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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学视角的拟制宗族与优势项目运动队的政治
基于社会学视角的拟制宗族与优势项目运动队的政治
摘要:
从2个方面考察拟制宗族与优势项目运动队政治的关系:
一是优势项目拟制宗族成员是如何获得权力与权威的;二是拟制宗族成员是如何为维护或改变既定权力格局而进行的斗争。
具体包括权威的形成、机会与控制、动员方式和话语空间等4个方面。
这样考察的意义在于发现运动队政治对优势项目拟制宗族群体日常训练和生活的渗透和交融,也是从实质论角度研究优势项目拟制宗族的社会嵌入性和实践性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拟制宗族和优势项目运动队政治的考察发现,国家权力是渗入在运动队的日常实践中的;但是国家权力的渗入并不必然造成拟制宗族意识等传统观念的萎缩或瓦解,相反优势项目运动队中的拟制宗族会把国家作为一种发展的资源,从而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
关键词:
优势项目;拟制宗族;运动队政治;国家权力;运动队;政治;动员方式;权威
中图分类号:
G808.192文章编号:
1009783X(2016)03025107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
Inthispaper,therelationshipbetweenfictitiousclanandadvantageeventteampoliticsisinvestigatedfromtwoaspects,onebeinghowthepowerandauthorityareobtainedbyfictitiousclanmembers,andtheotherbeinghowthefictitiousclanmembersstruggletomaintainorchangetheestablishedpowerpattern,whichincludesspecificallyfouraspectssuchasformationofauthority,opportunityandcontrol,mobilizationmethodsanddiscoursespace.Thesignificanceofthisstudyliesnotonlyinthediscoveryofsportsteampoliticsinfiltrationandblendingintotheadvantageeventfictitiousclan’sdailytrainingandliving,butintheimportantwayfromtheangleofsubstantivetheorytostudytheadvantageeventfictitiousclan’ssocialembeddednessandpracticality.Throughthestudybetweenfictitiousclanandadvantageeventteampolitics,wefindoutthatalthoughstatepowerisinfiltratedintosportsteamdailypractice,itdoesnotnecessarilyresultinthedeclineorcollapseofthetraditionalideasoffictitiousclanconsciousness.Onthecontrary,thefictitiousclanamongadvantageeventteamwillusethestateandtakeitasakindofdevelopmentresources,soastocontinuouslydevelopandstrengthenitself.
Keywords:
advantageevent;fictitiousclan;sportsteampolitics;statepower;sportsteam;politics;mobilizationmethod;authority
“近亲繁殖”现象在我国竞技体育教练员的继替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12],例如,乒乓球项目中以傅其芳教练为中心,带出了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运动员,之后又以这些徒弟留队当教练继续带运动员,教出了诸如蔡振华、陆元盛、施之皓等选手,再往后由蔡振华等一批队员作教练,教出了邓亚萍、陈静、乔红、刘国梁、孔令辉等队员,而目前以刘国梁等运动员留队作为教练员再继续执教。
其他优势项目体操、跳水、射击、举重等均有类似的发展路径,只是历史的长短和程度的轻重会有不同[34]。
可见,我国优势项目教练员梯队建设中的“近亲繁殖”现象体现出教练员之间代际传承是以某个初始教练为中心、以拟似血缘为主线的“继嗣群”,即一种拟制的宗族①②,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优势项目总教练的继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同一师门的传承[34]。
因为运动队中总教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就提示人们拟制宗族与优势项目运动队中政治的某种联系,也就把对拟制宗族的观察引向了权力。
当然,该权力一词是一个中性概念,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
杜赞奇将此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其中文化是根植于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5]。
杜氏的观点为本文研究拟制宗族与运动队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发,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其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运动队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
拟制宗族是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典型结构,它(但不是唯一)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
