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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祁东渔鼓的变迁
第一章祁东渔鼓的变迁
祁东渔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千百年的历程当中,它们不断地演变、发展,生生不息,传承、存续至今,为全国渔鼓道情艺术中所罕见。
探究其缘由,乃是由于祁东渔鼓产生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始终植根于民间,始终扎根于民间文化的热土,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了大众的思想、情感和理想,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观众通过祁东渔鼓的演出宣泄情绪、表达心声,同时还从中获得生活的经验和启迪,因此它们便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和引导者,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广为流传和承续不绝。
祁东渔鼓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充沛的创造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念与审美理想,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使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薪火相传,如何使其传统表演技艺和优秀传统曲目得以保存和传承,既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更是这一代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祁东渔鼓的传统文化艺术已愈来愈受到关注和重视。
今天祁东渔鼓艺术进入我们学校课堂,或许将成为艺术教育的一个特色,同时也是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传承方式。
祁东渔鼓传承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新的传统和模式,当然,这个新模式将是多元化的和开放式的。
艺人们的努力和民众的文化选择,将共同构成和缔造祁东渔鼓新模式的力量。
第一节祁东渔鼓溯源
渔鼓作为一门说唱艺术,属于曲艺艺术的一个种类,以人的口语“说唱”为基本前提。
但其艺术本身,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色彩和宗教意识,作为精神审美产物之一的渔鼓艺术,其最后形成有着复杂的文明演进机理。
华夏渔鼓始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万民乐业,天下太平。
其时道教盛行,为了宣扬道教教义,神话传说八仙中的张果老倒骑毛驴游唱八方,成语中的“骑驴看唱本”就由此而来。
八仙过海归来之时,忽见一条金丝鲤鱼在海上兴风作浪,浪花溅湿了张果老的衣服。
张果老心中非常恼怒,于是便拔剑斩了鲤鱼精,并抽出鲤鱼骨,剥下鲤鱼皮,制成了一种管状乐器,取名叫“鱼鼓”。
鱼鼓做成之后,正好碰上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八仙”赶来为她祝寿。
韩湘子吹玉箫,吕洞宾击云板!
",张果老拍鱼鼓应节而歌。
这九天仙乐飘向花果山,美猴王睁开火眼金睛一看,原来是众仙为王母庆寿。
孙大圣见王母娘娘这老婆子没有请他,便一个筋斗翻到寿堂之上,举起金箍棒便打,一棒正好打在了张果老的鱼鼓上,鱼鼓被打了个粉碎。
南极仙翁见此情状,便向张果老献上一根仙竹,说是可作鱼鼓。
于是请来人间名匠鲁班依样制作鱼鼓。
鲁班接到仙竹,将竹尖给姜太公作了钓鱼竿,竹蔸给济公和尚作了卦,取仙竹中间二尺九寸制作了鱼鼓。
为了防止炸裂,王母娘娘将她的两个手镯箍在了鱼鼓的两头,又用裙带系在鱼鼓上作背带。
从此,竹质鱼鼓便取代了骨质鱼鼓。
因后世艺人游唱江湖,以艺谋生,以鼓渔利,文人们又将鱼鼓称作渔鼓。
可以是这样说,渔鼓是沾满仙气之鼓,是渔利之鼓、发财之鼓。
一、渔鼓的起源
关于渔鼓艺术的起源,可研究的资料不多。
渔鼓,又称春筒、竹琴。
简板,又称简子(祁东渔鼓叫扎板)。
流行于湖南、湖北、山东、广西、四川、安徽、浙江、陕西等省、自治区。
渔鼓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道情”,也就是道士们传道或者化缘时所叙述的道家之事和道家之情。
如唐代的《九真》、《承天》(《唐会要》卷三十三)与《踏踏歌》(段常《续仙传》论蓝采和持拍板说唱者)。
据唐朝《续仙传》记载:
“蓝采和手持拍板(简板),唱踏歌行乞于市……”这可能是对早期渔鼓道情的最具体的描写。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崇尚道教,并将它奉为国教。
从中唐时候开始,道教逐渐在华夏大地上兴盛起来。
据说玄宗为了表达对道教的推崇,还召集文士阁员寻根究底,并与道教的理论创始人老子李耳续起了家谱,并称老子为李姓的远古祖先。
宋代苏汉臣所绘《杂技孩戏》画面中(《中国音乐史图鉴》IV—9)也有记载。
