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现状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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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现状的研究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现状的研究
摘要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陷入了历史的最低点,产生中日关系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基于层次分析法对这些纷繁复杂的原因进行分析无疑是一个好的研究视角。
本文试图从个人,社会、国家、国际格局四个维度着手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得出当前中日关系出现诸多矛盾的原因,从而更好的提高人们的认识,也有利于双方避免误判形势而做出科学决策外交战略,更好的维护东北亚安全形势乃至世界的和平,造福于中日两国人民。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中日关系现状原因
2010年9月7日上午,一艘中国渔船在中国海域钓鱼岛实施作业时,与前来执法的日本巡逻船发生撞击,随后日本以中方渔船违反日本捕鱼法将该船及船上工作人员扣留。
此后中日双方在此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外交报复逐渐升级,由于中国态度的异常强硬,加之新执政的日本民主党在处理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的不足,误判了形势,在国内民众和中国的外交压力之下最后不得不选择退让,很不光彩的释放了中国船长。
由此事件引发的中日双方之间的外交冲突,对双方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尽管国内外学者在这场外交风波中胜负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日双方的关系已滑落到最差的边缘。
对这次看似偶然的时间进行中日关系进行分析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必要的。
关于层次分析法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首次阐述了用层次分析法来探讨国际关系的新方法。
对此倪世雄教授认为:
“它虽然还未能突破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但他的分析方法和切入点给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他攻了新的视角”。
[1]P136“而真正把层次分析法专门作为国际关系学方法论加以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辛格。
”[2]戴维·辛格于1961年发表了《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明确指出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并详细讨论了层次分析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辛格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层次:
国际系统和国家。
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具综合特征的层次,使研究人员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国际关系的规律;国家则是微观层次,可以使研究人员分析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细节。
这两个层次的关系就像树林与树木,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分析层次。
[3]P(77—92)基于层次分析发的以上特点,以下将从个人、社会、国家、国际体系四个不同维度对产生当前中日关系发展现状的原因进行研究。
二、原因探析
一)、个人因素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变革的主题。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4]P210“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意识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5]P26可见他们并没有否定领袖人物的的重大作用。
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国家领导人或者重要决策人物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张季良教授在提到这一点时总结道:
“每一个成员的国际战略都是由该国领导人根据对形势、对该国利益的判断而确定的;该国的国际行为也是由该国领导人决定、支配,甚至亲自代表国家在国际舞台进行活动。
”[6]P173—174从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关键历史人物的巨大作用。
从建交初期的毛泽东、周恩来、田中角荣,到后来的邓小平,大平正芳,再到后来双方交恶小泉的主要影响,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关于中日关系所阐述的两条道路一样,他说道:
“第一条路是不好的路,是制造战争的路,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
另外一条路,是中国工业化。
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相处。
”[7]P(80—89)关于周恩来总理的这些论述,有的学者指出: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日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完全验证了周总理的远见卓识”[8]P49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关键人物的作用下,使得双方关系要么是形势一片大好,要么就是阴云密布。
最近一段时期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纠纷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新上任的日本民主党执政经验不足,缺少处理中日之间业已存在的争端,其领导人菅直人更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迷失了方向。
有的学者总结道:
“面对前任鸠山由纪夫留下的烂摊子,修补裂痕日深的美日关系成为菅直人必须妥善处理的棘手问题。
上任之初,菅直人就不惜临时取消访华计划以平息美国的不满,其后又在政策上由亲华转向亲美特别是近期中美之间的对抗,更是让菅直人误判形势,以对华强硬来迎合美国的需要”[9]由于菅直人在处理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的这种不务实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这一方很难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和妥协,从而使得这场外交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危险境地。
二)、社会因素
我们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任何外交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特定的国内背景。
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对国际关系产生这重要的影响更为明显。
关于这种影响,蔡拓教授认为:
“这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持久的,并潜移默化的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给国家对外决策打上鲜明的烙印”,“在国际社会中,各国间的友好与敌对,合作与冲突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民族情绪感情、民族意识和民族价值观念等这些民族心理因素。
”[10]P171一个国家在制定一项外交政策时,国内民众的态度与反应是必须考虑在内的。
在当代的民主国家更是如此,否则他就会因缺少国内民众的支持,而败下阵来。
上个世纪70年代正是在日本国内民众的强大压力之下,日本政府才最终顺应了民意,做出了与中国建立正常国家间关系的决定。
当前中日两国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引发的外交冲突,与日本国内民众的态度就有着很大程度的联系。
在20实际六七十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综合国力大为提高,而中国有国内政策失误处于动乱之中,所以日本国内的民族优越感甚嚣尘上,对待与中国的一些争端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心态上能平和。
但是伴随着这些年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尤其是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对中国抱有优越感的日本国内民众一时难以适应,其葡萄酸心理愈加明显。