另一方面,何俊通过对优势项目拟制宗族仪式和日常实践2个方面的考察,提出仪式和日常实践是优势项目运动队宗族成员进行权力实践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宗族通过各种权力技术在运动队中造就了一个统一的、一致性的国家和民族的生活空间[3]。
可见,不论在宗族仪式还是日常实践,都可以发现“国家的在场”,国家的符号占据着拟制宗族成员的感官和记忆,并作为一种型塑力量影响着优势项目运动队的方方面面,例如,会对运动队政治实践的方式进行指导,对教练员及运动员身份进行培育。
因此,在考察优势项目运动队拟制宗族现象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拟制宗族与优势项目运动队政治的关系做更为具体的研究。
由于竞技体育是通过竞技来追求利益的一种活动过程[6],那么,在这种组织化的活动过程中人们会形成一定的利益关系,该利益关系为政治权力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而政治统治的行为内容就是把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把权力制约关系转化为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而后者是控制和约束社会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保持社会和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途径[7]。
如果从这样一种视角出发来研究运动队政治,可以为我们开辟一个崭新的领域,但是目前人们有关该领域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谈运动队的政治,探讨建立在运动队中利益关系基础上的政治权力的形成过程,权力如何转化成权威,在这样的权威下稀缺资源是如何分配的,以及在这一政治运作过程中,拟制宗族所扮演的角色。
具体而言,本文将从以下2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拟制宗族与优势项目运动队政治:
一是优势项目运动队拟制宗族成员是如何获得权力与权威的;二是拟制宗族成员是如何为维护或改变既定的权力格局而进行斗争的。
此外,还有一个与上述运动队政治内容紧密关联的方面,即教练员如何利用拟制宗族这一文化网络结构在日常训练和生活中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活动,这样的关系网构成了运动队政治得以展开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哪些人能够进入运动队的政治核心。
当然,由于运动队政治存在着与国家政治融合与重叠的一面,所以,本文将把拟制宗族成员的政治运作实践看作是“他们与国家相遇的互动舞台”,并与整个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这样一种视角具有足够的开放性,能够避免把拟制宗族视为一种自组织、自我平衡的群体。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将我国某一个优势项目运动队(文中称Y队)作为研究对象。
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为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的资料分析主要运用定性分析和韦伯所主张的“投入理解”的方法。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即为搜集个人特定经验的过程及其动机和情感资料所作的访问。
访谈的对象包括Y队中的现任领导、教练员和运动员,Y项目管理中心的部分管理人员(主要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③。
同时,本文还将该运动队的录像资料、运动项目管理中心领导讲话稿和管理条例等作为本文访谈材料的补充。
2分析与讨论
2.1权威的形成
权威的领导力量是(拟制)宗族④形成的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权威的领导,只是族的关系,而不成为宗族,不构成群体[8]。
本文调查发现,Y队宗族中存在以声望为划分标准的分层现象,居于分层之巅的就是Y队宗族的权威,而这一权威的代表是Y队宗族的精英,Y队的管理是由这些精英来执行的。
在访谈中有队员称:
队里赵×指导、田××指导的话最有权威,我们会服从的⑤。
可以看出,Y队里不同的人的声望是不同的,他们的话都会被服从,而其他的教练是没有这样的;但是,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Y队宗族成员的声望之间有何不同,而是在Y队这个拟似血缘共同体中,为什么有的人会居于权威的地位,成为宗族的精英并统治着Y队宗族成员?
他们与别人相比,多占有了什么?
也就是说Y队宗族精英的权威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Y队宗族精英的继替始终是本宗族成员,就“外来”成员(即该教练员以前没有在Y队当过运动员)而言,虽然他们通过一些“转变”,也成为了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但他们要想进入Y队宗族的精英行列是很难的。
从Y队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任总教练⑥都曾是本宗族培养的运动员。
Y队总教练是Y队宗族的领导者,而宗族成员“嫡派相传”是他们获得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之一;但是,仅有这一条还远远不够,毕竟Y队宗族中也有很多成员都是Y队宗族的“嫡系”成员,但并没有成为Y队宗族的权威领导者,可见“嫡系”成员只是成为Y队宗族首领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调查中发现,要想在Y队宗族中成为权威,必须具有卓越的教学水平,而显示其教学水平的唯一方式就是他所教出的优秀运动员的数量。
可见,教练员的教学水平及所教出的优秀运动员的数量是其权威产生的最初起点。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教学水平及所教出的优秀运动员的数量就是权威结构与分层现象产生的最基础的东西呢?
