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洪业《史记》三讲童元方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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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荐洪业《史记》三讲童元方译
我荐|洪业:
《史记》三讲(童元方译)
沙畹曾把《史记》的前四十七篇译成法文,但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译文,而是他的研读笔记。
许多笔记的见解远超过三家旧注,可惜的是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
第一个研究司马迁生年的学者是沙畹,他研究出来的结果是西元前一四五年。
大多数后出的书的都采纳他的意见。
之后,王国维的论文出来,也是一样,说司马迁生于西元前一四五年。
王国维之后,又有许多书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简直是胡说八道。
桑原骘藏考订司马迁的生年为西元前一三五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也是我接受的一个说法。
“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皇帝始。
”大致可以解释成:
所以我记述往事,思想将来。
历述古来传统,直至吾道穷矣。
我这样解释的理由是什么呢?
司马迁的师承是《公羊春秋》。
《公羊传》中说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
看《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西狩获麟,孔子的反应是:
“吾道穷矣!
”陶唐等等,则指的是《尚书》的教诲。
换言之,我们读书人学顺天命,可是天命却常给我们带来困厄——现在已经给我带来困厄了。
途穷,是不是真的到了末路?
“至于麟止”,暗示了司马迁的途穷,但并未真的到了末路。
这就是他发愤写书的理由。
第一讲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我们大概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对《史记》的四五个重要问题,有一个粗浅的认识。
今天,我也许只能讲两个。
若能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对当时一般背景的了解,大致说来就够了。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
司马是复姓。
他的时代大约是西元前一三五至西元前九十年,你们将会发现这跟其他书上的记载并不一样。
我们现在所讲的书名是《史记》,而我们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都与汉武帝有关。
当然,我得先讲武帝(西元前一四〇至西元前八七)这个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
对初习远东文化的学生说来,在让他们知道了秦皇(西元前二四六至西元前二〇九年在位)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以后,继而,应是对汉武的认识了:
汉武帝巩固了大汉帝国,并将其势力扩张到帕米尔高原。
他是中国第一个处理东西关系的皇帝。
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始于汉武帝。
我记得哈佛三百周年校庆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客绕校一周仪式。
因为安排绕校一周时各校代表出场先后的次序,而发生了问题。
当时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
他们翻检过去的记录,要找出究竟哪个大学创立的比较早,则由那个大学的代表领先出场。
燕大号称他们是在一八八九年,为纽约州所特许成立的;而北大则创立于民国肇始(一九一二)以后。
如此说来,燕京自然较早,所以胡先生必须在吴先生之后出场。
其实。
胡先生才应该走在前面,因为北京大学是由成立于西元前的、武帝的太学一脉相传下来的。
(译者注一)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则是:
中国古籍的地位,是在这一个时期当中固定下来的;换个比较庄重的说法,武帝时是古籍成为经典的时期,正统即由此开始。
这就是叫做《史记》的这部书这么重要的主要理由。
也许在所有中国的古籍研究中,《史记》是最重要的一部书。
因为《史记》一方面是储存古代思想的宝库,另一方面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你们这个学期,只有机会读一篇《史记》,即讲汉代开国之君的《高祖本纪》。
今天,我们先谈两个问题,就是书名和“太史公”一词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书名《史记》,就是写在黑板上的“史记”二字。
