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当选中央委员第二天就倒台的王效禹 晚年在青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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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当选中央委员第二天就倒台的王效禹晚年在青州
“九大”当选中央委员第二天就倒台的王效禹晚年在青州
导读:
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下放到辽宁盘锦垦区的西安农场填鸭厂监督劳动,生活待遇还比较高。
有意思的是中央把撤职的贵州省革委会原主任李再含也安排到西安农场劳动,两位文革早期的老干部造反派走到一起。
当时萧华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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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至1976年,山东因为批判袁升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少数老造反又打出大旗,准备东山再起。
但毕竟昨日黄花,老百姓们已经厌烦,只是隔岸观火,不再跟着瞎呼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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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倒台,王效禹回到山东,省委重新审查他的问题。
经中纪委黄克诚批准,1979年2月开除党籍。
相对来说,这个处理比其他人要重。
因为从1969年到1971年,全国第一次夺权成为省革委会一把手的王效禹、李再含、刘格平、潘复生先后都被拿下。
但文革后,4人中只有王效禹被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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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相比他的手下,王效禹还是幸运的,追随他的那帮造反派干将和打手们下场惨多了。
1979年2月27日判处孟庆芝死刑,3月22日枪毙;韩金海和杨保华两人死缓;张美智无期徒刑。
王效禹这个名字,人们似乎并不陌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在山东大地上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关于他在那个年代里的事情,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似乎没有在这里追忆的必要了。
从1985年9月25日到1995年逝世,王效禹在他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
在这期间,笔者曾经与他有过数次接触,得以了解他晚年在青州的一些情况。
王效禹印象第一次见王效禹,是199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笔者同现在的山东省总工会所属的《职工天地》副总编辛学福先生在六十年代益都县(现已改名为青州市)公安局长张文训伯伯的引导下,来到了王效禹的家。
院子大约有二十个平方米,居室是三间座北朝南的平房,每间约十多个平方米。
房子的结构和普通民房一样,中间的一间通往院子,东边的一间是王效禹的书房兼会客室,西边的一间是他和老伴刘崇玉的卧室。
见我们如约而来,王效禹显得很高兴。
他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很丰厚,并没有干枯的感觉。
与我们握手时他很用力,并使劲摇了摇。
迈进房间,首先映入眼睛的,是墙上那张毛主席接见他和杨得志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毛主席的后面,是面带微笑、高举着小红书的林彪。
已是八十多岁的王效禹,看上去样子比实际年龄似乎要小一些。
灰白的头发,清瘦的面庞,戴一副眼镜,走起路来挺有节奏,一派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风度。
使我们颇感意外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极佳,说起话来很随和、自由、轻松。
在我们的眼里,他已经变成一位慈祥、和蔼的老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公民,跟左邻右舍的普通老百姓一样。
刚落座,王效禹的老伴就在隔壁喊了起来,声音很急。
同去的小陈急忙跑过去询问,回来时手里抱上了一个大西瓜:
“看,老太太非让我们吃西瓜不可!
