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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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报告
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报告
[摘要]本文将共时和历时、典型调查和综合分析相结合,回顾了青海藏族现代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综合分析了目前藏族牧区的教育教学现状和趋势,剖析了当前青海牧区藏汉双语教育面临的困难和突出问题,并从把握特色、瞄准关键、夯实基础、务实创新和突出效益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藏汉双语;双语教育;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青海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很高的省份(只有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于青海),省内百分之九十的地方是藏族自治地方。
省内有5个世居少数民族,除了回族村社多用汉语、部分地区用藏语外,其他4个民族通用本民族语言。
藏族、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农村牧区基本上没有汉语环境,中小学实行藏(蒙)汉双语教育。
土族和撒拉族分布在农村,有语言而无文字,部分地区尚需用本民族语言辅助教学。
青海也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以牧为主、农牧相兼,形成了城乡、农牧交叉发展的城镇、农村和牧区三元结构。
全省有38个县,其中牧区县24个(14个为青南纯牧区县),有180个乡镇、1,134个村(牧)委会,分布在5个藏族自治州和1个蒙藏自治州,主要属于青南和环湖两种自然类型区。
另外,省内部分农业县市也分布着牧业乡镇,如黄南州尖扎县尖扎滩乡、海南州贵德县常牧乡、海北州门源县皇城乡、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海东地区互助县巴扎藏族乡、循化县刚察藏族乡,西宁市湟源县日月藏族乡等。
这些牧区,所使用的语言完全是民族语言,是典型的单一语言使用区。
这是研究牧区双语教育的语言环境和文化基础。
这与部分城镇和散杂居地区使用双语,形成双语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是完全有别的。
可以看出,青海的牧区涉及纯牧业区、牧区县、半农半牧区、部分农业县域内的局部牧区这4种类型。
青海的城镇、农村和牧区三元结构以及牧区自身的这些不同类型,构成了青海牧区教育的客观现实基础。
而牧区语言生活、语言环境、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差异性,是推广双语教育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牧区选择教育模式、教学模式和新一代培养模式的基础。
从语言生活和文化传统的社会基础看,牧区城镇的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程度深,双语化水平高,双语教育推广的前提基本成熟(除生态移民、定居牧民等);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县的局部牧区,社会发育程度高于纯牧区,双语教育推广有一定的外围支撑和环境条件;而牧区县尤其是纯牧区,民族构成、生活方式、语言使用和文化传统等具有单一性特点(如玉树州治多县全县97.8%的人口是藏族,共29,397人,而汉族和其他民族只有655人,且多在城镇),基本上是藏族,人们说藏语、信佛教、过游牧生活,双语教育推广的难度相对较大。
研究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务必要基于这些社会基础和环境前提。
一、青海牧区双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总体趋势
青海的现代学校教育经历了100年,起步晚,困难多,发展慢,尤其是牧区教育特殊、复杂,而双语教育则是青海教育的重点和难点。
青海的双语教育既是个体问题,也是群体问题,既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也要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可以说,现阶段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发展问题,是关系到青海藏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对一个多民族聚居、藏族分布广泛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回顾这百年青海的教育发展历程,青海初步摸索出了一条群众认可、效益明显、符合实际、具有地方特点的双语教育之路。
