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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设计
社会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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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良好,许多青年并没有选择离乡在外打拼,而是留在村里经营工厂,积极地参与到公共活动中。
许多年轻人很乐意参与乡村内部事务的互动,甚至作为发起人来获得宗族权威的认可和帮助。
本次的研究事件即该村的重阳节活动,是村里的“青年组”将活动提上议程,在争取到“老年组”的支持之后,通过筹集资金并将资金交由“老人组”管理,随后动员村民共同参与活动,顺利完成了重阳节活动的整个过程。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土社会资源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根据资源动员理论,我们能够从多个维度对社会动员加以剖析和研究,为解决村庄面临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提供很好的解释力。
运用资源动员理论及其三个研究维度,能够让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J村乡村民俗活动的来龙去脉,理解该村组织动员机制的产生和运作过程。
从理论看,这将有助于使资源动员理论与中国的乡村治理相结合而得以丰富和完善,在现实中,可以为国家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共同发展的目标提供参考。
基于此,本次研究的研究问题为:
以J村重阳节活动为例,运用资源动员理论,研究乡村民俗活动的组织动员机制。
(三)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在现有国家体制下,国家基本无法包揽乡村所有的内部事务,乡村治理愈发需要发挥自下而上的动员作用。
因此,如何激发、调动和整合村庄内部的资源或力量成为乡村自治的重要议题。
由于J村位于潮汕地区,此处仍保留着较浓厚的传统农村的乡土特征,同时又很好地包容了经济发展与互联网等新事物的冲击,这促使乡村精英在其中发挥了较明显的作用,因此对于J村的实证研究,能够为更多的乡村治理相关研究提供较好的一手资料,促进乡村自治重要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本研究运用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希望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J村乡村民俗活动的来龙去脉,理解该村组织动员机制的产生和运作过程,既实现了对案例的有效分析,又具备了完善资源动员理论的实践性的重大意义。
2.现实意义
中国的乡村是传统中国自古至今依然清晰的缩影,乡村的运作规则深受“人情”、“面子”、宗族关系等传统元素的影响,这种“乡土”特性对于促进内源动力的发育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通过资源动员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能够从中理出乡村内部事务组织动员机制的基本规律。
从大的方面讲,则为国家厘清乡村治理长期的复杂性,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了实证案例,为后续政策的指定提供参考样本;从小的方面来说,则能为地方政府到农村基层提供很好的事务处理启发,在乡村治理的参与中张弛有度。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前,研究又呈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个研究重点。
(一)改革开放前
将视野置于改革开放前的学者不在少数,这部分研究一致认为,国家在推进政权建设和国家综合实力增强进程中,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政治动员。
并且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均得益于政治动员。
这是从技术角度切入,对中国共产革命进行的微观研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对于这段时期的研究一部分是立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诉苦”,着重讲述土改中政治动员如何采取具体实施方法调动乡村民众“诉苦”,从中又理出了何种规律。
诸如宣传、组织开会、“斗地主”的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行之以实,有效地激发了农民对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统治的仇恨之情,进而产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之情,为根据地的建设、国家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近代中国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从客观现实(苦难)到主观感受(苦感),再到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这一过程并非自然形成,而须经革命政党的宣传、组织和动员。
”(李里峰,2007)另一部分研究着重点不局限于乡村治理这一块,而是立足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国家建设角度,即便底层民众中的主体是指农民群体。
“中国共产党凭借由政治动员所赢取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战胜了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力,建立起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型国家。
”(李斌,2010)由此可见,此类研究认为,政治动员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选择的研究背景是社会革命的完成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为止。
这段时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有了战争期间实践得来的宝贵经验,加之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处于国家的公共领导地位,政治动员难度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因此“其所能激发的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有效性都比以往有所增强,从而在现代国家构建的三大主题上同时产生出较为显著的增益效果。
”(李斌,2010)于是这类文献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时期,政治动员暂时取代了正式制度,继续充当乡村治理甚至是全国治理的重要手段。
基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将眼光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上,主要原因是两者存在“求”与“需”的关系。
即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而“无偿调用人民公社大量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已习以为常。
”(于建嵘,2007)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归咎于政治动员的作用。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公社体制既是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同时也是结果。
“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其显著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
