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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池而饮
凿池而饮:
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
[size=10.5pt]
胡英泽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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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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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size=10.5pt]提要]本文利用地方志,田野调查收集的水池碑刻、口述资料,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水池进行了研究,认为开凿水池集蓄自然降水是解决缺水地区民生用水困难的有效形式,水池人文景观构成北方行聚落显著的外部特征。
治所和乡村在应对缺水环境时存在一定的制度差异性,传统政府职能在解决民生用水问题方面有其局限性。
在水资源缺乏的环境下,用水秩序构成北方乡村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
[size=10.5pt][[size=10.5pt]要害词]明清北方水池社会史[size=10.5pt][[size=10.5pt]中图分类号]K9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2-0063-15[size=10.5pt][[size=10.5pt]收稿日期]2006—04—14[size=10.5pt][[size=10.5pt]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的民生用水与节水”(编号为06CZS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size=10.5pt][[size=10.5pt]作者简介]胡英泽(1973-),男,山西省永济市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华北乡村社会史。
[size=10.5pt][size=10.5pt]水与人类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水利浇灌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学界给予较多关注并取得相当成绩。
和生产用水(主要是水利浇灌)研究形成鲜明对照,日常生活用水研究显得相形见绌,迄今为止仅有少量的研究论文,有关水池的专题论文更为少见①。
在笔者看来,日常生活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城镇或乡村,上层或下层都必须面临生活用水问题。
在传统社会,由于受自然、技术、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北方地区的日常生活用水相较于南方地区更为困难,生活用水成为社会生活的要害问题,形成了区域社会的生活用水习俗和用水观念,生活用水的秩序内化为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我们熟悉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熟悉传统北方区域社会有着独特的启示。
[size=10.5pt]在北方缺水地区,居民采取开凿水池、旱井集蓄降雨的形式来解决生活用水困难。
“民非水不生,是水之为物,所系于人甚大。
然属有本者,固可掘井而饮。
若在无本者,亦必赖池而聚”②。
“近今各处村庄相形凿池,设计蓄水,于①就笔者所见仅有董晓萍,(法)蓝克利:
《不灌而治一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该研究认为四社五村个案的意义在于它对节水水利的独特阐释和成功实践,建立了一套在于旱地区团结生存的可持续经验。
不过正如该书总序所说,调查的目标,是由县以下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切入的。
笔者认为,州县治所的生活用水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将其与广大乡村的用水运作机制进行比较,有益于对上下两层日常生活用水的理解。
另外,该著展现的是引蓄峪水凿池而饮的类型,相对于集蓄雨水而言,仅为一种类型。
刘景纯:
《人民公社时期咸阳原上农村聚落池塘景观的兴废与重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增刊,第207—212页。
论文对人民公社时期普遍存在于咸阳原上的池塘景观的成因、兴废以及对农民生活的作用作了具体地分析和论述,着重指出重建池塘景观和美化新农村的可能。
该研究将池塘这一景观与人民公社时期联系起来有其合理之处,但水池的修建历史更为久远。
②山西省壶关县脚底村乾隆43年《创修石池碑》。
文中碑刻除注明外均为笔者田野考察收集。
井养不穷之义颇为得之”①。
在那些难以开凿水井的地区,为了生存,因地制宜地选择其它的形式来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水池与旱井就是水井之外,人工解决生活用水一个重要的形式。
水池有的是通过引流河水、涧水、泉水等地表水,引蓄而用,或是集蓄雨雪等天然降水而饮,一般为公有(也有家族的),规模较大,蓄水量多,清洁度低。
旱井则主要是集蓄雨雪等降水,一般为私有(也有公有),规模较小,蓄水量少,清洁度较水池要好。
仅以集蓄雨水而论,我国西北黄土高原丘壑区、华北干旱缺水山丘区、西南旱山区均有凿水池、修旱井解决生活用水的情状②,为便于集中讨论问题,本文重点研究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水池,时间的限定与空间的划分主要受资料限制。
文中所运用的资料除少数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外,主要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到的明清时期(也有部分属民国时期)的水池碑刻。
黄土高原范围较广,而笔者所调查的地区还相当有限,主要以山西为中心,包含平定、阳泉、高平、壶关、晋城、临汾、洪洞、闻喜、稷山、万荣、临猗、平陆等县市,此外还包括河北井陉、武安县等与山西毗邻的冀西地区,河南省林县、阌乡县等豫西地区,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华阴、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等县。
[size=10.5pt]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
无法从河泉、水井等地表水、地下水获得水源的地区是如何解决民生困难?