这个过程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
传统的寺院教育阶段。
从历史上看,基于藏区传统的寺院教育,以大小五明和五部大论为主要教学内容,以藏语为教学语言,同时教授其他民族语言(主要是梵文,不少高僧也通汉语、蒙古语和满语),历史较为悠久。
应当说寺院教育造就了传统意义上的藏区文明。
第二阶段:
学校双语教育起步阶段。
1910年(宣统二年),青海蒙藩学堂建立,青海藏族、蒙古族现代学校教育正式起步。
民国时期学校教育有所加强,主要集中在西宁市周边地区和玉树结古镇。
藏汉双语教育初见成效,但学校和学生数量有限,且要求学生入学须取汉语名子(叫“官名”)。
现代学校的建立,彻底改变了青海历史上寺院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突破了以五明文化为主导的课程传统。
但此阶段寺院教育依然持续发展。
第三阶段:
双语教育曲折发展阶段。
青海解放后,各地陆续建立马背学校、帐房学校、村社小学等,牧区教育正式起步,学校教育得到发展,并从1950年起编译出版部分汉文藏文双语对照初小课本,重点培养民族干部,服务藏区建政。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青海建立寄宿制学校,探索建立适合藏区、牧区特色的办学路子。
而文革期间,青海则基本禁止民族语文教学。
后重新落实政策,并在高校设立民族部、民族班和预科,加强双语教育,还以各州民族师范为基地,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双语人才。
第四阶段:
双语教育探索改进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起,青海藏汉双语教育长足发展,探索建立了适合不同区域、不同语言人群的两类双语教学模式,逐步建立了一支具有藏语汉语两种语言教学能力的规模化师资队伍,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各课程民族文字教材体系和从小学、中学到高校的双语教育体系。
当前,青海的藏区教育整体上呈现为普通教育(城镇中不设民族语课的汉语学校教育)、双语教育(分为两类模式的藏[蒙]语汉语双语学校教育)和寺院教育三者并行或交叉发展的格局。
截至2010年,全省藏语汉语双语学校582所(其中小学510所、中学69所),双语教师8,391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0%),在校双语生194,521人(其中小学137,540人、中学55,813人)。
民族高考生由2001年的6,058人增加到2009年的11,356人。
[3]省内3所高校和部分职业学校设有一部分双语理科专业,培养藏区急需的双语人才,主要是培养教师、医务人员、基层干部、草原生态和畜牧兽医人才、技能型人才等。
与以往相比,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呈现出以几个主要趋势:
第一,投入逐年增加。
青海虽然财政困难,但逐年增加民族教育经费,2009年达10.92亿元,比2001年增加7.4亿元。
全面落实“两免一补”政策,且寄宿生年均补助达1,200~1,500元,尽一切努力,完成“两基”任务,其中,2010年海南州同德县,黄南州泽库县,果洛州班玛县、甘德县、达日县,玉树州杂多县、治多县、囊谦县、曲麻莱县等9个县完成了“两基”任务。
这些对普及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巩固教育成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质量大幅提高。
双语教学体系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农牧区教育普及率、儿童入学率、升学率不断提高。
截至2010年10月,共有38个县(市、区)实现“两基”,人口覆盖率达94%(藏区为81.8%),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96%,全省义务教育进入了全面普及的历史新阶段。
“民考民”本科录取分数线由2001年的200分,提高到2009年的312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17%,高于全国1.97个百分点,并建有若干个硕士点、博士点,开启了青海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历程。
第三、模式趋于定型。
经不断研究、反复实践、长期总结,藏区双语教学从自发多样,逐步规范化、体系化,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步确立了两类基本教学模式,采用不同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等,各地及各学校根据当地群众意愿、当地语言环境、学生语言习惯和能力等,自由选择。
