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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与体育事业
体坛功臣霍英东
2006年10月28日,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3岁。
11月7日,香港各界举行了高规格的悼念和公祭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忠禹在悼词中称霍英东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盛赞他勇于拼搏,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无私奉献,是服务社会的楷模。
霍老的去逝,引起全国体育界广泛的哀悼和追思,霍老一生对体育情有独钟,他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而且非常关心祖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和趕上世界水平,殚精竭虑,建功立业,称得上当代中华体坛勋劳卓著的功臣。
体育为霍老的生命增添了绚丽多姿的光彩,霍老的一生也为当代中国体育史写下意蕴深远、永不磨灭的篇章。
一、体育情缘
霍英东对体育的热爱源自于家族的传统,经他的发扬光大,这已经成为霍氏一门的文化标志,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他的父亲霍耀容先生就喜好运动,物别喜欢龙舟,是各种龙舟比赛的积极参加者,后来成为香港帆船体育协会的会员。
霍英东本人则从小就是体育运动的多面手,足球、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样样拿手,尤其是擅长足球、网球。
早在敦梅小学就读期间,他就迷上了足球。
50年之后,霍老在《我与体育运动》一文中,追忆过那段敦梅小学的“球场”往事:
我跟小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在住处附近,横街也好,公厕旁边也好,只要有二三十英尺阔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球场’。
这样的‘球场’也很罕有,下课钟声一响,就要飞跑出去,先到先得,霸占地方踢足球。
所谓足球,当然也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一种,只是简单的‘橡皮波’。
1936年,霍英东进皇仁学院学习,这是一所有着悠久的体育传统的学校,早在1900年就成立了足球队。
他曾回忆说:
那时,同学喜踢橡皮球,学校只有一个篮球场,校门前一块三角空地及校门旁边一条走廊,是同学抢着踢球的好地方。
小息及放学后,较大的场地,多由高年班同学霸占,初班同学只好在厕所前面的走廊踢球,如果侵犯高年班的场地。
球儿会被踢到无影无踪,直飞向庇理罗士女校那边去了。
在校时候,同学们最喜欢有两件事:
一是下大雨,一是足球练习比赛。
大雨淋湿了衣服,学校会突然宣布放假一天。
每逢天雨,同学将衣服弄湿,要求放假,正如今日学生希望悬挂八号风球一样;足球练习比赛,规定到铜锣湾球场举行,同学个个兴致勃勃,奔驰于球场之中,玩到精疲力竭,还舍不得收队离开。
不光是足球,霍英东还曾一度代表校队打排球。
这段快乐的时光到1941年12月戛然而止。
当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此后,险恶的生活环境,沉重的家庭负担,使他不得不告别运动场。
不过,对体育的爱好并没有中断:
“没有机会运动,更怀念运动,往往天未亮就摸黑跑步,也不计较戒严时期的危险。
”50年代末,生意尚未发达的他,便在居所内建成不足十米长的泳池,甚至在门楣加装了一条钢管作为单杠,每早练习引体向上。
韩战以后,几年海上运输生意的辛劳,使霍英东的身体变得很差,体重只有40多公斤。
1954年,生意开始大幅上升,终于有了恢复体育运动的条件,他便跑去健身院跟教练练举重。
几个月后,觉得动作单调,不够剌激,又转去踢足球。
这时的霍英东已经是31岁,一开始不敢在正式球场打,只一些偏僻的地盘活动,球员也都是自己公司的职员。
然而越打兴趣越浓,身体状况也有了明显好转,于是,1959年他组织了自己“东升”足球队。
东升队是香港历史上最好的球队之一,队内球星众多,早期有于灼强、莫振华、尹志强、何祥友,以后有仇志强、张志伟、黄文伟等。
霍英东也是主力之一,人送绰号“波王东”、“千万脚”。
起先,他们一个礼拜打一次球;后来一个礼拜打三次,一次两场,一年打了300多场,风雨无阻。
所有球员都没有工资,但每年用于球队上的资金也要几十万,这笔花销全部由霍英东承担。
1966年,霍英东正式成为甲组成员。
第一场赛事,霍英东表现神勇,上演“帽子戏法”,独中三元,获得满场喝彩。
他自己也很得意,称“连入三球,信心大增”,从此,他时常率队大战杰志、东方等甲组队。
由于霍英东社会地位日见升高,又是运动健将,足球圈内的人都热情地拥戴他为“大佬”。
