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中美关系简报》第37期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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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中美关系简报》第37期至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中美关系简报》(第37期,2010年12月16日至31日)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文
■本期重点
散发火药味的中美经贸合作
作为2010年中美高层最后一次正式会谈,第21届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于2010年12月14日至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贸易代表柯克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
中美商贸联委会是两国最早建立的高级别的经贸磋商机制之一,已成为中美双方贸易、投资等领域磋商的重要平台。
在2010年经历了G20和APEC等多边会谈,以及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磋商之后,作为中美经贸协商在2010年的收官之作,新的一届商贸联委会的召开不仅将为充满火药味的中美经贸关系做出一个回顾和总结,还将对2011年两国的经贸关系定下基调。
此次联委会,中美双方围绕贸易投资、农产品、检验检疫技术及标准、知识产权、双边交流合作等议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
在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美双方高层均对外表示本届商贸联委会成果丰硕。
两国一如官方惯常的宣传口径,在对外发布的信息上显示双方通过坦诚沟通和对话,增进了理解和互信,为两国开展更广泛、更深入、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此次会谈从其筹备开始就充满了各种玄机,两国在重点议题上的合作进展仍然有限,可以预想到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一年中仍将经历新的波澜和起伏。
商贸联委会的历史轨迹
中美商贸联委会成立于1983年,是中美最早建立的经贸磋商机制之一。
2003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美时,两国领导人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的级别,由中国一名副总理担任中方主席,美方主席由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共同担任。
2004年以后至2008年9月第19届联委会会议之前,提升级别后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共举行了三次会议,中方主席均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
2008年9月16日于洛杉矶举行的第19届会议,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出任中方主席,时任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出任美方主席。
中国国务院多个部委的十几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出席,中国驻美大使和美国驻华大使按惯例也出席会议。
目前,中美商贸联委会框架下设有10多个工作组,涉及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产品安全、农业、工业和信息产业等领域。
该机制已成为中美双方贸易、投资等领域磋商的重要平台,对不断推动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问题,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中商贸联委会更加集中于中美双边的经贸议题,更注重处理和解决一些摩擦和矛盾,被外界称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灭火器”,或者处理中美贸易争端的“润滑剂”。
从实际效果来看,“润滑剂”的说法似乎更为恰当,中美经贸摩擦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彻底灭火恐怕不太现实,但是缓和纠纷,避免新的冲突集中出现确实可能的,这样的定位也更加客观务实。
虽然中美经贸领域的许多摩擦和冲突是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但是两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决定了彼此进行贸易战最终会导致两败俱伤,而且与美国打贸易战、汇率战,中国是没有优势的,尽可能延长发展经济的战略机遇期才最符合我国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美中商贸联委会这样一个会谈机制可以缓解双方的摩擦和冲突,务实地解决问题。
即使是“应景之作”,结果上也是对双边经贸合作的实质性推进,并且控制了一些敏感议题炒作的升级。
因此,该机制的“润滑剂”作用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愉快基调前的摩擦与施压
中美双方高层都对本次联委会给予了满意的评价。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会议结束之后的协议签字仪式上高度评价联委会这一平台的重要作用,认为双方就中美经贸合作坦诚交换意见,达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则认为,此次会议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对两国而言是双赢的成果,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将增强美国公司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增加美国就业,同时使中国人民在世界级的产品和服务中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并期待双方能达成更多的协议,为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营造良好的经贸氛围。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则表态称,本届商贸联委会是最成功的联委会之一,双方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政府采购和农业等领域的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
尽管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本次商贸联委会取得了实质性的、积极的成果。
就高层的表态和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不管两国之间在谈判桌上经历了怎样的唇枪舌剑和艰难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后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是双赢的,定下的基调是愉快的。
