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诗酒情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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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诗酒情调
文人的诗酒情调
现在文友聚在一起,大多要喝酒的。
很多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聚会,第一句要嘱咐的话就是———不要开车来!
我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文人都喜欢喝酒,现在看来这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
李白斗酒诗百篇吗?
特别是几位诗人聚到一起,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
许多酒后的诗歌,我几乎听后爱不释手,在他们略显醉意的同时,也显露了诗人们的才情。
很多酒场上的诗歌,我总是默记于心,觉得很多诗在酒场上说完了,不记录下来挺浪费的,于是,我经常不自觉地充当起酒场的秘书了,回来后,收藏在自已的博客里,闭门欣赏。
其实,我在诗人们酒场中,只能算是一位滥竽充数的诗人。
因为,我天生不善饮酒,每逢酒场都下意识少喝,甚至是不喝。
很多朋友想劝我多喝几杯,可是往往也没用,也许还是酒量不行?
还是性格过于清醒?
我自己也说不清。
从这点看,我常说自己不太像个诗人,好朋友画家、书法家、诗人张君慧经常说我:
重友皆醉你独醒!
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是中途变节的叛徒,而这帮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
譬如找话题下酒,农民诗人野鹤就问桌边的人:
此生已醉过多少次?
很多人都沮丧地说:
实在数不清了。
轮到我说的时候,我只能狡黠地一笑。
第五代正骨传人陈晓明马上追问道:
你就说说有多少次吐吧?
这样一问,我不喝酒恐怕是此关难过了。
仔细想想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机遇是分不开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人嗜酒,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酒结缘一生文人比比皆是,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还是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例要属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了。
记得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
说的是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
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
热情好客,酒肉管够。
他立有“规矩”:
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所谓的“辖”,是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
去其辖,车不能行。
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
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
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失势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
“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
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失势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
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着文。
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
王忱答道: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
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
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着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
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
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
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听听这些豪饮的壮士们,是何等的崇拜酒文化呀!
第二个想说的现象是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离的关系
说起唐代“竹溪六逸”,指的是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的故事。
还有唐代诗人杜甫,就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的是:
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
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
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诉求。
还有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
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
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
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
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从这些经典饮酒作诗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人在饮酒的时候,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
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
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
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还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
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
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
序中王羲之写道: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综上所述,从古到今,从今到古,文人的诗酒情调,真可谓珠联璧合了。
缺了酒,没有诗味,只有诗没有酒,就会缺乏豪情,由此可见,只有善酒的诗人,还会有佳作留世喽!
现在文友聚在一起,大多要喝酒的。
很多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聚会,第一句要嘱咐的话就是———不要开车来!
我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文人都喜欢喝酒,现在看来这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
李白斗酒诗百篇吗?
特别是几位诗人聚到一起,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
许多酒后的诗歌,我几乎听后爱不释手,在他们略显醉意的同时,也显露了诗人们的才情。
很多酒场上的诗歌,我总是默记于心,觉得很多诗在酒场上说完了,不记录下来挺浪费的,于是,我经常不自觉地充当起酒场的秘书了,回来后,收藏在自已的博客里,闭门欣赏。
其实,我在诗人们酒场中,只能算是一位滥竽充数的诗人。
因为,我天生不善饮酒,每逢酒场都下意识少喝,甚至是不喝。
很多朋友想劝我多喝几杯,可是往往也没用,也许还是酒量不行?
还是性格过于清醒?
我自己也说不清。
从这点看,我常说自己不太像个诗人,好朋友画家、书法家、诗人张君慧经常说我:
重友皆醉你独醒!
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是中途变节的叛徒,而这帮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
譬如找话题下酒,农民诗人野鹤就问桌边的人:
此生已醉过多少次?
很多人都沮丧地说:
实在数不清了。
轮到我说的时候,我只能狡黠地一笑。
第五代正骨传人陈晓明马上追问道:
你就说说有多少次吐吧?
这样一问,我不喝酒恐怕是此关难过了。
仔细想想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机遇是分不开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人嗜酒,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酒结缘一生文人比比皆是,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还是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例要属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了。
记得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
说的是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
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
热情好客,酒肉管够。
他立有“规矩”:
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所谓的“辖”,是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
去其辖,车不能行。
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
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
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失势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
“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
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失势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
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着文。
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
王忱答道: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
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
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着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
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
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
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听听这些豪饮的壮士们,是何等的崇拜酒文化呀!
第二个想说的现象是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离的关系
说起唐代“竹溪六逸”,指的是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的故事。
还有唐代诗人杜甫,就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的是:
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
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
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诉求。
还有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
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
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
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
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从这些经典饮酒作诗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人在饮酒的时候,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
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
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
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还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
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
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
序中王羲之写道: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综上所述,从古到今,从今到古,文人的诗酒情调,真可谓珠联璧合了。
缺了酒,没有诗味,只有诗没有酒,就会缺乏豪情,由此可见,只有善酒的诗人,还会有佳作留世喽!
现在文友聚在一起,大多要喝酒的。
很多朋友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聚会,第一句要嘱咐的话就是———不要开车来!
我听后只是微微一笑,还是自己开车去了。
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文人都喜欢喝酒,现在看来这也算是继承李白的遗传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
李白斗酒诗百篇吗?
特别是几位诗人聚到一起,不仅喝酒,而且谈酒———似乎比谈诗还要激动。
许多酒后的诗歌,我几乎听后爱不释手,在他们略显醉意的同时,也显露了诗人们的才情。
很多酒场上的诗歌,我总是默记于心,觉得很多诗在酒场上说完了,不记录下来挺浪费的,于是,我经常不自觉地充当起酒场的秘书了,回来后,收藏在自已的博客里,闭门欣赏。
其实,我在诗人们酒场中,只能算是一位滥竽充数的诗人。
因为,我天生不善饮酒,每逢酒场都下意识少喝,甚至是不喝。
很多朋友想劝我多喝几杯,可是往往也没用,也许还是酒量不行?
还是性格过于清醒?
我自己也说不清。
从这点看,我常说自己不太像个诗人,好朋友画家、书法家、诗人张君慧经常说我:
重友皆醉你独醒!
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我老觉得自己是中途变节的叛徒,而这帮写诗的朋友,可个个都是酒的忠臣啊。
譬如找话题下酒,农民诗人野鹤就问桌边的人:
此生已醉过多少次?
很多人都沮丧地说:
实在数不清了。
轮到我说的时候,我只能狡黠地一笑。
第五代正骨传人陈晓明马上追问道:
你就说说有多少次吐吧?
这样一问,我不喝酒恐怕是此关难过了。
仔细想想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机遇是分不开的。
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文人嗜酒,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酒结缘一生文人比比皆是,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还是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例要属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了。
记得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
说的是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
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
热情好客,酒肉管够。
他立有“规矩”:
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所谓的“辖”,是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
去其辖,车不能行。
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
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
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失势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
“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
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失势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
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着文。
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
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
王忱答道: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
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
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着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
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
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
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听听这些豪饮的壮士们,是何等的崇拜酒文化呀!
第二个想说的现象是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离的关系
说起唐代“竹溪六逸”,指的是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的故事。
还有唐代诗人杜甫,就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的是:
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
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
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诉求。
还有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
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
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
“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
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
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从这些经典饮酒作诗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文人在饮酒的时候,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
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
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
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还有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
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
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
序中王羲之写道: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综上所述,从古到今,从今到古,文人的诗酒情调,真可谓珠联璧合了。
缺了酒,没有诗味,只有诗没有酒,就会缺乏豪情,由此可见,只有善酒的诗人,还会有佳作留世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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