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第24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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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时评第2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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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改到深处是公平2
国企改革不能“为改而改”5
给“高考漏洞”打上制度补丁8
引领“机器人革命”的浪潮11
户籍制度,须从破冰到融冰14
高考:
改到深处是公平
纪东冲
高考的改革,必须回应无数“毛坦厂中学”难以纾解的焦虑与期待
中国又一次进入高考时间。
虽然随着高招录取率的不断提高,“名落孙山”的焦虑感有所缓解,但家长的紧张、社会的重视,“涛声依旧”。
而面对高考,舆论则开始了多元解读。
近年来,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等“超级中学”,频频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
各地一些中学所贴的“雷人”高考标语,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战胜高富帅,考过官二代”等,也因其背后令人深思的价值观,屡屡引来关注。
对于高考期间焦急守候在校门外的家长大军,各有关部门车辆绕行、禁止鸣笛的安排,更有人不以为然,觉得没必要过分重视。
有媒体总结了高考历年的作文题,从《记一件新人新事》《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到《习惯》《鸟的评说》,再到今年的《深入灵魂的热爱》《阅读的意义是什么》,不变的是作文这种形式,变的是与时俱进的命题思路。
而高考作文背后折射的,也正是这一考试制度在变与不变中不断寻求的平衡。
尽管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已使国人的成长成才之路变宽变多,但不能不承认,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深造以改变命运、成就未来,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在所有向上流动的制度通道中,高考是最有效的一种公平制度。
尤其是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当代中国,高考是打通城乡、区域的一个重要桥梁。
这应该是一个共识。
另一方面,对于高考的反思也好、批评也罢,大都有着对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殷切期待。
的确,我们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不是只会考试的机器;我们需要的是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才,而不是畸形发展的人才。
也正因如此,高考才有从“文七理六”到“3+2”再到“3+X”的演变,高招才有从“单轨—双轨—并轨”到试水自主招生的发展,连考试时间也为了避开高温而往前挪了一个月。
即便如此,高考制度也还在不断完善中,十八大以来,高招改革已经进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讨论的议题。
下一步的高考改革,同样需要立足这样的变和不变。
既保持高考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又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既坚持素质教育的大方向,也要看到,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区域间分配仍然不均衡,尤其需要看到在高等教育进入“买方市场”后,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今天的高考,已经出现“寒门难出贵子”的苗头,农村孩子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也正是近年来一些重点大学招生向边远和农村地区倾斜的原因。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推动素质教育、改革应试教育,让不管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来自北上广还是来自河南山东湖南的孩子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可能不是“一刀切”就能实现的任务。
与其给类似毛坦厂中学这样的学校冠以“高考工厂”之名,倒不如更好地去辨析其存在的现实土壤。
如何回应无数在山区小镇为高考打拼的学生和家长们的焦虑与期待,是高考改革的重要方面。
虽然对高考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很多人都是这一考试制度的受益者。
也正因此,对于高考的讨论,总是承载着复杂的个人体验。
我们相信,高考制度必将在不断的改变中越来越合理,并倒逼出整个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的进步——衷心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漫长。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8日05版)
国企改革不能“为改而改”
洪乐风
改革,一定要朝着国企自身的问题去,而不能盲目迎合片面的情绪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再次聚焦国企改革。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对这一改革有着原则性、方向性的意义。
之前不久,国企改革也已再行一步。
国资委为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深入划定“红线”,要求中央企业严格落实工资总额和效益挂钩机制,企业工资总额增幅不得超过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
两条新闻结合起来看,一个明确的感觉是:
国企薪酬改革绝非简单的一降了之,而是要从国企改革的全局中去把握、从推动国企治理转型的高度上去理解。
大凡企业,都要有一切成本皆可控的理念。
国企薪酬成本,自然也不例外。
近年来,有的国企“天价招待费”,比利润涨得还快;有的国企高管“天价年薪”,与亏损对比鲜明。
国企薪酬必须反映经营状况,边亏边涨,甚至越亏越涨的现象,必须及时叫停。
同时也要看到,有个别地方存在跑偏现象。
比如,一刀切地降薪,不分众寡一砍到底,连干部职工正常的工资福利都砍掉不少。
