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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齐泽克奇迹确实会发生全球化与政治
(齐泽克)奇迹确实会发生:
全球化与政治
格林·戴里:
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你一直关心的问题就是,瓦解西方注视(gaze)、打破西方把东欧看作是异常他者的虚构观念,破除对这个虚构着迷的符咒。
这是不是你根据拉康穿越幻想的概念而有意采用的策略呢?
齐泽克:
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尽管让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相互着迷:
这就是幻想的结构。
对拉康而言,幻想的物体不仅仅是你看到的最终那样东西,而是注视本身。
让西方着迷的不是真正民主的爆发,而是东方对西方的注视。
西方的想法就是,尽管我们知道我们的民主是腐败的,我们也不再对民主抱有激情,但外面仍然有人在朝我们这边看,羡慕我们,并且也想变成我们这样;尽管我们不再信任我们自己,但外面有其他的人仍然相信我们。
真正使西方的政治阶级,甚至广大民众着迷的是东方对西方这种入迷的注视。
这就是幻想的结构:
注视本身。
不仅西方被东方强烈地吸引,东方也为西方着迷。
所以,我们就有了双重含义。
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电影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Kusturica)是这方面的一个有趣人物,他的影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完美例子,展示了对某个所谓的真正的,还没有缺乏生气的制度的迷恋实际上是已经在西方注视之下进行的迷恋。
我的观点是,库斯图里卡表现的某种原始的、前现代的、自然的巴尔干史诗是虚假的。
我之所以批评他并非是因为他扮演了一个原始人,或者因为太巴尔干化了,而是他的巴尔干史诗是从西方注视的角度来拍摄的,他已经深陷在这种注视之下。
幻想的最终物体就是注视本身,我认为不仅政治是如此,在性方面也是一样。
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色情描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心理分析中一个有争议的答案就是,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作为性的性总是色情的。
说它是色情的,是因为甚至当我和我的情人或情人们在一起时
——这里我强调情人的复数是因为我不想被批判成是两份逻辑——我总是想象有第三者的注视;我是为其他人而做这件事情的。
你也许会说会有一种羞耻之心存在,但你在进行性行为时,你总是会有一种幻想或者恐惧,这在其他人的眼里是什么样子。
甚至在我们进行最亲密的举动时,我们也总是为一种潜在的虚拟注视而行动。
所以,那种认为有其他人一直在注视我的想法已经进入性行为的本质之中。
幻想关注的不是如何观察别人进行性行为,而是别人会如何观察我在进行性行为。
幻想最基本的结构就是,当我再性交时,我幻想有某个人在观察我。
格林·戴里:
在注视这个问题上,你让大家注意,当代文化本身是如何通过某种被感觉到的受害范式,或者受害学,来投射自己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齐泽克:
尽管我对困难非常尊重,也认为受害的成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中立的事实。
受害这种意识形态贯穿在知识和政治当中,甚至为了让你的工作有一些道德权威,你就必须把自己表现为受害者,或证明自己是受害人。
持这种逻辑的哲学家理查·罗蒂(RichardRorty)为人类下了一个定义,即人类就是能够忍受痛苦的人,并且因为我们是符号的动物,我们还能够讲述这种痛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罗蒂给了我们一个和我们的后现代困境一样的等同物:
我们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而我们的基本权利就变成了如赫米
·巴布(HomhiBhaba)所讲的讲述的权利;讲述你的故事的权利;系统地陈述你特有的困难的经历。
这是你能够做的最真实的姿态了。
格林·戴里:
但同时这种多元陈述难道没有为社会权利的扩大做出贡献吗?