我把它翻成HistoricalMemoirs。
我这样翻,主要是向最伟大的西人汉学家、也是西方汉学的创始者沙畹(EdouardChavannes)致敬的意思。
他曾把《史记》的前四十七篇翻成法文,他的译文至今仍是西方译文中最好的。
他的法文书名译为LesMémoireshistoriquesdeSe-maTsien(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说,我是为了纪念他,才把《史记》这书名翻成HistoricalMemoirs的。
我们也可以译成更简单的HistoricalRecords,事实上,Memoirs跟Records本来就是同义词,就是翻译成History也并非不可以。
谈《史记》的问题,第一件要注意的,就是《史记》并不是这部书原来的名字。
事实上,这么明显的一件事,却使学者困扰了十八个世纪。
目录学兼史学家刘知幾(六六一至七二一),是世界上第一个写书来说明历史是怎么写,和应该怎么写的大学者。
此人极其敏锐,对《史记》一书有许多批评,他甚至对司马迁用“史记”一词做书名,也有所不满。
此外,他还批评其他汉代学者,尤其是西元前后一世纪的学者。
责备他们所引《史记》诸事,并非皆见于《史记》。
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才有学者发现,原来《史记》根本不是迁书的原名。
(译者注二)
我也许可以作一比喻:
如果有个英文字我们不懂,首先做的事是查字典或百科全书。
至于对中国书,第一就该查“四库全书”。
这套丛书代表了十八世纪末、乾隆中期学术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
四库馆的馆臣,一共编写了两百卷的《总目提要》,囊括了当时所知的全部书籍。
四部中列在史部的第一部书就是《史记》。
《〈史记〉提要》写得很好,但有一件事至今仍然使我惑然。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的纂修职官中,最先列名的都是装点门面的挂名编辑。
他们是任什么都不做,实际上主其事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总纂纪昀。
虽然如此,分纂《史记》的,却是一个叫邵晋涵的人。
我们幸亏仍保存了邵的原稿(译者注三),他的长文讨论了《史记》各本的异文和多家《史记》注解。
如果拿邵晋涵的原稿——我们图书馆有好几个本子,你们可以去查——和后来正式定稿的《〈史记〉提要》互校,我们会发现两篇的内容并不尽相同。
《总目提要》中,《史记》三家注的部分,纪昀实际上是采用了邵的见解;但说到《史记》本身的部分,则并非邵的原文。
两篇提要各有优点,但是因为纪昀没有用邵晋涵的原稿,邵的贡献遂不闻于世。
至于纪为什么不用邵的原稿,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一个谜。
无论怎么说,是邵晋涵最早注意到《史记》不是迁书的原名。
邵之后又有许多文章讨论“史记”一词的意思。
首先,他们去《史记》一书里面找,把书从头到尾读遍,看看司马迁用“史记”一词,究属何意。
这些文章,我们在这儿可以略去不谈,因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译者注四),已经告诉我们这部书里有十几处用到“史记”一词。
在这里,我只拣出三处,给大家说明一下。
第十五篇《六国年表》,表前有一序。
序言: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
第二十七篇《天官书》:
“余观史记,考行事。
”
第四十七篇《孔子世家》中有一言:
“乃因史记作春秋。
”
换句话说,“史记”这个称谓,仅指一般史书而已。
而实际上,整个前汉和大部分的后汉——大概西元前和西元后各两个世纪——不论什么书里提到“史记”一词,都指的是一般的史书,不是司马迁的《史记》。
那么,司马迁的书有没有名字呢?
有!
我们一旦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找到答案。
《史记》的原名是《太史公书》。
在哪儿找到的呢?
就在《史记》第一百三十篇。
第一百三十篇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篇序。
序又是什么呢?
这有两种说法。
现在的书上之序一般说起来,等于前言。
其实序从来不曾是前言,而是后语。
序字面上的意思是“次序”,是“目次”,是“所以如此编次的理由”,是作者为了什么要写这部书的动机。
平常作者写完一本书以后,会写一篇序的。
可是人类越进步,耐性越减少;大家要做的事太多了。
在目前的西方,美国已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有时间看报,所以就看图多字少的小报;又没时间看小报了,就看“快报”;再没时间看“快报”了,就听收音机播报的五分钟世界新闻摘要。
大家只看书评、目次表或序。
近代中国也苦于同病。
把书翻到后面去找序,也嫌麻烦,所以就把序搬到前面来了事。
于是后语变成了前言。
第一百三十篇,其实是后序(Postface)。
此序可分成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一百三十篇的目次,每目后各有数言介绍此目内容;另一部分则是作者司马迁的作史动机。
为什么我司马迁要写这部书?
我是谁?
