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新规》司法适用重点问题解析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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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新规》司法适用重点问题解析1
《民间借贷新规》司法适用重点问题解析
(1)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委贺小荣及民一庭有关负责人出席。
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最高法院发布了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次《修改决定》共计26条,涉及范围广,修改力度大,是新形势下最高法院为服务大局而对原于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下称“原司法解释”】的一次全面修订。
应该说,此次修改决定的各条款内容有繁有简,文字修改量有多有少。
但即便是极少字数的修改条款,应当虑及的司法实务问题依然众多,故司法实务工作者不能以修改内容的繁简或文字的多少来判定其重要性。
相反,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均必须站在以《民法典》统领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视角高度,从“法的融合性适用”之角度出发,精准理解和适用该司法解释新规,绝不能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力戒司法审判中的教条主义、机械司法之弊!
笔者拟选择多个重要修改内容为课题,从应如何精准进行司法适用的角度对这一民间借贷新规定【下称“借贷新规”】展开解析。
【正文】
第一部分:
《借贷新规》第二条中的案由适用问题,以及案由甄别与诉权保障的关系
《借贷新规》第二条规定: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相对于原司法解释,该条将“起诉”一语修改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将“审理”一词修改为“审查”。
对此,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下列问题:
一、《借贷新规》第二条调整的范畴是原告将案由选择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债权债务案件。
因此,如果当事人选择的不是该案由,则不受该司法解释调整。
这是一般理解,但存在诸多除外情形。
诸如,当事人选择了上一层级的案由“借款合同纠纷”,或是选择的是普通债务纠纷案由,或是选择了“企业借贷纠纷”案由等,均不属于该借贷新规调整的范畴。
二、案由甄别与适用的司法难点问题
1,必须明确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
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同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不得以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
2,法官对案由的界别,应当上升到“精准适用法律”的高度来认知,否则即构成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形。
如果错误适用案由且导致裁判结论错误的,则此举将可能直接导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被触发,从而构成启动再审的法定事由。
3,应注重“复合案由”或“并列案由”的适用问题。
按照最高法院于2011年2月18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文】第三条“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之第3项规定:
“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三、根据上述案由适用难点,在适用《借贷新规》第二条时应当注重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而不应轻易适用“驳回起诉裁定”的审查结论
1,本条中的“驳回起诉裁定”不能与案件受理环节的“不予受理裁定”之功能混淆。
在案件的受理环节,适用形式审查原则和登记立案制度,故对案件立案事项应当“宽进”。
2,本条“驳回起诉裁定”仅仅适用于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的情形。
而且,此处的审查视角尚不能扩张至对“债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程度。
因为“债权真实性”与“债权合法性”二者的逻辑关联是,如果原告是真实债权人,但其债权不一定合法;如果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则其债权一定不合法。
因此,只有当审查结论清晰地指向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时,才可以在案件受理后作出“驳回起诉裁定”。
必须谨记,原告被驳回起诉是因为债权凭证本身未载明其为债权人,加之被告的抗辩理由和证据充分,足以证实原告持有该未具名债权凭证并没有相应的基础法律关系作为支撑,所以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此时方能适用驳回起诉裁定。
相反,如果债权凭证本身记载了原告为债权人,则经审理后,其“债权”不合法或不具有司法可保护性因素的,则此时与原告的诉权无关,而是应当适用“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实体判决方式处理。
3,本条中,对法院的“审查”方式应当作扩张解析。
一类是案件经过开庭审理的,则庭审就是其“审查”方式;二是在答辩阶段被告方提出充分依据的,则法庭经询问或听证审查后,亦可以作出驳回起诉裁定。
实务中,第一种审理审查方式应当是主渠道。
因为当事人的债权人主体资格涉及到对个案“基本事实”能否正确认定的问题,如果未经庭审程序的严格质证即轻易作出对关键性基本事实的认定,极易落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
(二)项规定的再审法定事由的调整范畴,从而存在着对驳回起诉裁定启动再审的可能。
