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与支持行动模式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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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与支持行动模式的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与支持行动模式的分析
一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
在全国少工委提供的报告里,几乎所有省在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之前,都针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调研。
在陕西省石泉县及其他项目点的经验中,这种调研也被称为“摸底”。
其目标是了解当地留守儿童的数据和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以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留守儿童。
(一)关于留守儿童的数据
全国有多少留守儿童?
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估计,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数约1000万[1]。
至2007年,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于当年12月19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表示,中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总量已超过4000万[2]。
根据段成荣的分析,如果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4岁以下的儿童,那么按照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可以计算出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中所占比例为8.05%。
2000年人口普查得到14岁及以下儿童总量为28452.76万人。
依此推算,全国留守儿童数量为2290.45万人,且高度集中在四川、广东、江西、安徽、湖南和海南等省。
这6个省的留守儿童占全国留守儿童总量的55.2%[3]。
根据五普数据,还可以计算出2000年分省留守儿童数。
同时,根据2007年共青团中央手拉手关爱留守儿童会议提供的分省报告[4],可统计出部分省份通过各种手段计算的留守儿童数。
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第一,根据团省委的报告,2007年尽管有13个省未在报告中提供数据,但是留守儿童总量仍超过五普提供的数据。
第二,无论是2000年还是2007年,四川、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都是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地方。
表12000年和2007年的分省留守儿童数
而上述统计数据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统计的年龄标准大都是14岁或15岁以下,五普数据也是如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8岁以下的儿童均需要父母监护。
如果按照18岁以下(儿童或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则留守儿童数量预计会增多。
第二,从五普到现在,已经过去7年,留守儿童的情况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因为缺少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我们只能沿用2000年的数据。
某些省从2000~2007年的数据有巨大变化,比如广西省,2000年的五普数据为5.3万,但2007年团省委提供的数据为260万。
但按照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还不能说明这些变化。
第三,我们目前还缺少对统计数据标准的研究,比如:
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距离、流动的时间长短、流入地是农村/镇还是城市、留守儿童的年龄标准等。
(二)关于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的研究
很多调研报告已经揭示和解释了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为采取措施帮助留守儿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本篇报告不再赘述。
这里专门讨论有关留守儿童调研报告的缺陷。
调研报告的目的是要辨别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
这些问题被概括为:
“学业失教、道德失范、生活失助、亲情失落、心理失衡、安全失保”[5]等,提出了留守儿童的学习、道德发展、心理发展、生活自理困难和安全等问题。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主要的特征是其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
大多数调研报告的假设前提是,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在上述各方面不如非留守儿童,因此需要关注并投入特殊的资源帮助留守儿童。
根据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调研报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研究者根据先入为主的观点搜集相关的事实证据。
如父母不在家,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下降,有严重心理障碍或道德滑坡等,研究者会举出一、两个或更多典型案例,说明这是“留守”给农村儿童带来的危害。
应该指出,这种结论大都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
因为:
第一,所有的观点不应该是“先入为主”的,应该从科学的定性研究、田野考察开始,发现留守给儿童带来的影响,包括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第二,科学研究应该是系统的观察而不是随意的观察或选择性的观察,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将同一条件下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状况进行比较,来发现留守儿童面临的特殊问题等,不能仅对留守儿童进行了调查,就说留守儿童有“爱撒谎”、“不喜欢学习”等缺点。
另一类调研报告试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方法,来确认留守给农村儿童带来的影响。
这类调研报告大都采用了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研报告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即均认定留守儿童的各方面状况在总体上不如非留守儿童。
比如,一项定量研究发现[6],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其具体结论是:
被调查者的学习成绩没有因为父母是否外出务工而有差异,也不因他们父母务工时间的长短而有差异。
也就是说,儿童的学习成绩与父母是否外出务工没有明显的关系。
这项研究还发现,小学低年级留守儿童在社交技能发展水平方面比非留守儿童要差,但初中留守学生在遵守纪律、胜任学习任务、情绪发展、参与集体活动以及坚持与独立等五个方面,都与非留守学生没有什么差异,在社交技能上,留守学生还要强于非留守学生等。
