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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总结
2011:
飞快过去、忧心忡忡的一年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文/蒋方舟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
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其政权的公信力。
一些名字,因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
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年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
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
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庄家通吃,没有赢家的游戏。
年末,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强压下,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
“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
”(沈从文语)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
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
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民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能奈我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
2011年初始,各地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
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
“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利。
追问,即使已是陈年旧事:
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
追问,即使得不到答案:
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
“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
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
西方有句谚语:
Foolmeonce,shameonyou,foolmetwice,shameon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
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
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
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
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
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
他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张显在微博里曾写:
“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
”药家鑫死后,其父写:
“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
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
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
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
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
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
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
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人们的热情来自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
激活民主,争取权利,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
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
不屈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
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
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便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
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所在地安身立命之后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
“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
条件:
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
受捐者年龄10岁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
”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
“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
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
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
“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的武器:
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
”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试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
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群众不够用。
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辞激切,沽名卖直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
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对“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
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
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
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
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
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新中国成立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
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
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
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
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
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设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的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
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
网友晒出个人账单:
“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
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
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
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
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
“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
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
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
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
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
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
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
《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
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
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
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
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荡荡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
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
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
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
社会走入死循环。
唯一的出路在于:
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
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
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多有钱?
《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
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
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2%。
如果买地,花不到1/6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
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
如果买食品,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可以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
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
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15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
“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
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中国人来了,涌入世界各处富庶之地与不毛之地。
中国人来了,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云彩,更让他显得像个盖世英雄的是满怀钞票。
中国人被许多非洲国家视为救世主,因为带去了贸易、投资、工作和技术。
而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作者则把中美关系形容成一场婚姻:
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谁也离不开谁。
外交是利益场,中国的朋友好像都是用钱买来的。
“金元外交”和“援助交际”在今年却不大行得通了,世界上存在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斥资36亿美元在缅甸修建的大坝,被缅甸政府叫停。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计划斥资约880万美元买下300平方公里的冰岛土地,也被冰岛拒绝。
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不再遮掩和谨慎,希拉里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糟糕透了”。
国内媒体当然反弹式地回击,认为印证了他们“美帝亡我心不死”的一贯判断。
《环球时报》发社论时领导范儿永远那么正:
《警惕境外影响,但别被它扰乱》。
中国又不高兴了,沉浸在境外反动势力论的中国不曾自问:
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异类?
如果说内政上的傲慢毫无道理,那么外交上的软弱简直莫名其妙。
俄罗斯用推土机驱赶从事耕作的中国农民,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上遇难,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节节败退,政府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
严正抗议。
如何以大国心态,去适应大国体型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这就导致中国人如野草般蔓延世界各地,却永远神情倨傲,姿态扭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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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十大关键词
辛亥百年
在谷歌敲下“辛亥百年”四个字,显示出的搜索结果为49200000条,这个数字至今还在更新变化着。
从大陆到台湾,从中国到海外华人组织,从学者、公知到艺人、传媒人……这一年,面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注脚,“全球华人”、“两岸同胞”之说,似乎到了每年春晚以外出现得最频密、最理所应当的时刻。
也是因为1911年10月10日那个历史时刻,在2011年的今天,人们似乎前所未有地触及到一种超越地域和意识形态的集体回忆,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向历史回望的深度。
不妨回顾一下9月以来一份辛亥主题“影像表”:
9月23日,电影《辛亥革命》上映,爱唱“中国心”的香港艺人成龙担任导演,继续沿用主旋律影片群英会战票房的模式;4天后,电视剧《辛亥革命》央视首播,唐国强任导演,新闻标题中“好评如潮”四个字出现率最高;9月29日,武汉出品、号称国内首部历史纪实动画电影的《民的1911》公映;次日,电影《第一大总统》公映,孙中山的扮演者邱心志和《辛亥革命》中的赵文瑄版孙中山均来自台湾。
国庆期间,大型文献纪录片《辛亥革命》央视首播;台湾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特展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开幕。
而10月底在厦门举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辛亥百年亦成为两岸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专门辟出的“辛亥专区”,两岸30余家出版社展出了100余种最新出版的纪念专题图书。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涂饰太厚,废话太多,不容易察出个底细来。
”鲁迅早年这样说。
一声炮响一百年以后,有人纪念,有人反思,有人重新解读,有人继续剖析,有人用纪实向历史贴近,有人用艺术向革命致意……都欲从历史中活生生端出一块当代史的镜子。
(文/张凌凌)
建党伟业
今年,有人乐得为两个关键词算了一笔账。
这两个词也是两部电影的名字:
一是年中上映的《建党伟业》,一是它2009年的“兄弟片”《建国大业》。
两部片名,也是这两个年份被载入“大史记”的原因写照。
这笔账用数字换算,两年前的《建国大业》,观众数量是1305万人次,创造票房是4.27亿。
两年后的《建党伟业》,有人早早给出3000万人次的观影预测,并称票房能达到8亿。
到《建党伟业》上映,有人在进入影院前,特地制作明星出场时间表,帮助未进场的观众提前预习,以免在不该眨眼的时候眨眼,错过跟偶像的银幕相逢——此片计有100多位明星登场,平均每分钟出场一个,“出镜皆大腕,上下无白丁”。
据说此片前期有宣传语:
电影不是拍出来的,是剪出来的。
《建党伟业》镜头用了2400个,超过一般好莱坞影片的镜头数,和《变形金刚3》一样多。
呈现出的,是异于传统主旋律电影按部就班的感觉,近乎商业大片的节奏。
也有人批评:
电影过于娱乐化、商业化,严肃主题被冲淡,要记住,这是主旋律,主旋律!