”“她对每一个来作客的都是这样,”王效禹微微笑着说,对老伴的行为显得很是满意和赞赏。
温馨的家庭氛围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他晚年的家庭和生活情况。
王效禹很满足:
:
“挺好的,我现在过得挺好,每天都很充实。
”这时,老伴又在隔壁喊人过去拿银瓜。
银瓜是青州特产,她没忘了要客人尝尝。
王效禹又说:
“你看她,躺在床上起不来,就急成这样,来客人总是招这呼那的。
”
话题扯到王效禹的老伴身上。
原来她在1987年1月19日患了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几年前,老伴发病住院,孩子都不在身边,王效禹便中止了自己的一切活动,跑前跑后地进行照料。
好在医院离居住的地方只有二里多路,一日三餐,王效禹就靠步行来回为老伴送饭。
老伴怕他累出病来,就劝他到街上买点,他笑着说:
:
“街上的饭不卫生,我回家做饭,既实惠,吃着又放心,还锻炼了身体,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一席话,把本来心情很不好的老伴给说笑了。
临床的病友也羡慕地对他老伴说:
“你真是有福气,摊上了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老头子。
”
王效禹本来身体就不太好,他患慢性支气管炎30多年,曾经多次住院治疗。
这次为了照顾住院的老伴,他又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加上操心、劳累,患了脑血拴,病倒了。
在益都中心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两个月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而老伴却只能躺在床上了。
走进他们的卧室,只见一个靠墙的三抽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有的上面除了原有的标签外,还有王效禹自己贴上去的使用补充说明,上面的字是王效禹用钢笔写的,一笔一划极认真、工整。
老伴说,我白天靠保姆照应,晚上,老王就成了我的护士。
王效禹有烟酒嗜好,但是量不大。
自从1990年患脑血拴后用得就更少了。
谈起控制吸烟的体会,他说:
“当拿起烟来想抽的时候,想到床上还有一个病人,就放下了。
”这话被他老伴听到后,马上就顶了回来:
“甭说光为我,就是为了你那气管炎,也应当少抽。
”王效禹轻轻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谈起家庭生活,王效禹说:
:
“老两口也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吵几句嘴.但很快就过去了。
”老伴长年卧床,心情忧郁,脾气躁,偶然发点脾气,这时,王效禹总是笑得多,他理解一个病人的心情。
不论到哪里,能打拳就行说起王效禹一日三餐后干什么,很有意思,他倒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
他说,在工作岗位上时,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太极拳,赋闲之后,就不算是业余爱好了。
他爱上打太极拳,是从1956年开始的。
几十年来,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署,除去老伴住院那段时间之外,一直坚持了30多年。
拳越打瘾越大,不论到哪里,他总是说:
“只要能打拳,我就心满意足了。
”
到青州后,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王效禹更是坚持打拳不掇。
夏日的早晨,才四点多钟,他就起了床。
为了不惊醒梦中的妻子,他总是悄悄地下地,轻轻地开门,在自家的小天井里深吸几口新鲜空气,舒展舒展筋骨。
当听到街上有行人动静的时候,就打开大门,步行三里多路,到范公亭公园去打太极拳。
后来,他感到范公亭公园的空气太潮湿,对自己患过关节炎的双腿不利,就改到博物馆门前。
那边是音乐中翩翩起舞的跳舞者,这边他舒展手脚,全神贯注,很快就沉浸到一种意境之中。
刚去打拳时,有许多人好奇地围在旁边看,有的一边看还一边指指划划,唧唧喳喳,后来渐渐的就没有人再围观了。
打完拳,他就到小吃店里买上半斤油条,顺手带回去,作为他和妻子的早饭。
谈起打拳,王效禹还谈了一件事。
原来每当阴天下雨,不能到范公亭和博物馆去,就到住处斜对面的店铺前打拳,后来见店门上挂起了芬兰浴的牌子,他觉得那招牌花哨得实在不成样子,一气之下就不再去了,说是怕玷污了他的鞋。
从前,他打的是108式太极拳,上了年纪后,就多打24式了。
他说:
:
“我身体还算不错,大约与打太极拳有关吧!
