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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彭氏土司及其族源考
湘西彭氏土司及其族源考
(2013-09-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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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文明
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溪州彭氏家族
湘西古属溪州,2010年,湘西古溪州老司城列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引起世人关注。
老司城主人翁彭仕愁家族统治湘西818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元、明、清九朝,史跨中国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
中国最早明确提出“羁縻”思想并实践于行政制度的是唐朝。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下诏书,其中有:
“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行政殊于华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
”羁即马笼头,縻即牛缰绳。
显然,唐朝统治者已具有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既要给予一定政治、经济利益,又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羁縻”思想。
并将这种思想实施于政,“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新唐书》记载,这些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其职,世长其民,世领其土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
中国以国家政治制度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元朝。
土司制度完全形成、正式开始是在元代。
元王朝时,实行“参用汉人”为官。
对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任用官职的土司制度,已成为一种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
土司制度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二者相同点在于,社会背景相同,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的统治者,都是奴隶主或农奴主;管理模式相同,宽柔相济,恩威并用。
目的相同,稳定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封建王朝,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终极目的。
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认识观念不同,元朝对少数民族认识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羁縻时期的统治者,认为少数民族是禽兽,蛮夷不可教化,运用管理禽兽的办法,牵上牛鼻绳,套上马笼头。
元朝统治者则把少数民族当作“吾民”。
管理体系不同,羁縻制度下的土官,属国家职官体系中另立的一种体系,元朝则将土官、土司真正纳入了国家机构统一的职官体系,土官成为中央王朝统辖的地方行政官员。
土司制度成为一种新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
行政建制与职官称呼不同。
羁縻制度下,行政建制基本采用郡、县制,职官称为刺史、县令。
元朝建立的土司制度,行政建制改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
当“司”成为当地最高权力机构,且由本地土酋所职掌,“土司”不仅成为这些专设的行政建制的统称,也成为这些行政建制各级主要持掌者的通称。
二、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溪州彭氏家族表现之比较
一是管理范围缩小。
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溪州彭氏家族管辖的范围大为缩小;二是税赋上贡增加。
土司时期较之羁縻时期,彭氏税赋上贡明显增加;三是军队由不征到调征。
羁縻时期,彭氏土兵基本不征调,有溪州铜柱铭文为证:
“本都兵士,亦不抽差。
”土司时期,中央王朝不仅征调彭氏土兵,而且征调十分频繁,几乎参加国家用兵的各个方面,包括“御边、征蛮、征贼”。
以明朝为例,永顺土兵被征调进行大小战役近60次,足迹北到辽东,东至浙江沿海,南抵广西,西达川陕。
特别著名的是彭氏土兵三次抗倭出兵,荣称“东南战功第一”。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这一年中央王朝就4次征调永顺土兵进行军事战争。
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更为密切。
