅是人对水资源的共享,还有人与环境对水资源的共享,以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导致了水超采、水污染、水土流失等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发生。
井泉枯竭、河道干涸、湿地萎缩、荒漠化等问题,这些都同水的不合理开发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在讨论水资源共享原则时,也必须有这样一种平等观念,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仅要考虑人对水资源的共享,还有与环境的共享。
水资源用途广泛,是基本生活、生产资料,也是生态的基础条件。
不注重生态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往往是人类难以抗御的。
在不少地区经济加速发展造成环境加速恶化,这不仅降低了人的生存质量,也背离了人的生存目的,给人类的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此必须重新调整人同水资源的关系,确立适宜的水开发利用方式和合理用水量,做好水资源涵养和保护工作,实现持续利用目标。
水污染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灾害。
国家法律要求“谁污染,谁治理”,污染企业达标排放,工业实行清洁生产和用水者交排污费等,正是体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想。
(三)有偿使用原则。
水资源是稀缺的,调节稀缺资源的根本手段是有偿使用。
水权所有者向其它要求用水者提出偿付要求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水资源首先是一种社会财富,财富拥有者向使用者的让渡是经济行为,而不应该是慈善行为。
其二,对水资源的保护开发是要付出成本的,经济行为不可能不计成本。
过于强调资源享有的福利性,极可能导致人与资源关系的无责任状态。
北京市生活用水人均300升,其中公共用水占三分这二,这种浪费足以说明福利性用水的危害。
其三,水资源是稀缺且又不可或缺的特殊资源,应在开发利用中遵循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规则。
而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水资源是以社会福利定位配置的,有什么样的道德力量能使人们珍惜可以无偿享用的财富呢?
回答是否定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必然导致水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低效率。
因此有水价体系中不仅要考虑蓄水、引水、制水、供水以及治理污水的成本,还要体现国家对水资源的所有权和配置权。
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一部分,是不容个别利益集团分享或侵犯的。
(四)效率优先原则。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各行各业的发展都要以水资源为依托。
水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因其时空分布不均,表现出不同的利用成本。
无论是蓄水、引水、制水、供水还是其它配置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此就某一区域而言,发展什么,限制什么,要讲求水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实施效率最大化选择。
工业、农业、服务业的结构调整都要以此为前提。
在市场程度较低的时候,这种效率的价值核算具有不确定性,当市场化程度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市场经济在其运行过程中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也就是说水要进入市场,水价确定主要由主导市场的价值规律左右。
但水由于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还是人的基本生活资料,水价又不能完全由市场左右,还要顾及到人生活的用水公平和经济承受能力,因此必然是一种结构型的价格体系。
农业、工业、商业用水要有区别;用地表水、地下水要有区别;用优质水、劣质水也要有区别。
而生活用水在节约和提高用水效率的前提下又必须优先给予保证,环境用水也要给予一定的保障。
也就是说水市场不可能是完全市场,水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准市场,因为水价效率优先的基础是资源共享。
(五)以供定需的原则。
水资源量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规模却是可以无限扩张的,在扩张过程中必然要求水资源的保障。
要以水资源量决定经济社会规模,一个地区人口总量多少,经济规模多大,什么样经济结构更适宜,要把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量作为重要的条件。
如北京城市肯定是要发展的,但不能超过环境容量,不能盲目扩张,人口规模、建筑规模,以及需要水量支持的经济规模都要受到限制。
水量分配是一定的,就便是有南水北调引水,但南水北调的水量分配也是有每年12亿立方米的定量。
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不能因自我扩张,取得更多的水量分配。
但这并不等于说不能发展,水资源总量不足制约了发展。
那么发展需要另辟蹊径,一是通过调整出适宜的产业、产品结构发展经济。
水资源紧缺地区不可能发展高耗水的产业或产品,北京地区农业发展节水灌溉和不再种植水稻就是这种选择;二是通过科技发展节约用水,提高水利用效率。
工业和生活用水采用循环冷却水装置,推广使用器具等;三是通过购买他人的水权获取用于发展的水资源量。
万元产值耗水量和万元产值取用新水量都曾是考核用水效率的指标。
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存在着用水效率的巨大差别,需要通过市场的、法律的、行政的不同手段寻求解决的办法。
(六)统筹兼顾的原则。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不能离开系统空谈优化。
否则会顾此失彼,造成系统运行失衡。
系统具有多元性、结构复合性和各单元的关联性,牵一发会动全身。
水资源是基础性资源又是稀缺性资源,它的应用范围广,取舍不当会引发许多矛盾。
如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往往以牺牲乡村利益为代价获取城镇的较快发展。
原则上说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趋势,有所得必有所失。
但在操作过程中如找不到适宜的推进方式,会导致城乡争水的社会矛盾。
当然,统筹兼顾并不是水资源要平均分配,而是在系统优化中调整水资源与系统的和谐关系。
近些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发展首都经济战略,这一战略充分把握了北京缺水的基本市情,限制并逐步淘汰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在整个城市建设规划中,不仅考虑规划市区的发展,也考虑了卫星城和乡村中心集镇的发展。
(七)水资源国家所有原则。
国际间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其特定规则,这里暂且不论。
一国之内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所有,国家享有对水资源的所有权、分配权和收益权。
按照我国现行管理体制,水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相对分离的。
因此流域之间、行政区域之间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包括水量分配、水质要求),需要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依法由上一级裁决。
在水权明晰的基础上,用水权可以运用经济方式转让。
事实上国家收取水资源费已经是一种水权所有的转让方式。
这种转让还有其它层次和其它方式,如使用权也是可以转让的,一个效益不好的企业或单位,可以把原来的用水权全部或部分、长期或短期转让给另外的效益好的企业或单位。
