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校励志演讲让尊重学术成为一种习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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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校励志演讲让尊重学术成为一种习惯

世界名校励志演讲——让尊重学术成为一种习惯

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的讲演

　　简介：

　　马克斯韦伯（1864年－1920年），德国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

最初，韦伯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

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领域公认的重要创始人，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演讲，特别是有关学业的话题，作为一种励志信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志士，成为年轻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巨大动力。

　　正文：

　　各位同学希望我来谈一谈如何尊重学术的话题。

我们这些政治经济学家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演说习惯，总是从问题的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如此。

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

将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心献身于学术并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会怎样？

为了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这另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它在这与方面与德国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众所周知，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首先要从编外讲师做起。

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

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得到专家表示同意的保证，然后以一本著作和一次系内的走走形式的考试作为基础，获准编外讲师的资格。

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

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他并无薪水。

而在美国，学术生涯往往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

他先被任命为助教。

从总体上来看，这类似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结果只有一部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通常来得太迟。

德国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的基础之上，因为一个没有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条件下，处境将会非常危险。

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谋生的能力，同时，对于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个收入可观的职位却一无所知。

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有一份微薄的工资，一般来说，这份工资比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稍稍多一点。

然而，这看上去确实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薪水作为支柱。

不过，就像我们这里的科研机构的助理一样，也有被解雇的风险，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时刻准备着接受最坏的消息。

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自己的课堂之上学生满座。

德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讲师职位一旦到手，谁也不敢辞退他。

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要求。

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

甚至在是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有效这一点往往很重要。

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教学代课人员以优先权，换句话说，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一种令人烦恼的困境，它与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一会儿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人们通常决定选择后一种，但是却增加了这样的风险相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和端正，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

我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位教授的同意。

结果，我的一名最有能力的学生，却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推荐理由。

　　德国和美国的另一个差别是：

在我们这里，一般来说，编外讲师的课时比他希望的课时更少。

原则上允许他开设自己学科范围内的任何课程，不过，如果他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不尊重较年长的编外讲师。

按照常规，是由教授来开某些主要课程，编外讲师将自己限制在开设某些次要课程上。

这样做的好处是：

学者在年轻时有做研究的自由，尽管这不一定是出于自愿。

　　美国的制度与此有着根本的区别。

讲师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他超负荷工作的时候。

正教授一周只要开一门3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可以。

可是，年轻的助教一周要开12课时，如果可以教一些诸如乌兰德这类诗人的课程，并反复向学生灌输德语，他就很幸运了。

系里的官僚规划课程表，美国的助教和德国研究机构里的助理一样，得领教这些官僚。

　　如今，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

德国学术系统中许多领域的最近发展，也有着与美国相同的趋势。

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些机构则难以运营。

就像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境况：

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工人即助理，完全依靠国家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

这样一来，他对机构负责人的依赖同工厂雇员对经理的依赖并无不同。

机构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

机构就是他自己的个人机构，处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

因此，助理的位置和无产阶级或美国大学助教的地位一样，常有危在旦夕的风险。

　　在一些重要方面，德国的大学就像德国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

我相信，这一发展终将侵入那些研究者个人仍然拥有与过去工匠的情况一样的工具学科，这里的工具主要是指个人藏书；我本人的学科大体上依然属于这个范围。

现在，这一发展却已成为一种蔓延之势。

　　毋庸置疑，就像所有同时伴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发展的确有它技术上的优点。

但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与德国的历史氛围不合。

无论是从虚假表象还是真实情况来看，这些大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学企业，都有一道不寻常的鸿沟将其首脑与标准的旧式教授隔开，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对于后面这种现象，我不准备在此讨论。

无论从表面上还是从本质上来看，旧式大学的构成方式已经名存实亡。

唯一存在且越演越烈的特质是大学职业制度的独特因素。

一个讲师，他是否能够升任正教授，或在学术机构任职，只是受到命运的左右，更不用说助教了。

在这里，命运当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

我几乎无法想象，命运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尤其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被聘为一门课程的正教授，我将这归因于纯粹的运气，而在这门课程上，我的一些同龄人无疑取得了比我更多的成就。

由于这一经历，我相信自己有足够锐利的眼光，可以看出许多人不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无可挑剔，却无法在此选制度中获得理想职位。

　　机遇不等于才干，但它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并不是只同人的因素有关，甚至主要不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

在学术选才的过程中，就像任何其他选拔情况一样，这个因素的出现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教育主管本人的失败，却是不公正的。

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

这里所涉及到的合作，是发生在有推荐权的教授团体和教育主管之间。

我们可以利用教皇的选举来比较一下这个过程，就与学术选才的性质相似而言，这种选举是最重要的可控制的例子。

一个被人看好的大学主教，他的成功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名列第二或第三的候选人当选已成为通则。

