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代的史官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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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代的史官制度

略论汉代的史官制度的建置与沿革

摘要：

汉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史官制度，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特点。

（一）先秦史官述略

根据传说,我国史官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很早以前《尚书》《礼记》《周礼》等先秦古籍中关于史官记言书事的内容相当丰富，俯拾皆是。

因此刘知几在《史官建制》中也说: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至于三代，其数渐繁。

”又云:

“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

”[1]所以说先秦史官数量很多已无疑问，而且职务也各不相同。

据现有文献及出土实物资料表明，史官最初的职事相当广泛。

众多学者认为“史来源于巫”,从原始社会祭祀时的巫祝活动到奴隶制建立以后，史作为神职人员一直隶属于巫祝系统，即所谓巫史不分、合二为一。

殷、商、西周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政策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文化大权执掌在“巫”“史”“祝”“卜”等官员之手，举凡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音乐等活动，无不参与或操纵。

《表记》云:

“昔三代名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上帝。

”[2]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担负沟通神人的“巫”,又要担负记录时王活动的“史”,故史官具有的双重身份。

周代以后“巫”与“史”的职责完全分开，我们从《周礼》中看到每一个部门都有史官,所以作为政府的文化代表和知识的象征,史官的职责愈益明确,分工愈益精细化。

史官逐渐成为专门的文化人，而不再沟通神界。

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图强的目的，需要“知兴废者而戒惧焉”。

所以，各诸侯国加重了对历史的重视。

因此，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延周代官职都设有史官，专事历史的记述和研究，如当时的鲁国有太史、外史，郑有太史，齐有太史、史，卫有太史，秦国有内史、御史等。

这一时期的史官职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职责也比较明确，史职也加强了，史官记言记事一方面产生了非常巨大的震慑力量；另一方面“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基本精神被后世史官（家）所继承。

秦灭六国，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的需要，它要求在史学中“请史官非《秦记》皆焚之”来巩固中央集权制，消除割据时代各自为史的情况，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向史官提出要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史学宗旨”。

汉代的史官沿袭于前，但也有所变化，和史学的蓬勃发展相适应，其史官系统经过两汉的不断发展也更加完善了。

（二）汉代史官及史官制度的初创

汉代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为了巩固其政权，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这也要求史学能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服务。

“汉代的史官有两大类：

一类先为中丞，后为兰台令史，专掌史料图籍；一类为太史令丞，专掌疏记撰述。

”[3]

中丞指的是御史中丞，掌管宫内的图籍秘书和受理奏事，有专门保管文书的机构——兰台。

随着发展的需要，御史典理文书之职逐渐变弱，对内外百官的监察权逐渐变强，后来转变发展成我国最早的监察机构。

《汉书·百官公卿表》云：

“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

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

”[4]到东汉时期，兰台建置并未撤消，仍沿袭西汉旧制，置兰台令史多人，撰修国史；“后在东观，招集文人学士，著作其中，以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

”[5]

太史令是秦和西汉设置的具有编修史著职能的史官，太史令职卑位低，是由殷周时位尊权重的‘太史’转化而来。

东汉时，太史令编修史著的职责逐渐由兰台令史和著作东观取代，它开始从其他事务中分离出来，成为掌天文星历的专门机构，除制历、典漏刻之职没有完善外，基本上已经同后代的司天监、钦天监等没什么差别了。

除了上文提到的太史令和兰台令史、著作东观外，还有其他的书记史官，如柱下五史、尚书台等，起居注记,在西汉也形成了制度。

1.太史令

秦朝设太史令一职编修史书，汉承秦制，在汉初就已置史官“太史令”。

《汉书》说：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起发曰：

‘太史试学童，能讽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6]史官太史令设置后，其职务除掌管天事之外，同时还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

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政权稳固，学术文化空前繁荣。

此时，因太史职责明确，分工细密，人数增多，逐渐形成一个机构，其长官为太史令，太史机构走向规范，太史令固定为六百石的官秩，按汉代的大中大夫二千石，谏大夫千石，而太史令为六百石，仅似于下大夫。