”
挥毫泼墨除了打拳之外,王效禹最大的爱好就是写字。
他学写毛笔字是从练习毛泽东诗词开始的。
俯在三尺案头前屏息凝神,挥毫泼墨,时而“北国风光”,时而“百万雄师过大江”,极易进入境界而自得、而陶醉。
一次他的邻居张文训老局长登门拜访,看王效禹正在写字,非讨一付不可。
王效禹推托不过,迅即挥洒一联: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颇为观者欣赏。
从此以后,来找王效禹的朋友就经常赖着他写个字带上。
而他也总是谦虚:
“我不会写什么字,那是闲着没事写着玩的,不好意思让你们拿去的。
”一边说着,一边还是颇为得意和认真地提笔写起来。
王效禹酷爱写字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后,许多人纷纷登门求字,其中有的是为了收藏,也有的是为了馈赠亲友,还有人格低下者竟然把求来的字拿到书画市场上出卖。
王效禹不了解这些情况,总是有求必应。
有时一上午家里来三、四拨求字的,他累得手脖子发酸,仍然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
见到这种情况,他的忘年交、原《青州日报》要闻部主任赵清新劝他对不熟悉的求字人不要轻易答应。
他却笑着说:
:
“人家开次口不容易,不好驳了面子。
至于对我的字中不中意,拿回去是挂起来还是揩屁股,我就不管了。
”话虽然这样说,可有时也因此引起一些不愉快。
有一次,一个青年人登门求字,王效禹身体不舒服,让他等几天再来,这个人怀疑他借故推托,竟然试探着要他“开个价儿”,王效禹气地愤地说:
:
“我的字一个小钱也不值,你到别处去买吧!
”
当然,也有变着法子,拐弯抹角来做这件事儿的。
就有那么一次,青州市一家企业托王效禹的一位熟人邀请他参加重阳节菊花展览。
久不参加社会活动的他打扮得整整齐齐,兴致勃勃地去了。
进门一看,除他之外,都是一些本市的书画界名人,东道主早把纸墨笔砚准备好了。
见此情景,他知道了自己被邀请的真正原因,草草写了几个字,菊花也没看,午饭也没吃就拂袖而去了,搞得举办单位颇为尴尬。
回家后他还一连几天不高兴,对朋友说:
:
“要字就明说要字吧,何必捉弄我这个老头子!
”
王效禹的字在社会上受到的评价越来越高,其它地区有关系的人和许多社会团体也参加了求字的行列。
1993年7月,他过去曾任过县委书记的博兴县设立了一座“洪福园”碑林,筹办单位通过熟人求他的墨宝。
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但是不满意对方指定的题词。
自己一连写了几副,最后选定了“熔古铸今”四个字,字写得龙飞凤舞,极有气势。
碑林落成后,他又应邀前去参观。
回来后那位熟人问他感觉如何,他坦率地说:
:
“总的感觉还可以,但有些问题当时我不好给他们提。
你若有机会,可以给他们提一下,第一点,这么大的一块文化碑林,从古到今,缺少一块能统领起来的。
为什么没有毛泽东的?
如果在显著位置上立上毛泽东的一块大碑,整个碑林也就有了一块统帅全局的,就有了灵魂。
第二,蒋纬国、陈立夫等国民党要人的字为什么立起来又放倒了?
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这也不妥么!
要么不给他们立,既然立上了就不要再放倒。
这样让台湾来的人看了有什么想法?
奉化蒋介石母亲的墓都给重修了,这里立块碑又算得了什么!
”
一次,省内一个民间团体为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请王效禹写一副字,且明确说不能写毛主席诗词。
王效禹对此大不以为然:
“既然是文化交流,写什么词句的问题就不应该有限制,只要有文化品味就行。
”他还举例说:
“有一次临朐一位台胞来找我写字,是给他母亲祝寿的。
我给他写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沧桑'’,人家非常高兴,说这两句表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大气,也是千古不灭的道理,了不起的大道理。
不让写毛泽东诗词,这算怎么回事啊!
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有你们的条件,我也有我的条件,除去毛泽东诗词外,一概不写!
”结果,双方就闹了个不欢而散。
他虽然爱字爱画,但墙上却没有悬挂名人字画。
对着写字台的墙上挂的是一付“群虾图”,出自一位初学绘画的中年妇女之手,她是本市一位画家的徒弟。
王效禹为了勉励她创作下去,就找人裱了这副画,挂了起来。
曾经有人对他说:
“你这么大年纪了,整天这样写,太累人。
可以适当收点成本费么。
”他说:
“钱算什么?
有个词叫做九死一生,我都死了十一次了,钱算什么?
