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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主体研究
审判主体研究
第一节 专业化的职业要求
按照张敦福主编《现代社会学教程》的解释,职业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专业化职业(profession)指的是,必须具备广博而系统的理论和科技知识,并受过一定的训练才能胜任的职业。
这种职业收入很高而且颇受人尊重,从事专业化职业的人大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如教学、研究、法律、医药卫生和技术等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专业化职业与其他职业有以下区别:
1、专业化职业的从业人员的才能依靠系统的理论知识,而不是单靠特殊的训练就能获得;
2、专业化职业的从业者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主权,他们的顾客一般没有资格对有关的专业问题做出判断。
你可以给理发师和裁缝下指示,但却不能就医疗或法律问题给医生和律师出主意、提劝告;
3、专业化职业的从业者组织了专门协会来管理专业内部事宜,并代表协会的利益对外进行交涉,如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中国社会学协会等;
4、新接纳成员的工作受到现有专业化职业从业者的谨慎控制。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称为木匠或推销员,但一个没有获得文凭就自称医生或教授的人,只会被当作冒牌货来看待;
5、各个专业都有一套约束其成员行为的道德规范,不遵守这套道德规范,将会受到从该专业中除名的惩罚。
审判职业,是经过系统的理论培训,占有丰富而系统的法学以及相关科学知识,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的具有审判专业思维和处断能力的人,运用特殊的方式处理纠纷或者案件的职业。
审判专业化,反映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职业人的职业主体特征,又包括从事职业过程中所体现的技艺和能力,同时也反映经过法官的加工形成的各种成果——裁决。
研究审判职业化或专业化,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话题。
对于中国这样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度,审判的非职业化、非专业化已经成为制约司法公正实现的瓶颈。
对法学界和法律界而言,职业化建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
审判的职业化建设,既涉及到整个审判的科学理论构建,又涉及到审判的环境建设,但归根到底,取决于审判的专业阶层的职业要求。
即应该将主体的职业要求作为一个首要的问题予以研究探讨,研究审判主体的资格、条件以及惩戒等问题。
在审判主体论中我们将重点研究审判主体——法官,研究审判主体的选任条件、研究审判主体的选任办法以及奖惩等问题。
第二节 法官选任制度比较
一、英国法官选任制度
培根说过:
为法官者不可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而以为他们的职务并不包括这主要的一项,就是贤明地执行律法。
因为他们也许记得圣徒保罗关于比他们的律法更高的话:
‘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与普通诉讼法院首席大法官科克爵士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对话:
詹姆斯一世:
“依朕意,法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故而朕以及他人与法官有同样的理性。
”
科克爵士:
“不错,陛下具备伟大的天赋和渊博的学识。
但陛下并没有研读英格兰领地的各种法律。
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所有物或金钱等的诉讼决定,不是根据自然理性,而是根据有关法的技术理性和判断。
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能获得。
”
众所周知,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
其审判方式通常被人们称作“抗辩制”,其特点是,庭审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律师)扮演重要的角色,法官则好比一名消极而安静的裁判,静听双方辩论和质证。
从大原则上讲,法官出庭是为了发现事实,依法维护社会正义。
大量的工作由律师具体进行。
事实真相只有在双方有力的辩论中才能显现,正义则只能通过超脱的法官对抗辩的双方证据、法律理由进行权衡而得到更好的体现。