在这次撞船事件中日本的强硬政策这是为了应和国民民政的口味而做出的。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此举也是对中国实力日渐增强的一种担心的表现。
”[11]学者吕耀东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因近年来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演变,两国战略态势发生微妙变化。
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国内某些保守势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导致中日双边关系的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
在“中国威胁论”者看来,我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国家影响力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
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日本积极采取遏制措施防范中国,以制约中国的发展”[12]孙承教授则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作用日益扩大。
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这场震荡引发的冲击,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保持了高速发展的势头。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从泡沫经济的顶峰跌入低谷,陷入历时十年之久的长期停滞。
中日发展势头的逆转使日本对华观开始转变,这种转变包含着防范、抵制和逐步适应等复杂心态。
”[13]
有的学者在分析了日本国内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之后认为“在日本社会阶级与阶层发生重要变化的同时,日本的经济、政治、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发生着重要变化。
”[14]P51表现为社会舆论的变化。
总所周知,“对对方国家是喜欢还是厌恶,能测试出两国民众的彼此感觉与情绪,它是发展两国关系所不可忽视的民意基础。
”[15]一项中日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方面接受调查者中,有九成选择了“不好”和“不太好”,而2009年有近一半的日本人对当时的中日关系状况给出了正面的评价。
接受调查的中国公民中,亦有八成人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给出负面评价,认为不好的人占81%,比2009年高出38个百分点。
”[16]在这样的社会舆论之下中日之间任何的一点冲突都会点燃起这种强大的民意之火。
三)、国家因素
列宁在谈到国家利益时说:
“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17]P339“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
[18]P61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中日之间的分分合合说到底还是两国的国家利益作用的结果。
”当前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其经济力量持续高速增长;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使得中日关系的实力基础出现均衡化趋势。
这种相对落后领域的同步增长,使双方的综合国力正在出现两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均衡局面,中日两国正以大国形象并立于东亚。
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是中日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当前影响中日关系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日本发展的速度差异是引发中日关系变动的重要因素,日美同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牵制性因素”[19]对于中日钓鱼岛争端有的学者把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形势的需要。
“比强硬”是日本民主政体选举中固有的政治逻辑,表现强硬的政治领导人往往能提高民调支持率。
其次,撞船事件同最近几个月来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有关。
第三,日本此举也是对中国实力日渐增强的一种担心的表现。
”[20]对于这次中日撞船事件,有的学者指出:
“此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近年来,日本在涉及主权争议的岛屿及海洋权益等问题方面大施手脚,一些非理性、非建设性提法、做法都与日本确立“海洋国家战略”不无关系。
”并进而指出:
“海底资源和能源被日本定位为“瞄准20年后的海洋国家成长战略”的内容之一,以打开日本通往“海洋资源大国”的道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小泉时代的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上的纠葛,这次钓鱼岛问题则牵涉到双方实实在在的国家战略利益,有学者深刻的指出:
“钓鱼岛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使中日双方都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轻易妥协。
”[21]P208与意识形态的争端不同,或许双方都有退让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都很难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和妥协。
此外中日双方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这实质性的国家利益冲突:
“一是台湾问题,近年来日本提升对台关系,批评中国反“台独”斗争。
1996年中国开展反台独斗争进行导弹演习,日本对此表示“抗议”成为亚洲国家中唯一公开偏袒台湾的国家。
与美国全面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并联合研发,实际上将台湾包括在其同盟条约的覆盖范围内,台湾问题重新凸显并开始溢出政治问题的范围与安全问题相联系,成为中日之间在政治、安全两大问题上的共同摩擦点。
90年代末,在台湾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1999年李登辉公开提出“两国论”2000年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日本政府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一度有所和缓,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再度加剧。
二是安全问题,在日美安保体制中,日本首次将“周边事态纳入防卫范围”实际上圈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地理范围,给中日关系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22]还有的学者从博弈论的角度认为:
“中国和日本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安全困境,其中一国采取的防御措施往往被另一国视为攻击。
由于中日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和互不承认对方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中日双方对彼此产生了战略和政治上的担忧。
”[23]总之,中日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异和冲突是导致现在两国之间出现摩擦的最为根本性的因素。
四)、国际因素
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我们还必须把它放到区域层次乃至全球的大环境中去考察。
当今的世界全球化日益前进。
纯粹的两国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任何有关两国的外交冲突都会对周边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中日同为世界性大国,两国间的聚合更是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对于影响中日关系的外部或者说国际因素,有的学者归结为:
“中日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三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
一般而言,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中日关系改善的空间就比较大;而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日关系也不会太顺畅。