但是,如果考虑到联委会之前和之后双方的互动情况,就会发现这种愉快的气氛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就2010年下半年中美之间的经贸议题来看,除了国会中期选举期间人民币汇率问题较为敏感外,其它方面并没有非常激烈的重大冲突,相对来看,南海争端、黄海军演和东北亚局势等事件使政治安全议题在下半年的中美双边关系中显得更为突出。
但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还是存在的,尤其当美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效果逐渐减退,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失业率徘徊在10%左右,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美国对华经贸问题的发难是难以避免的。
12月6日,美国32名参议员联名致信中国王岐山副总理,称中美“急需采取建设性-的工作”来缓解双方主要贸易争端。
他们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实为保护本国企业,给外国同行带来不公平竞争,并要求在解决牛肉进口、知识产权等贸易摩擦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另外,依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施压。
据法新社报道,信件起草人有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鲍卡斯以及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等。
而这些国会议员恰恰是这些受到中国冲击或者迫切要求在中国开阔市场的州的代表。
美国国会议员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向中国高官施压,正是为一周之后的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如愿达成协议做铺垫,而他们施压的筹码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1月份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中方希望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美方自然就会顺手索要“见面礼”。
讨论议题及成果
在本届联委会上,双方同意,将开展中美全面经济合作;探讨建立知识产权双边合作框架;继续保持商业和投资环境开放、公平、透明,对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在共同制定智能电网国际标准领域开展合作;加强活性原料药生产的监管合作;积极推进农业、能源环保、高铁建设、快递监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会后双方签署了6项经贸合作文件,涉及投资促进、农业、检验检疫、能源、水利、贸易统计等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本次会谈的一项重要议题。
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力度不够,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同时,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也遭到越来越多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诉讼。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发布的报告中,中国都名列在美国的301观察名单之中。
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在中美经贸问题中的重要性,中国国内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
中国国内知识产权研究专家蔡建敏认为,“知识产权已经与出口顺差、人民币币值等问题共同成为中美贸易的三大焦点,而知识产权更是其中的头号议题。
”早在2006年年初,应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邀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就率团赴美,与美方讨论知识产权战略问题。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状况,不只牵扯到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在国内以至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且也牵扯到美国企业和美国产品在中国的利益。
而中美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于,中方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建立了执法体系,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巨大的;美方则认为,中国政府为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状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这与两国知识产权制度历史的差异有关。
在本次联委会上,中美双方就这一议题再次强调了共识,中方重申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并积极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
中国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说: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而且进行了很大的投入。
一个最新的实例就是我们10月份开始进行一项为期半年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
这个专项行动在本次会议期间得到美方高度赞赏。
当然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一两次行动就可以解决的,中国政府还有中期和长期的行动计划。
”
农贸产品贸易
农业领域合作也是本次联委会的重要议题。
2001年开始,中国明令禁止疯牛病疫情严重的欧盟多国的牛肉产品入境,此后,因加拿大和美国相继发生疯牛病也列入了“禁入”名单,只允许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牛肉。
在2006年的美中商贸联委会上,中国方面同意就美国所关心的牛肉出口问题展开谈判,并愿意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
本次联委会就美国牛肉输华问题达成的协议将使解除管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中方重申,在基于科学原则、满足中国检验检疫条件的前提下,恢复进口30月龄以下的剔骨牛肉和带骨牛肉。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说:
“这次我们讨论到了美国牛肉输华的问题,同时也讨论了中国相关农产品输美的问题。
中国要进口美国的牛肉,这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共识。
我们要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评估。