如果法官过多的询问证人或提问的话,就有可能使自己走进“战场”,其视线很可能随之被“战场”的尘烟所遮挡。
普通法的审判方式比大陆法系更加职业化、更严密,人们认为庭审就像进行外科手术,只能在控辩制度允许的狭小的空间内进行精确的、逻辑严密的操作。
正是这样的法制结构以及制度架构,在英国很难看到年轻的法官。
英国的法官有着其他国家同行们无法比拟的地位和荣誉。
身披红貂皮长袍、头戴灰白假发的高等法院的法官形象,就是典型的标志。
在英国,成为法官,途径既不像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单凭职业选择,也不象美国那样靠选举或政治任命,而是一个漫长的而有序的过程。
英国所有的法官均是从律师中产生,而高等法院的法官几乎全部是从杰出的出庭律师中产生。
对法官候选人在资历、经验、业绩和人品方面的严格限制,使在40岁以前被任命为法官成为极为罕见的事情。
高等法院的法官,这些人都是职业的精英,他们大部分来自社会中的中上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绝大部分都毕业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他们直接从重点中学升入重点大学;为准备律师考试还要按照法律规则和判例的约束进行认真的严谨的学习;进入出庭律师的组织——律师公会后,接受的是传统的法律思维和技巧的训练;在法律实习期间,很少有机会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好像在他们与社会之间横亘一堵墙。
所有的模拟训练都是针对可能进行的诉讼进行文字上的、抽象的分析推理和研讨,他们的朋友都是同行。
英国法官选任:
大法官、上议院常任法官、上诉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都是经过司法大臣和首相的提名,由国王任命;其他法官由司法大臣提名,国王任命。
治安法官则由司法大臣任命。
法官从优秀的出庭律师中选拔,可以确保那些非常有能力、又富有实践经验的人员在高等法院任职;在狭小而又熟悉的出庭律师这个圈子里,对谁更适合担任法官容易形成共识。
因此,担任法官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在一定意义上避免政党、行政团体在法官提名上的干预,从而确保法官能赢得整个法律界的敬重。
二、美国法官选任制度
美国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过:
“浩瀚之法典乃是关系自由政府优点的必然现象,为防止法庭武断,必有严格的法典与先例限制,以详细规定法官在各种案情中所应该采取的判断;由此易见,由人类天生弱点所产生的问题,种类繁多,案例浩如翰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窥其堂奥。
所以,社会上只有少数人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可以成为合格的法官。
而考虑到人性的一般堕落状况,具有正直品质与必要知识的人为数自当更少。
由此可知政府可以选择的合格人选自属不多。
”
美国建国初期的制宪者按照中等智商的条件来设计政府组成人员,但对于法院组成,是如何设定的呢?
美国没有明文规定法官的任职资格,但实际上,美国掌握着严格的资格条件。
原则上,担任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是:
1、美国公民;2、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JD学位(在美国,采取大学本科毕业报考法学院制度,法学院学习三年,修满学分后,就被授予JD学位,也就是“法律职业博士”);3、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取得律师资格,从事律师职业工作若干年。
担任州法院的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具有普通管辖权的初审法院的法官,必须具备上述条件。
联邦法院法官的产生程序:
当出现缺额时,由美国律师协会(ABA)对被提名的每一位法官候选人逐个排队,认真审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ABA是一个拥有35万律师和法官组成的群众性组织,在法律界和政界享有很高威望,拥有很大发言权。
司法部长在律师协会的建议下,同总统磋商,总统对拟任法官提名,参议院批准后,总统任命。
美国洲法院法官的选任,建国以来,在废除英国国王个人意志控制任命的基础上,经历了立法机构或者行政机构选择法官的制度、选举法官制度,由政党选举制度向非政党选举制度转变,到1906年,罗斯科·庞德为代表倡导进行司法改革,他们认为,人们对司法普遍不满的原因,除了其他原因外,对法官的普选几乎葬送了一般人对法庭的尊重。
1917年,威廉·霍华德·塔夫托宣称,非党派选举是个失败,他表达了对于司法人员素质下降的担忧,因为不够资格的人很可能被列入选举候选人名单中,并通过发动强大竞选攻势而当选。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到20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建立了法官的“资格选择制”,
