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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专题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讲稿之三
专题5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思想
第一节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思想源泉
一、真传:
马恩社会福利思想
马克思主义作为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体系,其福利思想对西方社会福利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关于社会福利的专门论述,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深刻揭示系统的阐述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社会福利建设的基本模式和原则。
1.劳动异化理论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取决于生产劳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比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资本与劳动并不是一种协调统一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反而成为劳动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异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过程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大,社会财富越多,自己却越贫困;另一方面,劳动已经不是劳动者的自由意愿,而是生活所迫而不得不从事劳动,因而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痛苦的、压迫性的。
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鲜明的被划分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维持生计。
从表面上看,资本家支付工资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是一种平等交换关系,然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不仅创造了与所得到工资相等的价值,还创造了超出工资部分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实际上等于劳动者的消费资金被强制转化为资本积累资金,这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一方面无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工人所能换取的商品越来越少。
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都进一步增强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但是从根本上讲,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
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来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实现经济解放。
在关注社会和人的解放的同时马克思还十分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提出了一些改善工人阶级福利状况的具体主张。
2.两次“有效扣除”学说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两次有效扣除”的学说。
马克思指出,社会总产品不能不折不扣的平均分配给社会成员,在进行分配之前,应该首先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三个部分:
一是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二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三是用来应对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这里所说的后备基金相当于社会保险,应当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剩余的社会总产品的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但是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要进行一次扣除:
一是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二是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和各种保健设施等;三是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所设立的基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两次扣除”的学说包涵了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到社会福利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思想,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福利建设的重要依据。
恩格斯也同样十分关注社会福利问题,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了一些与社会福利相关的重要主张:
一是组织无产者在国家的工厂、农场工作,以此来消除工人间的竞争;二是对所有离开母亲照顾的儿童实施国家公费教育,并将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三是在国有土地上建立公共住房;四是拆除不符合卫生条件或建筑状况很差的住宅及街道。
应该说,恩格斯所提出的主张涉及到就业、教育、住房和儿童福利等多种福利问题。
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其建立社会福利的思想在于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解放,包括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自身解放,这与资本主义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阶级统治而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有着本质区别。
二、借鉴: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应符合基本国情,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当前的许多社会福利模式各有利弊,一国应以本国的基本国情为根本出发点,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经济实力和文化观念等,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西方福利国家高标准、高待遇的福利模式。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要考虑国家经济实力,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体制,也可结合我国邻里相伴、守望相助的传统福利思想,建立并发展社区照顾等福利模式。
2.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要注意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这里说的公平是指社会福利应面向普通公众,福利的供给要能够让普遍性的社会大受益。
因此,国家社会福利须将关注的重点从收入高且稳定的城市转向农村,从城市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尤其是8亿被挡在不公平制度下的农民。
强调公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率,社会福利的提供不应成为政府与企业的负担,而应该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成为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保障力量。
公平与效率是紧密联系的,公平从分配方面影响社会福利,效率从生产方面影响社会福利。
因此,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要注重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3.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要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管理,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管理体系
社会福利基金是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基础,也是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的前提。