州、县治所与广大乡村是如何办理水池事务?
水池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关系如何?
在此基础上探讨水池这一人文景观的文化意义。
当然,在研究传统社会用水习俗、用水观念的同时,社会生活变迁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关联,也是一个萦绕于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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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一土厚水深:
民生用水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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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size=10.5pt]本文所涉地理范围,包括山西全境、陕西关中地区、河北、河南西部山区,基本属于黄土高原范围,地貌类型以黄土台塬、塬梁,土石山区为主,地下水埋藏较深。
降水量较少,季节变化明显,受降雨影响,地表径流多为季节性河流。
这样的地理环境特点,使凿井而饮显得困难,饮用河流水具有不稳定性,是民生用水困难的根本原因。
[size=10.5pt][size=10.5pt]文献所见,有关土厚水深,土薄石厚,汲井不易的记载较为多见,反映了该区域民生用水的环境特征。
第一类为山区,包括山西东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生活用水十分困难。
“太行绵亘中原千里,地势最高……于井道固难……汲挽溪涧不井饮者,自古至于今矣,前人有作,阙地数十仞而不及泉者”③。
山西省平定县小桥村“历来缺水,天旱往投柏井镇取水,往返三十里,艰苦实甚。
嗣后村东凿池贮水,颇济齐用”④。
壶关县素有“百里无井”之称⑤,其“据太行巅,地高亢,土峭刚,独阙井泉利,民会有力者掘井,深九仞始及泉,虽水脉津津,汲挹曾弗满瓶。
其劳于远井,直抵州境,洎他聚落,乃至积雪窖、凿水壑,给旦夕用,以故其民不免有饥渴之害者”⑥。
河北省武安县西南部山区,无井泉活水,全恃水洞储蓄雨水,故每值春夏大旱,山乡滋闹水荒。
饮料奇缺,取水常在十里以外,居民苦之⑦。
河南省汝阳县“尺土之下,积石坚厚莫测,掘井求泉,为尤艰焉”⑧。
以开凿红旗渠而闻名的林县“居太行之麓,山石多,水泉少……掘地尽石,凿井无泉”,生活用水非常困难,无法凿井而饮的村落,只好储蓄雨水用于饮食⑨。
[size=10.5pt]___________________[size=10.5pt]①[size=10.5pt]道光《壶关县志》卷2《山川》。
[size=10.5pt]②[size=10.5pt]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农水处编:
《雨水集蓄利用技术与实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
[size=10.5pt]③[[size=10.5pt]清]胡聘之:
《山右石刻丛编》卷36《创凿龙井记》。
[size=10.5pt]④[size=10.5pt]山西省平定县石门口乡小桥铺村乾隆48年《新建穿井碑记》。
[size=10.5pt]⑤[[size=10.5pt]唐]杜牧:
《上李司徒泽潞用兵书》,《潞安府志》卷27《艺文》。
[size=10.5pt]⑥[[size=10.5pt]明]杜学:
《新筑南池记》,道光《壶关县志》卷9《艺文上》。
[size=10.5pt]⑦[size=10.5pt]武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武安县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242页。
[size=10.5pt]⑧[size=10.5pt]河南省汝阳县莽庄村道光元年《蟒庄村凿井碑记》,见范天平编注:
《豫西水碑钩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
[size=10.5pt]⑨[size=10.5pt]民国《林县志》卷14《金石上》。