1970年,他竞选出任香港足球总会长,一直在任20多年,直到前几年才主动卸任,由儿子霍震霆接任。
早在皇仁书院时,霍英东就十分羡慕网球运动,不过这在当时是一项高不可攀的贵族运动,一般人很难涉足。
1966年,在事业和足球运动的颠峰期,他开始练习网球。
1970年,越南国家网球队赴韩国比赛,回国时途经香港,球队在香港逗留了几天,网球冠军杜路乘机留港不归。
这属于非法居留,港府意欲遣返。
经人介绍,杜路在网球场认识了霍英东,霍英东以为人才难得,当即出面担保,杜路得以合法留港。
从此,杜路在霍英东的公司做事,两人天天一起打球。
1971年,霍英东与杜路第一次在“南华杯”网球双人赛中合作,击败香港网坛冠军级搭档叶冠雄和麦天伦,赢得冠军。
这时霍英东已经48岁,而对手是20岁出头的少壮选手。
1972到1977年,霍英东和杜路合作,又连续拿下六届全港公开赛的双打冠军。
1974年,霍英东受邀赴英国参加温布尔顿元老杯网球赛,即专为世界上45岁以上的著名运动员设立的网球赛。
他是第一位参加该项赛事的中国人,可见他在国际网坛上已经声名远扬了。
自从喜欢上网球后,几十年间,除了出差在外,他几乎每天都去中华游乐会打网球,做保健按摩,平均每天呆在那里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
经常有一些网球好手等候在中华游乐会,主动陪他打球,通过打球来感受这位杰出人物的运动风采和人格魅力,同他一起享受体育带来的人生愉悦。
霍英东是船上长大的“疍家仔”,游泳是天生的本领。
自20世纪70年代起,霍英东每天的生活可以概括为“游水、打网球、工作、按摩、睡觉”这循环反复的五部曲。
每天上午七八点钟起床,在自家的泳池游水,并打电话到公司安排工作,简单吃点东西后,便倒头再睡。
睡到中午醒来,又再游水,然后到公司上班,埋头苦干两三个小时。
1983年主持番禺宾馆的泳池开幕时,他还一口气游了1000多米。
1983年,因癌症在北京接受治疗期间,内地的一些医学专家曾建议霍老坚持冷水浴,说冷水浴对康复有好处。
从那以后,他买了一套冷水设备,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把游泳池的水温调到摄氏10度左右,在里面游半个小时,又到一个水温只有三四度的冰水池里游,结果效果显著,而霍老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让许多人为之感动。
霍英东还擅长高尔夫球,他兴建了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组建了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被誉为“影响中国高尔夫球的十个人”之一。
可以说,在霍英东的生活中,体育无处不在,他与体育有着一种如影随形、寸步不离的情缘。
他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使他总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清晰的思维能力,工作效率很高。
霍老的女儿霍丽娜说,“父亲在办公室里自然是很忙的,但我看见他大部分的工作是在乘车或打网球时在脑子里完成的,因为他所作出的决定都是突如其来的,其实他在脑子里想好了。
他的秘书陪他到网球场,而他常常在球局之间签署各种函件。
”霍英东还通过体育活动拓宽社会活动空间,建立起多方面的联系,在体育社交上显现出非凡的才能。
1975年9月,霍英东以港澳体育参观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到北京,观摩第三届全运会。
期间收到以周恩来总理名义发来的请柬,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从此,他与新中国的体育结下不解之缘。
1977年7月中旬,霍英东又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与、观摩“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
而正是这次机会,使霍英东见到了刚刚复出政坛的邓小平。
见面时,邓小平和霍英东只谈足球,谈体育交流。
会见后,他们一起津津有味的观看足球比赛。
可以说霍英东与邓小平之间非同寻常的交往是从足球开始的。
霍英东对自已与体育的缘分也感到奇怪,他曾经说:
好奇怪,我这一生,做什么事,总是体育先行。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迷上锻炼,练举重,练打足球,之后就是做地产,卖楼花,轰轰烈烈;1961年,突然间澳门有一个警察厅筹款的足球比赛,叫我参加,把何贤、何鸿燊、傅荫钊、梁昌、叶汉等人也叫来打球,结果神差鬼使,搞到自己要介入澳门赌场;1977年,带队到北京参加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之后又回到内地捐资;1979年初,省港杯足球比赛举行,从此就在内地大搞投资,搞中山温泉宾馆、高尔夫球场、白天鹅……这一切都是体育在前。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巧合?
