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倍克作品珍珠对人类生存境遇寓言化书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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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倍克作品珍珠对人类生存境遇寓言化书写

斯坦倍克作品珍珠对人类生存境遇寓言化书写

内容摘要：

《珍珠》是斯坦倍克小说中的珍品。

在国内有限的评论中，《珍珠》的主题被界定为反映底层人民的痛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本质。

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化和浅表化。

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对《珍珠》多层次的意蕴进行探析：

一是表达个体命运的偶然性和盲目性，二是揭示物欲对人性的扭曲，三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质疑和反思。

唯其如此，才使《珍珠》超越民间故事的显在层面，触及到人类生存的根本性命题，成为深度思考人类命运的寓言化书写。

关键词：

《珍珠》

斯坦贝克

寓言化书写

作为美国当代杰出的小说家，斯坦倍克创作的最显著特点是始终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作品内在的巨大张力。

在中国，斯坦倍克的作品被介绍评论最多的是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

其实，斯坦倍克的中篇小说也堪称优秀，《珍珠》可作为代表。

就作者所见，国内鲜有对《珍珠》的思想和艺术作深入细致探讨的文章。

在有限的评论中，《珍珠》的主题被定位为“描绘贫苦人民所受的压榨与欺侮的血泪史”、“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本质”。

确实，斯坦倍克因为早年的乡村生活，大学毕业后又到牧场、糖厂、筑路队干过活，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处境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他的作品基本上都以下层人民为描写对象，表现了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所以这样理解《珍珠》的主题也合乎情理。

《珍珠》中的奇诺一家是印第安部落的穷苦人民，影响他们命运遭际的外部力量也正是以医生为代表的邪恶势力。

在恶势力的持续威胁和追杀中，奇诺一家历经磨难，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这样的理解过于拘泥在现实的层面上，难免简单化、浅显化之嫌，无法显示斯坦倍克对社会与人生独到的思考。

美国民族的神话传说对斯坦倍克的创作有重要影响。

《珍珠》也是取材于印第安的民间故事，已经被反复讲述了很多年。

民间故事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倾向，人和事都被设定在一个固定的评价标准下，正如斯坦倍克在小说的前言中所说：

“和留在人们心里的一切反复讲过的故事一样，其中只有好的和坏的东西、黑的和白的东西、善良的和邪恶的东西，而不论哪里都没有中庸的东西”（327）。

显然，斯坦倍克是不满足于民间故事黑白分明、善恶立判的简单的两元对立思维的，必须作进一步的内涵挖掘与艺术提炼，他说：

“如果这个故事是个寓言，也许各人都从里面领会他自己的意义，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读它”（328）。

所谓寓言，其题材内容可以是现实中的人和事，但又突破了现实的限制，将意旨提升到更高的层面上，表达对人类幸福、存有意义等根本命题的深度思考。

美国学者约翰·蒂曼在论及斯坦倍克此时的创作时认为斯坦倍克“正从一种内在的、理智的幻想转变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经验性的幻想”。

“外在的、客观的”表明斯坦倍克对生活有了更细致、深入的观察，而“经验性的幻想”则表明斯坦倍克的创作融人了自身痛苦的生命体验，并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超越现实的局限，传达更深层次的、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

《珍珠》正是这种追求的产物。

斯坦倍克既然是将《珍珠》当作寓言来写的，也就暗示着《珍珠》有着比黑白对立、善恶分明的解读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

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又具备了开放的艺术结构，各人都从里面领会他自己的意义，内涵的丰富性必然带来意义解读的多重性，最大水准地满足阅读者的“期待视野。

”

从寓言化书写的视角考察《珍珠》，人们便能看到一个意义纷呈的艺术世界。

在作者看来，《珍珠》深层次的内涵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表现了个体生命遭际的偶然性，人在命运面前的脆弱与盲目。

