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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
第九课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锐意进取,积极有为,西汉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
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影响远播,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1.知识与技能
知道“内朝”与“外朝”、刺史制度、“推恩令”的内容;知道西汉设五经博士和太学;知道赵过的“代田法”以及西汉王朝在周边设立的行政机构。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学习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相关知识,掌握其原因和内容。
通过学习“西汉的盛世”,掌握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不同视角分析西汉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国家之一的原因。
通过“探索与争鸣”,掌握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文献选读”,理解汉武盛世气势恢弘、成效卓著,是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
通过学习本课,懂得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分析汉武帝“儒表法里”的治国方略,懂得灵活的治国策略的重要性。
●从“无为”到“有为”
1.从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想和无为而治导入新课,提问:
什么叫“有为”?
为什么要“有为”?
分析清静无为思想反映了汉初社会疲惫、人心思安的状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财富日臻富厚,西汉社会的主导思想发生了变化。
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锐意进取,积极有为,使西汉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
进而指出:
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社会实际状况的反映,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2.提问:
汉武帝怎样“有为”?
引导学生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来归纳汉武帝采取的新政策。
结合课文小字,梳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有意裁抑丞相职权,起用身边的亲信近臣,让其参与朝廷军国大事的讨论,形成了“内朝”或“中朝”;创设刺史制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颁布“推恩令”,大体消除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l进而指出:
这是汉武帝在政治上的‘‘有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结合“知识链接”,梳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如采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将儒学定为官学,黄老刑名等百家之学“罢黜”在官学之外;在长安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从中选拔官吏;郡县的学校也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官吏的后备人选。
随着儒家在官学中“独尊”地位的确立,经学成为统治社会思想意识的权威,通经致用成为古代学者的普遍追求。
进而指出:
这是汉武帝在思想、文化上的“有为”。
拓展相关知识,分析西汉中期后士人政府新局面形成的原因,即西汉博士虽不担任实际政务,但常能参与廷议。
还可梳理与“士入”有关的知识:
如春秋战国社会转型之时,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士”提出了不同的救世方案;秦大一统中央集权建立后,文化专制政策将士人推向对立面;汉武帝时代从“无为”到“有为”,最终形成了“士人政府”的新局面。
2.分析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即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学成为官员选拔、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
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结合“练习与测评”2,分析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结合课文小字和“练习与测评”l,辩证分析汉武帝的尊儒术,实为“儒表法里”,或霸王兼用,这是因为汉武帝醉心于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礼仪制度,对董仲舒就社会贫富分化而提出的“限田”主张,以及官吏不得经商货殖的建议,均未采纳;他所信任的大臣,也多是既精通儒术又深明刑法的人。
进而指出:
理想的王霸兼用是“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是当时颇为合理的治国方略。
●西汉的盛世
1.引导学生梳理西汉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发达的具体表现,如考古发现的大量西汉铁农具,具有标准化、系统化和商品化的特征;代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经赵过的试验、示范,逐步推广,成为当时先进的农业耕作法;西汉农业的精耕细作、施肥技术、轮作复种,以及单位产量的水平,均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进而指出:
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为西汉王朝的繁盛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结合“文献选读”,介绍《史记·平准书》,使学生理解汉武盛世气势恢弘、成效卓著,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决定着这段历史的发展方向。
2.结合“读图学史”,分析西汉中期,凭借强盛的国力,大体解除了匈奴对北边的威胁;在周边地区设立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的管辖。