4,如果原告案由选择错误,但案件本身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则法庭应当履行释明职责,原告可以变更案由或诉讼请求,而不得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案由选择错误存在多重情形,一是根本没有在诉状中记载案由;二是记载的案由是其对法律关系认识错误所致;三是刻意隐瞒真实法律关系,故意选择被简化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四是提起虚假诉讼。
(1)对于第一类问题,法庭应当要求原告进行补正。
(2)对于第二类问题,法庭应当履行释明职责,其释明职责的依据包括原《民事证据规定》(2002年4月1日施行)第35条和新《民事证据规定》(2020年5月1日施行)第53条的规定: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
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3)对第三类问题和第四类问题,如果能够审查清楚的,应当适用“驳回起诉裁定”处理。
5,如果原告选择的是复合案由或并列案由,只要其中一项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或者其中任何一项案由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则不应当适用驳回起诉裁定,而是应当通过释明与诉请变更机制来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很显然,如果要精准适用本条修改决定,则必须将之放置到整体民事诉讼法的体系中考量,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性表象含义,从而避免对应当由人民法院主管的案件反而错误地作出驳回起诉裁定的结论。
第二部分:
《借贷新规》第九条中对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效力”进行分别审查的问题。
《借贷新规》将第九条修改为: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
笔者认为,在司法审查中,实务工作者应当正确认知下列各类法律问题
一、消除“实践性合同”的狭隘视角,应依据《民法典》对合同的“成立”相较于“效力”问题进行前置审查
2015年9月1日施行的原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原解释之所以将之直接界别为“生效”要件,是由于受到合同法关于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规则的约束,因而只是从合同的“生效”要件来审查民间借贷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此举忽视了“生效”要件的前置条件是合同的“成立”与“有效”。
从法理上而言,合同的成立、效力与生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是,如果合同没有成立则无从审查合同的效力;如果合同成立但合同属于无效的,则该合同即便全部实际履行完毕,也不能“生效”;如果合同成立且有效,才能审查合同是否生效。
在没有法定或约定限制条件时,合同的成立、效力和生效三种状态应当是同步的。
如果存在合同法第45条或民法典第158条、159条规定情形的,则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状态存在时间差或阶段差。
目前,民法典第679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因此,民法典对原合同法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践性”规则已经作出重大修正,故最高法院本次修订中关于“可以视为合同成立”的规定完全符合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二、《借贷新规》删除“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一语,完全符合当前我国针对网络金融乱象进行治理整顿的政策导向。
2015年出台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时,网络金融平台多数打着“互联网经济创新”的旗号,它们纷纷曲解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讲话精神。
数年间,此类平台以“金融互联网+”的名义,设立了诸多融资平台。
其时,社会各界对“网络贷款平台”的社会危害性尚认识不足。
最高法院从保护金融创新的角度出发,在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对其予以肯定,自然有其历史局限性。
此后,经过短期的活跃后,互联网贷款平台爆发了多宗老百姓血汗资金被血洗的恶劣“暴雷”事件。
所谓的“网络贷款平台”几乎成为网络金融诈骗的代名词。
在新形势下,最高法院果断删除对“网络贷款平台”借贷行为的肯定性规定,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部分:
《借贷新规》第十四条中对“职业放贷”行为的抑制及对“职业放贷人”的甄别
一、最高法院《修改决定》对第十四条作了重大修改,新规定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上述新的规定,相对于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而言,有了如下重大变化:
(一)对“套贷、转贷”的认定,只设置了一项客观认定标准。
即借贷资金是否来源于金融贷款;取消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条件限制。
此处的“套取”应当作两种解释:
一是其原初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目的就是为其对外进行民间借贷筹集资本;
二是其原初贷款目的合法,但贷款发放后,其转移贷款用途,而将金融贷款用作民间借贷资金。
前述两类情形是均构成本条调整的贷款“套取”行为,也即“套取”银行贷款并不限于有预谋、有目的的借贷融资,也包括将正常信贷资金“挪用”为民间借贷资金的情形。
(二)应当将“套取贷款”和民事性的“骗取贷款”行为及刑事性的贷款诈骗犯罪互相区分。
根据《刑法》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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