是有人刻意安排呢?
还是冥冥之中的事情?
有时,我也觉得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棋子,下一步怎样走未必知道的。
二、体坛殊勋
霍英东不但自己喜欢体育,而且一贯寄情于祖国的体育事业,努力为新中国在世界体坛上争取名分和地位,把体育看成是振兴中华、和协万邦的大事。
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加入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羽协、国际篮联等一系列问题上,披荆斩棘,折冲樽俎,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建立了不朽的业绩,在世界上被尊称为“中国民间体育大使”。
霍英东去世后,何振梁即刻深情地追述了霍英东为新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所做的特殊贡献,盛赞霍老为中国体育所建立的殊勋。
加入亚洲足协和世界足联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些国际体育组织曾就邀中国加入,但因为台湾会籍仍然存在,阻碍了新中国的正常加入。
加上一些由西方国家控制的体育组织,对新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到1958年,中国干脆全部退出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基本上置身于世界体育之外。
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霍英东,经过深思熟虚,决定以难度最大的亚洲足协为突破口,帮助中国逐步恢复世界体育组织的席位。
1974年秋季,亚运会在伊朗的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尚未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大会。
适逢亚洲足协也在亚运会举行期间举行会议,而当时的亚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此人基本上是反共亲台的,是故中国取代台湾难度很大。
霍英东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会议,会间,霍英东与长子霍震霆,充分利用自已在国际上的影响,展开积极而细致的活动。
先是争取到了3/4以上的与会者支持,将中国入会问题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
接着又争取到3/4以上的代表支持,修改大会章程,为中国入会铺平道路。
最后,又以3/4代表举手通过临时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取代台湾,中国进入亚洲足协。
三个步骤环环相扣,步步推进,而且三次都得到3/4以上代表的支持,这成为新中国体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何振梁说“这个大胜仗,赢得极为艰苦,霍英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
国际足联接到亚足协的消息,当即公开谴责亚足协的做法,要求取消决议,否则要对亚足协施以处分。
当时,霍英东的态度很坚决:
大会决定,只有大会才能推翻,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国际足联都无权干涉!