总体说,羁縻制度改善了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特别是溪州之战后。
土司制度实施后,彭氏家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突出表现在与中央王朝战争大为减少。
五是与周边土司摩擦增多。
土司制度较之羁縻制度时期,土司与周边的摩擦明显增多。
一因朝廷政策,中央王朝为削弱边疆少数民族势力,采取“以蛮治蛮”政策,促使“蛮蛮”互斗。
二因争夺资源,中央王朝奉行纳贡与馈赠,朝贡越勤越多回馈越多,回馈包括金钱、布盐、绸缎等物质利益,更包括封官赠袍等政治利益,促使邻近地方土司为争夺朝贡资源,不惜互动干戈。
三因争夺地盘,永顺土司于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令九道水千总王戴千,百总王戴贵统兵千,侵犯上峒长官司城之官坝,燕子岩等地。
四因抢夺财产,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抢虏保靖民财。
五为抢夺政权。
六是封闭状态被打破。
时至土司时期,羁縻时期的“蛮不出峒,汉不入蛮”的封闭状态被打破。
元朝前,彭氏统治的古溪州尚无学校,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皇帝诏谕:
“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土司彭元锦在老司城创建“若云书院”,从溪州之外请来教师为其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授课。
三、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彭氏家族表现的启示
启示之一,羁縻与土司,相联亦相别。
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既有区别又相联系。
综上可见,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是有区别的两种古代行政管理制度。
二者产生的背景不同,羁縻制度产生于中古时代的少数民族反抗与斗争中,有自己的管理理念和运行机制。
土司制度产生于羁縻制度运行数百年后的实践总结,时遇统治者本身是少数民族的特殊背景,从而使元朝产生土司制度成为可能。
从溪州彭氏家族在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中的表现看,两种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
我们研究土司制度时,如果简单地把羁縻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与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等同,甚至认为羁縻制度就是土司制度,不仅混淆了两种制度,忽视土司制度产生的原因、过程的特殊性,还会带来一些概念上的模糊,诸如“湘西土司八百年”之类的误说常见于书刊、政府公文、学术论文。
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又有内在的联系,土司制度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羁縻制度的改良、完善。
启示之二,顺应潮流,适者生存,上演历史大剧。
制度改革是统治者缓解矛盾的重要举措,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碰撞,是集团利益的调整。
谁能顺应潮流,摆正利益,谁就有生存空间。
彭氏家族每当遇到这种利益调整时,都能敏锐觉察,适度把握,见好即收,在三次重大制度改革中,扮演了重大历史角色。
羁縻时期的“溪州之战”,创造了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将羁縻制度演绎到极致。
土司时期,奉旨抗倭,大溃日寇荣耀“东南战功第一”。
改土归流,主动献土,不仅免遭流放,还得皇帝诏谕,赐官赏银,安置江西祖籍。
启示之三,入乡随俗,开怀纳众,造就民族之源。
彭氏家族统治湘西800多年,是与其入乡随俗,开怀纳众的品格分不开的。
可以这样说,彭氏家族征服了本土蛮头,而本土文化征服了彭氏家族。
彭氏家族来溪州后,穿的是当地衣,讲的是当地话,民间流传着土司王不会讲汉话的故事,不几代,便成为地道溪州人。
启示之四,军政合一、兵民合一,胜利之本。
彭氏家族任溪州刺史期间,溪州仅万余人口,为何彭氏敢与5000兵马的楚兵作战?
原因在于彭氏有一支兵民合一的“土兵”,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事耕凿。
旗是寓兵于农的军政合一组织,随时可以征调。
凭借这支土兵,彭氏家族获得极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取得“东南战功第一”的抗倭三杰彭翼南、彭明辅、彭荩臣,人人加功晋级。
56次奉调出征,由于土兵作战勇敢,朝廷均给予彭氏土司加倍赏赐。
彭氏家族的“兵民合一”与当今的“人民战争”虽有本质区别,却不无启发意义
彭氏湘西土司王朝八百年
湘西土司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彭瑊为溪州刺史开始经营世代基业。
五代晋天福五年(937)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立溪州铜柱铭誓起,以彭氏为首,据有湘西南北两江(沅水自辰溪以上,包括各个支流称南江,酉水及其支流称北江)和澧水、溇水流域一带,彭氏主要地区在北江。
他们自置官吏,拥兵自统,世代承袭,在五代和宋则称刺史或知州,入元以后则称宣慰使、宣抚使、长官等司,统称土司。
