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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赵璐璐
要练说,先练胆。
说话胆小是幼儿语言发展的障碍。
不少幼儿当众说话时显得胆怯:
有的结巴重复,面红耳赤;有的声音极低,自讲自听;有的低头不语,扯衣服,扭身子。
总之,说话时外部表现不自然。
我抓住练胆这个关键,面向全体,偏向差生。
一是和幼儿建立和谐的语言交流关系。
每当和幼儿讲话时,我总是笑脸相迎,声音亲切,动作亲昵,消除幼儿畏惧心理,让他能主动的、无拘无束地和我交谈。
二是注重培养幼儿敢于当众说话的习惯。
或在课堂教学中,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取消了先举手后发言的约束,多采取自由讨论和谈话的形式,给每个幼儿较多的当众说话的机会,培养幼儿爱说话敢说话的兴趣,对一些说话有困难的幼儿,我总是认真地耐心地听,热情地帮助和鼓励他把话说完、说好,增强其说话的勇气和把话说好的信心。
三是要提明确的说话要求,在说话训练中不断提高,我要求每个幼儿在说话时要仪态大方,口齿清楚,声音响亮,学会用眼神。
对说得好的幼儿,即使是某一方面,我都抓住教育,提出表扬,并要其他幼儿模仿。
长期坚持,不断训练,幼儿说话胆量也在不断提高。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品读与欣赏的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史学巨著——《史记》。
《史记》可以说是大家耳熟能的一部中国古代名著,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中国的史学史和文学史两个方面给予了《史记》极高的评价。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探讨一下《史记》与中国传统文化。
看一看《史记》这部书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究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样的特色。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一、司马迁的生平
其实《史记》这部书大家都会非常熟悉,它的作者是中国西汉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我们要了解《史记》这部书,当然就要先了解司马迁这个作者他的一生,他的思想也对《史记》的成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我们现在先来谈一谈司马迁这个人的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他出生在汉景帝的中元五年(公元前的145年),他是当时汉代左冯翊夏阳人,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附近。
那么,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学世家,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汉朝的太史令,太史令这个官职主要负责掌管当时图书的保管、史籍的修著和编撰、天文历法等等。
因此可以说,司马迁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史方面的训练。
年十岁,司马迁就可以诵古文。
在经过几年的学习之后,父亲司马谈认为,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于是父亲司马谈就要求司马迁离开家乡,出去远游,来祖国的大好河山看一看,当时整个汉王朝的统治情况,并可以寻访许多的历史遗迹。
因此,司马迁在20岁这一年离开了家,开始了他的游学生涯,在司马迁整个游学的过程中,他遍访了祖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古迹,并且有幸知道的许多地方上的史料,见到了许多秦汉之际历史的亲历者,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也得到了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应该说,这都为以后司马迁写作《史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司马迁在结束游历之后,回到家中,但是不久司马谈因为病重去世了。
于是司马迁在经过三年的守孝之后,就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职位,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公元前的108年),司马迁正式开始担任汉武帝的太史令。
司马迁开始担任太史令之后,就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的皇家藏书。
在这其中,就有很多他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史料,这又大大丰富了司马迁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他的历史视野。
所以又经过了四年的准备之后,到了太初元年(公元前的104年),司马迁又正式开始了撰写《史记》的工作。