进而指出:
这是汉武帝在民族关系上的“有为”。
结合小字和“探索与争鸣”,分析汉武帝晚年的作为及其“轮台罪己诏”,引导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进而指出:
悬崖勒马也是汉武帝“有为”的表现。
最后总结汉武帝的“有为”措施,并指出:
西汉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影响远播,西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如时间允许,可以表格的形式比较西汉初期和汉武帝时代的不同点,让学生感受汉武帝时代的盛世景象。
汉朝初期
汉武帝时代
经济
民生凋敝,百废待兴
经济复苏,财富丰厚
政治
汉承秦制,与民休息
中央集权,制度创新
文化
黄老思想,清静无为
儒家独尊,儒表法里
民族
妥协和亲,控制无力
强用战争,有效管理
1.读图学史
同:
东至大海,南抵南海,北及长城一带。
异:
秦朝西至陇西,汉朝西至西域。
这说明西汉疆域的广大,西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通过读图学史,使学生学会比较“西汉疆域图”和“秦疆域图”四至的异同,懂得从地图中汲取历史信息,进而了解我国古代疆域(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变化过程。
2.练习与测评l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汉武帝并非真正独尊儒术,而是“儒表法里”,霸王兼用。
说明了汉武帝所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精通儒术又深明刑法的人。
汉武帝这样做是为了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合理的治法。
3.练习与测评2
秦始皇时期法家思想、汉初的道家思想、汉武帝时期从“无为”到“有为”。
秦朝时期,为了有效控制大一统的新局面,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建立起一整套中央集权国家机器。
汉初,为了吸取秦短命而亡的教训,稳定政局,西汉文帝与景帝采取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
汉武帝时期,为了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进行抗击匈奴的战争,采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从“无为”转向“有为”。
4.练习与测评3
政治:
改变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锐意进取,积极有为;裁抑丞相职权,起用身边的亲信近臣,让其参与朝廷军国大事的讨论,形成“内朝”和“外朝”;创设刺史制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颁布“推恩令”,大体消除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思想文化:
采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将儒学定为官学,黄老刑名等百家之学“罢黜”在官学之外;在长安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从中选拔官吏。
郡县的学校也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官吏的后备人选,确立了儒家在官学中的“独尊”地位。
民族关系:
大体解除了匈奴对北边的威胁;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设置河西四郡,使天山南北地区与内地联为一体;在西南、东北、东南和西部地区设置郡县或其他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的管辖。
其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影响远播,西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5.探索与争鸣
秦始皇: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为了有效控制大一统的新局面,他建立起一整套新型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
自称“始皇帝”。
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一切军国大事均由皇帝裁决。
地方设立郡县制,县下还设有乡、里等组织。
为了巩固新建的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建造驰道与直道,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建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侵扰;开边移民,以充实边地实力;焚书坑儒,以统一思想舆论。
秦始皇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我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蓝本。
然而,秦始皇违背民情,不惜民力。
十余年间,连续不断地营建各种大型工程:
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建阿房宫、造骊山墓等,动用劳力数百万人。
丁男不足,就征发女子承担转输的苦役。
秦律名目繁多,诛罚苛刻,一人犯法,亲戚邻里都要连坐。
其横征暴敛已远远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
同时,秦始皇不能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一味重功利、恃酷法,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普天之下民怨沸腾的局面。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他即位后,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国策,锐意进取,积极有为。
政治上:
为加强皇帝集权,汉武帝有意裁抑丞相职权,起用身边的亲信近臣,让他们参与朝廷军国大事的讨论;创设刺史制度,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颁布“推恩令”,大体消除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带来的负面影响;汉武帝的执政原则可以概括为“儒表法里”,或霸王兼用,理想的霸王兼用是“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是当时颇为合理的治国方略。
思想文化上: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将儒学定为官学,黄老刑名等百家之学“罢黜”在官学之外;在长安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从中选拔官吏。