但国际足联的态度也很强硬,如果这样,他们就停止亚洲足协的会籍。
台湾方面也大作文章,极力向亚洲足协施加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阿维兰热出任国际足联主席。
阿维兰热对中国很友好,迫于各方压力,他不得不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调查处理此事。
该小组由每个洲的足协选一名代表组成,正巧霍英东已当选为亚足协副会长,他代表亚足协参加这个小组。
在此期间,霍英东极力游说小组成员支持亚足协的决定,而每次小组开会,霍英东都据理力争,慷慨陈词,使得小组难以做出结论,问题只好搁置下来。
1975年,霍英东特意在香港组织一场亚洲足球赛,中国队能否参赛成了关键。
霍英东父子亲赴瑞士,向国际足联负责人力陈要义,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最终开了“金口”,同意中国足球队参赛。
当中国足球队出现在亚洲足球赛场上时,一切问题随即迎刃而解:
国际足联不再追究亚足协的“非法表决”,台湾方面也无话可说,中国足球队往后可以顺利参赛。
加入亚足联对中国的体育事业影响深远,为中国体育组织重返世界赛坛开辟了道路。
1974年,中国取代台湾参加国际足联的申请败北于德国法兰克福。
霍英东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继续想方设法,在国际足球界广泛斡旋,谋求机遇。
1976年,霍英东和女儿丽萍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足联会议。
之前,父女俩已到巴西找过新会长阿维兰热。
阿维兰热不会英语,会讲法语的霍丽萍担任父亲与阿维兰热交谈的翻译。
结果双方达成一个协议:
蒙特利尔会议上采用简单多数表决的方法,表决中国入会问题。
但国际足联的秘书长亲台,工作上与阿维兰热不协调。
开会时,此人节外生枝,最终使得由霍英东策划的以非洲某国名义提出的中国入会议案,无法以足够票数通过。
1978年5月,世界杯足球赛在阿根廷举行,国际足联也选择那个时候在阿根廷开会。
霍英东为在这次大会上解决中国入会问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幕后工作,不料困难重重,再次失利。
对此,阿维兰热很不情愿,曾表示这样下去他就辞职。
他要求大会授权给他,或者执委会授权给他,在两年之内一定要解决中国的会籍问题。
阿氏的表态与霍英东的努力分不开,对打破坚冰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5月,霍英东赴瑞士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75周年纪念及国际足联执委会议。
会上,他要求阿维兰热在处理中国入会问题时态度一定要坚决,并且坚持以简单多数票方式进行表决。
会间阿维兰热发表声明:
希望能在1980年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且希望下次执委会在中国举行。
在阿维兰热的积极推动下,1979年10月13日,国际足球联合会执委会终于在瑞士苏黎世正式作出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在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和合法权利。
并且要求台北的足球协会改名为“中国台北足球协会”,今后不得使用“中华民国”的任何标志。
1980年7月7日,国际足球联合会第四十二届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这一决定。
加入国际羽联
尽管中国羽毛球的水平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但中国羽毛球重返世界的道路也相当曲折,霍英东的作用也更显突出。
1975年,在中国要求加入国际羽联、并驱逐台湾出会的提议遭拒后,霍英东便与大陆相关人员商量,决定效仿当年周恩来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与原来的乒联会分庭抗礼的做法,绕开国际羽联,先从亚洲做起,以亚洲羽联改选为契机,实行改组,成立亚洲羽联。
接着,1977年底,霍英东宣布成立世界羽联,以对抗国际羽联。
迫于压力,出席成立大会的各国代表只有10多人,连会长也选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愿意出头,都担心这个新的羽联搞下不去。
经过霍英东的周旋,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职务,而世界羽联的总部就设在霍英东的公司里。
接着,羽联成功的举办了三次国际性比赛,霍英东承担了大部分费用。
1979年,经印尼牵线,日本、泰国的羽协人士居中调处,在雅加达世界羽毛球邀请赛期间,霍英东、朱仄等人代表世界羽联,赴印尼与国际羽联的代表举行谈判。
一开始气氛很紧张,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谈判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后来,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到香港继续谈判。
其实,此时的双方都有合二为一的意向,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那样,不断通过举办大型赛事扩大影响,最终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威地位。
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拥有传统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很难与之长期抗衡。
经过几天的谈判,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最终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
1981年3月23日,国际羽联在伦敦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国际羽联与世界羽联合并的决定,中国重返国际羽联,而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加入其中,多年的纷纷扰扰宣告结束。