两类基本教学模式为:
在以使用民族语为主的农牧区,以藏语为教学语言,单设汉语课程(称“一类模式”);在东部散杂居地区以及其他汉语环境较好的学校,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单设藏语课程(称“二类模式”)。
也有一些学校,根据师资,部分课程用汉语教学、部分课程用藏语教学。
第四,规模得到优化。
从解放初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牧区办学形式经历了从分散到相对集中,再到规模办学的发展过程。
从2000年起调整学校布局,全省中小学由3,887所调减到2007年的3,222所。
从2008年起加大调整力度,当年调减175所,2009年调减551所,为2,496所。
第五,寄宿制基本普及。
作为适合农牧区的特色办学形式,寄宿制学校从上世纪60年代诞生起,逐步在农村牧区得到普及。
截至2009年底,在全省农村牧区69所完全中学、13所高级中学、300所初级中学(含九年一贯制,下同)、1,978所小学(另有302个农牧区教学点)中,实行寄宿制的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68所、初级中学197所、小学424所,基本遍及全省所有牧区。
第六,教材形成体系。
从1982年以来,省上加大各课程教材编译出版力度,编译出版了基础教育阶段民族学校三套不同版本的双语教科书、教参、教辅材料,推出各类教材及用书近1,600个品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基础教育双语教材体系。
供全国藏区学校选用的藏文教材涵盖18种课程,品种达623种,青海每年的使用量已接近400万册,使用学校包括全国藏区的3,000多所民族中小学,受益学生达82万之多,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目前可供选用的各课程藏文编译教材有中小学的509个品种,基本实现了与课程配套、同步供书的目标(教辅材料、学生练习、课外读物等尚不能满足需要),基本做到基础教育阶段“配套建设、同步供书、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正在逐步编译完善学前教材、高校相关专业教材。
尤其是近五年,青海编译藏文教材240种3,274.78万字,包括课本、教师教学用书、同步练习册、假期作业、实验报告等,品种齐全,质量不断提高。
第七,普遍加强汉语教学。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广大牧区开始推广汉语教学。
2000年前后,编写、采用适合藏区学生、符合第二语言教学要求的汉语教材,汉语课由小学三年级提前到一年级,课时由原来的每周四五个课时增至六至八个课时。
同中考、高考挂钩,推行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即MHK),2008年参加汉语水平三级考试的有2,857人,参加二级考试的有4,006人,参考人数逐年增加。
并通过采用《汉语会话》录音教材、双语版《汉字宫》视频教材,开设汉语会话课等形式,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
现已确定学前两年藏语汉语双语教育计划,正制订方案,落实措施。
第八,招考逐步完善。
高考、中考分别从2003年、2005年开始,针对双语学生提供非语言类各课程的藏汉文对照试卷,允许学生用任何一种文字答卷。
在2007年高考中使用藏汉文对照试卷的考生2,237人,占藏族考生的40.9%。
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312分,比2000年提高了112分。
建立实施了双语会考制度。
第九,双语学校及学生总量趋于减少。
随着“两基”攻坚和教育普及,全省在校生人数虽然从2000年的72.94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85.59万人,净增12.65万人,主要是牧区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入学率迅速提高,但是,由于青海的城镇化速度加快、学校布局调整和学生自发转移等,不论是实行双语教学的学校,还是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总体上都趋于减少,如2010年,双语学校比上年度减少195所,双语小学生比上年度减少6,038人。
二、青海牧区双语教育面临的困难和突出问题
青海民族教育的关键是农牧区教育,难点是双语教育。
制约青海民族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双语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教育效益和学校布局,民族教育表现出“三差”——质量差、条件差、效益差,不均衡、大差距、无出路三个问题突出。
(一)教师问题是制约牧区双语教育的瓶颈。
教育,关键在教师。
这几年,农村师资紧缺的问题得到普遍重视,通过实施农村教师特岗计划等措施,问题开始逐步缓解。