[size=10.5pt][size=10.5pt]第二类为黄土台原区。
山西西南部、陕西关中地区,黄土堆积较厚,地下水埋藏较深,土厚水深,井饮甚为困难。
据北魏郦道元所记:
“《三秦记》曰‘长安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
”,①唐代的记载略显详尽,“毕原,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无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②。
明代王士性游历所见,关中地区“多高原横亘,大者跨数邑,小者亦数十里,是亦东南岗阜之类。
但岗阜有起伏而原无起伏,惟是自高而下,牵连而来,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级而登,葬以四五丈不及黄泉,井以数十丈方得水脉”③。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黄土高原地貌以及“土厚水深”的用水环境特征。
从清代、民国的地方志中可了解到更具体的信息。
陕西省澄城县中部一带井水深或26丈至30余丈不等,故各村用窖储雨水以资饮食,夏日天旱之时,地下水位下降井水不足,池窖中积蓄的降水用完,居民往往有远走10余里之外取水者④。
陕西省渭河以北韩城、邰阳、蒲城、白水、富平各县近北山一带,居民每苦地高乏水可饮,往往窖地聚雨水,以供汲饮⑤。
其中合阳县位于旱垣,除少数村庄靠井水生活,井深达三四十丈甚至五六十丈,许多村庄依靠涝池积蓄降水解决生活用水⑥。
山西省西南部和关中地区情形较为相似。
万泉县“以万泉名,虽因东谷多泉,实志水少也,城故无井,率积雨雪为蓄水计,以罂、瓶、盎、桶,取汲他所,往返动数十里,担负载盛之难,百倍厥力”⑦。
万泉县由于土厚水深穿井艰难,全县只有数眼水井,居民多取汲涧水,远乡井少又不能与泉水相近的村庄,则只能凿陂池储集雨雪之水,或者远汲他处,动逾一二十里。
县中水井深者八九十丈,浅者也达五六十丈,而且穿凿一眼水井所费不赀,所以井少而人苦⑧。
稷山县“城西南四十里,庄近南山,井深千尺,居民艰于瓶绠,贮水以饮之”⑨。
[size=10.5pt][size=10.5pt]这些地区用水环境除土厚水深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即部分区域地下水咸苦,不宜饮食。
山西省平阳城内“水咸涩不可食,自前朝即城外渠水穴城入淡潴汲之用,遇旱或致枯竭,民远汲于汾,颇劳费”⑩。
西南部的闻喜、夏县、安邑、猗氏各县水味多咸,夏县、安邑尤为严重,井水咸苦当与接近盐池有关⑾。
临晋县“井深水碱”,“南乡及东乡之南偏,井深八九十尺至百余尺,汲水稍易,然水质咸碱”⑿。
陕西省关中地区的水质也较多咸苦,五代时期“同州水咸而无井”⒀,明代同州城内水泉咸苦,知府钱茂律在城西开凿出两眼甜水井,居民认为是官员虔诚感动上天⒁。
清代大荔县“水尤多咸卤,间穿一井,苦涩不堪入口”⒂。
根据笔者田野考察的经历,大荔县东北乡雷村一带方圆30公里的村庄井深在三四十丈左右,但水质咸苦,过去靠凿水池、打旱井来集蓄天然降水来解决生活用水⒃。
白水县城有三眼水井,其中东井深约三百四五十尺,水质咸苦,不济民用⒄。
现代水文地质勘测显示,关中盆地南北高,中间低,自西向东倾斜,这种水文地质特征,导致地下水含氟量高,渭北一带尤为严重,这是井水咸苦的主因⑩。
上述史料表明,土厚水深和水质优良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受地质环境影响,深井之水可能含有过量的物质而水质咸苦,无法饮用,同样面临缺水困难。
[size=10.5pt]_____________________[size=10.5pt]①[[size=10.5pt]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卷19《渭水》。
[size=10.5pt]②[[size=10.5pt]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卷1《咸阳县》。
[size=10.5pt]③[[size=10.5pt]明]王士性著,吕景琳点校:
《广志绎》卷3《江北四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1页。
[size=10.5pt]④[size=10.5pt]民国《澄城县附志》卷3《水利》。