“资格选择制”,指通过由律师和非律师组成的固定的、非党派的委员会来安排、招聘、调查和评价法官候选人的方式挑选法官的制度。
法官选择委员会的委员一般由国家官员、律师和公民组成,通常包括州长、检察长、最高一级州法院的法官、律师协会的官员、一般公民,有些时候还包括州参议员。
法官选择委员会根据它对法官候选人的考察准备一份候选人名单。
当州法院法官出现空缺时,委员会把具备资格的人选名单(一般为三人)提交州长或有任命权的机构,由州长或有权任命机构从名单中做出最后决定。
任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法官如果想继续留任,要由委员会进行留任选举程序进行评价,以决定他是否能继续留任直至任期届满。
资格选择制的优点在于:
法官选择委员会在候选人资格的基础上挑选法官,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选择法官,避免了由于政治倾向等因素影响而使无能力的法官得以任命的情形发生,确保了法官的高素质。
三、德国法官选任制度
德国的法官法对法官制度做了专门规定。
法官资格取得必须经过以下步骤:
1、第一次考试,必须在大学至少学习三年半,其中至少需要有四个学期在同一所大学研习法律,并通过大学法律专业考试,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通过第一次考试,是步入职业法官队伍的最基本专业资格条件。
2、二年以上的实习。
除了在普通民事法院的民事庭、刑事庭和检察处实习外,还要到行政官署、律师事务所、联邦或州的立法机构、公证处、职工联合会或者雇主协会或经济的、社会的、职业的自治法人机构、经济企业机构、国际性的或外国的机构或外国的律师事务所等其他的机构进行训练。
每一个单位实习至少三个月,实习者最多实习五个单位。
3、参加国家司法培训中心的职业培训并通过第二次考试。
两次考试均由各州司法考试委员会(由法官、法学教授、律师若干人组成)4、各州根据法官缺额和求职情况,由州法官挑选委员会挑选。
法官挑选委员会主要审查求职者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身的品德、身体(由州卫生局的体检证明)和专业(主要依据第二次考试成绩)情况,审查同意后,才能被任命为法官。
5、要被任命为终身职业法官,还必须在取得法官任用资格后,至少有从事审判工作五年的适用期,在适用期间,如果表现不好,可以解雇、开除。
法官任命方式:
按照联邦法院组织法规定,联邦普通法院法官,由联邦司法部长与法官挑选委员会依照法官选举法选举,由联邦总统确定;联邦的各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用,由主管该领域的联邦部长同法官挑选委员会共同决定;各州法官的任用,由州司法部长同法官挑选委员会共同决定。
(材料来源于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冯文利、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熊选国、政治部人事工作部部长宋建潮撰写的《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考察团赴德国、法国考察报告》和《中国法院代表团关于德国、法国司法制度的考察报告》
第三节 审判对象和性质对审判主体的要求。
“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所轻贱。
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
王政之弊,未必不由于此。
”《魏书。
卫觊传》
孙万胜先生在《司法权的法理之维》中提出:
“司法判断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活动,这种思考活动以特有的思考方式进行的,能够胜任这种思考活动的人只能是社会中的少数人,法官必须专业化。
这是因为法官作为纠纷的判断者,他所面对的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主张和要求,法官必须对此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纠纷解决方案——司法判决。
但司法判决是以解决纠纷为运行方向的,需要足够的说服力才能使双方当事人信服,只有这样,才能使纠纷得到解决,否则,当事人就不会认同法官的解决方案,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然会处于不稳定状态,法律秩序无从谈起。
这样一来,就需要法官能够深刻理解法律规则背后的价值体系,确定自己的判断方向;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法律解释技巧以及司法经验,为自己的判断方向提供具体的依据。
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判决能够适应法律制定之后的社会发展趋势,又需要法官能够多角度地判断当事人的主张和要求,从法律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求得平衡,所有这些需要法官以一种严密的法律论证方式表达出来,而这些无疑对法官的司法理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如果法官的素质满足不了这些要求,司法权的正当性就会大大受到削弱。