经济上:
汉武帝时期,农具生产已有标准化、系统化和商品化的特征;代田法经赵过的试验、示范,逐步推广,成为当时先进的农业耕作法;农业的精耕细作、施肥技术、轮作复种,以及单位产量的水平,均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为西汉王朝的繁盛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民族关系上:
汉武帝时期大体解除了匈奴对北边的威胁;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河西四郡,天山南北地区与内地联为一体;在西南、东北、东南和西部地区设置郡县或其他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的管辖。
其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影响远播,西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但是,汉武帝为打破汉初以来相位尊崇的局面,常当众斥责丞相,甚至动辄处以死罪,以致人将相职视为畏途,无人敢接任;汉武帝醉心于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礼仪制度,对董仲舒就社会贫富分化而提出的“限田”主张,以及官吏不得经商货殖的建议,均未采纳;连年战争,又大兴土木,致使汉兴以来数十年积蓄的财富消耗殆尽。
然而,汉武帝于公元前89年下“轮台罪己诏”,宣布停止用兵,禁绝苛暴。
“轮台诏书”标志着武帝末年的政策转折,为社会矛盾的缓和提供了转机,也使西汉的盛世得以延续。
1.从“无为”到“有为”
为了缓和矛盾、安定社会,西汉前期在政治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
在这种政治方针的指导下,统治者采用“无为”、“无事”、“无欲”、“清静无为”的政策来安定社会,反对过分侵扰百姓。
汉初的“无为”政治,主要表现在:
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减免刑罚;对周边民族施行绥靖、安抚政策;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对诸侯王大加放权。
汉初的“无为而治”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也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①诸侯王的势力迅速发展膨胀,成为削弱和威胁皇权和统一的消极因素。
②对周边民族,尤其是匈奴的和亲政策,并没能完全遏制匈奴的入侵,相反,无为而治的政策对抗击匈奴、保卫边疆起到了阻碍作用。
③从汉初轻徭薄赋政策中,获利最大的还是地方豪强。
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由于连续实行恢复生产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家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史记·平准书》所载(见本课“课文注释”12),正是这种经济富厚的情况,这是西汉王朝走上盛世的基本条件。
而上述汉初以来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也提到了历史的议程。
正是在此条件下和时代的要求之下,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了。
再加上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很想大有作为,于是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有所作为的新政策,汉王朝的国策便由“无为”转化为“有为”。
2.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武帝继位以后,继续汉初以来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采取的重要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迁徙郡国豪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迁徙郡国豪强,使之离开本地故土,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这是汉初就施行的强干弱枝的措施。
武帝时仍继续施行这一措施,武帝迁徙的豪强,既有原六国贵族之后代,也有汉初功臣或大吏之家,还有郡国豪杰并兼之家。
这些人都是郡国或地方的名门显贵,长期盘踞地方,有相当的势力和财力。
据文献记载,建元三年(前138)、元朔二年(前127)、太始元年(前96),汉政府三次迁徙豪富之家,或迁徙至茂陵、云陵,或迁徙至江南会稽。
这些措施,对于消除地方势力、强化对地方的控制颇有成效。
(2)推恩王侯子弟,解决王国问题。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政府虽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回,但王国的地盘仍较大,势力仍很强。
武帝时,主父偃建议: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弟子,以地侯之。
”元朔二年,武帝采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允许诸侯王“私恩”分王国土地于子弟为列侯。
按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于县相当。
推恩令施行后,王国纷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王国的地盘缩小而朝廷直辖的地方扩大。
这样,汉初以来的诸侯王强大难治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3)任用酷吏,惩治地方豪侠。
汉初的地方豪侠,或是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困;或是“朋党宗强比周”,侵凌孤弱;或是一些没有政治身份的豪强。
武帝时除了迁徙部分强宗大姓之外,还任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和游侠。
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其他如杜周、周阳等,以酷吏来对付和压制地方豪侠的势力,提高专制皇权。
此外,还设十三州刺史,巡视各地,刺史的职责之一,就是督察强宗豪右,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4)削弱相权,“内朝”成为宫廷的决策核心。
秦和汉初丞相权力颇重。
秦时设左右二丞相(秦以左为上,汉以右为尊),实是一正一副,丞相乃人臣中最高级的官吏,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汉初丞相多由功臣出身,位极尊隆,朝廷(皇帝)对丞相的礼遇也十分优厚(入朝不趋,奏事不名等)。
丞相地位既隆,权力尤大,必然与君权发生冲突。
如汉初功臣萧何,虽一再小心翼翼,仍不免遭刘邦疑忌。