是不是可以说,权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们所教出的优秀运动员比别人多得多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结论不完全恰当,或者说,不那么完备。
Y队宗族中同样也有一些成员具备杰出的教学水平,教出了许多优秀的运动员;但他们并没有成为Y队宗族中的权威。
本文认为教练员的教学水平和因为他这种教学水平所得到的承认加在一起,才是权威产生的内在机制。
Y队中无数事实证明:
某个教练员之所以成为精英或者权威,并不在于教出优秀选手之时,而在于得到承认之日,而获得承认是一个社会过程。
因此,Y队宗族中的权威真正占有的不是他关于执教方面的知识,因为知识是可以共享的,而是因为Y队这个共同体以及外部社会对他的教学水平的承认。
可以说,Y队宗族权威并不拥有真正的财产,他所拥有的是财产的一种代理形式――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
国家和社会给予教练员的各种物质性奖励(例如金钱)和荣誉性奖励(例如“金牌教练”“少帅”)就是对教练员教学水平的承认。
可见,承认是Y队分层现象和权威结构的基础,是声望和威信起作用的依据。
而奖励制度的种种不同形式,就是国家与社会给予承认的基本形式。
Y队宗族的精英正是凭借权威的身份成为Y队的总教练,进而也就掌握了权力。
权威与权力是有区别的,但同时二者之间又有着联系⑦。
Y队宗族精英成为Y队的总教练,掌握了指挥Y队业务的权力,影响着Y队宗族众多人员的命运,他们是依靠权威来行使权力的。
而权威与权力的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
也就是说,从荣誉性的承认得到了职业岗位的承认,而获得的权威就会对其他成员工作的承认具有很大的权力。
而拥有权力就拥有资源[9]。
Y队通过拥有权力而对Y队的各种资源进行控制,从而为他们更好地维系权威并领导Y队宗族打下坚实的基础。
2.2机会与控制 我国竞技体育被纳入国家计划,国家建立了一套特殊的行政管理体系,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动员和调配国家资源,但是国家体育总局只是“管体育”,真正实行“办体育”的是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事业单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6]。
国家放权给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对国家体育总局负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把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看成是国家的代理人⑧;因此,国家体育总局并不是国家体育资产的唯一占有者,作为国家的代理人――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也是重要的占有者。
因为国家体育总局的政策、指令等常常是粗线条的,而且监督也难以完全到位,这就使得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可以有一定的自主决策的余地,从而成为占有者⑨。
为此,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大都实行的是责任制⑩。
其特点主要有2个方面:
1)国家体育总局制定要求项目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执行指标或规则,以及将主任的报酬和这些指标或规则的贯彻情况联系起来的方法;2)项目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在一定的范围内对项目的训练、发展做出自主决策,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成为该项目资产的占有者。
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对于他所管理的项目而言具有很大的控制权,从选择国家队的总教练、确定教练员的数量和人选、选拔运动员、运动员分组和调配、组织全国性的比赛等。
这种控制主要包括2个方面:
第一是对资源的控制,第二是对机会的控制。
先看对资源的控制。
运动队中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实物资源等;但是这类资源对于Y队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就运动队(作为国家公共竞技体育事业的代表)本身而言,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是要取得社会效益。
获得社会效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竞技水平(包括竞赛的胜负或名次)。
而运动员由于具有超过常人的运动天赋、掌握着特殊的运动技能,因此,运动员本身,尤其是优秀运动员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对Y队资源的控制主要表现为对运动员的占有与控制。
众所周知,运动训练是在教练员的指导下,专门组织的有计划的体育活动,其目的就是将运动员的运动天赋或竞技潜力挖掘出来;因此,教练员的教学水平固然重要,但运动员本身是否有运动天赋或竞技潜力是一切训练的前提条件,因而,有天赋的运动员是大家共同追求的。
但有天赋的运动员是稀缺的,即不可能每名教练员都能“要”到(虽然他们都想“要”)。
可见,由于资源的稀缺,所以“需要领导做安排”“由领导来决定哪个队员由谁带”;但是Y队中的资源(运动员)配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或规则以供大家遵循。
然而,资源配置一定是以某种方式进行的,那么,Y队中运动员的分配是按照什么方式进行的呢?