齐泽克:
问题是,这种多元陈述的出发点不是陈述真理的权利(我用列宁主义者的词语来表示),而是陈述的权利。
这种道德的最终维度就是建构一个空间,在其中,每个人或团体都有权利讲述他们的个故事,他们对事件的说法。
所以,真理的范围在这里就被终止了。
我想再一次说的是,社会权利的全部想法就是提出某个容忍的网络。
比如彼得·辛格是一个极端功利主义者、哲学家,他声称,如果你盯着类人猿的眼睛看,你会看到它也在受苦。
他类似的结论就是,让我们成为道德主体的不是人的理智、尊严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是痛苦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问,那么为什么人类要比动物更优越呢?
其实辛格的真正立场是(阿兰·巴迪乌在一次谈话中和我讲到的),当今人权——自由容忍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空间可以构想他或她的幻想——的隐含模式就是动物的权利。
难道现在为同性恋者、种族、边缘群体等争取权利的斗争的隐含逻辑不就是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濒于灭绝的物种吗?
当然,现在你可以问,那有什么不对吗?
我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只有直接被环境所影响的人才能够讲述他们苦难的真正故事——
比如说只有一个黑人女同性恋才能真正知道和讲述黑人女同性恋是什么感受。
但是,我记得德勒兹在什么地方讲过,用个人的经历作为道德论点总是会以一种反动立场结尾。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纳粹分子的主要借口就是:
是,你们是可以用这些泛泛之词来谴责我们,但你们能想象到在30年代,是一个德国人就意味着什么吗?
所以,和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对比,我认为,第一个姿态就是要捍卫真理的概念:
普遍真理不是指一些抽象的普遍性或永恒的形而上学真理,而只是某个情境下的真理。
当我们处在某个特定的格局当中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并不是所有的立场都是相同的,有同样的价值。
当然,这方面我们接受像巴迪乌和洪席耶(Ranciére)的政治哲学,他们把真理的概念和某个被排除在外的立场联系在一起。
格林·戴里:
那么认为某个特定的团体中包含有普遍真理的观点会不会产生某种紧张状态(甚至是危险)?
齐泽克:
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化的观点。
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某个形而上学的真理,二十一个情境中的普遍真理。
但是,如果在一个广泛的问题中排除某个特定团体,那么你就只能获得有关这个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蒸馏过的说法。
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普遍的观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遗产中的一部分。
并不是我们把特别的、部分的经历中的特定歪曲取消掉以后,就可以获得中立的角度,于是就可以达到普遍真理。
对我来说,偶便真理和支持部分立场不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还互相决定。
当你参与到某个特定的社会之中时,要想形成有关这个社会的真相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从某个极端的部分立场来观察。
例如,在
20世纪30年代末,犹太人肯定是德国中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立场是部分的,不完全的立场。
但你不能简单地说,纳粹讲了一个真相,而犹太人则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
你不能说纳粹的唯一罪恶就是他压迫了另外一种真相;这种谴责还不够强烈。
这里的重点是,犹太人才处于一种能够讲述整个事件真相的立场中。
为了知道纳粹德国当时的本质,你就不应该把所有的话语平等对待;你应该用被排挤的、受害人的话语来确定。
格林·戴里:
那么你的论点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受害者学”的话语企图掩盖受害的本质结构吗?