彭氏为湘西众土司之长,史称:
“北江诸蛮,彭氏为大。
”他是在晋天福前就雄长于五溪地区的了。
铜柱记称:
“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28代,袭任35世(其中有兄终弟继者),历时818年,从而使溪州地区的社会秩序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可算得上是一个长寿的土司王朝。
据《永顺县志》记载,永顺在春秋时期属楚巫中地,战国属楚黔中地,秦为黔中郡,汉置酉阳县,故城在今王村镇,王村是当时土家族“土王”居住的地方,历有“楚蜀通津”之称。
吴永安六年(263),魏诱诸蛮效忠于魏,并进攻酉阳,即今王村。
梁改大乡县。
周天授二年(691),设溪州,天宝元年(742)改为灵溪郡,(以猛洞河支流灵溪水而得名)故城在今老司城。
乾元元年(758),又复为溪州。
五代时彭士愁置永顺州,宋为羁縻州。
元置永顺州。
明洪武元年(1368),升为水顺宣慰司,清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后置永顺府永顺县,并迁建县城于猛洞河畔,即今永顺县城。
唐末农民起义,唐地方政权崩溃。
溪州土家族首领彭瑊崛起,逐渐统一酉水流域各部族,后联合漫水(湖北来凤)土官之弟向伯林等,以武力赶走老蛮头吴着冲,并将其困死于龙山洛塔山洞,随后相继征服惹巴冲等土酋。
彭瑊基本上统一溪州土家族地区后,于后梁开平四年(91O)为溪州刺史(辖现在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
彭碱死,其子士愁继位,经过二十余年的经营,彭氏逐渐强盛,拥有上、中、下溪州,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靖、感化、永顺及懿、安、远、新、洽、富、来、宁、南、顺、高等20州,为南北江(沅水、酉水)靖边都誓主,设都城于会溪坪(酉水河岸),用木栅围城,谓誓下州。
后晋天福四年(939),彭士愁率锦(今麻阳)、奖(今芷江)和溪州诸蛮万余人征战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派刘京力(注:
京力合为一个字)、廖匡齐率大军镇压,史称溪州之战,彭士愁据险与楚军作战,击毙楚军将领廖匡齐。
天福五年(940),刘京力增兵围剿,切断彭军水运粮道,彭军战败,退守锦、奖。
彭士愁遣次子师杲携带溪、锦、奖三州印绶,与楚议和结盟,立铜柱于会溪坪野鸡坨(因修凤滩电站迁至王村镇)。
铜柱镌刻溪州之战的经过及双方盟约条款,彭士愁仍为溪州刺史,取得合法地位,为其政权统治溪州八百余年奠定了基础(附《复溪州铜柱记》于后)。
溪州之战的结局,从表面上看,彭士愁主动求和,似乎是失败者,但从双方签订的盟约来看,彭士愁不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权益。
诸如:
楚国对溪州属地不征赋税;不抽兵丁;楚国军人和百姓不能随意进入溪州;彭士愁属下的各部落酋长如有冒犯朝廷之处,只能由彭士愁科惩,楚国不能发军攻讨;彭士愁溪州刺史的职务亦由楚国王朝任命等等。
这些条款明显地有利于彭士愁,不仅为其统一酉水流域建立传世八百余年的小朝廷奠定了基础,而且使酉水流水流域的社会轶序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当时酉水流域人民的利益。
后周显德三年(956),士愁死后,长子彭师裕袭靖边都誓主兼下溪州刺史。
邹升光:
溪州彭氏的族源考
[摘要]溪州彭氏在湘西北历史中具有浓重的一笔,关于溪州彭氏的族源,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说”,其中著名学者潘光旦认为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
本人在作口述史过程中,发现“江西说”成为最“通俗”的说法,这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一种附会?
鉴于对江西考的许多置疑,“江西说”似乎站不稳脚,而溪州彭氏最有可能是从川东(渝)迁入的巴人一支。
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在历史上都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
这些证明溪州彭氏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湘西北在历史上与川东(渝)的关系,更能说明溪州彭氏是从该地迁入的。
溪州彭氏的迁入在湘西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江西考质疑
关于溪州彭氏土司的族源考,先前许多学者提出“江西吉安彭构云一族说”,特别是著名学者潘光旦就认为湘西土家族彭氏完全来源于江西。
但是在查考史籍,翻阅族谱,县志及进行口述史过程中,本人发现许多矛盾与冲突。
史籍不详与模糊。
《资治通鉴》第267卷载:
“(梁开平四年即公元910年)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玕弟瑊于赤石,楚兵救瑊,掳骈以归。
”可知这一战彭玕弟彭瑊在楚军援助下大胜。
而《十国春秋.楚七.彭玕传>载:
“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辰州刺史彭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阖门遇害。
”何以担任辰州刺史?
何以“阖门遇害”?
这与正史《资治通鉴》不合,姑且先认为它所载为真。
《永顺县志》记:
“彭士愁,瑊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刺史,授静边指挥使,封上柱国。
”既然阖门遇害,为何还留一子在溪州?