但民族地区尤其牧区的双语教育,教师问题最为迫切和关键,也是长期受地方财力、编制等影响而得不到解决的难点。
不少地区的学校建得宽敞明亮,却缺乏数量足够、质量过硬的师资,群众描述为“有个好厨房,但缺好厨师、好饭菜”。
问题主要包括:
1.教师数量严重不足。
全省各地尤其是牧区普遍缺少双语教师。
据统计,全省目前教师缺编7200多人。
实际需求可能还大于这个数字,如玉树州各县若要“两基”标准,教师缺编3411人以上,有些小学的师生比1∶60,杂多县师生比为1∶44,全国罕见。
教师不足,导致大班现象普遍(玉树州最多的班有127名学生)。
条件最好的牧区双语学校之一海北州西海寄校,按师生比标准,仅双语教师就缺编34人。
2.教师队伍结构不平衡。
在教师结构上,汉语文、藏语文和数学教师为多,有关部门普查的66所民族中小学的427名专任教师中,315名为文科教师,只有157名是理科教师,且掌握两种语言的只有41人,仅为教师总数的26.1%。
音体美等课程的双语教师寥寥无几,多数学校根本没有英语和信息技术“双语”教师,“发课本、不上课”,远离现代教育;不少学校甚至缺藏文教师(如共和县在学校布局调整后藏文教师缺编104人)。
一些课完全不上或只在部分年级上,学生从牧区转学到城镇,或从州县转学到省会,学习就无法衔接,不到高中就陆续辍学、弃学或被淘汰。
一些学校视师资增减课程,因此各地各校课程不同步,牧区学生因统一考试升学而吃亏。
3.教师的专业和双语能力差。
2000年,各州民族师范统一撤销(玉树保留有大专部)、有的甚至改为中学,之后中小学师资来源“去专业化”而趋于多样化。
于是,有的人把教师当成求职谋生之道,考教师资格上岗聘用,却连师范专业基础知识都不具备,甚至不会备课;一大部分教师没有“双语”能力,一部分汉族教师根本不懂藏语,而另一部分藏族教师汉语水平差,在教学实践中难以应用双语(不管是教学语言还是辅助教学语言)开发学生智力,影响学生便捷、有效地接受知识。
据专业部门调查,全省藏族中小学8,752名教师(其中专任6,510名),兼通两种语文仅占40%(主要是不懂藏语)。
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民族中学共有56名教职工,只有35名专任教师,其中能用藏语汉语进行双语教学的只有5名。
学校布局调整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中学169名专任教师中,除9名藏语教师,兼通双语的教师只有45名,仅为30%左右。
在散杂居地区更为严重,如化隆县雄先藏族乡14个行政村的7所学校,严重缺乏藏语教师,很多学校没有开设藏语文课,其中中心小学14个班级只有2名藏语教师。
在海东的华锐、卓仓和西宁的滚本、东科尔、赛科等藏族部族聚居区,情况更为严重。
4.教师培训严重滞后。
有的地方没有培训资金,有的学校教师不足而派不出任课教师,多数牧区教师上岗十几年,没有接受过一次培训,专业知识有限,教学观念陈旧、僵化,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方法刻板、雷同,对新教材理解不深,教学辅助参考奇缺,影响教学效益。
5.教师待遇差,队伍极不稳定:
牧区人口总量小,教师评定职称相应较难,名额受限,不少县没有一个特级教师,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上进心;牧区学校条件艰苦,生活单一,与现代社会几乎隔绝。
除了少数责任心强、觉悟高的,有些教师则得过且过,耽误学生,家长意见纷纷。
玉树职业学校承担青海民大大专班授课任务,老教师、老专家、研究生不少,教师职称却套用中学系列,没有一个正教授,加上条件差、环境恶劣,骨干教师难以留住。
在玉树全州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仅占9%。
6.合格汉语教师严重缺乏。
根据藏区实际,国家组织人力为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校编写汉语教材,实行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等,富有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
但全省无一所高校设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专业,牧区学校缺乏汉语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教师也几乎没有接受过汉语教学培训,基本上不掌握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特殊性、规律性,“懂汉语教汉语”,“汉语好教汉语”,或“汉族教汉语、藏族带双语”的现象司空见惯。
这导致牧区学生不论接受哪种模式的双语教育,汉语水平都很差。
有的学校把学生汉语能力低下的原因,归结到非语言类课程的教学语言上,不考虑汉语教师、汉语教学、学生汉语能力培养等问题。
除了共和县民族中学曾开展过如何面向藏族学生教好汉语的观摩课外,调研组实地调研的学校的教师中,没有一名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合格的教师专业毕业生,小学管理层和教学层都基本上不懂“汉语教师”专业和(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区别。