还有的企业把降薪指标乱摊派,层层加码,不管不同公司、不同部门的具体情况,上下一般齐,左右一样高。
这同样是歪嘴和尚念经,唱跑了调。
工资薪酬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马克思认为其中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
可是总的一条,公有制企业中既然基本消除了劳资对立,便应当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有的国企躺在垄断温床上打呼噜,靠超额利润过舒服日子,收入就不该那么高;而有的国企市场化程度很高,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就该以市场标准来量体裁衣;还有的基层岗位艰苦异常,如山区电网的“蜘蛛侠”,也该适度倾斜。
否则,国企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是谁都不愿见到的后果。
因此,薪酬改革不能“为改而改”,而需要实事求是地摸清底数,有针对性地制定改革方案。
一方面,薪酬首先反映劳动所得,“一分辛苦一分财”。
另一方面也要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比如科学的绩效考核,适当的员工持股,以及合理的内部差距等。
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苦乐不均,避免“就是两年不发也够吃够喝”与“临时工同工不同酬”并存的现实尴尬。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改革一定要朝着国企自身的问题去,而不能盲目迎合片面的情绪。
国企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与业绩分离缺乏效率、与市场脱轨难言公平,按劳分配原则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科学、规范、有弹性、敢晒在阳光下的薪酬评价体系,才是改革真目标。
屏蔽此推广内容其实,不只是薪酬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兼并与重组等,国企改革各地区各时段侧重也许有所不同。
但有一点必须认清,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问题,更好地造福人民。
从去年8月的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到刚刚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中央关于央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更加明确,仍是要进一步增强、发挥好国有企业为全民谋利益、增福祉的关键作用。
正如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的,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成绩不容抹杀,问题不应回避。
秉持这一基本态度,不断深化改革,“共和国长子”定会浴火重生,更好推动经济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福祉。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9日05版)
给“高考漏洞”打上制度补丁
毕诗成
面对各种失误,最大程度实现制度性救济,本身就是高考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高考是莘莘学子的一个重要人生拐点。
然而,组织一场全国范围、940多万人参加的考试,要尽善尽美绝对不出一点儿纰漏,恐怕也比较难。
今年高考季,这样的“意外状况”,就引来不少关注。
安徽芜湖一考点英语听力设备故障,1000多人受到影响;陕西汉中一考点“保安不慎按了开关”,结束铃提前5分钟响起;江西定南一考点语文考试90分钟后发现试卷发错,120名考生换了套题考到下午1点……十年寒窗一朝交卷,遭遇这样的状况自然难以接受,也难怪安徽芜湖的一些家长围住学校“讨要说法”。
考生、家长和社会都在关注,考生的权益受到伤害后,怎么合理挽救?
能否公正对待?
让每一个考生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这是高考制度的价值核心。
围绕这一点,这些年出台了很多措施,也颇有成效,比如不断出拳整治加分乱象。
但对于涉及面较大的“技术性失误”,因为发生概率不高,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备。
近年来,从发错答题卡、提前收卷等事的处理看,对当事人大多可以做到“严肃处理”,但对于考生的权益的保护,显然还不太到位,很多甚至没了下文。
应该承认,对一些高考“技术性失误”,补救起来肯定有难度。
这些失误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到考试,应急措施是否补救到位,需不需要其他事后处置……在类似问题的判断上,管理者与家长往往会各执一词。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影响了孩子的高考,咋赔都不过分”;而管理方也会担心,若补救“过度”了,会不会造成对其他考生新的不公?
毕竟世殊事异,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
统一的答案很难有,但统一的答题流程却可以有、更应该有。
我们能否制定应对“意外状况”的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纠纷解决的制度与流程,让矛盾的解决更顺畅、更科学、更有公信力?
要知道,面对各种失误,最大程度实现制度性救济,打好“公平的补丁”,本身就是高考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比如,各地高考主管部门可以成立专门机构,确定责任主体,发生失误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介入;对不同类型的失误应该有一个基本预判,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避免层层请示延误处理时机;对于考生所受影响的程度,建立家长、教育部门甚至第三方参与的协商机制,并将处理结果与依据公之于众,避免引发“次生灾害”。
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的“技术性失误”,其他一些有损高考公正的问题,同样需要有一个制度化的解决。
前两年的高考冒名入学顶替事件、一直难以杜绝的各类高考移民、今年被媒体曝光的替考事件,都需要制度化的处置。
如果总是抱着“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的想法,出现问题后就难免手忙脚乱,最终影响的是高考的严肃和权威。
据最新消息,经教育部同意,安徽方面已决定10日下午对这1200多名考生的英语听力进行重新考试。
还可以考虑的是,如何保证这场加试令当事人心悦诚服?