如果相信正史《资治通鉴》无误,但与族谱对照,又会发现矛盾。
如《资治通鉴》第267卷载:
“(公元909年)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滇南节度使,帅抚,信,袁,吉之师攻洪州,袁州刺史彭彦章围高安以助危全讽,淮南将周本大败全乘胜攻袁州,执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
吉州刺史彭玕帅众数千奔楚,楚王马殷表玕为郴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
”而《永顺彭氏族谱》记:
“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彭瑊)率二子师裕,师晃统率蛮兵征进五溪,逐土蛮王吴着冲于龙山洛塔,因此得其土地永,保龙等。
”公元909年江西彭氏是被迫进入湖南,投奔楚王马殷的,为何彭玕弟彭瑊毫无历史被景,就于907年入蛮地?
彭氏土司在湘鄂渝黔的影响是深远的,而彭玕之子彭继英,继勋都见于史载,彭瑊与彭士愁的父子关系却无记载,彭瑊与彭士愁的关系是模糊的,这不仅源于史籍等可靠资料的缺失,更在于族谱、县志的模糊不清。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自我记录,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隐恶扬善,为亲者讳,攀宗附祖,牵强附会地夸大,编造本族的显赫的历史,按照儒家礼教重新塑造祖先形象,规范先人的言行,随意地、甚至天方夜谭地溯源、系、流。
”(《湖南家谱解读》邹华享)谭其骧也认为“家谱是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湖南人由来考》)。
永顺族谱也有通病,如记:
“彭玕卒于长兴四年,享年98岁。
”可定其生卒年为:
公元836年-公元934年;彭彦希(士愁)卒于大略宋太宗兴国年间,享年73岁。
可定其生卒年为:
公元903-公元907年,不难发现叔侄两辈占据了140年的时间跨度,更可笑的是《永顺县志》记:
“彭士愁,瑊之子,开平四年,为溪州刺史,后继上溪州加检校司徒。
”这意味着彭彦希7岁就当溪州刺史,可见《彭氏族谱》中关于溪州刺史来源江西是附会之说。
附会有其历史原因,彭士愁为彭瑊之子说最早应源于明正得年间,永顺宣慰使彭世麟撰《永顺宣慰司志》及刘健所作《世忠堂铭》。
明清时期、四川、湖南江西之间有一股移民潮、即“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
”这时期许多江西来的汉人进入湘西北地区,因为这些汉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善于经商,土司为了谋求自身发展,于是积极拉拢他们。
”《永顺宣慰司志》的作者为了攀龙附凤,光祖耀宗,照抄了江西彭氏的家谱。
”有的江西学者炫耀博学,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进行烦琐的考证,为永顺彭氏修谱进行了大量的卖弄活动,定下了两地彭氏的假亲关系。
”(《彭氏愁并非汉人》)彭关章迁入的江西籍,汉人为了更好的在湘西北定居生活,也认可了这种关系。
大迁徙可能性不大,潘光旦认为湘西北地区有其一贯性,该地区没有出现过全局性的迁入或迁出。
”唐宋时期,居住在巴渝及其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开始以定居生活为主,迁徙变动不大。
”(《彭水县志》)如果说湘西北土家族中的彭姓完全是从江西迁入的,那么要繁衍出土家族彭姓这一大宗族,唐宋时期就必须出现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与混乱,但正史及地方志均无记载,事实上可能性也不存在。
著名学者谭其骧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一文中指出:
彭玕、彭瑊兄弟与彭士愁、彭师皓父子“则风马牛不相及,断乎为绝无关系者也。
”彭氏冒称彭瑊之后,府县志皆信以为真,雍正五年永顺彭肇槐纳土后,招安插江西吉水县原籍,甚至清庭功令,亦真信无疑,故不但辞烦,特别史专以驳斥之。
二、彭氏土司的迁入
1、溪州彭氏应该是由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一支。
不论是民族构成、族源迁徙、地理位置、封建建制、风俗文化,还是经济交流,湘鄂渝黔四省边区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整体。
