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教授论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结构与中国管理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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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教授论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结构与中国管理哲学
成中英教授论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结构与中国管理哲学
2012年12月25日09:
53来源:
《管理学报》2012年8期作者:
成中英吕力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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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创建中国管理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澄清与建立管理的概念。
人在发展中,人的文化也在发展中,人与人的交流也在发展中,所以,管理行为的发展是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所共同关注的。
与科学不同,哲学探究最原始的概念和范畴,探究经验中根本的问题,它要回答:
目的、基础、根源、过程、标准、价值、意义等问题以及如何把意义与价值形成规范的问题。
管理哲学是管理科学的生命源,是管理科学的一个批判者、一个监理者。
自从亚当·斯密之后,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
中国管理哲学在今天的中国具有一种理想的意义,中国人讲求和谐,强调德性,强调每个人都要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推己及人,于是万邦协和、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终极目标。
C理论是中国管理哲学最基本的模型,可以应用到中国的发展过程的说明与规划,兼用于经济上的发展与政治上的发展。
【关键词】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哲学C理论
吕力(简称吕):
成先生,您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也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创建者,所以我的访谈提纲也紧密地与此相联系。
访谈提纲包括3个部分:
一是管理哲学的学科体系结构问题;二是中国管理哲学和中国本土管理学的相关问题;三是您提出的C理论的有关问题。
成中英教授(简称成):
这3类问题安排得很好。
首先是关于管理哲学的学科体系,这个问题很重要,先要了解管理哲学是什么,然后谈到中国管理哲学,再后是和中国管理哲学相应的西方管理哲学的问题。
第二类问题牵涉到本土这样一个概念,本土这个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澄清,这样我们就了解到管理哲学中间的一些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管理哲学在文化传统与价值方面的特质。
最后是我提出的C理论,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理论,我会再加以说明。
C理论对于重建一个包容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管理哲学,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C理论有什么发展,怎样去了解它,这个问题很好。
1管理哲学的概念、体系与结构
吕:
管理哲学的概念是什么?
成:
管理哲学这个概念是个很新的概念,但就“管理”二字来说并不新。
据我的考证,“管”这个意思在春秋时就有,它指的是一种乐器,因为当初排练乐队的时候,要用管子吹出来的声音使整个乐队的节奏和谐。
“管”字的来源是音乐,就是用“管”字来表示形成一个秩序的力量,一种影响的力量。
所以从字源的角度,“管”的原始含义在中国来说就是管一件事情或处理一件事情到一种合理的秩序。
“理”字指的是一种自然的条理,玉石之理。
用作动词,表示理顺,当成为动词以后,就是“使它具有更好的理”的意思。
管和理都包含着一种自然秩序或人对秩序的一种规范、要求。
从汉代开始,中国原始时代就有的一些概念,随着生活越来越复杂,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双语词,包括“管理”在内,很多都是这样,例如,“简单”、“复杂”。
这说明中国早就有“管理”的概念,把两个字连用也不过是凸显出中国人对秩序的一种认识,以及对秩序建设的一种需要的认识,甚至于也可以说包含着理想的、所要求的秩序是什么的一种认识。
现代以来,“管理”这个词在我们心目中往往用英文management所含的意思来取代了。
19世纪后期,很多西方名词进来,这表示两种文化的交流,但我们属于接受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怎样表达西方人的意思,基本上是以西方为主来寻求配合,而丧失自己本身语言的主体性。
在翻译过程中,话语权事实上是以西方为主导,中方为服从。
如问西方有没有翻译我们的管理概念,到现在为止,你去问西方管理学家,中国人怎么说管理,他们是不知道的。
他们就已经假设中国人要说的应该就是他们的management,没有别的,但事实却不然,这就说明我当初为什么谈中国管理哲学,为的是要彰显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澄清与建立管理的概念。
这个概念在没翻译之前,它本身就有它的内在的意义,以及可以使用的范围,但是我们用“管理”一词翻译了management一词之后,由于我们在翻译当中丧失了主体性,我们就以西方的概念为主,原来的管理一词也就变成了一个西方概念。
事实上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里,我们希望两个语言是相互激荡的。
深刻的对话能够把两个语言中个别概念所包含的意蕴及其价值同时呈现出来,为人们所共享;甚至于也能凸显出它们的文化差异,能够自觉把这种差异弥补起来,产生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更好的行为方式。
管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可以进行改革,可以进行发挥。
显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中,我们不能只进行一条边的管理,陷入一个偏颇的文化话语。
由于每种文化本身有它自己的生命,还有它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文化也包含不同的生活价值,当然也应该把这些显示出来,凸显不同的价值理想与生活发展的方式。
中国作为全球的一份子,属于国际社会,也属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管理这个概念、管理科学的概念与管理哲学的概念,都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例如管理科学,西方所指的管理科学是指一些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工作与活动?