”(160页)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肖扬说:
“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才能成为法官,拥有司法权,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很随便的成为法官,这必须经过一个充分的司法理性培养和司法经验积累的过程”。
法官必须由具有一定条件的人担任,或者说只有具有一定条件的人担任法官才能实现审判的任务,这是由审判的本身性质决定的。
社会纠纷的解决,已经形成了多种途径的综合机制。
有仲裁(包括法定专门仲裁机构的仲裁,临时性仲裁)、政府裁决、各种各样的调解、斡旋、诉诸法院审判等方式。
但是在诸多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审判具有自身特殊性。
第一、权威性。
这种权威性表现为裁决的终局性,裁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必须执行,非经法律程序即使是裁决做出者——法院以及法官也不能擅自变动。
这一特点决定了审判者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要求的职业工作者。
第二、严格的程序性。
不但规定了当事人进行诉讼的程序,而且规定了司法者进行审判活动的步骤。
第三、审判结果对于审判对象的关联程度之高,是一般纠纷解决途径无法比拟。
审判裁决,是伴随着一系列的风险而存在的。
这种风险,可能是人的性命,如在刑事案件中,涉及到罪犯嫌疑人的生死。
现行立法从慎重适用死刑角度,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
在中国设立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定了嫌疑人自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请求律师帮助制度、死刑案件的辩护制度、无罪推定制度、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不能定罪制度、死刑复核以及核准制度,极大地防止错杀无辜等悲惨事件的发生。
但任何完备的制度都不可能避免冤案的存在。
因为制度只是减少冤案发生的一个方面,制度的执行者是现实的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无论多么精确,都难以达到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完全真实反映。
第四节 法官素质对社会公正程度的影响
轰动世界政治界和法律界的卢森堡夫妇原子弹间谍案的审判史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1949年夏,美国特工发现前苏联方面从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实验室获取了大量机密。
经过调查,查获了研究室的富克斯博士以及助手哈利.戈尔德。
法官欧文.考夫曼在审理并确认朱利叶斯.卢森堡夫妇有间谍罪的主要证据:
1、戈尔德证实与其接头的是曼哈顿原子弹试制工程的美军士兵,不知道这个士兵的名字,只记得这个士兵非常健壮。
在20个曾经在特殊分队服过役的士兵名单中,戈尔德留下两个人的姓名,认为有可能是与他曾经接过头的那个士兵。
戈尔德从一些照片中挑出戴维.格林格拉斯的照片,觉得极像与他接头的士兵。
但戈尔德补充说“如果是他的话,他比我1945年见到时有些发胖了”。
戴维被逮捕后,证实1945年1月间,朱利叶斯曾经几次同他谈过原子弹问题。
戴维把曼哈顿原子弹试制工程方面的情况写下来交给了朱利叶斯,并且为他画了一张原子弹草图。
朱利叶斯表示要把情报送给苏联。
法庭上戴维画了3张原子弹的引爆装置模型草图。
2、当问道朱利叶斯的妻子戴维的姐姐埃塞尔.卢森堡是否在场,戴维肯定地说“没有在场”。
后来,戴维.格林格拉斯夫妇改变口供,说埃塞尔用打字机为朱利叶斯关于打过原子弹方面的情报。
因为戴维的笔记很难看得懂,所以要埃塞尔进行处理。
但实际上,联邦调查局档案里有数十封戴维写给妻子的信件,字迹都非常清楚。
3、朱利叶斯的同学莫顿.索贝尔曾向朱利叶斯提供过一盘35毫米的电影胶片。
证人马克斯.埃利切尔证实索贝尔同卢森堡都是共产党员。
一次他曾经与索贝尔开车到卢森堡夫妇的住所附近,索贝尔从汽车仪表盘底下的一个贮物格子里拿出一个胶卷盘,显然索贝尔把这个胶卷盘交给了卢森堡。
但埃利切尔没能看到胶卷盘里装的是什么。
证人鲁思.格林格拉斯证实,1944年11月末一天,她要到洛斯阿拉斯看在部队的丈夫,朱利叶斯让她转告戴维,他希望得到原子弹研制方面的情报,并给了鲁思150美元,鲁思回到纽约时,把朱利叶斯所需要的情报交给了朱利叶斯。
1945年1月,戴维休假回到纽约,一天晚上,朱利叶斯要戴维写了一些情报,由埃塞尔用打字机打了出来。