这并非小题大做,惟有想得更细、判断更准,才能以更合理的制度,为高考公平兜底。
而守护高考的公平,就是守护社会的公正,更是守护一颗颗充满希望的心灵。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10日05版)
引领“机器人革命”的浪潮
李拯
谁占据了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制造业的主动权
大雨初霁,微型机器人抖动钢铁翅膀展开欢迎横幅;展览台上,三个小型机器人踏着音乐节拍演绎“最炫民族风”;生产线上,大型机器人精确地运送货物……6月9日到11日,第二届中国机器人峰会在天津武清召开,不同机器人各领风骚,展现着一个新的产业方向,也昭示着科技创新的巨大魅力与广阔前景。
时钟拨回到一年前。
去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如此评价:
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智能制造正在引领新的工业革命,那么机器人正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元素。
自从吐着腾腾白烟的蒸汽机打开了工业之门,“现代化的所有目的都是人的身体的解放”。
有与会专家断言,机器人将不仅取代人的体力劳动,实现“动作解放”;更会延伸人的精神世界,实现“心脑解放”。
也就是说,智能工厂将实现物物相联、人机互动的“智慧流通”,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
可以说,谁能摘取这颗明珠,谁就能赢得未来制造业的主动权。
“机器人主要制造商和国家纷纷加紧布局,抢占技术和市场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在经济新常态下有着更加鲜明的现实指向。
从国际形势来看,发达国家先后提出“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目标,试图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夺回制造业优势;就国内发展而言,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人口红利逐渐摊薄,引领经济新常态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形成增长新引擎。
面对“双重压力”的挑战,智能制造是难点和重点,更是思路和出路。
在《中国制造2025》中,机器人产业赫然列入重点战略。
会场上下,澎湃着的是创业激情,涌动着的是未来信心。
几乎所有人都谈到,2014年中国市场工业机器人销售量约5.7万台,约占全球销量1/4,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市场。
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最大的催化剂,中国的巨大市场也正是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最大底气。
但也要看到,机器人产业涉及生命科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各方面,需要深厚的科技底蕴,发达国家拥有更多“先发优势”,我们在基础技术、人才队伍等方面仍然需要奋起直追。
“在未来,究竟我们更像机器人,还是机器人更像我们”,峰会中上演的话剧《机械时代》,从哲学层面追问机器人将会带来的伦理困境。
的确,就像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创新一样,“机器人革命”不仅会推动生产力的提升,更会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
当机器人更多进入生产线,人从“生产者”转变为机器人的“管理者”,如何保证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
从生产线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如何获得更多就业岗位?
如果服务机器人更多走进日常生活,为人们打扫卫生、端茶倒水,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与之相处?
这都说明,发展机器人产业涉及技术创新,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的调节与适应。
雨果曾说,“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起有待创造的东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面对“机器人革命”,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它必将深刻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是否会以数字化方式再次腾飞?
中国能否在智能制造的浪潮中实现弯道超车?
曾经错失两次生产技术革命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去这次机遇了。
未来,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11日05版)
户籍制度,须从破冰到融冰
陈凌
以配套的改革熨平公共服务差距,才能让户籍制度改革真正上下对称、左右耦合,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户籍制度改革,涉及亿万人的切身利益,因而总是牵动人心;也指向更多人的公平发展,因而终能安定人心。
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管理方式,在新一轮改革的路线图中,户籍制度改革无疑有着“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意义。
去年6月,中央深改组研讨户籍制度改革相关问题;去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近日,有媒体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有17个省级的“地方版”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其他地区也陆续推出了一些市级层面的改革意见。
上下联动,这一重要改革迎来不错的开局。
而其中,几乎所有省份都把建立居住证制度,作为破冰的一步。
怎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考验着平衡公平和效率的治理艺术。
就此而言,建立居住证制度无疑是一个务实的选择。
一方面,不再以城乡标准划分户口,消除制度性的歧视,体现了公平性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将基本公共服务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一定程度上减轻城市财政负担,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体现着渐进性的改革原则。
可以说,从居住证入手,把住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脉搏。
曾有网友总结,北京户口上附着了80多项福利,有北京户口,无论买房、读书、看病,明显方便得多,甚至孩子考入名校的概率也比外省高……虽说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差异感是真实存在的。
北京并不是特例。
当前中国,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不仅仅是2.69亿农民工,还有更多在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
从“暂住”到“居住”,一字之差,为的正是让这些“风中的无脚鸟”能落脚城市,最终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
太空舱舱内舱外压力不同,需要用两道门制造出一个缓冲带,才能更好过渡。
城市农村也存在这样的落差,同样需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
比如,户籍制度放开,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即使翻番,恐怕也无法满足激增的需求。
如何避免出现“洼地效应”,造成人口在短时间内涌入城市,让财政负担难以承受?
怎样让新来人口享受到公共服务的同时,不降低户籍居民原有的公共服务水平?
这是城市管理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揭示出居住证制度的另一层意义。
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待很高。
与这些期待相比,现在一些地方的准入条件相对严苛,有的要求在当地拥有住房,有的则对学历设置了门槛。
而持居住证的“新城市人”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也比较有限,住房、养老等都受到一定限制。
有人质疑,“暂住证取消了,居住证又办不下来,真成‘黑户’了”。
进得来、容得下,其实只是起点,关键还是留得住、过得好,这才是“居住”真正的含金量。
即便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对公众的期待也需要更加重视。
仅仅破冰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融冰,才能真正打破隔阂。
正如学者所言,户籍改革改变户口只是“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是“实”。
比如,城门敞开后,如何完善农民“三权”保障制度,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进城后,随迁的子女入学、异地高考等教育问题怎样解决?
居住证办下来了,就业、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怎样并轨?
户籍制度改革,顶层设计在中央,但归根结底要靠各级地方政府推进。
惟有用配套的改革,熨平公共服务的差距,才能让户籍制度改革真正上下耦合,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有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让每一个人都在这一改革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12日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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