”
吃辣椒和读书
王效禹很喜欢读书,尤其是毛主席著作。
一本毛主席诗词,他不知读了多少遍,直到能够倒背如流,仍然手不释卷。
1993年,他因为读起书来没有节制而伤了眼睛。
原来,他从朋友处搞到了一套《毛泽东艺术丛书》,一套五本,。
他投入地读下去,有时直到深夜。
妻子劝他,他就象没长耳朵一样,有时妻子把电灯关了,待她睡熟后,他又打开灯读起来。
他口重,平时爱吃辣椒,尤其爱吃香菜拌辣椒。
取几个青辣椒,加上点香菜和西红柿一同剁碎,再淋上点香油、酱油和食醋,撒上点儿味精,在他眼里就是最好的菜了,有时吃剩了也舍不得扔掉。
妻子说辣椒伤眼睛,他不信,读那套书时依然没有间断吃辣椒。
后来眼睛果然落下了毛病,视物模糊,流泪。
妻子责备他,他嘴上不服,可是却不敢再吃辣椒了,书却一如既往地读。
有客自远方来王效禹爱交友。
越来越多的熟人知道他住在青州,千方百计来找他聊天。
有一位老战友,家住北镇。
听说王效禹在青州后,就不顾年老体弱和亲人的劝阻,硬是让儿子把他送来了。
见面后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高兴得象孩子一样,手操酒瓶子对饮。
那位老人在青州一连住了四天。
临走时,王效禹托朋友找了一辆汽车送他回北镇,那老人死活不肯,最后还是步行走到汽车站,乘公共汽车回家了。
还有一位老战友,被王效禹通过一顿训斥救了一命。
原来这位老战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因为多说了几句话,受了些委屈。
最近妻子又病逝,他便产生了厌世的念头,想在自杀前见王效禹最后一面。
王效禹说,你死了地球照样转。
他还说,都活了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事情没有遇到过,怎么还这么没出息?
他开导、说服,终于使这位老战友想通了,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有一次,一位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离休老同志专程到青州看王效禹。
吃饭时王效禹想自己炒上几个菜,买上两斤馒头对付一顿。
市有关部门出于礼貌,在宾馆安排了一桌饭,并请了几个人作陪。
王效禹一看,不悦地说,是我的客人,还是你们的客人?
结果酒也没有喝起来,大家草草吃了点儿饭就撤席了。
对登门造访的人,王效禹也并不总是以礼相待。
1993年的一天,市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领着一个五短身材、头发银白、西装革履的老人来到了王效禹的家。
经过陪人的介绍,王效禹才认出这个不速之客原来是自己的老乡和老对头。
这个人与王效禹是邻村,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军官,和当时是共产党交通员的王效禹明争暗斗了许多年。
解放前夕,这个人随国民党军队从青岛逃到了台湾。
回乡探亲时听说王效禹就在青州,便特意来会会这位老对手。
认出他后,王效禹一反待客的常态,座也不让,茶也不倒,连话也懒得说。
对方见状,搭讪了几句后就识趣地告辞了。
客人走后,王效禹气愤地对别人说:
“你看他一脸得意的样子,不就是兜里有几个臭钱吗?
对这样欠人民血债的人,没有把他轰出去就算客气了!
”
他曾经不愿回老家来1985年9月25日,王效禹回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家卧牛城青州市。
他说,当时自己不太情愿回去。
为什么呢?
他又说,从1938年他带兵参加抗战,当时跟他一道出去当兵的人大多数都牺牲了,自己不忍心看到那些烈士的家属,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人家。
“为什么我没有死,偏偏人家死了呢?