小说一开始描写奇诺在灰暗中醒来，环视着四周的一切：

公鸡啼叫，猪群活动，小鸟在树丛中唱歌，儿子小狗子安睡于吊在空中的箱子里，妻子胡安娜醒来，用黑眼睛静静地望着他。

然后妻子磨玉米饼做早饭，太阳也从海湾里升起来。

于是，奇诺的脑海里响起了明朗柔和的“家庭之歌。

”小说饶有诗意地写到奇诺对海洋的奇特感情：

“奇诺听到早潮轻轻拍打着沙滩的声音。

那声音非常好听——奇诺又闭上眼睛去听他的音乐。

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也许他那个民族都那样做。

他的民族以前是伟大的作曲者，因此凡是他们看见、想到、做过或是听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歌曲”（328）。

这些描述生动地传递出奇诺对家庭的依恋、人与自然无比和谐的关系。

奇诺一家靠在大海中采珠为生，虽然谋生辛苦，但总是满怀着希望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因此“这是象其它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不过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晨”（330）。

这样古老朴素、宁静平和的生活，印第安民族已经沿袭了几千年，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侵入，奇诺一家还会继续和平地生活下去。

但在温暖和谐的“家庭之歌”中突然响起了刺耳的“邪恶之歌”，原来的一切全被打乱了。

转折点发生在一件看起来极为细小偶然的事件上：

熟睡中的儿子被一只蝎子螯伤了，夫妻俩连施救的机会都没有。

孩子哇哇大哭，红肿发烧，瞳孔放大。

于是，他们决定去城里找医生，因为大夫从来不会到穷人的茅屋里来的，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夫的“无知，他的残忍，他的贪婪，他的嗜好，他的罪愆”（334）。

大夫唯一关心的是“他有钱吗?

”当奇诺拿出八颗畸形的小珍珠，大夫认为一文不值，坚决拒绝了。

奇诺感到受了莫大羞耻，砸在门上的拳头鲜血淋漓。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最多是孩子无人医治（事实上，母亲已及时吸出了毒素，并无大碍），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灾难打击。

但第二件偶然的事件又发生了：

奇诺夫妇非常渴望能采到一颗值钱的大珍珠，好去为儿子治病，而这种希望就象海湾的人们时常见到的海市蜃楼一样虚幻。

而奇诺竟然采到了一颗世界上最大的珍珠!

小说这样描写：

“奇诺的拳头紧紧握住了珍珠，他的感情控制不住了。

他把头向后一仰，号叫了起来”（343）。

正因为奇诺的号叫，引来了其它采珠的人，于是，奇诺采到大珍珠的消息迅速传开，从海湾一直传到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都为珍珠彻夜不眠，奇诺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所有人的敌人。

大夫主动来给奇诺的孩子看病，千方百计想套出珍珠藏在什么地方。

奇诺上城去卖珍珠，商人合伙诓骗他，奇诺把珍珠藏了起来。

于是招来了持续的偷盗和袭击，奇诺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茅草房被大火烧掉，船被捣毁，奇诺一家开始了逃亡，抢劫者一路追杀，终于酿成了惨烈的结局。

很显然，奇诺一家始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仿佛冥冥之中始终有一种邪恶神秘的力量在故意捉弄他们，与他们为敌，而他们只能被动地受其摆弄，一步步走向厄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因为他为非作恶，而是因为他犯了错误”。

奇诺的错误在于不肯放弃象征财富的珍珠，但悲剧的起因和结局完全是他所不能掌控的。

在整部作品中，“家庭之歌”与“邪恶之歌”形成了极不和谐的双重奏，而“邪恶之歌”始终是主旋律。

在这里，斯坦倍克还受到了印第安神话的深刻影响。

在印第安神话中，尘世每五十二年是一个大轮回，在两次轮回间有五天是灾难日，人们必须闭门不出，举行各种避难仪式，而奇诺从发现珍珠到最后放弃珍珠，正好是五天。

可见，奇诺一家的悲剧似乎是早就注定了的。

对人的命运的不可把握性的探索，自古希腊悲剧以来，始终是西方文艺作品中着力表现的重要主题。

斯坦倍克同样高度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特别是关注偶然因素对人的命运的重大影响，人面对命运的盲目与脆弱。