但要明确指出,这种转让应该是规范有法律保障的行为,不能允许各行其是。
三、调整城市化与水资源保护开发管理的关系
中央明确提出了21世纪前五十年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战略,水利发展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基础条件。
北京市委、市政府根据北京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到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表现为人口和财富的高度集中。
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证明,现代化过程表现为城市化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载体。
从一定意义上说,北京面临着比其它城市更大的城市化与水资源关系的压力,自身水资源根本无法满足不断持续发展需求。
水资源与城市发展超过了自然平衡点后,必须采用多种方式解决对水的巨大需求。
这种方式不外是外流域调水和对水资源的集约利用。
但无论是外流域调水还是对水的集约利用都涉及到成本问题,要把城市发展同水资源开发的成本一并考虑。
一方面城乡建设要量水而行、量水发展,不能不顾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另一方面,要采用最经济的方式,保护开发和高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以少的水资源量支持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城市化是必然的历史进程,北京地区的城市化也是必然的历史进程。
我们要以资源优化的方式调整出城市化与水资源配置的合理关系。
我们注意到,城市化对水利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片农田一旦变成高楼大厦,这块土地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土地,它的的供水保证率就要提高到100%,城镇工业和环境也要有水可用。
我们不能回避城市化给水利发展提出的难题。
顺应城市化的内在规律,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确立水利支持保障城市化发展的思路,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大问题。
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阻碍城市化进程,但我们却有能力提高城市化的素质。
不是被动地应付城市化,而是为城市化寻找到与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关系。
(一)建设新型城市的城市水利首先要具有大局观念。
把水利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考虑,城市水利发展当然也在这个大局之中。
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下世纪中叶,我国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水利工作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是水利工作的根本任务。
城市化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目标要经历的过程,水利工作要完成服务重点的转移。
我们不能就水利说水利,水利是城市不可替代的基础设施。
夯实水利基础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水利基础设施要相对超前建设,不能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腿。
城市化率的加速是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国力进一步提高的基础条件。
水利工作要克服困难为城市化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有大局观念的另一个意思是说,任何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工作都有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
各个不同的局部构成全局,但全局又不是各局部的简单相加。
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是全局不同的点,彼此间也要互相支撑。
水利与各行各业都有这层关系,水利支持着别的行业,其它行业也支持着水利。
认识到这样一种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也是大局观念的一个方面。
研究新形势下的城市水利问题,必须要确立这种大局观念。
有了这种大局观念,才可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才能制定出利于发展的规划和确定适宜的政策,水利也才能支持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二)建设新型城市水利要有系统的观念。
水不是孤立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水利工作也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系统的行业。
水利同自然和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在联系中认知水与万物的关系,以系统的观念把握水有着重要意义。
北京水利专家提出的管好用天上、地面和地下“三盆水”,提出的建设防洪标准高、供水保证率高、水环境质量高和水经济效益高的“四高”水利目标,正是体现了这种系统观点。
三水是相互转化的,把握住转化的规律,在这一基础上去治水管水用水,水利工作就多了几分主动。
“四高”是互相联系,互为结果的,单独地强调某一方面肯定会出现顾此失彼的失误。
事实上在整个的水利工作方面都有系统性把握问题。
比如防洪和蓄水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人们强调防洪时,总是在蓄和泄上作文章,目的就是防洪安全。
水资源状况如何,不做更多考虑。
这些年我们在正确把握防洪同供水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密云水库供水已占北京城市供水的一半以上,水库多蓄水才能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
但多蓄水又影响到水库防洪功能的发挥。
究竟怎样处理好这一矛盾当然不能靠主观愿望。
通过多年调蓄加上1991年汛期水库蓄水较多,到1992年汛前按正常供水肯定超过汛限水位。
在水资源紧缺的城市如何使好不容易蓄到的水发挥效益,是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内容,也是处理好防汛同供水关系的重要内容。
我们聘请专家确定课题研究解决这一矛盾。
经过对相关因素的缜密研究,专家们以提高汛限水位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优选方案。
近十年来运用这一方案,密云水库减少下泄水量12.7亿立方米,最大限度实现了密云水库在保证下游防洪安全和为城市供水安全方面的多重作用。
处理其它方面的关系也是如此,都是要对相关因素做优化比较,都是把不同方面的关系放在系统中去把握。
工业、农业、生活、环境用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用水的关系;用清洁水和用再生水和关系;用地表水和用地下水的关系;建设防洪工程同水源开发工程的关系;等等,等等,都需要我们放在系统中去把握。
有了系统的把握才可能找到优化的方案,才可能不出现顾此失彼的错误。
(三)建设新型城市水利要有科技创新的观念。
水利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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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世纪 初期 首都 水资源 基本 状况 实现 供需 平衡 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