[size=10.5pt]⑤[size=10.5pt]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61《水利五》。
[size=10.5pt]⑥[size=10.5pt]访谈对象:
史耀增,男,61岁,陕西省合阳县和阳村,原县文化馆副馆长。
访谈时间:
2005年5月30日。
[size=10.5pt]⑦[[size=10.5pt]明]乔宇:
《万泉县凿井记》,民国《万泉县志》卷6《艺文》。
[size=10.5pt]⑧[size=10.5pt]民国《万泉县志》卷1《山川》。
[size=10.5pt]⑨[size=10.5pt]光绪《山西通志》卷33《水利》。
[size=10.5pt]⑩[[size=10.5pt]清]王锡纶:
《怡青堂文集》卷6《李公甘井记》。
[size=10.5pt]⑾[[size=10.5pt]清]董恂:
《度陇记》,《小方壶斋舆地丛书》第6帙(4),第272页。
[size=10.5pt]⑿[size=10.5pt]民国《临晋县志》卷4《生业略》。
[size=10.5pt]⒀[size=10.5pt]《新五代史》卷23《良臣传》。
[size=10.5pt]⒁[size=10.5pt]光绪《同州府续志》卷14《文征录》。
[size=10.5pt]⒂[size=10.5pt]咸丰《同州府志》卷中《文征录》。
[size=10.5pt]⒃[size=10.5pt]访谈对象:
严元民,男,83岁,陕西省大荔县范家镇西寺子村。
访谈时间:
2006年7月14日。
[size=10.5pt]⒄[size=10.5pt]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61《水利五》。
[size=10.5pt]⒅[size=10.5pt]张茂增:
《关中盆地地下水中氟中的地球化学特征与地方性氟病》,《陕西医药资料》(防治地方性氟中毒专辑),1984年第2期,第18—25页。
[size=10.5pt][size=10.5pt]上述地区有土厚水深带来的水量性缺水,有井深水咸的水质性缺水,导致生活用水困乏,“生活之难,水火几与菽粟等矣”!
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却成了稀缺的“奢侈品”。
在这样的用水环境下,基于生存需要,居民只好因地制宜,通过凿水池、挖水窖等形式引蓄河泉等地表水或集蓄自然降水,解决生活用水的困难。
相对水井,水池在集蓄降水过程中,大量的地表污物汇入池中,因而水质较差,所谓“不择溲勃之污,喝既为灾,秽亦生疾”①。
直到现代,一些文艺作品对饮用池水影响人畜健康的问题还有所描述②。
[size=10.5pt][size=10.5pt]北方也存在地域内部的差异性,为解决人畜日常生活用水,各地较为普遍地挖凿水池,然而水池名称各不相同,仅所见资料而言有池陂、池泊、泊池、波池、天池、水坑、旱池、涝池、池塘、麻池、麻潢等称谓。
水池具有不同名称,并不一定指同一事物具有不同名称而已,其实与水池具有多种功能有关,比如麻池、麻潢,就反映了水池用于沤麻的功能。
另外,一些村庄开凿水池,并不是为了解决民生用水困难,而是基于村庄泄洪排水的考虑,池水虽不用于居民饮食,但为浣洗衣物、建筑房屋、牲畜饮用等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在民生用水中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也是本文以“北方地区”而不是以“北方缺水地区”为题的原因所在。
[size=10.5pt]水井、水池、旱井是人们解决生活用水的几种形式,在不同区域,这三种形式具有不同的组合,表现了生活用水设施的结构差异性。
有的地区单纯依靠其中的一种形式,有的是其中两者的组合,有的则是三者的组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
一般而言,水池与水井经常是相济相需,水池的功能只有在和水井的关联中能够得到较好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有水井不一定无水池,有水池不一定有水井。
在北方地区,尤其在乡村社会,通常是有井有池,井与池在人畜生活用水方面发挥功用有所区别,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在水井较浅的地区,人畜皆汲饮井水,池水只是用于集蓄雨水防涝,井是主要的,池基本不用于人畜生活用水。