我国必须严格管理社会福利基金,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基金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社会福利基金的保值增值。
由于中国社会福利管理体制收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全面实施政府主导模式,这一模式暴露出职责不清、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业务管理能力不到位、缺乏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等弊端。
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应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能及相互关系,健全社会化管理与服务系统,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坚持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分开,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职责分明、高效运行、相互协调的管理机制。
4.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要强调责任主体多元化,重视发展和完善非营利组织机构
认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只有政府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若是那样势必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
因此,作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福利工作应走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机构等多元参与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道路。
其中,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强宏观管理,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深化国有社会福利机构的改革。
积极探索社会福利民营化,即政府将社会福利的供给完全或部分转移到民营部门,同时引入市场经营原则,有效分配并利用服务资源。
继续发挥社区服务的重要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将“社区福利服务”作为社区服务的核心职能和基本内容。
此外,还应重视发展和完善非营利机构,政府要给予非营利机构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非营利机构也应建立自律和他律机制,努力扩展组织运作的资金来源和渠道。
5.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要注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目前,无论是在国有社会福利机构还是在非营利机构中,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匮乏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专业社会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已是当务之急。
建设高素质专业社会工作人员队伍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努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继续推广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培养,积极试点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生的培养工作;其次,对在岗社会福利人员及管理者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培训,灌输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再次,要实行社会工作的职业化,继续推行社会工作者资格认证制度,增加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
三、传承:
中国传统福利思想
1.古代中国的福利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儒家仁义、德政思想和大同理想,佛教的慈悲观使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注百姓的社会生活,其施政措施中蕴涵的思想基础为历代思想家所继承,从而为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引进与传播提供了可供利用的资源。
2.近代中国的福利思想
近代以来,诸多思想家既有兴办洋务的实践,又有出使西洋的经历,他们继承了传统社会福利思想中民本大同的思想基础,并提出了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见解。
薛福成对西方强盛本原的总结深刻体现了民本的思想“西方富强之原……约有五大端:
一曰通民气,二曰保民生,三曰牖(有)民衷,四曰养民耻,五曰阜民财。
”康有为则在接触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后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结合,设计了“公养”“公教”“公恤”的大同社会。
孙中山则将实现民生主义作为其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建国大纲》中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
故对于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房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这些近代意义的社会福利思想,都从“民有”“民享”的近代意识出发,在吸收传统社会福利思想有益成分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提出的构建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3.民国时期的福利思想
民国时期,在吸收传统福利思想的精华及在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的福利思想呈现出新的变化。
从传统方面来看,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决定了不同地区社会福利实践的方式不同。
在民间,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内地及农村社会,传统的社会福利方式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民政府对传统的慈善组织的活动进行保护、鼓励与支持,使传统的福利救济设施仍然发挥着作用。
义仓、善堂等传统慈善组织不仅在农村从事活动,也在大城市中进行着施米、施材、施粥、掩埋、恤嫠、慈幼等活动。
此外,除了传统慈善组织进行着传统的救济活动,在中国流传已久的家庭宗族和同乡组织的救助行为在民国时期仍相当重要。
民国时期政府施政经常忽视农村福利的实行,因此传统的家庭宗族的救济方式仍然在农村中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旦农民走出自己原来的生活区域,他们在外地组成了会馆、公所等同乡组织类的地缘团体,为来自同一地区、有着相同或相似人文或自然环境的人们提供保护和帮助,以减轻其身处异乡的孤寂感。
会馆、会所作为早期的同乡组织在明清时期非常活跃,民国时,这些同乡组织的数量虽然减少,但是仍然从事着同乡间的救助活动。
民国时期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在西方社会工作及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民国社会的福利观念也开始考虑“人本”的因素。
传统的中国社会,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围绕家庭和宗族而建立,追求大同社会的良好愿望和佛教所宣扬的布施精神成为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养”则成为传统社会主要的福利救济方式。
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在这种救济方式下得到救助的人数量十分有限,同时,一方面容易使受助者承受较深的负债心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们来说则容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受助者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
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大多主张在中国仿效西方,建立现代福利机构,以“重教轻养”的社会福利方式代替消极的“养民”救济。
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付诸实践,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影响着后人的福利观念,民国时期的福利机构,基本摆脱了“养”的救济方式,开始授予被救济者基本的谋生技能。