戴维同朱利叶斯商定接头暗号,朱利叶斯把一个黄色的果子冻盒的一面撕成两半,一半给了戴维,另一半给联络人。
1945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戈尔德前来找戴维,拿出那半个果子冻盒说“是朱利叶斯派我来的”,戈尔德取走了戴维准备的情报并留下500美元。
鲁思还说,戈尔德被捕后,朱利叶斯先后给戴维5000美元,极力劝说戴维一家逃到墨西哥。
4、戈尔德证实,1945年6月奉上司命令同戴维接头,他用的暗号是“本尼派我来的”,调查人员问“那句话会不会是我从朱利叶斯那里或朱利叶斯派我来的”,戈尔德眼睛立即为之一亮“是的,就是这个名字,不是本尼,是朱利叶斯派我来的。
”戈尔德还说从戴维那里拿来一个信封。
5、鲁思证实,朱利叶斯家经济富有是因为苏联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如朱利叶斯家中一个价格昂贵的靠壁桌就是苏联人送的,据说这张桌子下面有一个孔隙,是用来隐藏微型胶卷的。
6、1941年,卢森堡曾经在共产党候选人竞选纽约市参议员的提名上签过名。
经过法庭审理,1951年3月18日,陪审团宣布朱利叶斯、埃塞尔有罪,4月9日,法官考夫曼宣布对朱利叶斯和埃塞尔判处死刑。
美国纽约州联邦法院、巡回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司法部、总统等官员均参与了案件的处理。
1952年2月25日,纽约的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
10月13日,最高法院否决对案件的复审请求。
11月17日,高等法院坚持拒绝调卷审案。
1953年2月11日,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改判的请愿书。
1953年2月17日,纽约上诉巡回法院批准了律师布洛克提出延期行刑的请求。
1953年6月6日,纽约州联邦法院驳回了卢森堡夫妇上书要求考夫曼法官重审此案的请求。
6月9日,纽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卢森堡夫妇申请暂缓执行死刑的请求。
6月15日,最高法院驳回卢森堡夫妇延期行刑的申请。
1953年5月25日,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纽约上诉巡回法院的延期行刑的裁定,并再次拒绝调卷审理。
6月19日,最高法院在经过预先秘密磋商之后,以6票对3票的表决结果撤销了道格拉斯的关于延期执行决定。
理由是1946年的原子能法并不能取代以前的间谍法,而且被告主要的活动都是1944年和1945年,也就是原子能法实施前。
从对卢森堡夫妇的判决证据分析,应当说,直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判决的结论存在诸多怀疑:
1、戈尔德证实的接头士兵缺乏准确性。
戈尔德的证实中没有关于同朱利叶斯交往的证据,而在接头暗号中从“本尼”变成“朱利叶斯”,调查人员有逼供诱供的情节,而且也没有客观基础。
2、埃塞尔参与案件的证据存在疑点。
打字是否就是戴维所说的理由,因为戴维的字迹是十分清晰的。
3、卢森堡夫妇的家庭收入,没有富裕的证据,对此公诉人也不表示反对。
靠壁桌,经过调查卖主公司的老雇员证实是1944年出售,连同营业税共计20美元37美分,并非什么珍贵东西。
4、戴维所画的三张原子弹内引爆装置模型草图,后来被哈佛大学以及马塞诸塞理工大学化学教授看后“不约而同哈哈大笑”,评价为“可笑的小孩子图画,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拙劣无用”,对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有关戴维提供的情报是什么内容都没有证据证实。
5、卢森堡夫妇坚决否认间谍罪的指控,多次提出上诉和复审请求。
在司法部官员贝内特出面劝说卢森堡夫妇“合作”,可以考虑减刑意见时,朱利叶斯动情地说:
“……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那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孩子们和我的亲属的故土。
我们不愿意使他美好的声誉受到耻辱。
不论讲公正还是讲一般道理,我们都应该被允许活下去。
…实际上这次起诉是借用‘共产党原子弹间谍’大捞政治资本,我和我的妻子成了替罪羊,成了因冷战激起的政治争论中抛来抛去的稻草”。
“我们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而是受到了诬陷。
现在,你要我们承认这个大骗局是真实的,这绝对办不到,至于判我们死刑,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即使我们犯了所谓的间谍罪,也不应该判我们这样重的刑。
从我们国家以前的实际做法来看,放纵了纳粹战犯和法西斯战犯,从来没有对叛国者和间谍处以死刑,却第一次把卢森堡夫妇当作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犯人——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你说这样处理公平么?