其二,人汲井水,牲畜饮池水,井、池分担人畜用水的功用。
其三,是在水井较深的地区,从深井汲水非常困难,深井一般不用,人畜主要汲用池水,比如万荣县在深井、旱井、水池三者汲取的次序为,水池、旱井、大井,也就是说池是主要的,井几乎不发挥什么作用。
一些村庄虽有水井但出水量很小,生活用水依靠池水。
如高平市梨园村和瓦窑头村就表现了用水形式的差异:
“瓦窑头村地势虽高,现有水井七眼,食用不缺,其所设池,为洗衣服,饮牲畜之用;而梨园村虽有水井四眼,三眼无水,其一眼水仅二尺,日用不足,不能不借池水以养民生。
”③其四,在没有水井的地区,人畜生活用水完全依靠自然降水,也就是说水池是唯一的饮水设施。
有穷翌回答:
-------我们的江湖WMDJH.CN-------
[size=10.5pt]二治所营造:
不可或缺的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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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0.5pt][size=10.5pt]在明、清时期,一定的幅员、人口、市镇、村庄、治所等是构成府、州、县城聚落的必要因素,治所营建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
根据瞿同祖的研究,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司法和税收,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职能还非常广泛,如公共工程,公共福利和教育、文化、宗教、祭奠及其他职能,此外它还监督一些私人机构进行的活动,这种情形蕴含了所有与民生福利相关的有组织的活动都是政府应关心和操办的中国式的“政府哲学”④。
修建城墙、兴办书院、祭奠神灵、筑桥铺路、凿井挖池,这种“全能式”的政府今天仍然可在翻阅府、州、县志时获得直观印象,这其实引出了地方官员对于州县治所营造的命题,不过本文关注的是治所的日常生活用水方面。
[size=10.5pt]分布各地的府州县治所除了承担政府所赋予的各项职能外,同时也面临着自身日常生活诸多问题,生活用水即一重要方面。
明清时期,州县治所获取生活用水的方式与四周广阔的乡村社会没有区别,除汲取河、泉之水外,不外乎凿井汲水,修渠引水,挖池蓄水。
但在水利设施修建的组织方面,地方官员则承担了组织者的角色。
从一般意义来讲,解决日常生活用水问题并非地方官员必然的职责,由于用水环境的差异,在生活用水便利的州县,地方官员无需考虑此事,而在用水困难的州县,解决治所生活用水关系生存问题,关系政府职能正常运行、聚集居民、商业繁荣等方面,地方官员必须面对和重视,其在建设和维修生活用水设施中的的职责就相对突出了。
[size=10.5pt]___________________[size=10.5pt]①[size=10.5pt]民国《林县志》卷10《风土·生计》。
[size=10.5pt]②[size=10.5pt]郑义:
《老井》,《当代》,1985年第2期,第44—45页。
[size=10.5pt]③[size=10.5pt]山西省高平县梨园村同治13年《告示碑》。
[size=10.5pt]④[size=10.5pt]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size=10.5pt][size=10.5pt][size=10.5pt]兴修水利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但就制度而言,他们并没有可以支配的经费用于生活用水工程建设,经费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获得。
一类为向上级申请。
在缺水地区,州县官员在治所修凿水池属于规模较大的工程,假如地方官员向上级政府申请并得到批准,修凿水池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就由官府来拔付。
山西省壶关县在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计划开凿惠泽池,知县将此事“上于州司,而允其请”①。
后来壶关县重修另一水池龙雨池,“始其难地,则庠生陈尚实、尚资以义输,既虑费无所出,不得已而申请,蒙批勿以为民者劳民,今计所费,府发银五十余金”②。