中国的管理又指向一些什么样的活动项目,西方的科学管理项目是不是中国管理当中所已经包含的?
而中国所包含的管理科学是不是也可以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
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澄清的问题。
吕:
管理哲学的定位是怎样的?
成:
中国人在面对人事纠纷时往往强调一种协调、一种仲裁。
中国人重视感情的交流、重视关系的建立,这些是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管理的功能与活动其实是还在发展中,因此,管理科学本身所研究的对象也是在发展中。
简单地说,人在发展中,人的文化也在发展中,人与人的交流也在发展中,所以,管理行为的发展是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所共同关注的。
当然,科学与哲学不同的地方是,科学强调的是知识的建立和技术的应用,因为科学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现在我们的生活观念是全球化的,是交相影响的,交互行动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因此管理科学包含的管理概念或者管理的活动,也是不断更新的。
所以,我们不要先假定,西方那一套是已经规定的管理科学范围。
我个人认为它只是建立了一些基于已有的经验的概念,而且基本上都是以西方文化为主。
与科学不同,哲学探究最原始的概念和范畴,探究经验中一些根本的问题,它要回答:
目的、基础、根源、过程、标准等等,基本上就是回答这些问题,当然还要回答一个价值问题、意义问题以及如何把意义与价值形成规范的问题。
其实科学管理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问题,只是大家忘记了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比如,我们管理有这样一个科学认识,人们工作了八个小时就会疲倦要休息,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工作最好不超过八个小时,这种规则是归纳出来的。
但有些规则呢,是要参考人的基本需要和目标来决定的。
规则的制定,比如我们怎么制定一个政策,或者管理法则、管理规则,我们怎么来形成企业管理目标,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那这就要考虑到很多因素。
哲学问题就是强调整体性,强调根源性,就是去追问规则是怎么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发展的方向。
有很多问题都要从根源上去查出原因,然后来形成规则,才能达到管理的效果。
管理哲学就是不断在探索根本问题,在根本问题上不断认识,了解根源之所在。
所以管理哲学可说是管理科学的生命源,是管理科学的一个批判者、一个监理者。
管理哲学思维是管理科学发展的基础,它保障新的管理知识的产生,它也要求管理在科学上面进一步进行技术化,像把物理学变成工程学,把工程学变成工程作业一样。
吕:
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成:
关于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的关系,我们可以说,管理哲学是对管理科学的深入思考,如何使管理科学更有效,或者更有用,更有价值。
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问题,包括从脑产生知识,再到知识产生技术,用知识发明机器。
这些都必须要合乎客观规律,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因为管理涉及人的欲望跟人的意志,它代表人对理想价值的追求,所以说这个价值也是需要的,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比如说,一种商业行为要变成对社会发展有用的行为,推而广之,政治行为、经济行为,都需要价值在里面,都需要有一种主体的个人的参与,那就不能脱离各种集体性的或者是个别性的价值概念以及文化概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纯粹知识需要在文化的背景中提炼成为价值,要实现从脑到心的层面的提升,这是第三个层次的问题。
怎么达到目标呢?