”[24]“美国的遏制政策,中日关系受到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另外两对关系,即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深刻影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其中,以日美安全条约为载体的日美军事同盟是问题的关键。
”[25]可以说美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外部因素。
从国际形势来看,“当今世界已不同于以武力争夺为特征的热战时代,也不同于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
可以把它称为“温战”时代,这是一个兼有冷战和热战特征的新的斗争格局。
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更为复杂,更为激烈的较量。
是伴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而出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短兵相接,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利益的对抗,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实力继续接近。
而国家利益又不一致,从发展道路到价值取向、领土主权、能源、包括台湾问题等等。
中日两国利益都显示出巨大的分歧,日本把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和防范重点逐渐转向了中国。
为了对付共同的威胁,冷战以来的日美同盟不但没有取消。
反而重新定义,赋予了新的内容,本来日美同盟是冷战的工具。
现在日美同盟扩大到了全世界,性质从“防卫型”转向为“进攻型”。
这一质的转变,为日本利用美国牵制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
1997年9月日美两国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在1999年又通过了三个相关法案。
”[26]美国的影响还表现在:
“21世纪初的小泉内阁继承了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历届内阁的外交遗产,即将日美同盟关系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
而在小泉首相所吹捧的“新世纪维新”改革中,外交调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巩固美日同盟,在国内改革受到国内、党内的反对势力而使改革步伐艰难时,利用美国的外压来推动改革攻坚,并且利用美日同盟加速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步伐”[27]“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和推进其在亚洲的安全战略,也需要日本的支持和参与,所以要求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鼓励日本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性作用。
”[28]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带对待东亚一体化模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中日同为东亚地区的大国,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国都力图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
“作为东亚秩序的首倡者,日本不会甘心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地区秩序建构上落于中国之后。
2002年日本就提出超越“10+3”框架的扩大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此后日本提出“10+6”(东盟10国、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构想,力图以此取代“10+3”,以制衡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扩大。
”[29]这种趋势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而变得更加明显。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各国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那么正是在这种大的潮流之下,出示双方尽管政治与安全上存在着诸多分歧和矛盾,但是在经济上双方的交往还是在继续向前发展的。
出现了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
比如有些学者就认为: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促成了中日关系“经热”现象”[30]这些宏观层次的原因总是相互交织这对双边关系产生这影响。
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时期某些因素的影响更为突出罢了。
三、应采取的对策
中日同为亚洲近邻,又都是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
双边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和世界格局的稳定。
有的学者认为:
“中日两国应积极参加东亚地区的多变安全对话。
”[31]P236“中日两国是亚洲大国,并且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两国不仅经济上彼此依赖程度高,在战略层面上也有相互需求,双方关系波动势必会影响各自的稳定和发展。
”[32]可以说两国:
“合则两利,斗则两损”。
中日之间有着互补性很强的国家利益,有的学者总结为:
“政治上,日本要借助中国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
日本为了改变“经济大国、政治侏儒”的形象,一是要成为亚太地区政治大国,二是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
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日本也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到这些合作框架中来,那么光靠日本则是行不通的。
同时,中国的崛起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如果没有日本的合作,朝核问题也难以解决。
因此,中日两国在政治上都需要正视对方的存在,都需要对方的支持与配合。
”[33]有的学者在探询中日关系出路时总结道:
“现实主义理论对中日关系的现状研究十分有说服力,中日关系目前陷入的僵局的确与两国实力的消长有关。
但现实主义理论对问题的解决显得过于悲观,比如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崛起必然先在地区称霸,进而在全球称霸。
[34]P36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即中日通过相互依赖来避免战争,但在现实中由于历史问题的存在,相互依赖非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提供了更多的摩擦可能。
而建构主义理论似乎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提供了一幅可能的美好蓝图:
在历史问题上做到自我制约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最终形成共同的规范,循序渐进地改善中日关系。
”[35]
关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杨栋梁教授就认为:
“出于长远利益考虑,和平与合作乃是大方针,双方需要本着“和为贵”的思想,提倡“”友好、合作,也要讲竞争,一构筑新型的中日关系。
”[36]游博教授认为:
“日本应该改变外交上紧跟美国的政策,回归亚洲,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日双方应共同积极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在多变进程中推进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37]P(139—141)正如高兰指出的那样:
“如何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握和保持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继续保持两国关系发展的势头,开创中日两国之间“”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互利合作新格局”,是一个重要课题。
中日之间需要客观看待对方的正当政治诉求和合法权益,不挑战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干涉对方内政,在双边和多边合作中共同努力争取“双赢””[38]P322总而言之,中日双方应该加强各方面的沟通交流,拿出应有的政治智慧,加强战略互信,以更好的造福于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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