可见，其地位级别并不高。

太史令负责收集、保管各种图书典籍。

司马迁任太史令时自称为太史公，说：

“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7]

自古以来，太史之职都有著述的基本工作，同时监掌历象、日月、阴阳等。

西汉太史令除著述的基本工作外，还主掌天文星历，司马迁就曾提出自己的职责是“掌天官，不治民”，地位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8]而“古之史官，有司天事者，有司人事者，星历属于天事，文史属于人事，皆由记事之史司之，固司马氏以掌天官之太史，而自当载笔修史之任，此亦古代史官与历官合而不分也。

”[9]司马迁死后，“后之续史记者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

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10]可见，东汉时虽有名为太史的官职，但史官职务并非为太史所属，而只是专官天官事。

东汉一代太史令的人选，全由善天官、术数者出任。

如“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研核阴阳，作浑天仪。

”[11]单扬“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

”[12]这也就可以看出东汉太史令已经完全转为以天文历算为主要职责的历官，而且随着东观、兰台等大藏书库的建立，太史令在图书典籍保管方面也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它与史职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汉武帝初年，司马谈为太史令，俸禄六百石，他是一个通晓天文星象、阴阳吉凶和信奉黄老之学的人。

汉武帝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

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

谈乃据《左氏》、《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司马谈还没有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就去世了。

他所作的《六家要旨》是我国思想史上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谈以概括的手法，简练的文字“分析了阴阳、儒、显、名、法、道六家之长短”，充分显示出他的才华，说明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继承父志，明确修史宗旨，开创了撰修国史的体裁——纪传体，这是在前辈史官所创各种体裁的成果基础上创立的。

汉司马迁以官太史令而修《史记》后，史官分为二途：

“其一则仍称太史，职掌天时星历，其一则以别职来知史务，或另设著作起居之官，以当撰述记注之任。

”[13]《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隶于太常，掌天时星历，文中仅言星历，并不提及文史，则“典籍之守，记注之任，已不复属于太史”。

[14]东汉时期兰台令史取代了太史令的史官职务，太史令张衡等人并不知史务，“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惟知占候而已”。

[15]

2.兰台令史

兰台为汉代宫廷收藏秘书、文书档案的地方，具有我国古代的皇家图书馆、文书档案馆的美称。

《通志·职官略·秘书校书郎》载：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文学之士，使雠校书于其中。

”由此可见，兰台及东观不仅是汉代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也是文人整理古籍以及著书立说的处所。

东汉出现了以兰台命名的官职——兰台令史，这是东汉新置的史官。

兰台令史、郎是掌管图书，进行著述的史官，古《汉书·叙传》云：

“明帝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

”[16]其职掌是管理图书，典校图书，利用馆藏编修历史；俸禄百石，据最早记载兰台令史官秩的书——东汉《汉官仪》载：

“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

”[17]古代官秩的多少，不仅反映个人地位的高低，而且反映了当时政府与社会对某个部门和某项工作的价值取向、重视程度。

从汉代岁终腊日举行的以驱鬼为内容的蜡腊之仪中也可以看出其地位的高低，《汉官名秩》曰：

“大将军、三公，蜡腊钱各三十万，牛肉两百斤，粳米二百斛；……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18]所以不难看出，兰台令史是个初级官吏。

虽然兰台令史是个初级官吏，官秩低，但它是御史中丞的属官，其地位已远远超过其他一般部门了，这说明汉代对档案文献工作和史官著史是极其重视的。

拜为兰台令史的人多是博览群书、儒雅饱学之士。

李尤拜兰台令史是因其有相如、杨雄之风；傅毅是章帝召来的文学之士；贾逵则因博学多识供职于兰台。

而汉代著名学者孔僖，其经历与班固非常相似，有人诬告孔僖诽谤先帝，刺讽当世，但“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无问，拜僖兰台令史”，后又“拜僖郎中，……使校书东观”。