不久,霍英东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
申办亚运和奧运
1986年,北京成功取得亚运会主办权,霍英东主动捐资1亿元,兴建亚运村游泳馆;又投资2.3亿多港元,在北京城内兴建高级酒店——贵宾楼。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霍英东在主席台观看开幕式。
当天,他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欣然命笔,为报纸写了一篇题目为《梦想终于成了现实》的短文,表达此时此刻心潮起伏的真切感受。
早在1988年的时候,霍英东就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为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捐款100万美金,为中国申奥做准备。
1991年2月,中国官方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
霍英东是国际体育界的知名人士,他与许多世界体坛名人都有深厚交往,特别是萨马兰奇,与霍英东是多年的老友。
为协助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霍振霆父子利用自己与奥委会官员的私人关系与组织关系,向国际奥委会执委做了大量游说工作,甚至向奧委会答应捐资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并许诺将在中国捐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奥运会主运动场。
决战时刻,滿怀信心的霍英东亲赴蒙地卡罗等候佳音,投票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多年的宿愿顷刻间化为虚幻,对霍英东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长时间沉吟不语,内心极为痛苦,当时有人甚至担心“他会因此而自杀”。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最终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霍英东大喜之余慷慨捐资2亿港元,并且与其他华侨华人一起,承担了“水立方”10多亿的建设经费。
在中国申奧的全过程中,霍英东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出了高尚的无与伦比的报国情怀。
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说,霍老在北京养病期间,还时常念叨着一定要亲临北京奧运开幕的现场。
然而当北京奧运已经进入倒计时的今天,霍先生却悄然而去,不能亲眼目睹一代盛典,这不能不让人黯然神伤,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三、追赶世界
为使中华民族能充分享受世界体育文明的成果,并且通过体育竞技找回我们曾经失落了的尊严,借以展示新中国运动健儿的风貌和体育成就,在积极帮助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同时,霍英东也为提高中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做了大量的具体事情。
在这里我们仅举述其中几件影响比较大的事情。
1978年,霍英东正式向有关方面提出举办一年一度“省港杯”足球比赛的设想。
1979年1月21日,首届“省港杯”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开场比赛,拉开了这一当代中国足球盛事的序幕。
作为主要发起人,霍英东亲自担任香港代表团团长,霍震霆任领队,率香港足球队和足坛人士赴穗参加和观摩比赛。
“省港杯”比赛,不但是省港两地的足坛大事,在改革开放初期,它还具有重大的社会创新意义。
事实上,“省港杯”是由邓小平亲自批准创设的足球赛事,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第一个地方与境外的体育竞赛。
“省港杯”在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社会影响大大超出了足球本身。
改革初期,由于长期缺乏了解,许多外商不敢贸然回国投资经商。
霍英东便利用每年的“省港杯”比赛,组织香港富商成立“嘉宾团”来穗观看球赛。
与此同时,还联系了很多广东的乡镇企业来洽谈“三来一补”业务。
“省港杯”真正起到了“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作用,不但促进省港两地足球运动的发展,而且加强了省港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一时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
除了首创之功,霍英东一共资助了19届省港杯足球赛。
每年一届的“省港杯”,香港队队员及一百多名香港各界的“啦啦队”和参观团,都免费入住霍氏投资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十多年里从不间断。
1986年在香港举办的亚洲女足锦标赛上,中国女足夺冠,甚感欣喜的霍英东立即萌生了为中国女足举办世界赛事的打算。
同年,国际足联致函中国国家体委,委托中国举办首届世界杯女子足球锦标赛。
霍英东得知消息,当即表示:
如果中国承办,经费由他负责。
1988年,比赛如期在广东举行,不过由于参赛队伍未经洲际选拔,故改名世界女足邀请赛。
霍英东承担了该项比赛的全部150万元的经费。
比赛期间,运动员也由白天鹅宾馆和番禺宾馆接待。
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使国际足联下决心让中国主办第一次世界女足锦标赛。
霍英东对此提供了巨大帮助。
1991年11月16日,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广州天河体育场开幕。
这在世界足球史上是崭新的一页,霍英东创始推助之功永载史册。
霍英东先生资助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遍布全中国,数量很大,难以备述。
在中国体育界,他是名副其实的“及时雨”,是整个中国体育的“福神”。