而正当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工作中,工作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让司马迁整个人生转变的大事,司马迁受到了李陵之祸的牵连。
李陵之案,我们还要从汉武帝的天汉二年,也是公元前99年说起,这一年,汉武帝又一次决定大规模的征伐匈奴,他派出了将军是当时汉武帝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李夫人她的哥哥,名叫李广利。
李广利当时被汉武帝封为贰师将军,带领大队人马出征匈奴。
这个时候,汉武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副将,他的名字就叫李陵,李陵可以说出生于将帅世家,他的祖父是中国整个历史上和汉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大将军,叫李广。
李陵因为出生于这个将帅世家,所以可以说,他是从小就抱着这种保卫祖国,为祖国建立功勋这样的理想。
所以说李陵很不甘心,他认为靠着群代关系,而靠着将军李广利下面担任他的副手。
于是李陵当时就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李陵说:
我愿意带领一支小部队人马,深入匈奴的腹地,然后牵制住匈奴军的力量。
这样,就可以部分地分散贰师将军李广利他的压力,使得李广利将军可以迅速地直达匈奴王庭。
李陵这个建议当时就获得了汉武帝的支持,于是汉武帝就给了李陵另外一小部队人马,并且,汉武帝又要求当时另外位老将,叫路博德,做李陵的后援。
可是,在李陵深入匈奴腹地不久,他就遭遇了匈奴的大部队人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动。
但是,路博德因为不愿意屈尊于李陵这个小将下,于是心怀不满,因此在李陵深入腹地被匈奴包围之后不久,路博德并没有很快地给予李陵支援,这使得李陵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
最后,李陵在与匈奴大部队的作战中失败了,并且李陵本人也被匈奴给俘虏了。
那么,整个李陵部队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汉武帝这里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
而这个时候,所有汉朝上下群臣,都说这是李陵的过错,把所有的这仗的失败归结于李陵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时候,汉武帝就询问当时身为太史令司马迁的意见。
司马迁就说:
李陵这个人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并且他和人交往很讲究诚信,常常能够奋不顾身,以身殉国。
从他平素所表现的作风而言,可以说他是有国士之风的。
今天,因为李陵的这次失败,我们全朝所有的人们,都因为要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把所有的过错推到李陵身上,这是非常值得痛心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么,我认为李陵率领这不满五千人马,深入到匈奴腹地,牵制住了匈奴数万之师,使得匈奴全军大部队都集中在了与他这支部队的搏斗上。
那么,李陵率领部队转战千里,粮食弹料都用尽了,最后,士兵能够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
可以说,作为一个将领,他能够得到将士这样为他出死力,应该是一个很优秀的将领。
应该说,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了。
现在,他虽然兵败了,可是,他在这一仗中所建立的功业,也是应该值得我们记住的。
我认为李陵之所以在被匈奴抓去了之后,没有以身殉国,应该是想着再次有机会逃回汉朝,或者在匈奴那边得到其他的机会,能够继续为我们汉朝报效。
这一番话,当时就打动了汉武帝,那么汉武帝就决定再派出一支人马,在当时汉朝和匈奴的边境地区去,勘察李陵在匈奴这边的动静。
看看是不是李陵有机会能够从匈奴的手底下逃出来。
但是得到的消息却使汉武帝非常生气,汇报的人说:
单于在得到了李陵之后,对他非常重视,于是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李陵做妻子。
汉武帝听到这个之后,异常震怒,并且这个时候,还传回来一个消息说:
李陵不仅娶了单于的女儿,并且还担任了匈奴这边的大将,率领匈奴的人马正在加紧练习,想要和汉朝进行战争,这使得汉武帝火上加油,于是汉武帝一怒之下,下令全部诛灭李陵的全族,包括李陵的妻子儿女母亲在内,所有和李陵有亲戚关系的人,都被汉武帝一怒之下诛杀了,这使得李陵完全没有回到汉朝的后路。
而同时汉武帝的气没有消失,他又把实件事牵扯到为李陵说情的司马迁头上,司马迁就因为为李陵说情,于是被判了“诬罔”罪,“迷惘”罪在当时的汉朝属于欺骗皇帝、欺瞒皇帝的非常重的罪名。
那么我们说,李陵在这场事变当中,是不是冤枉,历来历史上人们众说纷纭。
可以说,作为李陵本人来说,在最开始被匈奴俘虏的时候,他并没有想着,要在匈奴之地长久地待下去,他当时也想着要回到汉朝,可是汉武帝在一怒之下杀了李陵的全家,这就使得李陵最终绝了回汉朝的心思,也断了他回汉朝的后路。
可以说,李陵后来为匈奴所用,终其一生都待在匈奴王庭,也是有他迫不得已的一个理由的。
应该说李陵最后的悲剧,和他的性格有关,也和汉武帝在一怒之下做出一个冲动有关。
而司马迁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说司马迁本人和李陵的个人关系,并不算非常深厚。
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力排众议,为李陵说话呢?