[19]并不是整个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职掌都如上所说，在章帝以后，移到南宫东观殿藏书，并为修史之所，称撰国史者为“著作东观”，故张衡说“专事东观”。

张衡曾为太史令，但他又热衷于史学，因此在永初中为侍中时上疏皇帝，要求“专事东观，以捡遗文，毕力补缀”，[20]致力于历史研究和著述。

《汉书》经过“私改作国史”案，其书稿经审查未发现对汉统治不利的地方，才得到朝廷的认可，这也促进了东汉朝廷对编修国史的关注。

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至东汉末，编成《东观汉纪》143卷。

这是我国第一部官方集体纂修的纪传体当代史。

桓帝廷熹二年（公元159年），设置了专门管理图书的官员——秘书监，兰台令史的职责缩小，只“掌奏及印工文书”。

从史书记载看，三国时曹魏以“著作”名史官，设著作郎专管史任，而兰台收藏典籍的功能越来越淡化，晋武帝以后，兰台在史书中再难露面。

从梁和北魏开始，更以宰相监修国史，至唐太宗贞观三年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明令宰相监修，并移史馆于禁中。

从此，宰相监修的史馆制度遂成定制，宋元明清，相沿为例。

除太史令、兰台令史和著作东观外，汉代史官还有王莽时的柱下五史、起居注和尚书台，这些就其性质来说可归为书记史官的范畴。

汉代还有专司书记、专官修史的史官，但却没有这样一个官僚机构，史官制度还处于一个初创萌芽阶段。

先秦时期的史官建置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基础，发展到汉代，史官制度虽然得到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发展，史官职能也发生了很大演变，但还没有定型、完备。

（三）汉代史官制度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是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它产生的初期，就是剥削阶级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

汉代的史官制度经过不断发展，已日趋完善，但仍未健全和完备。

现将汉代史官制度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由史官建立未定、职责不明到出现以“著述为业”的专职史官和官修史书的机构。

这是汉代史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两汉变化还表现为新旧两种史官制度交替，即先秦天官、史官、官师、史巫合一的记言记事官制的消亡与新的著作官制的兴起，强化了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

第三，从修史人员来看，有中央统一领导但无统一的组织机构，还没形成一个官僚系统。

第四，从撰史地点来看，是相对稳定的，但并不意味着官方已有常设的国史编修机构。

汉代史官制度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国史学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汉代出现了不少令人称道的史家和史著，因此，它的历史地位可以从史家和史著两个方面分析。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

汉代史家以司马迁、班固影响最大：

太史令司马迁开创了撰修国史的体裁——纪传体，撰成《史记》，为封建中央集权主义史学的建立，立下了卓越的功勋；班固依靠兰台、东观丰富的馆藏，撰修汉史，最终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

《史记》和《汉书》这两部史著在史学中影响很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刘知几，《史通·史官建制》。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2]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礼记·仪礼》。

北京：

中华书局,1990。

[3]姜义华。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复旦学报：

社科版，1995。

[4]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京：

中华书局，1999。

[5]文畅平，《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极其缺憾》[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0。

[6]班固，《汉书》。

京：

中华书局，1363。

[7]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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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99。

[8]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京：

中华书局，1999。

[9]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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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范晔，《后汉书·百官志》。

京：

中华书局，1999。

[11]范晔，《后汉书·张衡列传》。

京：

中华书局，1999。

[12]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

京：

中华书局，1999。

[13][1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5]浦起龙，《史通通释》。

沪：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6]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附子固传》。

京：

中华书局，1999。

[17]范晔，《后汉书·百官三》。

京：

中华书局，1999。

[18]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

京：

中华书局，1999。

[19]范晔，《后汉书·百官志》。

京：

中华书局，1999。

[20]范晔，《后汉书·张衡列传》。

京：

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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