齐泽克:
普遍受害的概念并不是简单的、概括意义上的受害,我认为,分清普遍的两个层面绝对是必要的。
一方面,我们社会里有中上阶级的受害话语,这是一种自恋逻辑,任何他人所做的事情都有可能对你是个威胁。
这也就是骚扰的逻辑:
我们始终都是言语骚扰、性骚扰、暴力、吸烟、肥胖等等的潜在受害者,受到永恒的威胁,这是我们经历的一部分。
其次,我们还看见第三世界的灾难——甚至还有无家可归的人和被排斥的人。
但却有一种无形的距离在其中。
他们也是受害者,但他们受害的方式总是被我们描述成有额外的一面,使他人无法变成积极的主体——即我们应该参与到人道主义行动中。
例如,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灾难的基本方式都是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的:
这些事情没有在“这里”发生,或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所以,“受害者学”的真相就是这种分裂。
如果生成这些中上阶级的受害者学,如性骚扰、极端的种族歧视语言等等,可以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非人的痛苦相提并论,我认为是极丢脸的一件事情。
通过保持这种距离,占主导地位的受害者学话语实际上是在防止和第三世界的受害者达成真正的团结。
我发现当前文化研究的日程也存在这种问题。
说得刻薄一点,如果你要是阅读这些文化研究课本,你会觉得性骚扰、对同性恋的憎恶等是当代的大问题。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美国中上层阶级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冒险打破现代的紧急,清楚地说明任何这类的斗争,如反对骚扰、赞成多元文化注意、同性恋解放、文化宽容等等,都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被胁迫而接受这些中上阶级受害内容的斗争,把它们作为我们政治斗争的领域。
即使我们被人批评为种族歧视者、沙文主义者,也要接受这种挑战,打破禁忌。
格林·戴里:
那你这种论点就和那些要求重建左派,联合那些疏远团体的作家和活动者意见不一了。
而他们这些主张也许正是左派自己政治身份不明的原因。
你是如何评价有关重建左派这种观点的?
齐泽克:
首先,我不能接受现代左派所谓的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个性斗争:
同性恋者的权利、少数民族的需求、宽容政治、反对父权制的运动等等。
我现在越来越确定这些都是中上层阶级的现象,不是左派奋斗的目标。
为了避免误解,我并不是反对像多元文化主义这种东西;我反对的是认为它是我们现在的主要奋斗目标这一观点。
左派政治的第二种形式——这也是我反对的——是和巴迪乌以及拉克劳和墨菲的某个说法相关的
“纯粹政治”。
尽管巴迪乌(也包括巴里巴)阐述的是一种纯粹的解放政治。
尽管他坚持说自己属于马克思一派,但基本上他的作品中是用不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评判的。
我认为巴迪乌实际上属于雅各宾派:
法国革命传统中最后一个幸存的雅各宾成员。
他强调的是纯粹的平等主义民主逻辑。
尽管他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家,但在经济方面却没有任何特定的政治要求。
相反,他只是要求无条件的更多平等,也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倡导的自由和平等概念。
我会说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计划以及他们市场改变的反对新自由霸权的观点,也属于这种法国的雅各宾注意。
尽管法国雅各宾主义要求纯粹激进政治的观点和现代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相悖的,但他们之间有共同点:
都没有把经济作为斗争的根本领域。
当然,除了这两种政治方向,我们还有经典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
我认为他代表着一种悲剧式的立场,因为他总是迷信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团体。
当我和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朋友交谈时,他们有关动乱的所有幻想,从波兰的团结当到共产主义的解体,甚至最近米洛舍维奇的倒台,都在讲着同样一个故事:
真正的把这些腐败的、退化的共产主义政权推倒的是工人——工人罢工、工人运动等等、所以,他们继续的故事就是,当时总是有真正工人革命的机会的,只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政党领导,所以工人运动或者是被民族主义者利用,或者是被新资本家或美国情报局代表所利用。
有时候,这种说法当中却是存在真理的成分。
比如,在团结党的早期动员中,起先是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和取消私有财产的。
但我以为,认为在以上的动乱中,社会主义者错失了革命的机会的这种观点是一种深深的错觉。
它不是用这种方式运转的。
格林·戴里:
当然,有一种“官方”话语说当代的左派是第三条路政治。
你是怎样看待这种话语的发展的?