就民族构成来说,今天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
在重庆有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地,在湘西主要分布在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吉首、泸溪、桑植、大庸,湖北来凤、鹤峰、咸丰、宣恩、五峰、长阳、利川、恩施等县,黔东的桃松县等。
关于土家族族源有多种说法,如“江西说、乌蛮说、蛮蜒说、羌人说、濮人说、土著说、巴人说”等,但不论其族源在哪里,土家族先民都曾在这一地区进行过频繁迁徙;不论其民族主体是巴人还是其他,,他们在这一地区的联系是密切的,经过不断迁徙融合,为后来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
虽然湘鄂渝黔在行政区划上各个独立体,但从这一区域的地理位置看,它们仍是一个统体。
“武陵山脉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江、沅江间,蔓延于湘西北之沅江、澧江间,迄常德西境平山上为古五溪蛮地。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五溪之一的酉水,其南源在渝境内的酉阳,经秀山流入湘西花垣河进入酉水,经黔东北松桃县的松江河亦至入酉水。
其北源在鄂西宣恩,经来凤流入湘西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地,酉水流域正是今天土家族主要分布区。
单从这一流域的崖墓看,便可窥见它们在风俗文化上的联系。
湘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楚通黔、滇和蜀的水陆要道。
”(公元前308年)秦谴司马错率巴书蜀众十万,大驳船万艘,米六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华阳国志.巴志》)”
湘西与黔东在历史上本属同一个自然区域,两省行政区域的界线,自明永乐起才逐渐划清。
乌江、沅江自贵州从西而东北向,为民族迁徙提供了良好的交通孔道,因此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很频繁的。
”(罗维庆《土家族源于乌蛮考》)古代巴国跟这一区域的联系也很密切,其在奉节、巫山一带与楚搭界,南达今黔江,乌江流域从四川涪陵清江及已迁到湘西北和黔东北的。
这一点可以说明溪州彭氏迁入时,已有许多巴人在这一地区融合。
从封建建制看,湘鄂黔渝联系也颇密切。
湘西土家族地区古称溪州;川东土家族地区古称黔州,后改酉阳州;鄂西土家族地区古称施州;黔东北古称思州。
《永顺县志》中记有:
溪州地域,东抵荆湖,西通巴蜀,南近辰阳,北据归峡。
唐中叶,这一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经济体了。
”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江南道西部增置(黔中道),治所在今彭水县城,为全国十五道之一,其辖在今湖南的有辰州、溪州,贞观元年(公元785年)黔中道治所辰州,三年迁回彭水。
”(彭水县志》)以后虽有变动,但彭水县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为黔中郡的治所,所以川(渝)东地区与湘西北的交往应该是很频繁的。
”唐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中观察使窦群征发(湘西北)‘溪洞蛮’修黔州城(彭水县)。
”(《湘西历史大事》)历史上的湘鄂渝黔交界区在横向纵向上的立体式联系,可以证明溪州彭氏从川渝迁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溪州彭氏是土人而非汉人。
永顺司系第七代有福石宠之名,保靖司系传至二十二代后有彭药哈俾、彭麦谷踵、大虫可宜、彭南木处等名。
土家语‘呼长官曰冲,又曰送,又曰踵,又曰从。
’这些资料都可间接或直接证明彭氏之先是‘土著’而非汉人。
”(《土家族简史》)彭师裕儿子彭允林土名‘麦即把’,彭允林孙彭儒猛土名‘夫送’,彭儒猛儿子彭仕羲土名‘福送’,彭仕羲儿子彭师晏土名‘惹贴送’等等。
”(《历代稽勋录》)如果说这是汉化的结果,那么作为汉人的彭士愁的姓名为何有如此多的写法?