这就和司马迁本人在担任太史令之后,一心想建功立业,辅佐汉武帝成就大业的心情有关。
司马迁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曾经说,自己当时担任太史令之后,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个时候,司马迁在担任太史令之后,他一方面也不和他的朋友交往,不去每天吃喝玩乐,也不每天顾及家里的事情,他这个时候所想的,都是希望汉武帝能够认识到他的才能,重用他,使他自己在一代帝王下面,干出一番事业。
所以,司马迁当时力排众议为李陵说话,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就希望他一番与众不同的话语,使汉武帝更加重视他,更加地注意他。
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受到牵连,被判“诬罔”罪,并完全是一个冤案,这有司马迁个人的考虑在里面。
所以,司马迁在后来回忆整个“李陵之案”,他受到牵连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并没有说自己是冤枉的,他只是说,所谓的“明主不晓”,汉武帝没有能够了解知晓他的心意。
而司马迁被判的“诬罔”罪,其实在当时汉朝,我们刚才说了是一个非常重的罪。
他是属于欺瞒皇上的一个死罪,但司马迁最后所受的是宫刑,并不是死刑,这其中其实是司马迁自请改刑的一个结果。
司马迁自己请求把他的死刑改为宫刑。
按照当时汉代的法律,如果受刑的人,自己请求改刑,交纳一定的钱,并且获得皇帝的同意之后,是可以把死刑改为像宫刑这样的肉刑。
司马迁最后由死刑变为宫刑,是一个他自请改刑的过程。
司马迁自请改刑,他自己后来说得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历史的记载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司马迁在晚年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信里面说到他当时的情形的时候说:
如果他当时伏法受诛,那么他就像“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
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
司马迁说:
如果当时我认同了这个死刑判决,我伏法受诛,那么我的死就像九牛一毛一样,和蚂蚁没有什么区别,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么世上的人又不认为我是为了什么大义而死,只是认为我是真正认了罪,伏了这个法而死。
所以我们从司马迁这篇诉说里可以看到,当时司马迁确实有一个被判死刑的过程,不然,他说自己伏法受诛就很没有理由,没有意义了。
另外,我们从三百多年后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来司马迁自请改刑过程。
在三百多年后的东汉末期,当时董卓率权,董卓的势力非常大,威胁到了汉朝王室的统治。
而这个时候,汉朝的一位很有名的大臣叫王允,他就想出了一个连环计,挑拨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最后使得吕布杀掉了董卓,这是我们在《三国演义》当中后来都非常熟悉的,王允利用貂蝉挑拨了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杀掉了董卓之后,当时,有一位汉朝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叫蔡邕,他是蔡文姬的父亲,那么他因为私交和董卓比较好,于是他对董卓的死发出了叹息之声,觉得比较惋惜。
这个事情,就传到了王允的耳朵里,王允就觉得蔡邕是董卓的同党,应该把蔡邕也杀掉。
那这个判决下来了之后,蔡邕就请求当时的王允和汉朝统治者,他就请求能不能把他的死刑改成肉刑,免去他的死罪,使他可以戴罪继续写史、写书来弥补他的罪过。
但是王允在接到蔡邕这个请求之后,就没有同意,并且他说了一段话,他说:
“昔日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
”现在,我们正是一个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候,所以说,不能让蔡邕这种同情董卓、同情这样佞臣的人留在皇帝身边。
既无益于圣朝的统治,而且会使我们诛杀董卓党羽的这些人遭受到他的攻击。
他举的例子是当时汉武帝没有杀司马迁,那么最后就使得司马迁做了一个谤书流传后世。
这里所说的“谤书”,其实我们所说的《史记》。
后来的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把它认为成是一部谴责和批判汉武帝的一部著作,认为是司马迁出于对汉武帝个人得恩怨,对汉武帝的诽谤,因为把它称为“谤书”。
那么我们看王允所说的例子里面,就用汉武帝和司马迁来比现在的蔡邕和当时的汉朝皇帝所处的情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司马迁也有一个被判死刑,最后自请改刑,最后受到的汉武帝的同意这样的过程。
那么,司马迁的自请改刑,其实在当时已经为很多人所不理解,有人认为,司马迁是贪生怕死,所以说,才遭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的宫刑,但是就不愿意接受死刑。
是不是司马迁真的是这样贪生怕死的人?
其实,这是和司马迁他个人所拥有的一种非常独特,或者是说在他生死之际他悟到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生死观”是有关的。
司马迁认为:
人固有一死,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于所趋异也。
每个人都会死,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死是重于泰山的,但是,有的时候,它是轻于鸿毛的。
只是看你为什么而死,为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为了什么人而死。
那么,这个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也被后来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时候所引用,成为了我们现在仍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司马迁所提出的影响深远的“生死观”应该说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生死观”,是因为他认为,他如果现在死了,他的死是轻于鸿毛的,为什么他不能死?