双方商定将在下个月初在工作层面和技术层面来讨论美国牛肉输华的问题。
”
中国是美国牛肉的一个重要出口市场,在2003年中国禁止进口美国牛肉之前,中国每年进口美国牛肉贸易额都在1亿美元左右。
目前,我国高档餐厅的进口牛肉主要来自澳大利亚,美国牛肉的进口可以平抑进口牛肉的价格,在圣诞节或过年期间,中国餐饮业对牛肉的需求是可观的。
此外,中方还宣布,解除对爱达荷州和肯塔基州的禽流感禁令。
美方则表示,尽快解决中国熟制禽肉输美问题。
中美双方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利益摩擦和政策对抗也是双边经贸关系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美国对本国农业一直有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并有政策壁垒等保护机制,并以食品质量为由限制中国农产品进口。
为抵御美国农业保护政策,中国也出台政策对农产品行业的特定领域进行保护,其中,对美国牛肉、猪肉和禽类的进口限制就是对美国贸易壁垒的一种回应。
但是,政策上的对抗只是表面现象,贸易政策背后的根本动因是双方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
美国仅1.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但美国农产品行业巨头却为候选人提供了竞选经费,自然就会有人为其企业利润和农民利益奔走呼告;而中国是不同的逻辑,农民是中国人口数量最多却也是最贫穷的群体,中国稍微放开猪肉、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就会损害到农民利益;另外,中国政府处于粮食安全考虑,一直秉承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方针政策。
然而,国内有观点认为美国农产品的影响力被高估了,中国对某些领域的农产品的保护,可能会波及国内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通胀压力正在不断加大,而食品价格仍是官方消费价格指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情况下,中国逐步放开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应该说是顺势而行,而且可以推动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增加,打破双方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僵局。
平衡双边贸易
美国对中美双边贸易最大的不满莫过于“贸易不平衡”,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刚刚提交国会的2010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拖累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并认为,中美两国各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
其中,中国应扩大进口,同时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以限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削减中国的顺差。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了2015年出口倍增的目标,希望扩大出口,带动就业,达到削减贸易逆差的效果。
然而,形势发展往往不完全符合主观愿望。
据美方数据显示,2010年前8个月,美中货物贸易逆差较2009年同期上升20.6%。
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府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推动出口的愿望日益强烈,美中贸易逆差再次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涉及两大焦点问题,一是贸易统计方法,二是出口管制。
本次联委会上,中美双方就相关问题再次进行了沟通。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表示,“我们在整个外贸政策上是坚持外贸的稳定增长,坚持在出口增长的同时更大地扩大进口,这样使我们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更加处于平衡。
所以我们在扩大进口的同时特别希望那些跟我们在贸易上还处于逆差的国家能够取消出口的限制,扩大对我们的出口。
如果美国能实质性地对中国的出口实行贸易便利,更扩大向中国的出口,那么这对于缓解美国当前的高失业率是有帮助的。
”美方表示,将继续推进出口管制体制改革,并认真考虑中方就此提出的意见;遵循世贸组织规则,慎用贸易救济措施;认真考虑中方对市场经济地位的关注,愿意与中方就此加强沟通与交流,以便加快最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一直是欧美觊觎中国的一块“肥肉”。
中美双方之前就政府采购问题主要集中于覆盖面和门槛两个问题上。
美国商会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主要有三点诉求:
第一,出价清单要有实质意义,将地方政府纳入,且与中央政府门槛一致;第二,认为中国政府事实上强调采购本国产品的重要性,希望政策更加透明;第三,恳请中国政府修改自主创新产品管理办法,要求中国政府把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是视为中国产品。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有关部门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并认真收集听取各方面意见与建议,包括来自美国的意见与建议。
中国将在2011年提交修改后的加入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第三份出价清单;在政府采购案中,中国将对国内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中资企业生产的所有创新产品一视同仁。
不过,美国对中国条例草案的第9条表示担忧,因其中的产品目录可能会被用于在政府采购中向自主创新产品提供优惠待遇。
另外,中国有关部门正对条例草案进行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包括审议美国方面就最大程度地提高采购企业的效率和降低其成本的建议。
双方将就国内产品的定义问题进行持续磋商并交换信息。
除了上述几项重要议题,双方在新能源合作、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旅游开放等问题上也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些协议和共识,如中方表示,在国家级风电特许权项目机组招标中,对风电设备在国内外应用的业绩同样对待;在2011年对到期的《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做出调整;对4G技术标准,电信运营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原则和自身需要相关范围中自主选择;进一步简化手机型号核准与进网许可检测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尽快设立假冒药品投诉举报中心;实施中国公民赴美团队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第三阶段计划。