美国总统的选举也是如此。

一流的或最出众的人得到党代表大会的提名，不过是一些例外情况。

通常都是排名第二甚至第三的人得到得名并进入大选。

美国人已经为这些候选人的类别创造出一些社会学名词，通过研究这些例证，找出集体意志选择的规律，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这些规律在大学中同样成立，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频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数量。

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有在议会出于政治原因对选举进行干预的国家，让人放心的庸才和投机分子才会占尽便宜。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同此前的德国相同的国家，那里的君主们出于同样的原因进行干预，这于今天德国的革命者们所做的没有区别。

　　大学教师们都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场景，因为这是他们的伤心之处。

不过，我相信，在我所熟知的无数事例中，普遍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决定一切事务。

　　更深一步说，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的事实，它的根源不只是集体决定的不稳妥的选拔方式。

每一位受着感情驱策而立志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了他面前的任务的两重性。

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

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教师。

我想让各位同学回想一下赫尔姆霍兹和兰克，他们曾经是我的老师，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情况很普遍。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的大学，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大学，都十分荒唐地热衷于广招学生。

　　大学城里的房东们迎接千名学生到来的方式如同节庆一般热烈，如果是两千名学生，甚至愿意为他们举行一次火炬游行。

相邻学科的教授有办法吸引大量学生，对讲课费的影响颇大，这是人们应当公开承认的事实。

此外，听课者的多少，可以对能力高下做统计数字的检验，而学者的素质却是难以测算的，遇到勇于创新者的情况，他便时常会成为十分自然的争议对象。

差不多大家都被慷慨应允的建议和听者众多的好处所诱惑，说某个讲师的教学很差劲，通常等于宣判了该讲师的学术死刑，就算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也枉然。

但是他作为老师的优劣这个问题，是由决定赏光来听他课的学生人数决定的。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某些表面因素，如讲师的性情，甚至声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喜欢这位教师。

在获得了广泛的经验，又做出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热门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

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无须讳言。

的确，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它们进行独立的思考，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大概也是教育事业中最艰难的任务。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一门课程门生众多，并不能决定这一任务是否已圆满完成。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教学技巧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匹配。

与法国相比，我们没有不朽的院士的科学机构，按照德国的传统，大学应同时对研究和教学的要求做出裁判。

但是，是否可以将这两种才能集于一身，却只能听天由命。

　　由此可见，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如果年轻学者请教一些讲师的意见和鼓励，那么，这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

如果他是一名犹太人，我们自然会说：

放弃所有希望。

对于每一个人，你都要凭着良心询问：

你是否可以承受每年都看到一些平庸之辈爬到你的头上，而且毫无怨言，也无挫折感呢？

当然，他们通常会这样回答：

当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

然而，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我想，有关学术生涯的外部条件，必须加以说明的也只有这些内容了。

　　不过，我相信，各位同学还希望听点别的什么内容对学术的内在志向。

今天，这一内在志向同作为职业的科学组织相反，首先，它受着一个事实的制约，也就是说，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

无论就表面而言，还是就本质而论，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会具备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成就的信心。

凡是涉足相邻学科的工作我等学者偶尔如此，社会学家们则须经常这样人们必须承认，他顶多只能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由于他的目光短浅，不容易想到这些问题。

无论怎么说，个人的研究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

只有严格的专业化，才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永恒的成就。

今天，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显著成就，必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因此，任何一个人，如果不能给自己戴上眼罩，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迫使自己相信，他的命运取决于眼前的草稿里所做的推断是否正确，那么，他便与学术毫无缘分。

他的内心深处绝不会感受到所谓的科学体验。

他不曾拥有这种被局外人嘲讽的狂热，也不曾拥有这份独特的热情，坚信你出生之前，几千年的光阴已经过去，将来还会有几千年的岁月在前方等待就看你能否判断成功，如果判断失误，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

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琐事而已。

　　不过，事实很可悲，在任何地方，无论这种热情如何真诚和深邃，都无法获得一项客观的成果。

我们得承认，热情是灵感的前提。

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科学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是在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的，就像在工厂里一样，所需要的只是智慧而不是心灵。

对此，我必须说明，这种看法展现的是对工厂或实验室情况的无知。

在这两种场合，人们必然遇到某些事情，当然是正确的事情，让他可以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就。

但这种念头不可强求，它与枯燥无味的计算毫无关系。

当然，计算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例如，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即使是年资已高的社会学家，会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巅峰造极的地步，不需要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用心去做成千上万个十分繁琐的计算。