在访谈中获知,运动员(特别是有天赋的运动员)的分配是由Y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和Y队的总教练施行的,“人为”的因素占了大部分,而分配的原则是按照关系的远近。
这种资源分配方式被称为关系配置,其含义是将人们之间亲密、特定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借助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作用于不同群体成员间的地位分配及其利益获得,其特点是亲疏有别[10];因此,对于稀缺资源的优先配置权当然会先考虑本支系的成员。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一名教练员所带的优秀运动员越多,他的学生中能成为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概率也就越大,这样他也就越会被国家和社会承认并获得权威,进而能更好地领导Y队所有宗族成员。
除了对资源的控制之外,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还掌握了另一种类型的控制,即对机会的控制。
与对资源的控制相比,对机会的控制更为重要,在型塑运动队的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更大。
根据Y队的情况,机会大致可以分为2类:
一类是比赛机会,即参与国际大赛的可能性;另一类是政治机会,主要是指出任运动队干部(包括总教练、领队、教练组组长等)的可能性。
比赛的机会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运动员通过训练而不断提高的竞技能力只有通过比赛表现出来,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如果取消某名运动员的参赛机会,那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再强,也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相应教练员的教学水平也无法获得承认。
此外,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励也就无从谈起○11。
由访谈可知,尽管Y项目管理中心也制定了相应的比赛选拔制度,但定性的较多,可以量化的条例很少○12。
在调查中发现,Y队里教练员的分层大致与这些比赛机会的分布是一致的,而控制这些机会的是Y项目管理中心的主任及总教练。
从表2可以看出,男女总教练所教的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中都占据了大部分的名额,尤其是在男子方面;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Y队的总教练因为控制着比赛的机会,不仅增加本组队员参赛的机会,而且掌握着其他成员的参赛机会。
比赛机会的控制权是与Y队宗族成员的职位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职位,才有对于资源和比赛机会的控制权;所以和比赛机会的控制权相比,政治机会的控制权要更为根本。
因此,Y队宗族精英的继替始终是一个主要问题。
竞技体育的发展是纳入国家计划的,在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下,各级运动队组织都是相对封闭且稳定的。
这种稳定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给Y队宗族中已经在台上的精英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继续扩展其影响力,并始终掌握政治机会的控制权。
从Y队历任干部的名单(见表3)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政治机会的控制权带有明显的宗族倾向。
可见,Y队一部分教练员相比于其他的教练员来说占有更大的优势,他们由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在队里做了教练员,因为资源获得更为便捷,他们更有可能在执教生涯中获得成功并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从而获得权威并成为运动队的总教练,进而获得了权力,将“成绩资本”○13转化为“政治资本”○14,即由原来的优秀运动员转换角色,成为优秀的教练员及Y队宗族的领导者,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再生产。
政治机会的控制权并不直接导致收益,而是要通过运动员这一稀缺资源和比赛机会才能起作用。
而Y队宗族的领导者能够对这些机会加以优先利用,甚至是垄断性地运用,从而尽可能地扩展并壮大自己这一支系的力量。
另一方面,政治机会的控制权的重要性还超出了这一利益,除了它是获得运动员这一稀缺资源和比赛机会的前提之外,它还是适应各种不能预期的变化的基础。
在通常的情况下,政治机会的控制权能够保证Y队宗族领导对各种变化做出相对主动的反应,对有利的机会抢先享用,对不利的机会寻求变通和化解之道;所以,它是维持并继续争夺运动队主导权的关键。
可见,Y队宗族各支系的边界是清晰的、稳固的,这样的边界一旦形成,就会影响边界内部及边界内外人们之间的交往。
和运动队政治的内容紧密相连的是,Y队人会在这种交往中编织自己或本支系的关系网,这样的关系网构成了运动队政治得以展开的基础。
2.3动员方式
任何一个运动队要想保持长久不衰,靠一个教练员(无论他的教学水平有多好)是不够的,而是要靠一个合作的团队才能完成。
因为群体是人类力量赖以聚集的单元,而生产必以群体为单位;因而,运动队也是由许多教练员、运动员及相关的管理人员等共同组成的。
然而,按照奥尔森的观点,在一般情况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换言之,作为一个集团,即使其成员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后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1]。