此案的全部事实、审判案卷和判决都表明是高压统治的一种手段。
只有人道的、公正的和正当的行动才能挽救我们的生命。
”贝内特劝说朱利叶斯“即使审判不公正,处刑过重,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值得怀疑,但你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华盛顿的官员们合作,并使他们相信你的合作,只有如此,他们才有了要求对你实行宽赦的证据。
”
贝内特对埃塞尔说,“美国政府掌握着一些不宜公开的材料,能够说明对卢森堡夫妇的指控是正确的。
”埃塞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掌握什么材料。
如果你们根据没有在法庭上亮出来的证据劝说我承认我曾经庄严宣誓说我不知道的活动,那么即使真有那些所谓的证据,那些证据的内容真实也很成问题。
”
6、社会名流以及舆论均对认定卢森堡夫妇构成间谍罪并判处死刑提出质疑。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洛斯阿拉莫斯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之一——哈罗德.尤里博士撰文支持卢森堡夫妇,质疑该案件的证人证词的可信性。
爱因斯坦致信杜鲁门总统请求减轻对卢森堡的处刑,“我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出自我的同事尤里博士在他信中提出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同样理由…”。
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专门派人向美国司法部提出对卢森堡夫妇案件进行复审的请求。
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卢森堡夫妇宽赦的电报、信件、电话源源不断从各地涌向白宫。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1953年期间,白宫收到请求宽赦卢森堡的电报大约20万份,仅在6月16日到21日的6天,就收到电报2、15万余份。
7、法律适用上存在问题。
律师发现法院是根据1917年间谍法对卢森堡夫妇判处死刑的,间谍法上有死刑的规定。
而法官对卢森堡夫妇判处死刑的理由是他们两个所犯的是涉及原子弹的秘密问题。
根据1946年美国制定的原子能法的规定,类似案件最重的处罚也只有20年徒刑。
律师找到最高法院的道格拉斯法官,道格拉斯表示同意考虑这一新证据。
6月17日,道格拉斯法官批准对卢森堡延期执行,并要求纽约地区联邦法院考虑是否在此案中援引原子能法。
8、卢森堡夫妇被执行电刑后人们对司法的质疑不绝于耳。
许多美国律师以及法官对政府指控卢森堡夫妇间谍罪的证据提出了异议,政府的这些证据几乎都是根据同案犯所提供的证词,很少有什么像样的物证,而且法庭上主要是由弟弟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姐姐、姐夫有罪。
审判官居然把共产党员同前苏联间谍划等号,用曾经是共产党员作为朱利叶斯从事原子弹间谍活动的证据;更有甚者,法官以及艾森豪威尔皆把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中的死亡归罪于卢森堡夫妇,这诸多不正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人思考对卢森堡夫妇死刑的判决是否公正。
在卢森堡夫妇被处决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这桩原子弹间谍案始终是报纸、杂志、书籍、电视、戏剧等长盛不衰的话题。
考夫曼法官、美国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长布劳内尔、艾森豪威尔总统成为众多媒体抨击的中心。
为卢森堡夫妇翻案的呼声多年来一直没有平息过。
国际共产主义阵线一直将卢森堡夫妇案件作为抨击美国反共的典型案例。
(以上材料均来自林政主编的《法庭之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卢森堡夫妇被电刑烤焦的气味已经散尽,每每提起这个案件,人们的脊梁不得不渗出一些冷汗。
在号称法治国家的美国,一个鲜活的生命尚且如此没有司法保证,更何况其他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度哪?
湖北的佘祥林杀妻冤案、河南的张绍友强奸杀人冤案,尽管这两位从鬼门关里奇迹般的走出来,但留给人们的仍然是骇然惊悸,担心厄运会否降临在自己的头上,呼天不灵,唤地不应。
掩卷之余,留给人们思考的是,除却政治制度对司法的影响因素,具备一只不畏权势、具有高超的素质和司法能力的法官队伍应当是社会上每个公民的福祉所在。
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而言,选任的法官素质如何,也许今天与自己无关,但是,明天或者今后对本人以及对于自己的子孙,面对一个低素质、低能力的法官,就难保没有灾难之虞。
一个低素质的法官处理案件不但会危及人的生命,也可能危及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命运以及家庭财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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