齐泽克:
当然,我是极力反对第三条路政治的,但我还是认为它是四种政治方向中最诚实的一个。
因为,至少第三条路意识形态诚实地参与竞争。
他们共开地说,资本主义是城镇唯一的行业,所以,在保持某种程度的平等、社会权利以及其他的基础上,应该参与全球资本主义。
我怀疑甚至第三条路都会实现他的诺言,但我认为,随着现在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Berlusconi)和奥地利的海德尔(Haider)的出现,你也可以拥有和第三条路一样的政治,但却和一些新法西斯主义以及更多的简单民族主义者的概念相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境下,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一方面既可以得到倡导福利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补充,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新型的道德多数和民族封闭中得到增补。
这两个方面都和全球资本主义并存。
我认为,这就是左派和右派重建的方式。
我发现第三条路者另一个诚实的一面是,至少他们公开了自己的打算。
他们并没有虚张声势地依靠一些左派的盲目崇拜者的概念吓唬别人,也不像一些多元文化主义者那样依靠一些空洞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所有这四种立场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或者支持资本主义,或者是不把它当作是一个中心问题而加以忽略。
格林·戴里:
你论证了左派政治应该回归到经济维度,但你所说的经济的确切的意思是什么?
齐泽克:
我说的经济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必须要为工人争取该得的那一份利益。
我是指更根本一些的东西。
尽管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很多批评,但我觉得乔治·卢卡奇(GeorgeLukacs)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经济并不简单的是所有社会领域中的一种现象这种观点比任何时候都更反映了当今的真实情况。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对商品的盲目崇拜等评论的基本关电视,经济占有某种元先验的社会地位,为那些在第一层面看上去与经济无关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生成的母体。
例如,我们可以谈到抽象概念的物体化、文化和政治的商品化等。
在形式这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普遍的范围。
所以,我感兴趣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结构维度是如何进行的,者不只是所有领域中的一个。
所以,我再次重申,我不同意后现代的那些符咒:
显示性别、种族斗争、性别之类,然后是阶级。
阶级不是这个系列当中的一元,不是和它们有同等的地位。
我们应该把阶级解读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
格林·戴里:
你坚持强调阶级的重要性,但把阶级看作是一种联合力量的观点受到了各方的猛烈批判。
你仍然把工人阶级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吗?
齐泽克:
这个可以说也是也不是。
对我来说问题是,在当代什么才算是工人阶级?
我认为,我们当然应该摒弃任何把工人阶级置于中心地位的迷信。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抛弃认为工人阶级正在消失,再谈论工人阶级是毫无意义的后现代主义观点。
两种观念都是错误的。
当今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失业人员的日益增长的结构角色。
很明显,在当代资本主义新逻辑下,拥有一份终身不变的工作越来越不现实,趋势就是每隔两三年就会换一份工作。
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理论家就把这种现象夸赞为一种新解放,因为你不再拥有一个固定的身份了:
或者用时髦一点的话说,你有了
“组合主体性”(portfoliosubjectivity)。
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把对永远不能确定你是不是有一份工作的恐惧说成是新自由:
你不会被固定成一种身份,你必须每两到三年就要重新发明一次自己。
所以,这个失业的阶层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剩余,而是已经刻入到结构当中。
工人阶级分化成两部分,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
传统工人阶级概念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分化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对此有两种立场。
一种观点就是简单地认为,对!
体力劳动正在日渐消失,但对于那些在服务行业工作、从事又苦又脏的工作的移民以及印度尼西亚重工厂里那些千百万的人来说,体力劳动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的社会就得依靠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中的体力劳动者。
与此相反的是,一些手法敏捷的人声称,脑力劳动者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所有的计算机编程人员也同样在受到剥削等等。
不知怎么,我认为这两种立场都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把这些分裂当成是必然的加以接受。
第三种对立,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到了,就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
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一世界的资本才是真正的资本。
当然,于此相对的观点是毛泽东立场。
根据他的观点,当今的阶级斗争已经转变成所有国家之间的斗争,比如说那些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和英国之间,还有代表无产阶级的国家之间。
我反对这种观点,但我把它作为一个问题的征兆。
格林·戴里:
你的观点是,尽管你不赞成对阶级的迷信,但你还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政治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至少从它反对资本主义这个方面说是如此?