7.教师对自身的要求不高。
学校内部的教师管理制度不健全,奖惩不明。
学校忙于应付琐碎事情,教师管理松散,得过且过,导致中小学教师责任心不强,应付教学。
有的教师教书几十年没有备课教案,更不用现代多媒体手段等。
8.对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缺乏科学理解和正确认识。
语言学界、教育学界普遍认为“双语教学”和“双语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双语教育”是指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实行的运用少数民族语言和主体民族语言这两种语言的教育,它涉及整个教育这个大系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教材改革、学制、升学、就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目前,多数藏语汉语双语学校已经跨入藏汉英三语教育阶段。
“双语教学”则是指在语言课以外的其他各门非语言类课程的教学中,将两种语文充分结合起来,分别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和辅助教学语言的教学形式,它是教学语言方面的问题。
而在青海多数地区和学校,对这些专业概念至今不能严格区分,甚至存在把双语教学与汉语教学相混淆、把一般民族学校与双语学校相混淆、把语言类课程的作用和非语言类教学用语的作用相混淆等怪现象,背离教育科学规律,影响了学校设置、办学形式和农牧民子女的升学就业。
(二)办学模式影响双语教学的质量
以前,青海省设置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小而全”牧区办学格局,学校规模偏小、办学成本高、办学效益低、教学质量差,教育资源浪费严重。
2007年的青海校均规模,小学195人,初中244人,高中762人,同期西部分别为341人、939人、1,408人。
2008年,农村牧区在校生小足50人的小学和教学点1037所。
其中海南州,在校学生50人以下的中小学116所,51人到100人的89所,分别占该州学校总数的31.18%和23.92%。
仅贵南县就有村级小学64所,在校学生50人以下的34所,51人到100人的11所。
学校布局调整成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环节。
为此这两年投入很大,2010年青海决定筹措76亿元,利用三年时间完成学校布局调整和校舍安全工程建设。
但这也引发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1.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教学和日常管理却难以到位。
2006年以后,全省加快学校布局调整,农牧区学校从分散、小规模,迅速向集中、超规模转型,学校学生多上千人,如西海寄校的小学生达1,140人,共和县民族中学的初中生达2,341人,海南州第一民族高中的高中生达2,637人。
共和县调整后的13所双语中小学,平均每校约820人,每班约52人。
门源县寄校按调整计划,将扩建为有2,947名小学生的学校,其中仅寄宿生就将达2,564人。
学校规模猛扩,但教学、食宿、安全、卫生等方面管理经验不足,管理能力、方法等难以跟进,造成新的矛盾和困难。
教师们反映:
“以前是教师,现在是保姆、陪护、管理员、保安。
”各地至今无学校的规模、班次和学生人数等方面的规定,没有适合学校管理、教学水平和能力的办学标准。
2.学校不断集中,难以适应牧区生产生活方式。
农牧区人口总量小,产业结构单一,生活方式简单,人们居住分散,且山大沟深,成为学校布局调整的客观基础。
学校布局调整一刀切,“州办高中、县办初中、乡办小学、村办学前班”,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过早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离开出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家庭教育、村落社会教育和本土文化隔绝了,缺乏父母家人的感情和亲情教育,在学习、思想、言行、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不适,厌学、辍学成为常见现象,这不利于普及教育、巩固成果。
为了保证孩子“上好学”,部分牧区老人进城陪读,成年人放牧谋生,一方面学生隔代教育、放任自流、娇生惯养,另一方面家庭生产生活负担增加,产生所谓的“返盲返贫”现象。
海西州都兰县教育资源整合,三个乡的蒙古族小学和热水、沟里两乡4~6年级藏族学生撤并到县民族中学,导致了学生辍学率明显提高、民族学校在校生人数开始减少的直接后果。
3.各类学校随意合并,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难以到位。