汉初几任丞相虽多深自贬抑,以缓和君臣矛盾,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真正从制度上削弱相权,自武帝开始。
武帝亲政后,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变化就是设立“中朝”。
“中朝”,又称“内朝”,与“外朝”、“外廷”相对,是由武帝亲信的近臣或侍从组成的参谋、决策机构。
“中朝”的组成成员,既有大夫、博士、尚书等中低级官员,也包括为皇帝亲信的大司马、大将军、御史大夫(如张汤)等朝廷高级官员。
换言之,武帝对“中朝,’人员并无严格的规定,除丞相之外,凡为武帝需要或为其信任的官员,都可以成为中朝官。
而以丞相为首的朝廷官员,则成为行政办事机构(武帝时,丞相虽逐渐沦为最高事务官,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参与决策的权方)。
武帝还一改汉初皇帝见丞相礼貌甚恭的态度,如“丞相(公孙)弘宴见,上或时不冠”。
丞相稍不如意,就当廷折责,甚至动辄被治罪处死。
武帝在位期间前后有l2个丞相,3人被免职(卫绾、许昌、薛泽),2人获罪自杀(李蔡、严青翟),4人下狱处死(窦婴、公孙贺、赵周、刘屈蓬),只有3人(田蚧、公孙弘、石庆)善终相位。
一时,相职被视为畏途,大臣们诚惶诚恐,不敢接任。
公孙贺获任丞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
丞相权力、地位之低落,可见一斑。
3、董仲舒和“独尊儒术”
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在武帝在位期间(前140一前87)达到了皇朝的鼎盛时期。
大一统的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国家的经济实力已相当充足富厚,《史记·平准书》说: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西汉皇朝走上了鼎盛时期后,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已不能适应统治的要求。
武帝在前代诸帝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新的统治政策。
武帝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基本政策是尚法尊儒,即提倡仁义德治与严施刑罚相结合。
武帝即位以后,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下令郡国官员每年向政府推荐人才),从中选拔和任用政府所需的人才,通过“举贤良”来达到“明教化”的效果,即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法,统一人们的思想。
武帝在即位次年,又采纳丞相卫绾的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的,一律罢去。
随后又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提拔王臧为郎中令,王氏是武帝当太子时的少傅,是西汉名儒鲁申公的学生。
这样,尊儒的趋势得到加强。
其后,董仲舒又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在窦太后去世之后,武帝的尊儒活动才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朝廷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前179一前l04)是春秋公羊学大师,专门研究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
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实际上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五行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
他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
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
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
而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便是皇帝(天的儿子——天子),上天向他的儿子指出他施政不当的性质和程度。
因此,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服从上,臣必须服从君,这就是“礼”。
董仲舒的尊君与大一统主张,最直接地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需求。
他极力宣扬孔孟“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札、智、信)的伦理规范。
三纲五常对于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对于农业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行为规范和心灵归依。
但是,尊儒只是武帝基本政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尚法,是尊儒与尚法的结合。
将法家驾驭臣下的权术和严施刑罚等方法用作手段,而儒术用来缘饰,所谓外儒内法正是武帝政治的特点。
董仲舒虽建议罢黜百家,但他的儒家思想也吸收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学派的学说,他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形成外儒内法的思想。
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儒法表里也是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
4.太学
太学是汉代设立在京师的全国最高的教育机构。
西汉初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
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始建太学。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50名,以博士为教授,课程是儒家五经。
全国各郡也可以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与博士弟子一样。
这些学生一年考试一次,考取上、中两等的当郎中官,下等的黜令退学。
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的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开设的有《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毂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课程。