《珍珠》中奇诺一家的遭遇，再次印证了人生的无常和无奈，同时表露了斯坦倍克的宿命论思想。

其次，揭示了物欲对人类精神的腐蚀，对人性的扭曲。

上面的分析更多着眼于外部力量的因素，而从更深处考察，则不难发现主人公奇诺获取珍珠后的明显变化，也即是说，奇诺本人对珍珠的态度也是造成一家人灾祸的重要原因，要负相当的责任。

在获得大珍珠前，奇诺并未有大奢望，对清苦但平静的生活是满足的，心地十分单纯。

而一旦得到了大珍珠，奇诺的欲望迅速膨胀，原来潜伏的所有想法都变得可能了。

当哥哥问奇诺“现在你成了个有钱的人，你想做什么”时，奇诺“朝着他的珍珠凝视着……灿烂的珠光里浮现出一些东西的图画”（345），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一是要在教堂举行婚礼，二是要买新衣服，三是买一支来复枪，四是要让儿子上学，成为一个上等人。

在此时，奇诺早已忘记了要给孩子看病，他的追求远远超越了他的现实条件，以至于连自己也害怕起来。

于是，在邻居们眼里，奇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阵愚蠢的疯狂突然支配了他”（347），使奇诺失去了理性。

当大夫问起珍珠的事，奇诺紧握住珍珠，听到耳朵里邪恶的歌和珍珠的音乐尖声地对唱着，奇诺预感到了灾难，但一点也不想放弃。

斯坦倍克对人类的这种贪婪明显表示了警惕和反感，在小说中反讽性地写道：

“据说人是永远不知足的，你给他们一样东西，他们又要另一样东西。

其实这正是人类所具备的最伟大的才能之一，正是这种才能使人比那些对自己已有的东西感到满足的动物优越”（346）。

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这种贪欲必然带来的后果，当偷盗者第一次在夜晚进行袭击，将奇诺打得倒在地上，血流满脸，妻子胡安娜就警告丈夫：

“这东西是邪恶的……这颗珍珠就像一桩罪恶!

它会把我们毁掉的。

”但“奇诺的脸一动不动，他的心和他的意志也不动摇”（357）。

当奇诺洞悉了珍珠商都在骗他，带着珍珠回来，又与偷盗者发生了生死搏斗，从耳朵到下巴被割开一条又深又长的伤口，胡安娜再次恳求丈夫：

“趁它没把我们毁掉以前，我们把它毁了吧。

它是邪恶的，它是邪恶的。

”而奇诺捶着拳头说“我要跟这东西斗争，我要战胜它，”“谁也不许把我们的好运气抢走”（372），而且从心里滋生出一种郁结的仇恨。

胡安娜只好在夜晚偷偷把珍珠挖出跑向海边，准备扔掉，奇诺愤怒地一拳把妻子打倒，夺过了珍珠，这时的奇诺完全发了疯，“他的牙齿露在外面，他象蛇一样朝她咻咻地叫着”（374）。

在又一场搏斗中，奇诺用刀杀死了抢劫者。

胡安娜一直想法挽回一点旧日的安宁，找回一点没有捞到大珍珠之前的时光，而现在那种生活已经消逝，并且无法挽回了。

他们的船被砸坏，房子被捣毁，地也被挖了，在逃亡开始时，胡安娜再次问奇诺：

“你不肯放弃珍珠吗?