有的民族学校、双语学校与普通学校合并,合并后学校规模扩大,班级增多,生源结构复杂,学校管理单一化、成本降低,但各类班级的教学要求、教学进度、课程设置都有所不同,教案备课、考试督导等要求不同,或者学校对某些课程的偏爱、照顾各不相同,一校内部难以协调处理这些问题,教学质量难以提升。
同时,由于双语教学模式、教材用语、教师能力等不同,不同模式间的学生差距拉大,影响分班、教学和家长评价。
如都兰县民族中学藏族、蒙古族在校生1,478人,基本上都是牧民子女,蒙文班实行“一类模式”(蒙古语为教学语言),藏文班实行“二类模式”(汉语为教学语言),而蒙文班教学效果和升学率一直优先(2009年报考大学的蒙古族学生90人、藏族学生15人,其中上线蒙古族学生50人、藏族学生6人),藏文班则进步缓慢,年级越高,人数越少。
4.缺乏科学的评估指标系统,学校布局调整和双语教学的政策存在随意性。
根据全省规划,到2012年,全省中小学将从2009年的2,545所调减到1,127所,[4]调减率为54%。
而这些调整,是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和领导讲话来确定的,只要县教育局、乡村干部群众同意,学校就被纳人调整规划,各地几乎没有严密的、专业化的、科学的考察、论证和评审程序,工作随意性比较强,甚至对农牧文化背景、生产生活习俗等差异,民族乡村的特殊教育需求等未作考虑。
一些民族学校、民族乡村的合法权益和合理需求被忽略,如海北州计划通过学校布局调整,将2009年的193所中小学调减至39所,调减率高达80%,而调整后,全州11个乡将不存在小学,其中包括海晏县哈勒景和门源县皇城2个蒙古族乡(即海北州仅有的2个蒙古族乡将不再拥有1所小学)。
同时,调整中,不同类别学校的合并、管理制度、教师配置、双语师资准人、多语种教学特殊设备和辅助条件、班额标准、学生双语能力测试及其分班、双语课程和环境创设等方面,普遍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调整可行与否、科学合理与否,皆以行政部门和投资部门的意愿为依据。
5.用行政手段随意转换教学模式,影响了教学衔接。
有些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既不注重教育环境、教学条件以及学生语言经历和能力的差别,也不尊重现有师资队伍的能力和实际,通过行政手段改变教学模式,影响了教学衔接。
如海南州共和县民族中学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寄宿制民族中学,原有在校生650人,初中每个年级各2个班,高中每个年级各3个班,生源主要来自5个牧业乡、4个农业乡及县城。
其非语言类课程使用汉语授课,单设藏文课,造成来自牧业乡小学,原本接受藏语教学的学生根本不能适应课堂用语,成绩直线下降,个别学生被迫辍学的后果。
这也导致了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现代人才脱离本民族发展需求的问题。
一类模式学生汉语水平偏低,“民考民”升学专业面窄,就业渠道狭窄;二类模式地区的学校民族语文水平低,教学质量又竞争不过周边普通学校,升学录取比例逐年下降。
(三)牧区双语教育整体发展滞后,一些问题带有特殊性
牧区双语教育,除了教育基础设施薄弱、办学条件差、教育资源分配遭受不公、发展不均衡等外,还在资金、发展速度、地方参与度以及政治影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突出问题。
1.资金短缺,教学设施严重不足。
随着“两基”攻坚,青海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新增7.26万人,约需128万平方米校舍,加上学校布局调整,综合实施“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需建设面积233万平方米,共需投资59亿元。
全省校舍危房面积大,仅牧区就有23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青南六县。
多数寄宿制学校没有洗澡设备,卫生条件差,容易传染疾病,家长不放心。
牧区基本没有教师周转房,教师生活难、不方便,子女上学难等难以解决,教学受到影响。
寄宿制学校教师周转房人均35平方米,共需50万平方米,总共需投资9.96亿元。
中小学“三室”建设严重滞后,仪器设备普遍缺乏,全省实验仪器达标比例,小学的自然为19.25%,初中的理科为16.01%,牧区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另外,全省双语教育信息化工程缺口资金7.4亿元,等等。
果洛州2005年在校生1.5万人,“两基”普及后今年达3.1万人,但各项经费尤其是校舍等没有增加,增加了学校的困难和家长的负担。
2.双语学生“民考民”升学渠道狭窄,就业门路不宽,自身适应性不强。
随着牧区教育发展,“民考民”考生人数逐年增加,但招生计划总盘子中“民考民”招生计划数量有限。
与普通考生相比,“民考民”考生上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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