另外,在西方国家“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下,民国时期人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的“慈善”、“施恩”的怜民思想,而将社会救济视为政府应尽的责任,是社会发展赋予每个人的基本尊严。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政府看到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宗法社会的初步解体使得传统社会以家族互相扶助为主要方式的社会保障模式逐渐弱化,而与工业化的逐渐发展相伴生的、传统的社会保障体制所无法解决的诸如失业、城市住房、劳动者教育、儿童保育等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工业化进程的障碍这些社会现实,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统治期间特别是抗战期间,根据现代先进的社会福利思想,以西方各国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为参照并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初步制订了一套福利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逐步实施,开创了建立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之先河。
在推行社会福利的过程中,有识之士认识到“救济儿童并不是设立机构收容孤贫儿童的问题,我们是要使全国的儿童如何获得合理的生长,如何享受合理的教育,如何保障儿童的权利,进一步还要保护胎儿降生;救济残老,并不在提供衣食,使有所终,就算尽了最大的义务,乃是如何使‘残而不废’‘老有所安’;救济灾荒巨变,不在事务救济,而着重社会保险,以作预防;对于失业的救济,不在于贷款或发放救济金,而在于推行劳工福利与职业介绍”。
这种观念在抗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出于增强抗战力量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救济院大都对被救济者实施基本的文化教育和职业训练,劳工福利的推行也取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成就。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从这一时期的福利思想的转变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民国时,社会福利已不仅仅是支离破碎的缺乏社会吸引力的局部慈善行为,而是通过政府立法并组织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制度。
福利提供的内容不单是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还包括精神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方面的需要。
四、实践:
中国福利制度改革
1.反思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福利资源由国家控制并进行统一分配,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福利供应模式。
在城市,公民的福利基本上由单位或民政部门包揽,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有基本保障。
此种社会福利模式对社会稳定的维护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种模式中的福利供应体制也存在重大弊端和消极后果。
(1)政府和企业包揽福利供应,造成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负担,不利于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也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所有企业必须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在此情况下,尤其是一些老企业,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难以与新生企业公平竞争,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
(2)政府和单位包揽职工的福利供给,造成个人对国家和单位的依赖,平均主义思想的流行,不利于调动个人的工作积极性。
由于优厚的福利待遇是平均分配,所以不但没有激励劳动者积极性,反而助长了某些人的懒惰和依赖,影响了企业的效率和运营。
(3)由于福利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供应模式的单一,抑制了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也抑制了人的各种需要的发展,使中国市民社会长期处于发育不足的状况中,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但不能适应不同社会成员的需求,而且直接对企业的发展,酝酿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单一福利供应体制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社会福利社会化作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就被提了出来。
2.深化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福利改革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目标确定后,迫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的改革和转型不再是原来制度的修修补补或拾遗补阙,而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制度性的彻底的转型和构建。
这些构建从不同的视角在以下多个方面展开。
(1)企业改革分解职工福利
企业职工福利改革的核心,是使“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得以改变,把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独立法人解放出来,自主经营,把福利的问题交给“社会”来承接,使企业回归其原本地位。
改革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厘清企业工资与职工福利的关系,解决企业办福利的问题。
1992年财政部下发《关于提高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基金提取比例,调整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教育经费计划基数的通知》,将职工福利费由原来按11%提取,改为按职工工资总额和各种奖金后的14%从成本中提取。
这些调整,首先把各种带有工资性质的福利补贴纳入职工工资,不再列为企业职工福利基金。
其次把保险费与福利费分开,避免相互挤占。
2007年施行的《企业财务通则》规定,企业为职工支付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费,所需费用直接作为成本列支。
这些规定使企业办福利的状况得以改变,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者。
二是单位福利设施、企业后勤服务社会化、产业化。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要求现有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即与原单位脱钩,自主经营。
企业摆脱了对后勤服务的补贴。
三是企业住房福利制度改革。
1989年后国务院陆续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实施方案》、《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1998年停止企事业单位福利分房,确立了职工和所在单位共同负责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这些改革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完全扭转了企业一边搞生产经营一边承担职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生活福利压力的局面,使企业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经营和管理,在市场竞争中成为独立的经营法人。
企业不再为职工的生活福利所累,把分解后的职工福利放到社会和社区去承担。
(2)社会福利社会化成为社会福利改革的先声
“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我国社会福利改革的突破口,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座谈会等提出“面向社会,多层次、多样化、多渠道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实现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救济型向福利型,从供养型向供养康复型转变。
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民政部全面论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具体内容、实施步骤和具体措施,国务院颁布了《社会福利业发展规划》,社会福利改革由制度调整进入制度转型。
第三阶段为2000年至今。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提出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与志愿者队伍相结合等指导意见,“社会福利社会化”从政策探索走向制度安排。