但无可否认,作为一部要成为历史代言的电影,它取得了商业上的最大成功。
(文/张凌凌)
hold住
hold不hold住,hold姐说了算。
Hold姐是谁?
2011年8月9日,台湾综艺节目《大学生了没》中,一位名叫MissLin的网友以夸张另类的造型、一口做作的英语、扭捏妖娆的姿态震撼了所有观众,其口头禅是“整个场面我要hold住”——此后“hold住”一词红遍网络,她也被称为hold姐。
hold住也与大陆某些方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称“糇住”,有粘住、抓住、稳住、占有、搞定之意。
语意丰富,切中当下情绪,因此即刻流行于网络、微博与短信,迅速成为重口味和小清新都使用的口头禅。
hold住,可谓是2011年最热的网络流行语之一,像“吃了没”、“忙什么呢”、“最近怎么样”、“去哪儿了”一样,成为中国人的问候语:
“你要hold住啊”、“你hold不hold得住”。
hold住的潜台词是:
稳定意味着一切——自我情绪的稳定、社会情绪的稳定以及做事的稳定性。
转念一想,大可发现,此词流行的背后,是本年度发生的事儿太多了,hold不住的环节太多了,没有安全感的事儿也太多了。
因此,hold住便成了大家互相提醒、互相温暖的幽默金句,正类似于“小心啊,别摔跤”。
有hold,才有hope。
因此,请大家齐心协力hold住自个儿。
(文/胡赳赳)
限购令
“限购令”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4月30日北京版“国十条”细则里,随后有12个大中城市颁布了各自版本的限购令。
2011年2月,“北京版国八条”出台,限购令才从纸面上的雷厉风行,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洪水猛兽”。
出台限购令政府有自己合理的理由:
他们觉得是投机需求吹大了房价的气泡,应该让买房从投资需求回归到住房需求。
可是,基于身份限制的政策让市民无所适从,房市冷却的极速让靠土地出让金为生的地方政府措手不及。
朝令夕改的政策变化为北漂的生活添更多荒谬与苦涩——“国八条”中规定,对非京籍居民设置纳税5年(及社保)条件,不符合条件则暂停向其售房。
有在北京工作未满5年的夫妻,为了换置更大的房子而假离婚,岂料京版15条细则一出,外地人工作未满5年一套也不能买,只好匆忙尴尬复婚;有当初借假北京身份证买房的年轻人,被身份证主人要求收回房子:
因为限购令出台,即使北京人也不能购买第二套房子。
“不易居”变成了“不能居”。
(文/蒋方舟)
郭美美
“郭美美事件”是一部剧情复杂的悬疑片,有干爸,有股神,有红十字连开两次的发布会,还有各种狗血的情节;又是最劲爆的大片,有隐情,有权力,有腐败,有阴暗。
2011年6月22日,“郭美美Baby”蹿红网络,风头盖过“开房局长”,成为网络第一红人,微博粉丝半天内从几千人飙升到5.4万人。
尽管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就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而致歉。
但全民围观之后就是全民围剿。
在这场互联网猎杀行动中,人人都是福尔摩斯:
“郭美美的事没弄清楚,没心情上班,没心思踢球,没心情捐款,没心情结婚。
”面对红十字会的声明,也“没心情听声明”。
各种“没心情”的郭美美句式,证明公众善心伤不起。
7月3日,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翁涛称郭美美男友是中红博爱公司前董事王军。
8月3日,郭美美则在《解码财商》,接受郎咸平专访时声称王军只是干爸,并极力撇清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
王军是深圳的地产商人,送玛莎拉蒂给郭美美的王军,不管真假,都与李刚、李双江、卢俊卿并列“中国四大名爹”。
通过这个“爹”,商业红会的劝募资格、隐秘运行等问题都被一点点曝光。
继“天价帐篷”和“万元餐费”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全民信任危机,多地捐赠陷入停滞。
11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称郭美美事件3天毁掉红会100年。
但有人说郭美美开着玛莎拉蒂撞向了红十字会最痛的地方,有人说她通过“卧底”,揭开了中国慈善业存在的问题。
有人说,也许,郭美美应该进反贪局。
(文/章润娟)
小悦悦
两岁的小女孩王悦在佛山五金城被车撞倒,谁应该承担责任?
虽然说她的父母是监护人,却忙于生计,疏于照料。
司机是责任人,却罔顾人命,肇事逃逸。
但是舆论批评还是一致指向了十八个途经这倒地的小小身体的路人:
他们或旁若无人地走过,或避之不及地绕道……车祸是意外,而见死不救却是常态。
在不知不觉中,很多人日渐冷漠而不自知。
这些年来,无论是负面的社会新闻,还是正面的各类宣传;无论是黑暗之例子,还是光明之典型,都在强化一个事实:
社会人心越来越堪忧。
有人提议在小悦悦遇难的地方,立一个塑像,以警示世人。
但这提议也不了了之。
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社会金钱至上,有人说是因为信仰缺失,有人说是缺乏人文关怀,措施当然是加强这个,加强那个。
但拾荒的陈阿婆之所以能出手相救,成为“见义勇为”的模范,并非是有人向她加强了什么教育,恰好是因为她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人类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尚在,伸手去扶一下,开口去叫一声,是最自然不过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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