心要认识宇宙,认识自己,所以有一个道的概念,所以中国的管理在这方面它是往上走的,管理知识演变成管理智慧,西方管理是从管理知识变成管理工具,这里就可以看出管理哲学的重要性,它要整合知识,要从知识里面提炼价值。
要帮助管理科学知识提炼技术,还要解决它面临的各种周边的、涉及其他领域的各种问题,它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否则管理就变成孤零零的机器。
如果这个机器不在一个系统中,机器的用途本身就不能真正的发挥,即使发挥也可能有害,它可能在一段时间有一种目标,在另外一个时间它就变成另一种问题、一个负担,所以管理哲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范畴就是刚才谈到的基础、价值、知识、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转换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和社会发生关系、和文化发生关系、和历史发生关系,和个人和群体发生关系,事实上管理不可能是孤立的,所有行为都契合到管理哲学。
吕:
管理伦理是管理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吧。
成:
就管理伦理而言,哲学范畴其实从个人来说属于个人生活的一种规范,在于我们认为什么是好的生活,生活的目标是什么。
人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动物,他是一个具有道德性和伦理性的存在。
他需要自我的修持,也就是传统儒学中的修身养性,或修己之道,这是个人层次的管理,从个人修持到家庭和睦是一贯之道。
儒家以及其他诸子百家没有不重视家庭的。
你的家庭本身有问题,你个人的问题就很大,所以儒家特别强调一种家庭秩序的建立。
今天,家庭也是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对这个社会的经济推动起到支持的作用,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稳定力量,它当然更是伦理价值建立的基础。
从家庭到宗族再到社会就直接联系到国家的建立了。
今天的社会发展不一样了,从家庭直接联系到社群,再到国家,家庭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
但无论怎样,儒家强调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你不懂得孝悌,那你怎么在政府为官为政呢。
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动当中,最基本的就是有关生产的经济活动。
经济活动也就是满足家庭与国家发展需要的活动。
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面,然而发展经济的目的不限于经济,而是指向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
经济不是最后的目的,它是达到社会发展的必要工具。
我们今天发展经济,不要忘记它的伦理目标,但是问题是我们忘记了。
我们往往倒因为果,往往把目的变成手段,把手段变成目的,或者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都不好。
伦理是管理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
我在C理论中提到,要把管理和伦理结合起来。
我在哈佛大学管理学院访谈时提出伦理应与管理结合的,后来哈佛的管理学位课程开始注重伦理学。
但在1995年之前,就没有企业伦理这个课程。
我曾经跟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资深教授乔治·洛奇谈到,要重视伦理学。
我发现哈佛大学所教授的课程中最有名的就是企业化、企业化管理,怎么形成新的企业、怎么进行企业投资,强调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我提出一个问题,企业策略的应用有没有一个边际,有没有一个限制,哪个策略的应用到哪个程度?
如果不这样追问,它就会走向非伦理,甚至走向反伦理,企业伦理的限度在什么地方?
后来我开了企业伦理课程,也谈到这个问题。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哲学家、管理哲学家可以先想到这个问题,有的事情很需要防患于未然,有的事情却不需要防患于未然,这都是哲学问题。
为什么有的事情不需要防患啊,因为它无法防患于未然,让它自由发生不是更自然吗?
有的事情你要防患于未然,因为它可以影响到更大的事情,所以这就需要去探讨。
这些迫使你要形成一个整体概念,将人的各种经验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好的管理蓝图,提供给管理者来参考。
事实上还不只是这样,越到高层,管理的范围越大,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管理哲学。
这就说明管理哲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个人发展中占有崇高的和最根本的位置。
像排队理论、博弈理论,都属于管理科学,它是一种技术。
管理科学怎么定位,谁来定位,我想只有管理哲学能帮它定位。
在我的C理论中将管理科学定义为:
知识转化为技术,然后技术用在具体解决问题上面,这种研究就是管理学。
但是怎么界定目标,目标怎么在改变,最根本的动力在什么地方,怎么随着人类的文化发展,面对文化的沟通怎么来解决问题,这是管理哲学。
总的来说,管理科学与管理哲学的关系就是:
管理哲学是管理学的基础和动力,是解决基础问题的枢纽,以及认识基础问题的基本能力。
吕:
国内外当前管理哲学的研究状况和进展是什么?
成:
关于国内外管理哲学研究的现状和进展。
就国内的研究而言,概念的提出比较晚。
我相信以前也有人谈过管理哲学,但是以前他们所提的管理哲学基本上是片面的,偏于一家的,就一个领域说的,有时就是人生哲学,算是对人生的管理,在传统文化里面漫谈管理和哲学。
我认为自近代社会发展之后,我们应该将管理哲学界定为一项针对管理机制的建立、管理策略的制定、管理活动的规范、管理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而做出系统的基础说明与价值的评价与指导。
这样的管理哲学是高度的理性思考与辩证思维,它本身就具有发挥管理功能的作用,因为它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论述一个根本的管理体系。
目前这样的管理哲学正处于一个发展的时期,也是必须要发展的时期。