这就是有些人,如沙畹、伯希和(PaulPelliot)等,称此篇为“自序”的原因了。
(译者注五)
第一百三十篇中,司马迁在告诉我们司马氏的源流、家世、他的父亲司马谈的思想,和他自己为什么要写《史记》以后,继之以篇目内容的说明:
此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及七十列传五个部分组织而成。
第一百三十篇就是列传第七十。
此篇前书题目:
《作太史公书序第七十》,所以说《太史公书》即为此书的书名。
在前汉典籍中,已有许多例子,可以证实这个书名是正确的。
第二部正史《汉书》中就记载:
西元前二十九年,东平王刘宇曾经上疏成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
而大将军王凤以“《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宜在诸侯王”等语谏成帝。
成帝最终依了王凤之言,没有把《太史公书》赐予东平王。
(译者注六)此处迁书即不称《史记》,而称《太史公书》。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太史公”一词,又是什么意思?
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意识到此词之义有三说:
“太史公”的第一义是官名。
此官的正式名称是“太史令”。
换句话说,太史公就是太史令,而太史丞即为太史令之副。
我们怎么知道太史公就是太史令呢?
《太史公自序》说: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可是居然有好几个世纪,都没有学者发现。
一直到最近,我在我们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书,叫《〈史记〉附录》,这本书的作者讨论了这个问题。
但是,《〈史记〉附录》这本书,却没有作者的名字。
书是华西协合大学一九三五年印的,印的很差。
那里的人没有目录学的训练,所以忘了印上作者的名字。
我花了整夜的工夫找这个名字,终于找到了。
作者的名字是“蔚芬”。
从名字上看,我不敢说这人一定是男的。
不论作者是男是女,这本书真是好得出奇。
在这本《〈史记〉附录》中,虽然其中大部分的意见,引的是别人的说法,他自己的创见只占一小部分,看法却非常敏锐。
这书里有一条笔记,说明“太史公”即为“太史令”。
他引用刚才《太史公自序》里的那一段话,说这段文字中,“太史公”的唯一可能解释,就是官名,不专指任何一个人,而仅是职官之称。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喝彩叫好:
蔚芬的《〈史记〉附录》,编采之精果如作者之名:
蔚然而芬芳者也。
太史公,即是太史令。
太史公一职,在汉代其实称为太史令。
那么这个太史公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
难题在于西元一世纪时,有个学者卫宏曾说:
“太史公,武帝置……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译者注七)所以《汉书》中,只见太史令,不见太史公。
(译者注八)但是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批评讨论,卫宏的说法已经被多数的学者所摒弃。
因为他还说,武帝置太史公于丞相之上,秩二千石。
这个当然跟司马迁的情况不合,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仆亦当厕下大夫之列。
”下大夫,只是个六百石的官而已(译者注九),可见卫宏之言不尽可信。
另外,我要大家注意一篇一九四八年九月,发表在《学原》上的论文。
(译者注一〇)此文用力甚勤,支持卫宏的理由,一一详述之。
不过我自己还是颇为怀疑卫宏的观点。
在《太史公自序》里,太史令有时简称为太史。
所以:
1.太史令为职官名;
2.司马迁作《史记》时,通行的名称则为太史公;
3.太史令亦简称太史。
我们因为看不到当时的资料,不能真正解释“太史公”一词的来源,不过我们可以打个譬喻:
县令一词,有时叫县令,有时也叫县长。
第二讲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黑板上写的这些书,可能是研究《史记》最重要的一份目录,虽然每本书重要的程度不同。
有些书其实很差。
但是不论好坏,如果要解决《史记》的问题,这些书是必须知道的。
我上次告诉过你们,司马迁的时代是西元前一三五至西元前九十年左右。
徐广是第一位为《史记》作注的人。
他死于西元四二五年,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他是在五世纪初完成这个注的,这本书已经失传。
第二位重要人物是裴骃,他为《史记》作的注叫《集解》。
这部书里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徐广注,所以我们因裴骃之故而间接知道了徐广。
但是裴骃的书只收了徐广的注,怎么可以叫“集解”呢?