”奇诺说：

“这颗珍珠已经成了我的灵魂，如果我放弃它，我就要失去我的灵魂”（381）。

在逃亡途中，奇诺凝视着珍珠，依旧持续地说“我们要在一个大教堂里举行婚礼”、“我们的儿子一定得念书”。

最终，当儿子死去，当奇诺杀死了追杀者，他才彻底绝望，在绝望中清醒，带着来复枪和儿子的尸体，穿过城市，回到茅屋的海边，决然将珍珠扔回了大海。

只有这时，在奇诺的眼里，珍珠才是邪恶的，灰黯而溃烂，象一个毒瘤。

“珍珠”正是一种隐喻，美丽而邪恶，充满诱惑力，使人心智迷狂，丧失了本来的单纯宁静。

在一般作品中，表现对财富的贪婪以及所造成的恶果，涉及的主要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或者商人和投机者。

《珍珠》自然也涉及到骗子大夫、珍珠商人，甚至教堂的神父，包括追杀奇诺一家的人也是贪欲的受害者，但焦点始终集中在奇诺身上。

斯坦倍克对底层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并不因为同情而偏袒底层人民，或者廉价地加以歌颂，他同样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地位低微的人们的灵魂，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人性中不洁甚至病态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贪婪如何使他们脱离了正常状态，导致自我人格的分裂，持续走向扭曲与非理性的境地。

这正是斯坦倍克超越一般作家的地方。

奇诺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这无可厚非，但在一次次的灾难和打击中，依旧执着于贪欲而不肯放弃，失掉了重回平静生活的机会，从而把自己推向了绝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奇诺一家的悲剧正是奇诺自己制造的。

值得注意的是，贪婪财富的穷人并非奇诺一人，对珍珠的贪欲激发了一场盛大的狂欢式的集体想像：

奇诺的邻居每天谈的都是关于珍珠的话题，并设想着如果自己得到了大珍珠会怎样，想过怎样的生活；奇诺捞到大珍珠的消息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城市，连乞丐也吃吃笑着等待施舍；当奇诺与邻居一离开家，全城就知道了奇诺要去卖珍珠。

于是，“奇诺的珍珠进入了每人的梦想、思索、企图、计划、前途、希望、需要、欲念、饥渴……那消息搅动了城里的一种无比肮脏无比邪恶的东西……这个城的毒囊开始分泌毒液，城市便随着它的压力肿胀起来了”（345）。

“肮脏”、“邪恶”、“毒液”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所激发的疯狂与非理性。

《新约·马太福音》十三章中，耶稣对门徒说：

天国就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珍珠，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的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珍珠。

斯坦倍克借用《圣经》中的寓言，将奇诺一家的命运与“珍珠”紧紧捆绑在一起，在得与失、执着与放弃之间，展示了主人公灵魂挣扎与搏斗的惊心动魄的历程，极富启示意义，显示出作者对生活真实性的坚定追求，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与把握。

其实，斯坦倍克后来的小说如《烦恼的冬天》等都对物欲扭曲人性的主题作了持久的关注与探讨。

第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对自然质朴的生活理想的追寻。

斯坦倍克的作品大多以底层人民为描写对象，他们生存于社会的边缘，很少受到所谓“资本主义文明”的污染侵蚀，过着清贫但自然质朴的生活。

《珍珠》里的奇诺一家是印第安人，印第安民族既古老又神秘，以前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准则。

小说一开始便描绘了奇诺一家宁静朴素的生活，对家庭故园的深切依恋。

这种生活状态造就了他们单纯而善良的心灵，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命观。

譬如奇诺每天醒来都要去海边欣赏日出、倾听波涛的歌唱，与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亲密交谈，而一切都化为了心中的歌。

小说写道：

“奇诺的民族歌唱过一切发生或存有的事物。

他们给鱼作过歌，给愤怒的海和平静的海作过歌，给光明和黑暗、太阳和月亮作过歌，而这些歌都在奇诺的心里，也在全体人民的心里——每一支歌，甚至那些已被遗忘的歌”（340）。