美方表示,在2011年上半年完成中国亚洲梨的风险评估程序,尽快出台亚洲梨输美的法规草案;尽快公布最终的《中国木制工艺品输美法规》,将法规适用范围缩小为可能存在风险的产品,并按照双方同意的加热处理方式恢复贸易;双方同意成立盆景检疫技术专家组,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美方将加快中国西电捷通公司专利申请的审批程序;尽快实施对中方商标审查员的培训项目。
双方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文件,内容涉及投资促进、农业、检验检疫、能源、水利、贸易统计等领域。
成果评价与展望
不管是共识还是协议,本届美中商贸联委会确实是在中美双边经贸很多议题上取得了进展和成果,对促进中美经贸合作共赢是有积极意义的,会议结束时愉快的气氛也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如果仅以此次会谈的成果就对中美未来经贸关系的走向报以乐观的态度,未免会一叶障目。
如何来客观评价本次会谈成果的作用和意义,评估明年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即将访美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背景。
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并且两国都处于调节经济和稳定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种形势下,两国政府都不会轻易在一些敏感议题上妥协和让步的。
但是,从外交工作层面来讲,双方需要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份访美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暂时冷却一些热炒的议题,在一些不太敏感的议题上尽量达成某些协议或共识。
因此,本届联委会既可以说是抓住了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的一个机遇,也可以说是一种“应景之作”。
第二,中国方面的妥协更多。
对于此次会谈,中方关注的主要议题是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国贸易保障措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而美方的关注点则集中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自主创新、市场准入、牛肉出口等方面。
从各项会谈成果来看,中方作出的让步更多,如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中国早在10月份就启动了一项为期半年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会谈中得到了美方的认可;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也主要是我方着手放宽进口限制;在美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上,美国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承诺或行动;另外,中国即将提交政府采购出价清单。
相比之下,美国的“回报”显得不是那么丰厚。
会议之前,32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王岐山副总理,施压中国高官,这次会议更像是美国借机索要“赴美见面礼”,而这样的会谈结果正是他们的目的。
第三,会谈成果难保明年中美经贸关系顺利。
从官方公开的信息来看,本届联委会的会谈成果主要集中于一些不是太敏感的议题上,而像人民币汇率问题在本次会谈中变为隐形,双方心照不宣,不将这个困扰中美关系多年的问题在此次会谈中作为重点议题讨论,实际上是将这一矛盾的爆发点延后。
在胡主席访美之前恐怕双方不会在这一问题上有太多的争吵,这因该也是双方的某种默契。
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重新浮出水面不会太晚。
在32名议员给王岐山副总理的信函中,以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都提到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就在会议开幕前一天,12月13日,两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还尝试推动表决“人民币升值法案”,两人的共同声明称,应对中国操纵货币,对恢复美国的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参议院应该尽快采取行动。
另外,金融危机后中国GDP稳定增长,而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依然缓慢,失业率和财政赤字都高居不下,而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减税议案,所有这些压力都成为矛头指向中国的动力,“中美贸易失衡”依然是美国议员和官员安抚民众的有力借口,指责焦点也会再次集中于人民币汇率上,国会也会不断向行政部门施压。
然而,中国可让步的余地并不大,表面的数字繁荣无法掩盖真实的经济困境,地方财政赤字继续弥补,致使房地产泡沫屡调不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国内企业的抗压能力不足,经不起人民币升值的冲击,中国政府也还在权衡升值的利弊和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妥协是很难实现的。
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和中国的产业结构现实决定了双方会继续在贸易和货币政策上摩擦不断。
■中心点评
高层互访确实可以为双边摩擦与矛盾的集中解决提供外交机遇,但是,一国对外经济关系服务于国内的宏观经济规划和政治逻辑,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着对外经济政策的走向,也导致贸易和汇率领域的一些摩擦与矛盾是难以一蹴而就解决的。
中美经贸关系合作仍然是大局和主流,从中国国内和美国许多学者的研究来看,双方发生经贸摩擦所涉及的领域和金额都在中美经贸往来处于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是两国经贸问题却一直以来成为两国争吵的焦点,是因为美国总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希望用政治施压的手段来取得经济上的利益,以弥补美国日益在经贸上对华呈现出的劣势的方面。
正是因为如此,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本来是双方政治关系的一件大事,才会被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官员们在商贸联委会这样的经贸问题场合联系在一起,并附加了诸多条件。
中美经贸磋商的政治火药味越来越浓,对两国的经贸合作是不利的。
如果两国想要在新的一年中合作应对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问题,共同维护双边经贸的平稳增长,驱散这种火药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焦点论坛
中美安全关系的转圜与东亚军备
2009年11月,《中美联合声明》似乎将东北亚的安全形势乃至于全球的安全格局都置于一种中美两国共同安全合作的框架之下。
这样一份充满政治寓意的联合声明令美国的盟国紧张和嫉妒,也让长期被美国安全庇护的国家愕然。
难道所谓的“中美共治”时代果真在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巨幅涤荡之后悄然来临?