30年社会福利改革,基本建成了以国家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示范、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福利机构为骨干、社区服务为依托、居家养老为基础的社会福利服务网络。
截至2010年6月,全国有6个省建立了高龄生活补贴制度;开展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实施社会散居孤儿和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通过福利企业优惠政策继续促进残疾人就业。
各类社会福利机构40250个,床位数299.3万张,收养236.2万人,除民政对象外,还收养社会自费人员40.0万人。
这些都标志着民政福利向社会福利的转型。
(3)社区服务成为社会福利改革的新视角
社区服务业是在政府倡导下,为满足社会成员多种需求,以街道、城镇居委会社区组织为依托,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居民服务业,是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和服务体系中一个重要行业。
80年代后的企业改革使单位的各种社会职能被剥离,“单位人”转为“社会人”,企业剥离的服务职能须由社区来承接。
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凸显。
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需要社区发挥作用。
“社区服务”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1987年,“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启动社区服务。
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指出,社区服务业作为新时期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办和职工福利向社会开放的一条新路子,具有福利性、群众性、服务性、区域性等特点;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经济、民办企业及个人以资金、房产、设备、技术、信息、劳务等形式投入社区服务业;鼓励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外人士、团体、企业在中国兴办社区服务设施;对敬老院、托老所、弱智儿童启智站免征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
90年代中期“社区服务”向“社区建设”转型。
2000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涉及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内容。
社区服务成为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
(4)农村社会福利改革的新突破
30年来,社会福利改革触动了农村传统的二元福利体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共同享有社会福利资源方面做了许多探索。
农村在制度上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福利制度,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大变化和政策调整。
在保障困难群众生活方面,2006年国务院修订《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将五保供养经费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五保福利制度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和转型。
2006年民政部启动“霞光计划”,用5年时间投入50亿元,建设和改造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
200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截至2010年7月,有5046.8万人享受农村低保福利。
在医疗保障方面,2003年民政部等发布《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实行医疗救助。
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确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截止2009年底有2716个县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受益4.9亿人次。
在养老保障方面,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农民60岁以后能够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
在社会福利的提供手段方面,2008年民政部推出了以“农村社会工作为重点,立足民政福利事业单位,辐射广大城乡社区”的“万载模式”,为满足农民的社会福利需求树立了典型。
(5)对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探索
针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福利突破了原有体制和工作范围的局限,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向适度普惠型方向做出了积极探索。
2010年民政部下发《关于建立高龄津、补贴制度先行地区的通报》,对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2009年民政部相继发出《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关于制定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对福利机构和社会散居孤儿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和600元最低养育津贴。
1999年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使低保纳入法制化轨道。
90年代以来对企业改革下岗、失业人员实行“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和“三条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医疗救助方面,2005年国务院转发《关于建立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对城市低保对象和特殊困难群众实行医疗救助;2009年民政部等发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救助制度;199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7年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
在养老保险方面,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发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在社会保险方面,1995年建立生育保险,1996年建立工伤保险,2010年颁布《社会保险法》。
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内涵
社会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按照尚晓援等人的观点,广义的社会福利制度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利状态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尚晓援,2001)。
它以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为载体,包括政府举办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住房、服务业以及其它各项福利性财政补贴,解决广大社会成员在各个方面的福利待遇问题,努力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生活水平。
而狭义上的社会福利则指“为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社会服务”(尚晓援,2001),即提供“社会化的福利设施和有关福利津贴,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服务需要并促使其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郑功成,2000:
20)。
在很多学者看来,广义的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障,狭义的社会福利只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陈良瑾,1994:
419)。
我认为,这种划分其实是不完全科学的。
事实上,不仅社会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社会保障同样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那么,广义上的社会福利究竟包括广义上的社会保障还是只包含狭义上的社会保障?
狭义上的社会福利究竟是广义上的社会保障或者是狭义上的社会保障的一部分?
抑或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关联性?
回答这些问题核心就在于我们从什么样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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