有很多企业与行政单位还没有想到管理哲学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的管理活动层次是比较低的。
低层次的管理可以不需要管理哲学,管理就是照某个规则办事,说了怎么办就怎么办,也不要去怀疑,你也不敢去怀疑,这里面的哲学思维很少。
管理哲学研究一定是高层次的。
高层次的管理面临很多不确定问题,知识量的增加,还有很多事件发生后,如何定位等等都与管理哲学有关。
管理哲学背后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那要看文化的不同而定,所以,国内外现在管理哲学的研究状况在全球化以后就更受重视。
此一问题以前在我的书里也常提到,指出很早在经济领域中管理哲学就发生过很大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美国人口研究学者戴明,对日本丰田提出的建议是,做汽车不是要降低成本,而是保证品质的卓越,好的品质最后还是要赚钱的,以前日本产品品质不好才导致销售无力的问题。
戴明是一个统计学家,但他有管理哲学的头脑,他提出的策略是品质第一,为此强调品管的重要,导致品管圈的高度发展。
从那个时候起,日本的工业确实改变很大,由于重视品质,日本工业走上精确化的路途。
在管理上更做到是品质归一化的要求,同时也形成了对时间精密的控制,这就是精益管理思想。
中国人可能不会看中这个,总想留一点空隙以为悠游的余地,这就是管理哲学的问题。
中国人的这种态度对生活是没有错的。
日本强调精致性,它要做一个精致的仪器或者是军用的武器,那就要胜人一筹。
比如说日本手表、照相机、电器等都很精准,因之竞争力很强。
我们中国人在生活上允许一种自由,可是在针对一个战争或者是针对一个科学试验来说的话,那我们就会吃亏了。
当然,这个又跟管理哲学很有关系。
就西方而言,德鲁克之后有新的一些发展,我的书中曾提到彼得·圣吉。
圣吉主要强调人的素质,他的《第五项修炼》一书,是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这个我是很清楚地感觉到的,但是中国人还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把它奉为神明,其实基本上都是中国思想家说过的。
中国的易学所包含的整体开放性的认识,他想学习发挥,却还没进入到那个境界。
所以当前的西方管理哲学还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吧,尤其他们在吸收中国的资源,这是事实。
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在哲学系开设易经哲学,到70年代美国的军事学院就把这个易经当成教科书,其实受了我的影响,本来他们只是用了孙子兵法,后来就用了易经。
因为易经是中国认知宇宙与人生的智慧,是一套对变化的管理,是变迁管理最基本的要求。
我在《北大商业评论》的专栏中写了一年的短文,涉及变化管理的一些问题。
以此来看圣吉的理论,他的管理思想在我看来,的确超过技术研究,远比像《七个管理的心理习惯》这类书有哲学意味。
所以他基本上从一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管理决策之道,将它更有效地应用在一般的企业行为上面,这是他的一个重点,但是他没有方法上的突破。
他不但没有突破,甚至陷入一些新的困境。
其实,很多策略的布局是哲学性的,诸葛亮为什么能把八卦阵摆出来,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宇宙图呀,里面别人看不到的智慧他看到了,有用呀,在经济布局方面也有用呀。
现在西方尤其美国开放性地吸收了很多中国的东西。
从我创办易经学,至少有十本有关易经的书重新翻译出来。
所以今天虽然西方的管理哲学研究还没有出一个什么大的景观,但是他们在集中学习中国的东西,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他们的重点就是学习中国的东西,消化中国的东西,以为西方企业发展之用,西方市场开拓之用,形成了新的发展点。
所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西的竞争就是谁学习对方而不丧失自己,融合得更快、更好,谁就是胜利者。
创新在于学习对手来充实自己,我们现在的管理问题不是不学习,而是被动学习,学习了对方忘记了自己,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我注意到中国的管理学院从1995年我回到中国那时候就开始有,到今年已经17年,到底管理学院培养了多少成功的企业家,这个很难说。
管理哲学是我提倡的,我作为管理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也开始得很早。
在海外,西方是不断学习中国,中国是被动学习西方而忘记自己,这是目前的状况。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管理哲学还是有非常灿烂的未来,大家还没有掌握管理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和它的范畴。
这个还是要深入去掌握的,你看《管理学报》上的文章如“知行合一”已经开始用到哲学的语言,但是你怎样再深入地把它形成一种理性的认识,还需要在原始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去探讨。
丘斯迈:
我觉得从学术界来说,有些问题可以得到共识,但是从管理实践者来说,让他们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儒家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成: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昨天我和吕力谈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很多企业家自从谈国学以来,至少认识到了这个方向,但是对中西融合还是没有理解。
也有一种这样的现象,为了要回到本土化,为了掌握自己的文化,所以就拒绝学习西方,这也是不好的,这就会变成一种限制,对自我的限制。
好像我们要么只能全部学习,要么就是全部封闭。
这在中国历史上五四以前就有这样:
全盘西化或者全面本土化,这两种立场都是极端。
全部西化是不可能的,全部本土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创新必须学习西方,在和西方交流当中来超越西方。
简言之,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掌握自己、知己知彼,这个是需要去做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如何建立一个具有声誉的、全球化的跨国公司,这是对中国企业的一种挑战,在中国的国家崛起上也同样面临着挑战。