西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成帝时达到3000人。
王莽当政时,为了笼络广大儒生,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达1万余人。
东汉太学大为发展,顺帝时有240房、l850室。
质帝时,太学生达3万人。
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
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亦有变化,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
5.秦汉时期的博士
博士是中国古代学官之名。
始于战国。
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六艺、诸子、诗赋、术数、方技、占梦皆立博士。
汉承秦制,诸子百家都有博士。
文帝时始置《书》、《诗》的一经博士,并立诸子传记博士,有博士70余人。
景帝时置《春秋》博士。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
汉宣帝时增置博士为12人:
《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毂梁(一说毂梁未立)。
元帝时立京氏为《易》博士,不久即罢废。
平帝时置《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博士,其后又增置《乐经》、《周官经》六篇为六经博士,经各5人,共30人。
新莽时,《周官经》六篇,刘歆为博士。
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五经博士14人:
《易》4,施、盂、梁丘、京氏;《尚书》3,欧阳,大、小夏侯;《诗》3,鲁、齐、韩;《礼》2,大、小戴氏;《公羊春秋》2,严、颜氏。
后立《春秋》左氏、毂梁为博士,不久废除。
博士的职务,原为通古今,备皇帝顾问,掌《诗》、《书》、百家语,教授弟子,兼议典礼政事,西汉还奉使巡视民间风俗习惯。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并置弟子员,其性质遂由顾问转为教学。
东汉以后,此制渐废,专授经学和议典礼,近似官方儒学的领导人。
其俸禄,汉初为四百石,宣帝时增为六百石。
秦、西汉时博士之长称仆射;东汉改称祭酒,秩六百石:
‘两汉博士对经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
6.汉代农业的发展
秦汉时期已较广泛地使用了牛耕与铁农具。
据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东北至辽西,西北至甘、青、新疆一带,西南云、贵边陲,约有五六十个地点出土了汉代的铁农具。
陕西省还发现了成批成套的铁农具。
种类有耕具、起土器、中耕器、收割器等,式样繁多。
汉代政府大力提倡牛耕,到后期,牛耕和铁犁有大幅度的发展。
与战国时期相比,汉代的铁农具有明显的进步。
如最重要的翻土农具犁,陕西和河南出土的部分犁铧上的铧冠,形状虽然相似,但冠的铁质优于犁铧部分,说明当时已经知道将优质材料用于刀刃部分。
汉代开始使用曲面犁壁,有菱形壁、板瓦形壁、方形缺角壁、马鞍形壁四种。
犁铧上安装犁壁,能提高犁耕的松土、碎土、翻土的质量。
汉代还出现了与近代铧式犁很相似的古代铧式犁,它不仅有较强的切土、碎土、翻土性能,还能将地面的杂革、败叶掩埋于地下。
翻土工具还有二齿耙、三齿耙。
在汉代,北方地区连种制已经定型,轮作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
据文献的记载,西汉已有谷子和冬麦的轮作复种。
东汉郑玄在《周礼》的注文中,说到当时已出现禾、冬麦、大豆轮作复种。
张衡《南都赋》的词句,大约反映了当时汉水流域河南南阳一带已经出现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
征和四年(前89),武帝任赵过为搜粟都尉,在关中地区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
代田法是赵过试验、示范和推广的先进耕作法。
这一耕作法“用力少而得谷多”j增产效果明显。
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其技术要点是:
①深耕整地,开沟作垄,一亩地作三条垄,三条沟;②垄沟相换,轮番利用,即去年的沟今年变为垄,今年的垄明年变为沟,造成土地轮番利用与休闲;③把作物播种在沟里,幼苗出土后及时中耕除草,并把垄上土铲下培壅在禾苗根部,这样,既能防风抗倒,又能保墒(土壤湿度)抗旱。
赵过推广代田法,采取先试验,然后重点示范,最后再普遍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汉代农田作物栽培技术,如施肥、播种、管理、收获等技术都有明显的提高。
7.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利建设
西汉时期,由于铁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事业比春秋战国时代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武帝在位时期,是继战国之后又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黄河的治理和关中等地的一些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治理黄河是西汉时的一项水利大工程。
汉初,黄河屡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其中元光二年(前133)黄河在瓠子决口,泛滥受灾遍及十六郡。
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并亲自巡视工地检查工程。
经过这一次整治,黄河在以后的80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武帝时期,水利兴建成为时代的热潮,由于武帝的重视和提倡,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不得不群起仿效,力求在治内寻到水源,开辟耕田。
各地大小渠道由此纷纷兴建,而且成效甚大。
较大的灌溉渠道有转输由关东西运漕粮的漕渠,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代田地的龙首渠,建在郑国渠上游的六辅渠和关中平原的白渠,其中,以六辅渠和白渠的灌溉效益最大。
六辅渠是关中地区六条人工灌溉渠道的总称,又名六渠、辅渠。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在左内史儿宽的主持下,于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六道小渠,以辅助灌溉郑国渠所不能达到的高地。
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有赵中大夫自公建议,在郑国渠(秦时开凿的灌溉渠道)南开凿,故名白渠,也称白公渠。
自谷口(今陕西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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