如果他想有所收获，哪怕最后的结果微不足道，他是不会轻易把工作全都推给助理去做的。

但是，如果他的计算没有明确的目的，他在计算时对于自己得出的结果所呈现给他的意义没有明确的看法，那么，他连微不足道的结果也无法得到。

在科研方面，业余人士的想法可以有着与专家见解完全相同甚至更大的意义。

我们将许多解决某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或许多最好的见解，归功于那些业余人士。

正如赫尔姆霍兹论说梅耶那样，业余与专家的不同，只在于他的工作方法缺乏严整的确定性，以至于做不到对自己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义进行控制、评估和执行。

想法并不能取代工作，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工作也与热情相似，不能取代想法或迫使想法出现。

工作和热情，两者的结合可以诱发想法的产生。

然而，想法相对抽象，并非想有就有。

的确，正如伊赫林所述，最佳想法通常出现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者，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最佳想法可能发生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

总而言之，想法是当你坐在书桌前绞尽脑汁时不期而至的灵感。

当然，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你的头脑中。

无论如何，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

灵感会不会来呢？

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意。

这种现象只在科学中存在，办公室的情况同实验室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一个商人或大企业家，如果缺乏经商的想象力也即想法或灵感那么，他一生也只能做个职员或技术官员的人。

他决不会是一个在组织上有真正创造力的先驱。

灵感区别于学术界狂妄自大的想当然，灵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不上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是经常被人遗忘的方面灵感所起的作用不会逊色于它在艺术领域的作用。

有人认为，数学家只要在书桌上放把尺子，一台计算器或其他设备，就可以得出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

从计划和结果的角度来看，一位维尔斯特拉斯的数学想象，与艺术家的想象有着方向上的区别，当然，这也是一种基本性质的区别。

不过，这种区别并不包括心理过程。

两者有着共同的迷狂和灵感那是柏拉图的意义上的痴迷。

　　一个人是否具有科学灵感，取决于无法了解的命运，但也取决于他是否有天赋。

也正是因为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造就了一些偶像，由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在年轻人中间尤其如此。

今天，我们在每一个街角和每一份杂志里，都可看到这种偶像崇拜。

这些偶像就是个性和个人体验。

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占优势的想法是，后者就等于前者并隶属于前者。

人们不怕困苦，竭力体验，因为这就是个性应有的生活风格，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之骄子的模样。

过去，人们称之为体会用德语话来说，就是感受。

我想，对于个性是什么东西，它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有了更为合理的诠释。

　　同学们！

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全意投入学科研究的人才具备的。

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

即使具有歌德般的人格，如果只是就他的艺术而言，如果他固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一件艺术品，那么，后果会不堪设想。

若是有人对此有所怀疑，那就让他至少把自己当做歌德来试一试吧。

至少，人们都会同意，即使像他这种千年一遇的人物，这样的固执也要付出代价。

政治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

但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做一项表演事业，并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还问：

我应该以何种形式，说一些什么内容的话来超越前人呢？

这样一个人是不具备个性的。

如今，我们在无数场合都能看到这种行为，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那么，他必定会受到谴责。

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和艺术实践之间注定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科学工作要受进步过程的约束，而在艺术领域，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

某个时代的一件艺术品创立了一种新的技法或新的透视原则。

因此，从艺术的意义上来看，如果说这比那些技法或原则一无所知的艺术品更伟大，那就是谬论。

如果技法仅限于为材料和形式辩护，也就是说，即使不采用之也能以达到艺术表现力的方式去选取和构思素材，那么，这件艺术品与伟大无缘。

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的，永不过时的。

也许每个人都会以各自的方式评判其重要性，但没有人可以这么说：

一件从艺术角度看包含着真正完美性的艺术品，会因另一件同样尽善尽美的作品而惭愧。

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终究有个有效期，有的是10年，有的是20年，最长的也只是50年。

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这种情况亦是如此。

然而，科学服从于这种意义，并投身于它，却有着独特的寓意。

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一个新问题的出现，科学会不断地被超越。

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

科学的伤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或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它必定会起到长期的积极作用。

但是，让我再重复一遍：

科学中的不断赶超，不但是我们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在工作时，我们不能不想让别人比我们更胜一筹。

从原则上看，这样的进步是无穷无境的，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科学的意义所在。

一件事情如果服从了这样的规律，它的本身便成为有意义和合理的事情，这显然是需要证明的。

人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在现实中永无止境的事情呢？

有些人从事科学研究，主要是出于纯粹实用的目的，可从这个词的广义上说，是出于技术的目的，宗旨是将我们的实践活动导向科学实验所揭示的前景。

这些事都没有错误，不过，它们只对实用者有意义。

对于一位科学家，他若是确实想为自己的职业寻求一种治学态度，那么，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态度呢？

他坚持说，自己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只是为了别人可借此取得商业或技术上的成功，或者只是为了使他们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过得更好。

但是，倘若他从事这些注定要过时的创造性工作，他又如何相信自己能取得什么有意义的成就呢？

从此以后，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拴在永无止境的专业化事业上呢？

对此，我的说明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