”他说。
到青州后,他又请求组织上让他进烈士陵园工作,好照顾和陪伴那些烈士。
当然,他的这个要求也没有能够得到同意。
青州的一些老熟人听说王效禹要回来却是很高兴。
当又听说他不愿意回来时就急了。
老战友张紫岭一气跑到沾化,非把他拖回来不可。
当时,正赶上去探望王效禹的刘春圃病倒了。
王效禹就提了两个回青州的条件:
一是带上这位病人;二是马上过冬了,希望给床被子。
就这样,他回到了老家。
这次是公开的。
过去,他无论到哪儿都是秘密的,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
有时还得改姓,有时姓张,有时姓李,有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在青州这座小城里,人们很快接受了他,认可了他。
中青年人中,一些了解过去那段历史的,心目中曾经有一个王效禹的影子。
现在,当这位老人悠闲地走在街上,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许多人脑海里不由得闪出一丝儿困惑:
“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王效禹么?
”
住院和病逝1995年1月16日上午10时,王效禹住进了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老年病科。
20天前,王效禹感到左侧心前区不适,呈阵发性,每次持续约3分钟左右。
后来不适感越来越明显,并伴有心悸、心慌等症状。
到医院做心电图后,被诊断为“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疼”,收入医院老年病科治疗。
王效禹是第二次到这个科住院了。
第一次是在1990年春天。
那时的王效禹穿一件半新的中山装,说话很随和,很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
在医务人员闲暇时,他还主动与医务人员聊天,聊到高兴时就放声大笑起来,那爽朗的笑声极富感染力。
那时的老年病科主任姚兰英是山东医科大学65届毕业生,在校读书时正是王效禹担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时候。
当年她曾多次听过王效禹在大会上做报告。
有了这段经历,她在与他聊天时便不免谈起那个年代。
每到这时,王效禹总是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扯开,不愿意多说什么。
倒是对当时山医学生中几个比较活跃的人,王效禹不但仍旧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能了解他们近几年的行踪,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记忆力和信息之灵通。
第二次住院后,王效禹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情绪显得很烦躁,无论是检查或者是治疗,他都极不愿配合。
因他身体极其虚弱,医生要给他开点营养药,被他断然拒绝。
或许意识到自己大限将临,来日无多吧?
在病情加重的那几天里,他干脆就拒绝服药和打针。
医务人员和亲人们反复劝他,他说来说去总是那几句话:
“反正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再浪费国家的钱财了。
”有一天晚上,为了让他打上针,医生们不得不用车从几里之外把他的妹妹找来劝解,折腾了半夜,仍然未能把针打上。
为了挽救王效禹的生命,院方对他实行了特别护理。
多次召开由医院心内科、消化呼吸内科等专家参加的危重病例讨论。
因为王效禹其时患有心脏、呼吸、泌尿系统等多种老年性疾病,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再加上本人不配合,在治疗上存在很多困难。
为此,专家们在把他的病情如实告诉其亲属的同时,进一步修定了治疗方案,决心尽一切努力来挽救王效禹的生命。
王效禹虽然在治疗上不配合,但在其它方面倒是很自觉。
他平时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医院的钢丝床。
医生知道后找来了一张木板,给他铺时,他却又犯上了那股倔劲,坚持先交上钱。
医生不收,他就发脾气,躺在床上使劲摇着手,要人们把床板抬走。
人们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20元钱。
住院一个月后的一天,王效禹精神突然出奇地好。
他让陪床的小女儿把家里他最喜爱的那盆三色杜鹃花搬来,又把负责他床位的医生谷万军找来,一字一顿地说:
“你和其他大夫们为我操心受累,我很感动,本来是想写几副字给你们做个留念的,看来一时没有这个精力了,就把这盆花送给你们吧!
”一方是执意要送,一方是既不好意思收又不好意思拒绝,那盆花便一直在医生办公室放了好多天。
1995年3月2日,王效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3月3日2时40分左右,他突然神志不清,呼吸表浅,心率减慢。
接着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散大。
医护人员紧急进行药物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但均没有奏效。
此时是凌晨2时45分。
三天后,王效禹的遗体在青州市殡仪馆火化。
向遗体告别的有王效禹的亲人、亲属、战友、生前友好及当地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共300余人。
随着那一缕轻烟在天空中缓缓飘散,王效禹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道路。
(注:
此文同辛学福先生共同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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