这是因为《汉书》——也可以说是《史记》的续书——在早期比《史记》流传得广,所以到裴骃的时候,《汉书》已经有了多种注解。
虽然《汉书》在文字上作了修饰和改变,其实际内容却或多或少抄录了《史记》,所以《汉书》注在比较异文这一目的上,特别有价值。
徐广的旧注里囊括了多种《汉书》注,而裴骃的注又以徐注为本,所以他才叫自己的书为《集解》。
(译者注一一)不巧的是我们不知道裴骃的生卒年。
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好几年,可是就是找不到答案。
有的时候,就像侦探办案子,罪犯明明站在你面前,你就是不知道,还四处去找。
如果我活得够长、够久,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裴骃的生卒年就在我面前,我绝不会大吃一惊的。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出他的生卒年,倒是找到他父亲的。
裴骃的父亲生于三七二年,裴骃当然生在他父亲之后。
给他父亲二十年,也许我们可以假定裴骃是生在三九〇年左右。
《〈史记〉集解》序里,裴骃提到徐广时说的是:
“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可见此书作于徐广死后,晚于四二五年。
所以《〈史记〉集解》大概是裴骃在五世纪中期或更晚完成的。
目前对于裴骃我们所能知道的大致如此。
下面一个重要人物是司马贞,他作了《〈史记〉索隐》。
我们没有他的生卒年月,可是知道他在七一九那年相当活跃,因为他在那一年跟刘知幾有过一次精彩的辩论。
与他同时的张守节,写了《〈史记〉正义》——这是另一部注解。
所有我们已经提过的书都是《史记》注。
不过,这一次我们知道注解完成的确切年代,是西元七三六年,因为张守节的后序就作于那一年。
我们没有时间谈到《史记》各个版本的传承。
我们大致可以说,中国的书籍刊印始于九世纪;但是一直到十一世纪,印刷才应用到史书上,所以,所谓“善本书”,或者我所谓的“珍本书”,都说的是宋版。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宋版书,大部分出于南宋。
一般说起来,宋版《史记》都是“一家注”本、“两家注”本和“三家注”本。
“一家注”本只有裴骃《集解》;“两家注”本是裴骃《集解》加上司马贞《索隐》;“三家注”本则包括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三家。
我们图书馆没有“两家注”本,连个影印的石印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一家注”的刻本。
不管怎么说,就《史记》这部书而言,注解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三家注”本,柯立夫教授会要你们用百衲本《史记》。
百衲本二十四史不是一个版本,也不出于一个时期,但大多数是南宋版。
(译者注一二)我每次用《史记》,通常会用“三家注”本和张照等总裁校刻——一般称之为“殿本”的。
殿本《史记》刻于一七三九年乾隆朝。
每卷之末有数页考证。
在考校的各条笔记之内,往往有“臣照按”的字样,接着是张照的看法(其实是采自别人的意见),我们图书馆藏的就是这个本子。
最具有真知灼见的一部书,是梁玉绳的《〈史记〉志疑》。
这部书不是《史记》的一个版本,而是研究《史记》的一部著作。
梁玉绳不录《史记》的正文,只是援引《史记》的名词或段落,来作考订。
他的研究成果,即是《〈史记〉志疑》,一七九〇年出版;给史学研究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此书有好几个本子,最容易找到的是《广雅丛书》本。
下面一本重要的书,是沙畹的法文译本《史记》(Mémoireshistoriques)。
沙畹曾把《史记》的前四十七篇译成法文,但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译文,而是他的研读笔记。
许多笔记的见解远超过三家旧注,可惜的是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
我记得是伯希和教授——他是沙畹的得意门生——二十六年前就在哈佛告诉过我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的原因。
伯希和说他的老师最终发现,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看更多的中国书,才能完成《史记》的译事;因感觉实在受不了而停笔。
但是沙畹已经做出来的部分,却是值得一读的。
沙畹的五册译本,在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年间陆续出版。
我们图书馆也有这套书。
下面要提到一篇很重要,却不幸未得多人青睐的论文: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
这篇论文其实就是太史公的年谱。
是一篇长文,也是一篇奇文,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后来收进他的全集《观堂集林》。
此文有很多错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司马迁的生年。
不过这个错误已经桑原骘藏在他的论文《一新说》里驳正了。
桑原的《一新说》发表在一九三一年的《史学研究》,后来收进《东洋文明史论丛》。
第一个研究司马迁生年的学者是沙畹,他研究出来的结果是西元前一四五年。