挑战的核心是如何在各种困难当中能够和西方建立一种平等沟通和相互影响的概念。
东西方的核心价值不一样,我们怎样把不同的核心价值结合起来,和而不同。
举例来说,在哲学领域当中,如何把正义和自由这两个基本的价值结合在一起,来共同实现人类的共同繁荣。
这是中国管理哲学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高的管理理想。
这就要求我们思考:
我们怎么谦虚地学习、怎么开放、怎么不断改革、怎么从各种事件中吸取教训、怎么日新月新、怎么充实我们自己。
领导地位越高,你越要有整体性,越要追求一个整体的价值与理想,不能以自己利益为主。
现在政府提倡要学雷锋,我说学雷锋还不妨先学儒家基本精神,儒家精神是中国文化本来就有根基的东西。
总体来说,管理确实需要哲学,哲学的影响其实也是最大。
今天不讲管理哲学是不行的,不是为了学位,也不是为了包装。
在具体的发展举措上,我昨天和吕力说,能不能成立一个书院,在东湖之滨,借助《管理学报》在管理学术界的影响来推动管理哲学的建设和发展,引起大家的重视。
我认为,这是把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正确方法。
把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结合在一起,把中西结合在一起,把伦理和管理结合在一起,这些都很具体,能够对企业管理者或者是行政管理者有所裨益。
日本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是松下企业利用松下幸之助过世之前捐的一笔钱建立的,名为“松下政塾”,是要给日本的领导人与高级管理者提供训练的,它举办各种高级管理讲座,当然涉及管理哲学。
我在日本教书的时候,被邀请去访问过。
松下显然奉行儒家的管理哲学,他在大厅里面挂了一个中文的条幅,叫“至诚如神”。
这句话是从中庸里面来的,要人从“诚”做起,就是要真实做人,言行一致,最真实的人就有一种感动人的力量,像神一样,所谓至诚如神。
用诚来进行管理,就是自觉地管理自我,转化自我,提升自我。
然后用感化他人的力量进行管理,达到人人自管、相互提携的作用与效果。
松下这种学习中国儒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反思。
2中西差别与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
吕:
您能谈一谈中西管理哲学的异同吗?
成:
古代西方强调伦理和政治与古代中国儒学有一致的地方。
希腊古典时代重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儒家也是从伦理学走向政治哲学。
但是后来各自的发展方式不一样,伦理学的发展也不完全一样,这是因为文化环境不一样,对人性的了解可能也有差异。
这差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强调天人相通,要了解宇宙,要从宇宙里面感受到人的价值,又能够实现人的价值。
实现人的价值就是修己立人,亲亲而仁民、爱民、惠民。
希腊的政治哲学强调社会法律秩序的建立,个人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人民良好习惯的维护。
西方文明相当重视理性的社会性。
当然,后期希腊的斯托伊学派甚至把理性与宇宙观联系在一块。
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发展,西方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到了罗马时代接受神学为其基础。
近代以前,神学几乎终结了各种学说。
罗马帝国在第四世纪康斯坦丁大帝信仰了基督教,就把基督教作为政治与伦理的骨干,实现了所谓政教合一。
从中国哲学传统来说,中国是以本体宇宙论作为基础,本体宇宙哲学,然后伦理政治哲学。
本体宇宙是从太和这一理念发展出来的,人因而应该追求和谐、实现和谐。
天也成为天理之所在,而天人之际则是和谐性共通。
西方要走向上帝,上帝纯粹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却用信仰的方式管制人间所有的活动,他有一种绝对不可及的客观性。
所以到了近代,西方哲学从神学走向理性主义,也就是从神学里面解放出来,实现理性。
政治方面实现理性导向民主国家的建立,经济方面实现理性则体现在亚当·斯密在个人自私动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
其实,从心理科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到,人人都是自私的,都为了自己,而必须面临相互的竞争,在合理的基础上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但却导向了贫富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相较而言,中国的和谐论,不太强调竞争,所以在文化上基本维持着一种伦理的导向。
自从亚当·斯密之后,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这两者是有差别的。
以经济竞争为基调,加上理性主义要求建立的社会民主秩序,加上民族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强烈的竞争精神为主题,以资本主义为内涵的现代西方国际社会。
此一现代西方国际社会的出现,对中国的文化形成了极大的压迫与威胁。
中国人讲求和谐,强调德性,强调每个人都要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推己及人,于是万邦协和、世界大同、天下为公,这是中国管理哲学的终极目标,而非永远竞争斗争下去,形成上帝统一主宰一切的局面,有如西方的中世纪。
所以管理哲学从以上的分析讲,中西是有差别的,是与中西的文化环境有关系。
当然西方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从希腊、希伯来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经过几次革命,一个是美国革命,一个是法国革命,最早的是英国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
这三个革命影响深远,法国大革命是最后一个革命,把自由当作最高的理想,因而自由、民主、人权成为他们管理哲学中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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