因为他心心念念的要完全这部史学巨著还没有完成——《史记》。
所以,同样是写给任安的信里面,司马迁就说:
如果只要我完成了这部书,那么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那么我受的这种耻辱,虽然让我常常感到有万箭穿心之痛,但是,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对我人生最重要的事。
那么,司马迁是在这样忍辱负重的情况下,继续地写书。
最终,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的91年),《史记》基本完稿,但是到后来,又有不断地修订。
一直到司马迁去世前,他仍然在不停地修订《史记》这本书。
可以说,《史记》成了司马迁最后的精神支柱,成为了他人生最后的精神归宿。
司马迁在《史记》的这部书里,寄托了他非常多的理想和信念,同时,他也开创出了中国文化许多的传统。
这些传统,一直为后世的人所不断地沿用。
二、《史记》的文化史观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史记》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史观念。
《史记》的文化史的观念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把孔子列入了《世家》,这样的一种体例。
世家是在《史记》当中,记载这种诸侯王,这种世袭王侯的他们的身家,他们的事例,他们的人生的这样一种传记。
但是孔子作为一介布衣,司马迁却把他列入了《世家》之中,这是有司马迁自己的考虑的。
为什么司马迁要把孔子列入《世家》,他认为,天下的君主和贤人是非常多的。
但是很多人在当时的时候确实盛气一时,可是在死了之后,很快就寂寂无闻了。
但是孔子作为一介布衣,他的学说传递了十多世,成为学者的宗祖。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没有人不提到孔子,他认为,孔子说是中国文化的“至圣”。
因此他认为,孔子即便是作为一个布衣,他也有这种世家这样的荣誉。
所以说,他毫不犹豫地《史记》当中写了《孔子世家》来记载孔子的生平。
司马迁把孔子列入了《世家》代表着司马迁对孔子地位的一种肯定。
司马迁认为,孔子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举轻若重的意义。
他认为,孔子总结了整个三代以来的文化精髓,并且开创了自此以后中国的文化发展道路。
所以,他把空子认为是“至圣”。
应该说,司马迁首次阐明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种重要的意义。
并且,他给孔子所用的“至圣”的称号,也被后来历代所沿用。
后来所称孔子种种名号,“至圣先师”,这个“至圣”都是由司马迁而来的。
同时,司马迁在对孔子这种文化史上意义的重视,也体现出来司马迁,他是把文化放在政治之上,他认为,文化的意义要高于现实政治。
因为现实的政治不断地变动的,许多的王侯将相只不过当时非常地显荣,可是后来,马上就衰落了。
只有在文化上,只有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传承意义,才可以代代地传递下去,永远不朽。
所以,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里说:
司马迁把以孔子为中心的文化与现实的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把文化的意义至于现实政治的上位。
他认为这一点是整个司马迁在《史记》的写作当中表现出来的非常重要的意见。
应该说,《史记》在撰述中,对文化本身作用和地位的凸显,和司马迁所表现出来的要追寻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中国古代的发展,和对文化精神的理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的古人自来都认为,文化的传承要高于王朝的兴替,一直把文化的传承作为世人应该担当的一个重任。
这都和司马迁他强调文化的意义,他在整个的《史记》当中,对文化的标榜是有非常重要的联系。
三、《史记》奠定的“叙事”传统
那么,除了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文化的推崇,实际所开创出来另外一个非常深远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史记》所奠定的这种叙事的传统。
叙事可以说是《史记》在写作和编排当中所运用的一个主要的手法。
司马迁在整个《史记》写作当中,把他对历史的评价和判断融汇在了叙事之中,在叙事的过程中,把自己对人物对事件的态度表达了出来。
所以,我们称之为“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手法一直为后来中国的写史的、写文学作品的历代的人所沿用。
而这其中,司马迁对这种叙事传统奠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所以,清代很有名的一个文人,顾炎武说:
“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古代的人所写这些史书,只有司马迁,只有太史公能不说出自己的评价,但是他在整个的叙事之中,你就能够看出他的偏向,他的评价。
这样一种写作的手法,只有司马迁能够做到炉火纯青,能够做到完美。
对于司马迁的这种叙事能力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我们会想,叙事其实是把一件事说出来,把一个人物他的生平说清楚。
但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要处理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从古至今,中国留下了无数多丰富的史料,关于一个人、关于一件事的记载,也是有各式各样的。
而一个历史人物,他必然有许多值得人肯定的方面,却也不能否定,经常会有很多,也有一些是负面的方面。
一个历史学家,如何来处理这些材料,代表着一个历史学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我们从司马迁对史料的编排当中,能够非常鲜明地看出,司马迁在对每个人物的主体设计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要表达的中心思想的。
比如,我们看,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描述当中,他主要是通过《高祖本纪》,来记述汉高祖刘邦从启示反秦,到楚汉相争,到后来登上帝位,这一系列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主要表达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刘邦他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是如何能在楚汉相争,如何能在秦末的乱局当中,最后当上了汉王朝的统治者,一统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呢?