大多数后出的书的都采纳他的意见。
之后,王国维的论文出来,也是一样,说司马迁生于西元前一四五年。
王国维之后,又有许多书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简直是胡说八道。
桑原骘藏考订司马迁的生年为西元前一三五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也是我接受的一个说法。
之后,又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出现,即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
全书是用中文写的,共十册,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
作者的用心是要把所有的《史记》注解和评论放在一起,所以,他的会注包括了历来沿用的三家旧注,还加上相当完整的张守节原注,这一点我等一下还要说明。
最可惜的是他没有用王国维和桑原骘藏的研究成果。
如果他读过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他的年表里就不会有那么多错误。
还好他大量采用了梁玉绳的意见。
因此我们可以说,泷川提供了最佳服务。
当然,他也用了其他的中文和日文注解。
泷川最有价值的贡献如下所述:
在中国,包括宋版在内的《史记》各本,从未全盘收入张守节的《正义》,收入的都只是部分。
而泷川用了许多日本版《史记》,其中包含至少千条在中国已失传的张守节《正义》。
虽然仍不完全,但是在我研究的许多问题上,我发现因为泷川保存了许多张守节的旧注,因而使他自己的会注更有价值。
至于他收进来的其他的东西,整个说来,我并不怎么太欣赏。
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受过中国的旧式训练;但是他的现代科学训练不够,所以经常在判断上出错,在校勘上出错。
不过不管怎么说,东洋文库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还是一套很重要的书。
我还要再提一篇论文,即德国汉学家颜复礼(FritzJ?
ger)所写的《〈史记〉研究的现况》,这是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号的《亚洲学报》(AsiaMajor)。
在那篇文章里,他企图收集所有的《史记》研究著作,一直到一九三三那一年。
他说好要继续写的,但是据我所知,他在第一部分完成以后,就搁笔了,也许他也跟沙畹一样,悟出文海之浩瀚无涯,彼岸无望,只有回头了。
在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再对《史记》作出重要贡献了,除了杨明照。
今天我们要好好地谈谈他。
上回我提到蔚芬,他的《〈史记〉附录》在一九三五年出版;而杨明照的论文《太史公书称考》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
杨明照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
《太史公书》何时改称《史记》这一问题,是他论文的主要内容。
他几乎搜全了所有相关的论证,唯一漏掉的一条,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
之后,又有无数大小论文与小册子出版,可是没有一篇有分量;不过我还是提两个好了。
一个是内藤虎次郎的《支那史学史》。
此书一九四九年出版,其时内藤已经死了十五年。
书中所集多半是他生前的课堂讲义。
内藤最大的长处是敏感。
他身受中国的传统训练,然而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使他能掌握《史记》的重点,欣赏司马迁哲学的价值。
他知道如何披沙拣金,如何去糟粕而留精华。
另一个是顾立雅(H.G.Greel)教授的《孔子其人与神话》(Confucius,theManandtheMyth)。
(译者注一三)特别是对美国学生而言,顾立雅的书是不能忽略的。
此书也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
书的主要内容是把孔子当成推行杰弗逊式民主的先锋。
这太有意思了。
我猜孔子要是知道人家这么捧他的话,一定乐得晕陶陶的。
但是,顾立雅为了辩明他这个观点,不能不反驳司马迁。
所以他精读《史记》,尤其是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也就是沙畹法译本的最后一篇。
《孔子其人与神话》的主题是:
真正的孔子因司马迁这样一个可怕的史家,而隐晦不彰。
是司马迁故意抹煞孔子,给他涂上了可怕的颜色。
于是顾立雅尽其歪曲司马迁之能事。
当然,我是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但是他所说的我们应该知道。
这本书仍是很有用的,尤其是从书目这一方面看。
话说回来。
我们上次已经谈过,“史记”一词于司马迁,只是一般的史书;他自己的著作叫做《太史公书》。
而且此名通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也说到迁书里的“太史公”一词有三义:
一、太史公即太史令。
我曾提到一九四八年《学原》上登载的一篇论文。
此文用力极勤,用功极深。
文章的作者一直回溯到汉代的史料,欲以推翻过去学者的结论。