奇诺的妻子胡安娜每天早晨也会柔和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歌，诉说着安全、温暖和完满。

正是这种与大地和海洋无法分离的血肉关系，孕育了印第安民族的艺术、智慧和道德。

《珍珠》还写到了印第安民族的融洽友爱，譬如奇诺的儿子被蝎子螯伤，邻居们全都赶过来，并陪着奇诺夫妇去城里找医生；当奇诺捞到大珍珠，尽管也很羡慕，但邻居们十分担心奇诺会变成另一种人，变得贪婪、仇恨和冷酷；奇诺去城里卖珍珠，邻居们也陪着去，并反复提醒奇诺不要受骗上当。

穷人之间这种真挚的友爱关怀令人非常感动。

坦荡、友爱、诚实（奇诺在逃亡时也不肯偷用别人的船），这些为人处事的古老的伦理道德，

正是印第安民族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安全之墙”。

斯坦倍克对这一切的描述饱蘸了深厚的情感，并由衷地欣喜和赞美。

但小说仅仅以此为序幕和铺垫，“田园牧歌”骤然间就被“邪恶之歌”无情地粉碎了。

这邪恶来自于作品中的另一个叙事空间：

阴森冷酷的“城市”。

与乡村空间的友爱、诚实相比，城市空间则完全是贪婪、欺诈的代名词，斯坦倍克充满厌恶地称之为“肮脏”、“邪恶”和“毒素”。

在印第安人眼里，城市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陌生而诡异。

所以，当奇诺上城去卖珍珠时，心里十分害怕，“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远离过家，他害怕陌生人和陌生的地方，他非常害怕大家叫做首都的那个陌生的怪物”（369）。

但因为捞到了大珍珠，极大地刺激了奇诺的欲望，使他走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之墙”，进入陌生的世界，便必然发生猛烈的冲撞，导致内心的分裂痛苦。

在《珍珠》中，“城市”主要有以下几种符号代码功能：

一是欲望。

当奇诺一捞到珍珠，消息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城市的神经系统已经随着这消息在跳动和震颤了，斯坦倍克说这是件不容易解释的神秘事情。

于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对奇诺发生了兴趣：

神父停下脚步若有所思，修女们窃窃私语，商人们各自盘算，大夫想着骗取的计划，连乞丐们也兴高采烈……这“神秘”的驱动力正来自对财富的贪欲，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贪欲又持续地膨胀起来，使人丧失理性变得疯狂。

于是，奇诺莫名奇妙地变成了每个人的敌人，他的恶运也就无法避免了。

二是欺诈。

这集中体现在商人们身上。

斯坦倍克运用鲜活而准确的细节凸现商人的性格与内心堪称经典：

当奇诺到来，商人的眼睛“却变得象鹰一样又沉着又残酷，一眨也不眨，而他脸上的其它部分却迎人笑着”（364）。

奇诺拿出大珍珠，以为商人会大吃一惊，但“没有表情，没有动作，那张脸上没有变化，可是桌子后面那只隐秘的手却突然失去了精确性”（365）。

然后，所有的商人都勾结起来，极力贬低珍珠，说它不过是稀奇的玩意儿，甚至不是珍珠，仅仅个怪物，人造珍珠都比它强。

欺诈无法得逞，便屡使偷袭，甚至派人追杀。

三是偏见。

当奇诺与邻居们来到城里请大夫，以前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一心向往“文明生活”的大夫十分傲慢，说“难道我没有别的事儿可做，只好给‘小印第安人’治治虫伤吗?

我是个大夫，不是兽医啊!