齐泽克:
我几乎是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
我坚持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的斗争有明显的区别,并不是只是要求更大的平等、文化认同、反对性别歧视等等。
我相信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扮演了中心结构的角色。
这个观点并不像在两三年前那样,听上去像是疯了,或者只是个人的偏好而已。
现在,不仅所谓的西雅图运动,还有许多其他的迹象都表明——我应该怎么说呢?
——资本主义又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持续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的蜜月期正在接近尾声。
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内格里(AntonioNegri)和哈特(MichaelHardt)的《帝国》(Empire)能够获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功。
他们指出,人们已经再一次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些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已经获得胜利的陈词滥调已经不再了。
资本主义再一次成为问题,这将是我的出发点。
我不是简单地从保护消费者运动的角度来考虑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
这还不够。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组织反对资本主义的众多阵地,我们还要做更多的。
我们要把这种抵抗转化为一个更全球化的计划——否则我们就只是再创造常规性的步骤,只能控制资本主义最坏的剩余。
格林·戴里:
这好像也是你和欧内斯特·拉克劳争论的基础——在巴特勒编辑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在书中你好像一直都在论证现存的阶级斗争已经带有了某种自由主义资本家的特性,霸权的当代逻辑已经被霸权化了;已经被装配进了资本主义程序本身之中了……
齐泽克:
是的,我同意你说的霸权本身已经被霸权化了。
从什么意义上说呢?
我认为,现在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中心的斗争,而是需要大量的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忘记,产生这些大量斗争的根源就是现代全球资本主义。
我不是遍地这些斗争的意义,我不是说它们不是真正的斗争。
我说的是从老式的阶级斗争到所有这些后现代的生态的、文化的、性别等斗争的过度是由全球资本主义导致的。
这些斗争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格林·戴里:
在你的某些文章中(例如《不稳定的主体》(TheTicklishSubject)),你指出,资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界。
然而,如果资本是真实界(其中没有东西是缺失的),那么岂不是说,对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没有政治挑战的可能性了吗?
齐泽克: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对拉康来说,真实界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是绝对永恒的,等等。
和一些人人为地相反,拉康的概念是,说真实界是不可能的,并不是意味着你对真世界始终都束手无策。
心理分析的基本允诺或希望就是,在符号的帮助下,你可以介入真实界。
拉康认为征兆(sinthome)是真实界的;符号的真世界建立了你的享乐。
这里重点是,通过符号的介入,你可以改变这些结构。
真实界并不是某种不能触及的中心点,除了用不同的词语符号对它加以符号化以外就别无他法。
不是的!
拉康的观点是你可以介入真实界。
对拉康来说,至少是晚期拉康思想而言,心理分析的根本维度不再是简单的重新象征,而是实际发生的事物。
在心理分析中,当你基本的享乐模式,也就是你作为一个主体的真实界的维度被改变以后,一个真正的改变就发生了。
所以,心理分析的真正允诺是你可以用词语做事;真实的事物可以使你改变享乐的模式等等。
那么按照同样的思路,当我说资本是真实界的时候,我的意思只是说,资本在所有可能的符号中保持一致。
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众多繁荣的文化、斗争等等,资本只是因为是中立的、无意义的基本结构才是真实界。
如果用我区别的真实的真实界、符号的真实界和想象的真实界来说,资本就是符号的真实界;一种持续存在的基本中立结构。
格林·戴里:
这自然就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它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你是如何看待这些可能性的?
齐泽克:
我认为,现在很多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甚至包括西雅图运动中的一部分,都还在指望资本的一些外在限制。
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不可能无所不包,我们会遇到某种外在的限制。
比如环境保护者总想要证明,在某一点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遇到生态限制,而这将迫使我们放弃,或至少是严肃地考虑再重新建立(用一个商业词汇来说)资本主义。
还有其他的人声称,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受到某种道德
—政治限制,这从某一点说,就是哈贝马斯的规范式立场。
简单地说,某些道德规范,如平等、自由、尊严等等,会变成我们人类身份的一部分,而这些就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限制。
一些社会心理学家甚至认为有一种心理限制,说当代资本主义,从诊疗学上说,会把人逼疯——这现在看起来并非一种可笑的立场了。
格林·戴里:
这是不是一种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曲解?