我个人却认为从前那些学者的结论未被驳倒,依然成立。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讲。
二、司马迁以“太史公”之名称其父。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前篇有言: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
这里,“太史公”当然指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史记》中至少还有两篇提到“太史公”做了什么事,根据那些事发生的年月去推断,“太史公”无疑地指的是司马谈。
这种情形下,“太史公”应该译成:
我的父亲——太史公司马谈。
三、“太史公”还有第三义,即司马迁自称。
《太史公自序》的后篇,看得最清楚。
这里,他连提了好几次“太史公”。
如“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又如“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先人指的是司马谈。
这种情形下,“太史公”应该译成:
我——太史公司马迁。
《史记》里只有两处,“太史公”为职官之称;其余数十处,“太史公”一词,不是指的司马迁,就是指的司马谈。
这一名号出现最频繁之处,就是每篇篇末史家放言高论之所——即所谓的“太史公曰”。
问题是:
究竟是谁的高论?
是父还是子?
这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不知困扰了多少学者。
梁玉绳第一个很大胆地说,《史记》里“太史公”一词指司马迁的父亲而言的,只见于三篇。
在《太史公自序》里,当作者说到: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而遗命司马迁述作《史记》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以前的“太史公”,指的是作者的父亲;而在这以后的“太史公”,指的是作者自己。
除了这一篇外,还有《〈史记〉二十七天官书》和《二十八封禅书》两篇有天子命“太史公”做什么事的记载(译者注一四)。
考订其行事日期,知道“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谈;其余各处都应该指的是司马迁。
王国维在他的《太史公行年考》中另外指出三处,当“太史公”的高论中出现了“某某告诉我的”这类话时,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个某某比司马迁的时代早很多,所以这三处的“太史公”,可能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
(译者注一五)至于我呢,我是赞成梁玉绳的。
王国维提出的三个例子中,有一个极可能是上代遗老在司马迁少年时,告诉他那些旧日的故事的。
另外两个例子,我想是《史记》本文讹误的问题,有些字在流传中丢掉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同意梁玉绳的看法,认为这三个例子中的“太史公”也指的是司马迁。
《太史公书》究竟何时改称《史记》这一问题,几世纪来一直诸说纷纭,猜测无数。
现在我们要感谢杨明照。
他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考订了几个世纪的史料,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后汉结束前的灵献之世,迁书始名《史记》。
杨明照提出来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引自《隶释》的一段碑文。
《隶释》实际上是我的太太太……叔祖——宋朝的洪适,集两汉的碑文以成书的。
此书收有一碑,可以相当正确地断定是在西元一七〇至一七三年间刊立的。
碑文云“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史记》与《汉书》并列,可见其为专名,不是泛指。
(译者注一六)我很欣赏杨明照的论文,但是并不十分同意杨明照的结论,即《史记》取代《太公史书》,始于后汉灵献之世。
因为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出在《晋书》八十八《孝友列传》——孝友刘殷的部分。
列传里没有提到刘殷的生卒年,我断他大概活跃于公元三七〇年左右。
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五子预备入学,所以他决定让每一个儿子专攻一经。
他对其中一个儿子说,你读《汉书》;又对另一个儿子说,你读《太史公书》。
这段文字证实了至迟在四世纪后半,司马迁的著作仍以《太史公书》一名行于世。
(译者注一七)我们同时也应该接受杨明照的证据:
早在一七〇至一七三年间,迁书确实已有了《史记》之名。
换言之,在一七〇至三七〇约两百年间,《太史公书》与《史记》之名可以互用。
徐广首先为《史记》作注,称之为《史记音义》,继而有裴骃效法他做《〈史记〉集解》。
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史记”一词是在五世纪初期完全成为迁书的专名的。
下面我要谈谈《史记》本身,话再说回《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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