”(于建嵘,2001)这一类研究重点指出政治动员使得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到乡村的方方面面,并从中找寻政治动员的利益机制。
(四)改革开放后
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于转型期与新时期的社会动员上,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互联网与科技的进步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性,国家在特殊时期时惯用的政治动员不再发挥很好的资源统筹作用,乡村治理应该更多地引入社会动员。
于建嵘就提出“乡村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乡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
”(于建嵘,2001)同时,一些学者还通过对农村社会动员的考察,进一步提出“社会动员应坚持自下而上的草根原则。
”(何宏光等,2006),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也是不合时宜的。
还有一些是针对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研究,认为“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
”(应星,2007)。
这些研究更多地是希望深入理解农民底层动员的运作情况,分析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为群体性利益表达寻求一条“合法”之路。
当前较新的研究视角是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动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如何产生,并进而引致乡村的社会动员能力。
”(韩万渠,2015)研究问题从单一的实证研究给出建议,发展到将乡村社会动员作为乡村治理的独特样本。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较为关注政治动员,较少涉及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而本研究以乡村民俗活动为切入口,更运用了资源动员理论来分析社会动员。
此外,本研究聚焦的是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关注乡村微观动员的具体机制,这也是以往研究较为缺乏的。
三、研究方法
(一)概念界定
1.政治动员:
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
2.社会动员:
通过特定形式的集群行为,公众针对目标政权展开持续的、有组织的集体利益诉求活动。
(杨菁等,2010)指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一系列旧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习惯与传统的破除,人民开始接受并适应新的社会化和行为类型。
3.组织动员机制:
指引起、制约组织动员过程运动、转化、发展的内在结构和作用方式,包括事件内部因素的耦合关系,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形式,功能作用的程序以及转变的契机等。
揭示组织动员的机制意味着对该事件的认识已从现象的描述进到对本质的认识。
4.乡村治理:
是基层政府及乡村内部力量包括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二)具体方法技术
1.田野调查法:
J村隶属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金砂四村,名为施村。
金砂村有金砂一、二、三、四、南方、金东6个管理区驻地,原名砂陇,该名沿用至今。
“南宋绍兴廿八年(1158年)建寨于松岭,元末明初移居平川,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筑寨,设四门三关,历称金砂寨。
金砂寨西门遗址尚存。
聚落呈块状分布,建筑为砖木结构平房。
有耕地5376亩,农业主种水稻。
盛产淡水鱼。
有村办企业75家。
主要有五金、服装、采石等。
有中学1所,小学5所,幼儿园6所。
村西桑浦山麓有海蚀地貌,斜角头从熙公祠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村道通潮汕公路。
”金砂四村分为施村、杨墘村和永安里,各村均为单一姓聚居,村落与村落之间划分界限分明。
施村拥有一湖,盛产淡水鱼,归村集体所有,村民个别承包。
以往村民以种植水稻为主,辅以采石、建筑工等副业。
近几年来,一些五金厂渐渐开起来,吸纳了不少内部劳动力,而伴随于此,这些私营企业家在村内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与权威。
本研究选择这个村庄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
一方面由于J村仍保留着较浓厚的传统农村的乡土特征,传统宗族元素依然存在,并且宗族信仰活动在村中公共事务占据主要地位。
另一方面,随着J村经济发展,该村的民间力量也愈加雄厚。
另外,由于该村为本人家乡,对于研究有很好的进入性,防止了渠道受阻的发生,便于获得完整、真实的信息。
2.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当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形成较为全面、严谨的研究思路。
3.定性访谈法:
针对J村重阳节活动中的发起者、参与者设计访谈问题,从而了解不同角色在这场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为后期的个案研究分析准备完善的访谈文本。
参考文献:
1.韩万渠(2015).公共活动、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中的社会动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3.
2.何宏光、范晓光(2006).新时期农村社会动员的考察——基于华东某明星村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二十一世纪.55.
3.李斌(2010).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4.
4.李里峰(2007).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5.
5.石大建、李向平(2009).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6.
6.汤森(2003).中国政治.顾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版.P77.
7.杨菁、申小蓉.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
8.应星(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
9.于建嵘(2007).人民公社动员机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10.于建嵘(2001).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优秀博士论文.
11.赵鼎新(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12.
12.周庆智(2015).传统社会动员机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前沿理论.31.
13.MancurOlson(1971).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Cambridge:
HardvardUniversityPress
14.McCarthy,J.&M.Zald(1973).TheTrendsofSocialMovementsin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andResourceMobilization.Morristown,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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