齐泽克:
事实上,他们和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分裂,严重的妄想狂,最终会爆发为一种积极的革命的精神分裂。
但我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思想,实际上非常阶级对疯狂的某种冒充的、反对精神病治疗学的颂扬。
我认为疯狂是一种令人恐怖的事情——人们在痛苦——我一直认为,去尝试确定疯狂中的解放意义的维度是错误的一件事情。
在任何情况下,心理分析学家所说的限制就是非常直接的一种限制。
例如,根据一些美国人的估计,现在至少有70%的学者和教授都在服用抗抑郁药或其他一些精神药物。
这不再是特例了,为了能够正常运转,我们已经需要靠精神药物来维持了。
所以,这就是心理的限制,我们开始变得疯狂了。
但我不同意这种存在一个外在限制的观点。
我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把灾难变成一种新型的进入。
资本主义能够把每一个限制它的发展的外在因素转变成新资本主义者投资的一个挑战。
例如,让我们假设发生了一次大型的生态危机,我认为资本主义就会把生态本身转变成一个新的市场竞争领域,像生产更环保的产品等。
格林·戴里:
就像那些偶尔发生的危机,如疯牛病和口蹄疫,使得生产有机食品的动力更加强了。
齐泽克:
是的。
尽管那些所谓的有机食品把自己描绘成是一种带有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风味的东方智慧,但很明显,它们正在逐步把自己转变成了农业市场和生产的主要部分。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唯一能够毁灭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资本本身,它必须从内部爆炸。
格林·戴里:
你有没有看到任何这种内部爆炸正在发生的迹象?
齐泽克:
我确实看到了。
甚至保守的经济学家们也意识到了这种内部爆炸的过程。
例如,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这些生物遗传学、数字经济等等的新发展并没有使私有财产的概念过时,而是把私有财产作为社会权力的自明管理者的中心地位给取消了。
我们用一些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做例子。
如果你看到最近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你就会明白,这个系统已经变得极度虚拟化,决定股票价值的已经不是预期,还已经是有关预期的预期了。
所以,我们正在接受那些极度荒谬的波动,它们使得这个系统无法再维持它们了。
并且,现在社会的权力已经日益和谁能访问信息相联系在一起,而访问信息也不再主要是通过私有财产来个uanli了。
这是很多人的观点,也是杰里米·里夫金(J.Rifkin)在《访问时代》(AgeofAccess)中提出的论点。
实际上,当今,所有权的结构非常复杂。
让我们拿现代一个典型的资本家来举例,他或她通常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但同时是被第二个人管理的对象,而第二个人也是被第三个人控制的,第三个人又需要对银行负责。
所以,权力不再是谁在这个链的最后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用数字化或生物遗传学举例,那么所谓的知识产权就变得更加荒谬了。
你知道,现在一些生物遗传学公司正在为某些人类的基因申请专利。
拿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这些公司拥有我们吗?
很明显,在这某一点上,这存在问题。
我们再看看跨国公司:
它们的一个典型惯常做法就是兼并掉一些小型但成功的公司,其明显的目的就是抑制研究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种矛盾的局面。
我们要不把它免费赠送(如网络技术),要不就出现这些公司们努力要控制我们思考的方式的疯狂局面。
格林·戴里:
有一点需要你澄清:
你的论点是不是知识产权在当代的作用正在导致某种类型的“过量”,而这种过量会产生一些更加根本的可能性?
齐泽克:
这方面的一个范例也许就是微软。
微软的Word多少已经把自己确定为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计算机语言了。
但这和正常的市场逻辑却没有丝毫关系。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在使用微软呢?
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几乎每一个黑客都可以告诉你,其他的计算机语言更好。
原因就是通讯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用微软,是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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