《旧五代史》作“士愁”;《新五代史>作“士然”;《十国春秋》将“士愁、仕然”并提;《资治通鉴》作“彦晞”;《续通志》作“自然”。
事实上我们已经否定了溪州彭氏江西考了,这些土名就从一方面证明了溪州彭氏是土人。
溪州彭氏之所以800年巍然不动,因为他们也是土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不容易与当地土民发生大的冲突。
3、溪州彭氏是从川渝地区迁入的巴人。
板楯蛮(巴人一支)即是用彭排(旁排)御敌的巴人,即彭人。
由于汉代以后。
彭人(即板楯蛮)在今郁江流域活动,所以隋代今郁江叫彭水,成为彭水县得名之由。
”(《彭水县志》);《华阳国志.巴志》载: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而《史记.周本纪>则称巴师为“彭人”,彭即巴也,亦称‘彭水夷’,是川巴板的重要一支。
据徐仲舒先生考证,其中心在今川(渝)东彭水县濛阳镇,当属川巴板楯无疑。
”(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何岳光在《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一文中论证了彭氏的迁徙过程:
古代彭国人一支经过迁徙,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这条河因彭人所居住便叫彭水。
大约于公元前6世纪时与庸、微、罗都先后被楚所灭。
彭人从此离散,一部分南渡长江辗转散居于今湘鄂川(渝)边界丛山里和后来迁来的巴族杂居,可能与今天的土家族的彭姓有关。
彭族氏的后裔经过长时间、长距离的迁徙后,达到湘鄂渝黔边区。
古巴人已经过长期融合,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汉人了。
总之,不论土家族彭姓源于汉姓,还是由于他们使用武器(彭排)的音变,或者源于巴姓中的“樊”姓等其他说法,都可以证明与彭巴联系密切,溪州彭氏极有可能是从川渝迁入的巴人。
实际上川东(渝东南)酉阳土家族的联系更为密切。
”酉东酉水河畔的三峿山,传说是土家族大姓彭、田、白三姓的族山,至今仍为辨族同异的依据。
”今川黔鄂边各县姓冉的,绝大多数也都是由酉阳辗转迁徙去的。
”(冉敬林《酉阳土家族是清江巴人的后裔》)
4、迁入的时间、背景。
《复溪州铜柱记》载:
“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立威,识恩知劝,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
”由“三四代”可推知溪州彭氏土司先人,应于唐末迁入湘西北的。
隋唐时期,巴渝地区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巴蜀地区北郊关中,东控荆湘,一旦朝廷有变,皇帝往往避乱于蜀中。
唐末乾符三年(公元874年)山东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黄巢大军攻占潼关,唐僖宗仓皇出逃,次年初抵成都,僖宗幸蜀对巴蜀人民剥削变本加厉,巴蜀人民怨声载道。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巴蜀地区的邛州、涪州先后爆发了阡能、韩秀升起义。
暴乱可能会引起人口迁徙,于是一部分巴蜀人民向西迁入成为可能,但是大规模进入湘西北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会引起这一地区的不稳定,而湘西北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迁徙和社会变动,所以只能是近距离、短时间的迁徙。
居住在川东(渝东南)地区的土民,早就适应了这一区域的生活,成为这一区域的一部分,因此能很快融入到湘西北土民中去,投靠强宗大族成为可能。
迁入之后,溪州彭氏很快与当地土民融合,并不断拓展自己的力。
“窃意唐末溪州蛮中,有吴、彭二氏,曾一度发生战争,结果彭胜吴败。
彭氏至此,遂得世为诸蛮酋领。
”(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谭其骧是肯定有吴、彭之争的,即便正史中无记载,吴、彭之争则见于《龙山县志.卷六》:
“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吴著冲......余土归瑊。
”其中引出了江西彭,姑且不将这些作为真实的历史描述而认为,有彭人与湘西北强宗大族发生争斗,那么这种可能性从而确定了彭氏在湘西北的地位,为联众抗楚奠定基础。
大约自东汉以前土家族各部处于不稳定状态,之后各部在对抗封建王朝斗争中相互援助日益增多。
南北朝时期,土家族内部出现世袭制度,意味着稳定性在增强。
隋唐武陵区形成“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余者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的局面。
”(《周书.蛮传》)因此可见隋唐时彭姓影响力还很小,至于有无彭姓,有待考证。
至唐土家族主要按姓氏聚居或散居于相邻溪峒,“一峒为一部落”,首领靠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来维持部落内的联系。
五代时期,马楚政权对其境内的少数民族,因各土酋势力大小而委以不同的羁縻州县职。
但由于中央王朝与各羁縻州县的关系,此时几乎已不存在,而且各部族忙于相互间征伐,部分少数民族首领便“自署刺史”。
彭士愁在溪州之战前就自署“溪州刺史”,这些发展说明了土家族的内部稳定性在增强,一方面为土家族这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基础,,同时彭士愁能抗楚成为可能。
5、溪州之战的影响。
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彭士愁率锦(麻阳——、奖(芷江)、溪(龙山)三州诸蛮,进攻辰、澧州等地。
楚王马希范派部将刘勍、刘全明率兵五千迎击。
最后彭士愁遣其子彭师皋率诸蛮酋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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