”（336）竟然将奇诺的儿子与动物等同。

可见，大夫不肯为奇诺儿子看病，除了金钱，还有对印第安人根深蒂固的歧视。

奇诺也清楚大夫的种族是近四百年来打过、饿过、抢过、鄙视过奇诺的种族，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跟奇诺种族中的任何人说话，就仿佛他们都是愚鲁的牲口似的。

因此，奇诺的内心才会感到软弱、害怕和气愤，被拒绝后，奇诺更是感到受辱，用淌血的拳头狠狠捶着大门。

而那个替医生看门的印第安人竟然不肯用本民族的语言说话，可见偏见的影响之深。

在这里，斯坦倍克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正是残酷践踏其他民族的征服史，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凸显出资本主义所标榜的平等博爱的虚伪性。

小说将乡村与城市两种不同的图像反复交错叠加，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家庭之歌”与“邪恶之歌”的反复搏杀中，表露出斯坦倍克对以城市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质疑与批判，对纯朴自然的传统生活与伦理道德的深情眷恋与热切向往。

其实，在此之前创作的《煎饼坪》、《罐头厂街》等作品中，斯坦倍克就塑造了一系列的“遁世英雄”形象，他们自觉疏离于主流文化，唾弃物质的享受，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罐头厂街》中，斯坦倍克甚至借用老子的道家学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讽刺人们一味地追求满足，却毁灭了自我。

可见，斯坦倍克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深刻失望由来己久，渴望用新的价值体系重构世界秩序与生活准则。

虚伪、狡诈乃是人性所固有，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但唯利是图、精于算计、冷酷无情，在以资本和利润为中心的社会更加突出，置身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美国，斯坦倍克自然深有体会。

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一面，但艺术家与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不同，他们更关注公平、正义、友爱、同情，关注人心灵的纯洁圆满，追求“诗意地存有”，也即是说，他们所持的主要不是历史的尺度，而是审美的尺度。

当人类为偏见所蔽，为持续膨胀的贪欲迷失本性，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行为，这种批判反思无疑是有力的警示，一帖有效的清醒剂和解毒剂!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个层面的涵义在《珍珠》中是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探析了人的真实处境，人的命运变迁的复杂性，尤其是深刻揭示了物欲对心灵的强大主宰与扭曲，并进而触及到人的存有意义、人类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等根本性命题。

在这里，斯坦倍克出色地将写实风格与寓言化手法结合起来，故事并不离奇，一切都是自然真实的，而其主旨则指向更深的层面，经由多重的隐喻象征的设置，大大拓展了小说的意义空间，使《珍珠》成为类似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

在《珍珠》的结尾，当奇诺决绝地举起珍珠扔向大海，意味着他的灵魂得救了，意味着重新回归到更自然、更符合人性的生活中去。

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奇诺经历了无比惨痛的磨难，更确切地说，是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轮回，从“无”中获取了真正的、更高层次上的“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奇诺是胜利者，正如哈瑞·莫里斯（HarryMoms）所说：

“他真正的胜利，真正的收获，是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不是跌入无尽的深渊，那就是他所获得的关于善恶的巨大而丰富的知识……”美国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曾指责斯坦倍克“几乎总是在小说中描写要么是低等动物要么就是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并认为这是斯坦倍克“表现人类手法中最大的败笔”…。

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斯坦倍克的作品大力弘扬了肯定的是人努力趋向善和美的追求，表现出强烈的救赎意识。

而这样的精神追求正来自于斯坦倍克对人性价值的捍卫，对理想生活的信念：

“一个作家如不满怀激情地相信人类具有臻于完美的能力，那么他在文学方面就会毫无建树，也不该在文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1962年斯坦倍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他那写实而又富于想像力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杰出的、具有同情心的幽默感和敏锐的社会观察力”。

正因为斯坦倍克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敏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加上丰富的想像力，才能使《珍珠》超越民间故事的表层，上升为深度思考人类生存境遇的寓言化书写，给人们留下诸多意味深长的启示。

因此，也只有从不同视角对《珍珠》作深入的探析，才能真正把握作品蕴藏的丰富的涵义，并领略到斯坦倍克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斯坦倍克作品珍珠对人类生存境遇寓言化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