这种情况其实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其分析的方法之一是考察农村儿童在留守前和留守后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儿童有哪些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而不能仅仅考察留守儿童目前的状况,然后将所有问题简单地归于“留守”。
已有研究者指出,研究所呈现的儿童的问题,不仅表现在留守儿童身上,也表现在非留守儿童身上,“根据调查的结果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基本的结论:
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子女的留守状态加重了这些原先在子女身上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问题。
换句话说,儿童群体的留守状态并非形成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7]
总的来看,已有的留守儿童调查研究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大都是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研究人员未能从农村留守儿童的视角和经验出发来考察他们面临的问题。
比如,“父母不在,儿童学习成绩会下降”的前提是当父母在儿童身边时,父母会“辅导孩子功课”或“为孩子制定学习目标”,所以父母离开,孩子学习成绩才会下降。
但是在农村,有多少父母会每天辅导孩子功课以及为孩子制定学习目标,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不是可以利用的现成证据。
不能从城市父母的经验出发来设计问题,然后对农村儿童进行测量。
一些研究采用Mash(1988)编制的儿童自我概念量表或艾森克量表以及其他心理测量量表对农村儿童进行了测量。
由于农村儿童对这些心理量表的适应性没有得到应有的说明,其测量结果也值得质疑。
第二,有关留守儿童的调研缺少历史的眼光。
简单地将农村儿童面临的问题归于“留守”。
农村儿童缺少相应的教育资源和保护资源(如社会支持网络)是不争的事实,是留守以前就存在的问题,而留守增加了农村儿童的脆弱性,使原来的问题凸现出来,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三,应该注意,农村留守儿童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不同地域、不同的社区环境、父母外出时间长短、有无祖辈照顾、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留守儿童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同时,留守儿童可能与非留守儿童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比如处于青春期的农村儿童都需要生殖健康教育等。
不可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完全割裂开来,成为一个孤立群体,同时也不能将留守儿童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否则容易得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针对留守儿童的调研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对留守儿童的状况还不能准确地把握。
二支持行动模式分析
笔者分析了30个省少工委提供的100多个支持行动,可以把这些行动大致归纳成四种支持模式:
关爱模式、社会支持模式、自强模式和赋权模式。
(一)关爱模式
所谓关爱模式,即动员公众个人或集体来为留守儿童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是一种道德关怀下的社会行动。
以下行动属于关爱模式。
1.“手拉手”活动
包括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与留守儿童、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城镇儿童与留守儿童、汉族儿童与少数民族儿童、富裕地区儿童与贫困地区儿童、城市儿童与流动儿童、健康儿童与残疾儿童等之间的“手拉手”活动。
这是一个儿童帮助儿童的非常广泛的运动。
2.“大手拉小手”活动
该活动动员公众成为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新妈妈”、“爱心妈妈”、“知心哥哥”或“知心姐姐”、青年志愿者、留守儿童“爱心大使”等,通过捐赠物资、提供心理援助和学习帮助等方式支持农村留守儿童。
3.成立留守儿童爱心基金会、留守儿童奖励基金会或爱心联盟
为留守儿童提供经济补助,以援建留守少年儿童之家、留守少年儿童管理中心、农牧区小学红领巾书屋等。
如江西省的亲情家园项目,在留守儿童集中村落进行捐赠活动,以建立一个亲情书屋、一部亲情电话、一台亲情电脑、一套亲情影院、一套亲情体育器材和聘请一位亲情辅导员,一次性捐助5万元左右;亲情校园项目,即寄宿制学校,一次性捐助20万元等[8]。
4.为留守儿童提供与父母见面或联络的机会
比较典型的是开展留守少年儿童会亲活动或者资助务工农民回家过年等。
比如,湖南省团委与南航合作包机送在北京和深圳务工的300名农民回家过年[9],山东省团委组织留守儿童赶赴济南与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10],四川省团委主办“看看父母务工的地方”公益行动[11]等。
还有少数地方通过提供免费电话卡、网络视频等手段,鼓励留守儿童与其父母进行联络。
5.动员青少年志愿者帮助外出务工农民种田
如河南省开展的“你在他乡安心务工,我在家乡助收帮扶”的“三夏”助收帮扶活动。
2004~2007年间,河南省各级团组织共组建“三夏”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青年科技专家服务队35万余支,办实事20余万件,助收助种800多万亩,举办用工洽谈会50余场,培训输出务工青年近11万人[12]。
关爱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及时地满足留守儿童的即时需求,比如与父母的亲情联络、进入寄宿制学校使安全有了保障、减少了田间劳动负担等。
但若仅采用关爱模式,会有如下缺陷:
第一,关爱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活动,容易忽略留守儿童真正的需求。
第二,容易忽略留守儿童的权利议题,只将留守儿童的议题看作是社会道德的议题。
第三,仅仅将留守儿童看作是被动的受惠者和感恩者,而不是积极的行动者,有时反而会增加留守儿童的脆弱性,引发对他们的歧视。
第四,容易接受或忽略现有不平等的体制和政策,而不是积极推动其改变。
(二)社会支持模式
本文对社会支持模式的定义是:
通过动员政府、企业、社区和媒体为留守儿童提供更为长期和可靠的生存和发展资源,并力图改变政策,为留守儿童提供制度性支持。
该模式的主要做法是进行政府动员、企业动员、社区动员和媒体动员,以争取政策改善和相对固定的投资。
有的地方称之为“联动”[13]。
主要行动包括:
建立寄宿制学校;与劳动部门合作,增加农民就近就业务工的机会,做到“挣钱教子”两不误;为农村学校辅导员、留守单亲母亲等进行培训和能力建设;探讨与完善寄养和监护制度,等等。
如湖南团省委的“四个转变”[14]:
一是由群团组织推动向党政部门联动转变。
二是由注重单项维权向注重双向维权转变。
由于留守儿童的命运是与务工农民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少年儿童问题,要靠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维护务工农民合法权益,抓务工农民就业环境的优化,为务工农民子女进城入学创造宽松条件;另一方面维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抓农村教育环境的改善”。
工作重点从为留守儿童单项维权转变到为留守少年儿童与务工农民双向维权。
通过改变政策、打破户籍制度壁垒、维权服务,降低他们在城市生活与就业的成本和风险,使其可以带子女入学。
2006年,湖南有20多万进城务工人员租住了廉租房,全省城镇学校接受务工农民子女20万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100%。
三是由侧重困难帮扶向促进留守儿童全面发展转变。
四是由单纯依靠开展活动向建立社会关爱体系转变。
社会支持模式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旨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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