由此看来,县级官员并没有可支配的经费用于解决治所的生活用水工程,更不用说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了,他要向上级政府申请经费,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费用。
一类为官员自己解决。
有时向上级申请,不一定能得到批准,如陕西葭州城内乏水,知州张琛计划在城内凿井,“愧乏钱,官钱不敢私用,请于上,非例所允行,故劝民出赀耳”③。
说明假如不向上级政府申请或者申请得不到批准,地方官员则要通过其它途径来解决生活用水设施所需的经费、人力等。
常见的方法有:
由州县官自己捐款,劝谕乡绅、富人、当地百姓捐资,招募当地居民提供劳力等④。
由于生活用水与治所及其四周村庄的民生有关,官员的兴办生活用水工程时能够得到绅士与民众积极的响应与支持。
[size=10.5pt][size=10.5pt]山西万泉县地处黄土台塬,有“干万荣”之称,万泉县城位于半山,县城东涧、西涧及孤山有数眼泉水外再无泉水,万泉之名“虽因东谷多泉,实志水少也。
城故无井,率积雨雪,以罂、瓶、盎、桶取汲他所,往返动数十里,担负载曳之难,百倍厥力。
然民不告病而安之者,生于斯地,有不获不然尔。
”明嘉靖六年(1527年),王懋任万泉县典史,看到县城居民艰于汲水,他在县城崇德坊街北,凿池蓄水以便民,民人于池边树立牌坊,上书“王公惠民池”,以感念其德,将其祀于名宦祠⑤。
咸丰年间,水池由于年代久远将有湮塞之虞,典史沈承恩捐廉首倡修池,义士解囊,贫民帮工。
此次重修,一方面用红泥重铺池底以防渗露,池岸砌以白石以防崩啮,同时在惠民池之南又凿一方池,两池相济。
在池畔又开决水渠以引导水流,水池重新发挥其在县城中的作用⑥。
[size=10.5pt][size=10.5pt]明嘉靖七年(1528年)夏日,出按山西的御史穆伯寅目睹万泉县城生活用水困乏而感心忧,于是命令稷山县令负责凿井事务,不逾月而开凿一眼水井。
“自创置县治以来,有此城郭即有此人民,有此人民即掘此井,千百年不殆不知其几掘也,而卒不可得泉。
去此地甚远,虽或有井,又皆七八十丈许,此井仅二十丈而已,且清洌而甘甲于他井,匪巡按君惠念我民,我曷以有今日”?
这是万泉县城自建城以来开凿的第一眼水井,井不但较浅而且水质好,被当地百姓视为奇迹,引来远近群黎观看,此井也被称为“穆公井”⑦。
明代万泉县城穆公穿井,王公凿池之举,虽局限于克服治所生活用水的困难,但此举是小的区域社会生活用水发生重要转折的标志,官员建池、凿井的行为在缺水环境中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此后乡间村庄多有仿效,又有穿窖井蓄水以资饮食者,万泉县居民生活用水状况与往昔相比稍稍方便了,社会生活发生了变迁⑧。
[size=10.5pt]___________________[size=10.5pt]①[[size=10.5pt]明]杜学:
《新筑南池记》,道光《壶关县志》卷9《艺文上》。
[size=10.5pt]②[size=10.5pt]武有备:
《重修凿龙玉池记》,道光《壶关县志》卷9《艺文上》。
[size=10.5pt]③[size=10.5pt]民国《续陕西通志稿》卷61《水利五》。
[size=10.5pt]④[size=10.5pt]修建生活用水设施的经费筹措方法和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所提到的地方官员怎样解决公共工程经费的办法基本相似。
[size=10.5pt]⑤[size=10.5pt]民国《万泉县志》卷2《政治志》。
[size=10.5pt]⑥[[size=10.5pt]清]沈承恩:
《重浚王公惠民池记》,民国《万泉县志》卷9《艺文》。
[size=10.5pt]⑦[[size=10.5pt]明]乔宇:
《万泉县凿井记》,民国《万泉县志》卷6《艺文》。
[size=10.5pt]⑧[size=10.5pt]民国《万泉县志》卷1《舆地志·山川》。
[size=10.5pt][size=10.5pt]山西省壶关县,素有“干壶”之称,“沟浍浇灌之利固未易言,即民间饮啄漱浣,亦苦难给,盖地处高燥,河涨而易涸,井深而难浚,一经岁旱,绠汲之艰,难以言状”①。
壶关县城的生活用水主要通过凿池蓄水解决,自明迄清,县城四周修筑了数个水池,道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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