霍英东一直都是中国队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1984夏季,他带领全家赴洛杉矶观看第23届奥运会。
回国后,霍英东宣布拿出一亿港元作为体育基金,用来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积极推动中国象棋、武术走向世界。
该基金会的宗旨是:
为推动和发展体育事业,将基金会每年的利息用于奖励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帮助发展重点运动项目;扶植发展体育科研及其他体育事业。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后,9月30日,霍英东向奥运健儿颁发纯金金牌和奖金,此后成为定例。
2004年,他捐资2800万港币重奖在雅典奧运会上获得金牌的中国体育健儿;同年的冬奧会,他又拿出160万元奖励夺牌的运动员。
另外,为了改善国内的体育运动与科研条件,霍英东捐建了的数量庞大、技术先进的体育场馆和设施,其中比较著名的就包括高尔夫球场、体育中心、训练基地、体育博物馆、武术研究院等各种重要场馆30余处。
霍英东还设立基金会,专门帮助内地建设,捐赠金额达40多亿,其中体育占了近三分之一。
四、永久的楷模
霍英东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体育活动家之一,他,以及他的家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得到了全世界体育界的认同和赞誉。
1992
年,美国最高体育学府为他颁发了荣誉人文博士学位,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霍英东去逝的第三天,国际足联在其官方网站上专门发布了“默哀”公告。
公告提到:
“作为一个热情的足球运动员和球迷,霍博士在1978至1996年期间担任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并为中国于1980年重返国际足联大家庭做出巨大贡献。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同时发表唁电说:
“作为一个商人,他无比成功;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无限爱国。
”
在体育事业上,霍老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家,他的贡献主要在他的实言实行和无私奉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他是爱国者的典范,而且是体育观下的爱国主义,表现出了更为宽广的胸襟和文化含量,也具有更为鲜明的时代性。
他用自已的一生来追求和证明体育的价值,真诚地引领人们通
过体育来寻求理解和交融,创造宾朋四海、皆大欢喜的大局面,从而成为当代世界上最杰出的体育文化巨人,伟大的和平主义者。
他的立足点如同他的人生风格一样,非常浅近,十分直白和透明。
他总是以自已的感知和范示,号召每个人都热爱生命,通过体育来提高生命质量,也以此来提高全体中国人的质量。
他的表达往往充满了人性,表现出一位成功的长者极其平淡朴实的精神境界。
他曾以自已的切身体验对人们说:
当你年轻时,为自己和家人工作,面对各种挑战,从而建立了一个‘王国’。
可是当你年纪大了,你就会想的更深一层。
中国人工作过度劳累,因而经常患上各种疾病。
我相信运动可以使年纪大的人免除疾病。
这些平平常常的语言中,饱含着霍老全部的人生感慨,和对普通人的深深的同情。
他亲身经历过“东亚病夫”的屈辱和苦难,深知丧失健康的苦痛,所以他说:
“新型武器是强国标志之一,但中华振兴、国家兴旺,更重要的是民众的体魄健康。
”一方面他无数次的希望中国队在各种国际比赛中多拿奖牌,慷慨出资为中国运动员加油,希望他们奋勇拼搏,为国争光。
他说:
“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给全国人民、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
”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提出:
“在运动会上争金牌是一回事,普遍的增强人民体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争取成为一个拿金牌的民族,也要是一个有健康体魄的民族。
”1983年,霍老捐建了中山大学体育运动中心,他强调所有的体育设施应对学生免费开放,要物尽其用,人人有获益的机会。
他从来都本着“有人气才有财气”的标准来安排体育场馆的位置,目的就是要使更多的人获得体育的愉悦,使更多的人在体育活动中享受到现代文明和健康的幸福。
霍英东有着一长串体育组织的头衔:
国际足联执委、国际足联女子委员会副主席、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席、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主席、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等等,我们也看到他为体育事业所做的许多事情,包括一次又一次的捐款捐物,但是我们却很难详尽的了解到其中内情和细节,了解他的体育人生的全部内容,因为他从不张扬,做得多,说得少。
他一向处世低调,谦谨沉稳,几乎是不善言词,不卖弄外交辞令,始终保持一位老派的长者所特有的风格,坦诚,直率,言必信,行必果,器宇宏阔,大气磅礴。
他真心实意于慈善事业,周急济贫,不遗余力。
据统计,几十年来霍英东的慈善捐款超过了150亿港元!
霍英东的逝世,留下一个巨大的空间,也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许多值得追念和思考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国的体育体制必然会经历更为深入的改革,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和谐的建设,霍英东也留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参照。
这需要我们长时间去消化,去体味,去从中获益。
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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