因此,为了能够取得运动队所有成员的集体行动,就必须采取某些特殊手段,从而通过发动更多的人建立一个最大可能的社会基础,从中产生能够秉承其意志的队伍。
作为Y队而言,“更多的人”首先是来自宗族中本支系的成员,但是,本支系的成员毕竟人数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本支系成员会将不同支系的成员尽可能地联合起来。
这一特殊的手段就是动员,通过动员以增强Y队宗族所有人员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明确共同利益的基础,同时也是产生集体行动的关键。
例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Y队的成绩并不理想,受到社会和媒体的评论,可以说,此时Y队所有成员自雅典失利之后,信心已失,大家的积极性荡然无存;但是,雅典奥运会已经过去,它已经属于历史,紧接着迎接Y队的是4年之后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在我国举办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Y队从事的项目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在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赛场上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并创造优异运动成绩是Y队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因此,必须对Y队宗族成员进行彻底的动员,提高大家的信心,增进大家的勇气,把大家的心都拧在一起。
Y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赵×和总教练田××是Y队宗族的领导者,Y队里每个人要想走到一起形成集体行动,有赖于他们的动员能力。
而动员要想获得成功,首先要找到一些可能成为“积极分子”的人,这样才能对动员方式产生响应,使动员产生效果。
从访谈资料可见,赵×作为Y队宗族首领,为了能更好地动员Y队宗族所有成员,首先挑选了可能成为“积极分子”的人,“说服”他们出来担任男女队的负责人。
发动积极分子是动员的开始。
分析这些“积极分子”的来源,首先可以发现作为Y队宗族本支系的成员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他们是拟似血缘关系网中最近的成员,这种嫡派相承的师徒关系使他们获得了作为“积极分子”的特殊信任。
当然,当本支系的成员人数不够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会联合本支系外的成员,那么联合对象是谁,不仅要看他们之间在拟似血缘关系网中的远近,还要看他们之间的亲疏。
其次,“积极分子”不仅有在Y队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成员,同样也有相对于他们而言的“边缘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分子”就具有了广大的代表性,可以代表Y队权威结构中不同层次的教练员,这也就为宗族族长的动员扩大了赖以支持的社会基础。
发动了“积极分子”之后,下面就是通过这些“积极分子”来号召周边的人,从而提高了Y队全队人员备战奥运会的士气。
2005年1月,Y队召开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暨2005年冬训誓师大会”,与会的教练员、运动员统一身着红色的训练服。
依照惯例,奥运会动员大会,应该在大赛前一年召开,而Y队却在距离北京奥运会1306d的时候举行了隆重的“赛前”动员,并要以2008年奥运会动员大会作为催化剂,为Y队训练再烧一把火。
在动员大会上,对“积极分子”进行动员的过程,就是重新建构社会身份的过程。
那些成为“积极分子”的教练员对Y队在雅典奥运会上的失败所感受到的忧心、悲痛、惋惜等只是个人的体验,他们决心要站起来重新开始也只是个人的抱负和信念,只有等到被动员起来以后,等到积极分子对这些体验进行了公开的表达以后,个人的体验和抱负才能转化成Y队集体的体验和抱负,即成为一种社会体验。
Y队里的人才更能体验到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当积极分子的情绪体验成为主导的情绪体验后,当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种情绪体验后,Y队人的集体行动才会成为可能,这些“积极分子”也就与Y队的领导(Y项目中心主任及Y队总教练)一起构成了运动队政治的核心,这就是社会动员的过程。
在Y队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按照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总教练、组长、副组长、普通教练员等类别重新组织,这些新的范畴在日后的Y队政治实践中也被一再地使用;但是,这一新的分类系统不足以将原有的社会分类系统,例如宗族全盘消灭。
雅典奥运会之前,Y队实行的是总教练负责制,雅典奥运会之后,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下施行了队委会领导下的总教练负责制,目的是加强团队的力量。
在这一要求下Y队虽然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界限,但另一方面,旧的社会界限反而会因它而强化。
在某种程度上,Y队宗族以国家权力深入的时机来提高自己及本支系的竞争力,从而更好地控制整个运动队。
2.4话语空间
从对动员方式的分析可见,通过发动“积极分子”的方式,将个人体验转化成集体体验,将未被结构化的力量―Y队宗族所有成员(群众)集中起来,从而扩大Y队宗族族长行使权力的社会基础;然而,为了能更好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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