这不仅让国际政治的学者对大国崛起命题下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关系问题产生新的思考,更让乐忠于宣扬“G2”概念的人们坚定了信念,甚至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平台置于替代G8和G20而成为全球治理核心机制的地位。
但是这一切猜想都在中美关系2010年的起伏跌宕下变得越发远离现实。
特别是在安全关系上,美国重新启动新一轮对台军售触动了中国最敏感的神经,也将中美关系最为敏感和薄弱之处置于风口浪尖之下。
新近传出美国将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新型战术导弹(ATACMS)及其发射平台等相关设备和技术给台湾,更创下了美国售台攻击性武器的先例。
该项军售一旦成为事实,中美军事交流刚刚出现的缓和契机必然会昙花一下,重归冷面对峙。
此外,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先进的海空军事力量密集调配部署在中国周边安全敏感地带,配以频繁的进行军事演习,使战争不再仅是久远的记忆或者电影荧幕上的影像,而成为现实的可能。
调整中的美国亚太安全同盟网
如果说2009年之前,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关系经历了又一次较为严重的离心危机的话,那么2010年美国则完全扭转了这种趋势,在重新巩固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在亚太地区重新编制了一张可以延续美国军事影响力并抑制地区强国崛起的安全防御网。
冷战结束以后,长期以来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都面临着美国驻这两国军队如何延续军事前沿部署的问题。
在韩国民众和日本民众看来,美军多呈现不遵法纪,屡屡侵扰驻在地居民的负面形象,并且高昂的军费开支成为日韩两国经济负担。
更重要的是,面对朝鲜核危机的步步升级和僵持局面,美国似乎并没有能力也没有给予足够的精力解决这一严峻的安全挑战。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承诺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韩国民众要求驻韩美军进行部署调整的抗议屡有发生,而驻日美军则面临更大的挑战,日本麻生内阁在支持美军在印度洋作战问题上面对着国内反对党的掣肘而束手无策,最终在众院选举中惨败下台。
继任的鸠山内阁因为美军军事基地调整问题而被迫下台。
可以说,如何维护日美军事同盟已经成为了日本国内政治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政治上,日本国内在美国的问题上常常尖锐对立,成为日本政界动荡之源;在安全上日本又不得不依赖美国,为美国的指令马首是瞻。
这样的矛盾和困境造成了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混乱和不清晰,也使得日本对外关系处于摇摆和变动之中。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2009年4月的“天安号”事件极大的改变了东北亚的安全态势。
尽管韩国一再强调此次事件是朝鲜蓄谋所为,但是除了美国和韩国之外,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其他第三方都没有完全接受韩国的调查结论。
朝鲜希望介入事件的调查也被韩国拒绝。
鉴于“天安号”事件中存在诸多的疑点,以及事件发生之时美韩正在进行军演的事实,此次事件并不排除可能是美国一手导演的可能。
如果这种假设为真,那么也就说明美国在通过制造紧张事态,特别是朝韩之间的安全危机的方法,扭转在东北亚安全关系中的不利趋势,试图以此为契机,以朝鲜为现实危险,以中国为潜在威胁,重新收紧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关系,重塑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关系网络。
美国通过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和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成功的实现了美国与韩国之间在安全关系上的升级,改变了因为韩国依赖对中国的出口和经济上同中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在中美之间愈发倾向于中国的趋势。
“延坪岛平炮击”事件更是完全扭转了地区的安全局势,周边各国一时间都紧张起来,各国都感觉到美国的军事存在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朝韩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也使美国理所当然的重新成为地区的主导权的拥有者和安全的维护者。
在中日关系上,两国围绕着钓鱼岛主权问题又一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美国总统奥巴马重新强调《日美安保条约》中的“周边事态”适用于钓鱼岛问题,将美国因素渗入到中日之间的冲突之中,使得该问题更加复杂。
面对着朝鲜捉摸不透的外交手法,美国也事实上掌控着半岛外交斡旋与谈判的主动。
近年来,克林顿、卡特等美国前总统以及理查德森州长以私人身份访问朝鲜,都在事实上影响了朝鲜问题的发展。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希望美国给予其安全承诺,特别是政权的安全保证。
朝美之间的双边关系也一直都是六方会谈等多边机制中的重点问题,朝美的双边直接接触与谈判是朝鲜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
正是因为美国目前对朝鲜的政治要价、外交手段和政权不满等因素累计在一起,造成了朝美之间迟迟无法形成足够的政治互信,双方的直接接触和谈判无从进行,两国之间的利益交换要价存在的鸿沟短期内无法弥合,才造成了朝鲜核问题长期的僵化局面。
六方会谈也就一拖再拖,无从推进。
尽管如此,美国也恰恰利用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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