这是司马迁在整个为刘邦所写的《高祖本纪》中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所以,司马迁所写的《高祖本纪》,他一个最中心的任务是来阐述刘邦是如何当上汉王朝统治者的,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使得他在当时的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能够最终获得帝位。
因此在我们看到的整个《高祖本纪》当中,对刘邦的正面的描写和评价就非常多。
比如在写到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最开始率兵进入到当时的关中,秦王朝的首都的时候,《高祖本纪》就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当时,刘邦在与各位诸侯进入到关中之后,首先是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并且,他坚持着不杀害秦王子婴,表达出了对前朝宽容态度,赢得了人心。
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进入关中,驻扎在霸上的时候,当时,他非常想要进入到秦王的宫殿里。
因为刘邦是一个很贪财的人,所以他很寄予当时整个秦王宫殿里的珠宝。
可是当时,刘邦身边的大将樊哙和张良就以非常明智和理性的态度劝阻了刘邦。
刘邦这个时候就以领导者的姿态,克服了自己贪财这样一种个人的欲望。
听从了樊哙和张良的建议,于是把秦王朝所有的珠宝和财务都封了起来,不许任何人动,并且自己仍驻扎在霸上,而没有驻扎在秦王朝的宫殿里。
这里,就说明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刘邦他是能够克制住自己的一些个人愿望。
那么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一些意见,这恰恰是我们看在整个《高祖本纪》中刘邦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
刘邦在很多时候,在许多重大的决策当中,并不是说,经常是他自己出了最好的主意,而是他常常能够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最正确的、最有利于自己以后发展的这样一种决策,最能够听从别人的建议,这就使得刘邦在整个楚汉相争和一系列的战争当中,往往能够处于领先的地位。
这和刘邦善于听从建议是有关的。
那么刘邦在“还军霸上”了之后,就立即召集来了当时秦朝统治的地方,关中的乡亲父老,对这些乡亲父老说:
我知道,你们已经为秦王朝的法律所苦很久了,秦王朝的法律,所谓的诽谤者,诽谤皇帝的就要全族的杀灭。
那么偶然的一个交谈,即便是你不是说皇帝的,但是很多时候,只是受到了怀疑,有可能就要被砍头。
这样严苛的法律,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地胆战心惊。
那么我现在来到这里,我和各位进行约定,我只制三条法律,非常有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所有的秦朝的法律我都一并把它废除。
那么你们这些低级的官吏,照常办事,不要因为我们来而有所改变,我们大军进入关中,是为大家出害的,不是来烦扰大家的。
这样,一下子就使得刘邦获得了秦朝的乡亲父老的支持。
那么这些人就送了很多的粮食、就肉来犒赏三军。
刘邦又说:
官府里蓄积的粮食已经非常多了,不愿意劳烦各位。
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又非常高兴,唯恐刘邦不当这个关中王,不领导他们,不统治他们。
由此我们看,这个迅速地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约束军队,来缓和与当地的百姓的关系,也成为了刘邦立足于关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后来项羽虽然凭借着自己的武力,也进入了关中。
但是项羽在进入关中之后,烧杀抢掠,使得当地的人们非常不满,这也就使项羽失去了人心。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刘邦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在取胜的过程中,是非常能够利用制度,利用这种立法措施来收服人心的。
这也是刘邦很重要的特点。
刘邦在建立了汉王朝之后,有一次在当时的洛阳宫摆宴席,招待他的群臣,那么刘邦就问了。
刘邦说:
你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我能得到天下,而项羽就失去了天下呢?
当时,大家就众说纷纭,有的说项羽残暴,有的人说项羽穷兵夺武等等。
刘邦最后就总结说:
你们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说:
为什么我能夺得天下,你们看,是这样的。
他说:
“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可以说我不如张良(张子方是汉朝非常有名的辅佐刘邦的丞相),那么说到政府、国家抚育百姓,保障后勤、粮食供应,我肯定是不如箫何的。
如果说‘战必胜,攻必取’,说到军事打仗,那么我肯定是不如韩信的。
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人中的豪杰,但是却能够为我所用,这是我之所以取得天下,而项羽没有取得天下的原因所在。
项羽身边也有谋臣,但是,项羽身边范增的话,他一点都听不进去,所以,他才落了一个最后被所擒这样的结局。
”可以说刘邦自己对他自己有人这方面的一个总结,应该说,确实是刘邦最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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