到了元代,渔鼓已广为传唱,“诸民间子弟,以此为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语,教习杂戏……击渔鼓,娱人集众”(《元史》卷一百五)。
明代王圻《三才图会》载:
“渔鼓,裁竹为筒,长二三尺,以皮冒其首,皮用猪膋上之最薄者,用两指击之。
又有简子,以竹为之,长二尺许,阔四五分,厚半之,其末俱略外反。
歌时用二片合击之以和者也”。
明清时期,渔鼓已形成了“有板有眼”的完整唱腔。
著名爱国思想家王船山(衡阳人)就作过《愚古词》(愚古即渔鼓)二十七首。
作者记有“晓风残月,一板一槌,亦自使逍遥自在”(《船山遗书》第六十四册)之句。
在悠远坎坷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传承与发展,渔鼓作为一门大众艺术,深深根植于民间,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渔鼓的形成
渔鼓源头在道教,是道士们在传道或者化缘时所叙述的道家之事和道家之情,它原本是身背葫芦、云游五岳的道士、道姑们化斋时唱的劝世、修行歌,后传入民间,成为艺人手中的绝活。
他们叙情的方式就是打渔鼓,唱道情,所以“打渔鼓,唱道情”是连起来说的。
渔鼓属说唱门类,夹说夹唱,叙事性极强,说唱面甚广,盘古亘古、三皇五帝、二十四孝、才子佳人,想唱什么便可唱什么,想唱多久便可唱多久。
后来,“道情”为民间艺人所采用,宗教内容便渐趋淡化,改唱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
一曲戏文,融古今于一炉,集雅俗于一身,说天说地说人情;唱山唱水唱风月;历数人间冷暖,道破世态炎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把那山重水复唱出个柳暗花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把抑恶扬善,除暴安良的民间传说演绎得淋漓尽致,观众皆大欢喜。
从此,渔鼓道情便由宣扬道教出世思想的工具过渡为富有娱乐性、知识性的民间说唱艺术。
在唐代,哪里有道教,哪里便有渔鼓。
于是渔鼓遍地开花,浙江有义乌渔鼓;四川有顾县渔鼓,也叫四川竹琴;陕西有沔水渔鼓;安徽有界首渔鼓,其渔鼓音乐被收录《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安徽分卷)》中;湖南有湘北渔鼓和湘南渔鼓。
如诉如泣如诗如歌的渔鼓,顺溜溜的如行云流水,气贯丹田,感人肺腑。
渔鼓是大俗的艺术,大俗才能大雅。
它是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需才产生的民间艺术。
三、祁东渔鼓
渔鼓何时流入祁东,无详细的资料记载,民间传说祁东渔鼓起源于南宋建炎年间,其时金兵入侵,北宋南迁,宫廷艺人沿途流散,成群的结社结团组班卖艺,以谋生计,于是衡邵一带有了祁剧弹腔的班底;单个者则卖艺街头,取筒击节,这就是丝弦,弹词、祁阳小调、祁东渔鼓的源头之水。
在祁东县志、文化志里有史可查的是说解放前夕,第一个在祁东民间唱起渔鼓的是一位叫刘贤忠的烧瓦匠。
这位刘师傅工闲之余,伏天在晒谷坪,寒夜在工棚里手捧尺九竹筒,说唱逸闻趣事为邻里消闲解闷,听众或三或五,来去自由。
当刘贤忠的瓦窑工棚搬迁到白地市镇万福岭一带烧瓦时,工棚里的渔鼓声牵动了一位曲艺奇人邹祖羲。
家住万福岭花竹村的邹祖羲,自幼随名歌郎刘晓阳学艺,极具曲艺天赋,他一听渔鼓就留连忘返,遂拜在刘贤忠门下学唱渔鼓。
其后他第一个将渔鼓艺术带到丧堂节目中,于是在那悼念亡灵的漫长之夜,通宵达旦地响亮着渔鼓声和渔鼓艺人的嘹亮歌喉,守夜的人们如痴如醉,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民间文化的甘霖,让祁东渔鼓有了根植的土壤。
于是那冗长沉闷哀哀婉婉追悼亡灵的丧乐,被唱腔优美、说白诙谐的祁东渔鼓取而代之。
1952年,渔鼓艺人邹祖羲自编了第一个单口渔鼓曲目《廖仁福的互助组》,他携此曲目代表零陵地区赴广州参加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汇演,获表演奖并受到陶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祁东渔鼓自此登上了大雅之堂。
1958年.邹祖羲在修建红旗水库的几万民工中利用渔鼓自编自演,激励士气,几万民工一起哄,邹祖羲的艺名“懂乃稀”三个字便风卷祁东,家喻户晓。
邹祖羲广收门徒,在祁东大地撒播渔鼓火苗,许多民间歌郎如周阳春、周先旭、陈侗宝、陈泽武、刘景福、陈汉阳、王秉忠、陈春元、彭肇成相继兼修渔鼓演唱,陈善品、刘三能、何中岳等十余名青年则随祖羲先生终生从事渔鼓演唱。
1922年,邹祖羲出生在祁东万福岭花竹村一个贫寒之家。
全家是帮人看坟地和以收割坟地茅柴为生。
幼时他给地主家放牛,是一个在大自然中长大的“淘气鬼”。
放牛、割草、砍柴、吹柳笛、玩打仗、钓鱼、抓蚂蚱、掏鸟窝、下河摸鱼等等,无所不会。
农村野孩子身上所具有的一切淘气,几乎都能在他身上找到。
童年生活尽管清苦,但是过得还是快乐,尤其是放牛唱山歌练就了一副音域宽广的亮嗓。
由于家境贫寒,求学欲望强烈的邹祖羲之“剽学之路”极为艰辛。
他为了读书识字背着大人背负着狗粪筐去一家私塾“蒙馆”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大雪纷纷,小祖羲还是一大早就趴在窗外听课。
谁知地主的儿子竟偷偷地溜出门来,掀起邹祖羲顶在头上的旧衣服,将个雪团塞进他的衣领里。
父亲得知此事后,心疼孩子,不让他再去偷听了。
可对知识的渴望,使小祖羲不顾一切地又悄悄去偷听了。
他持之以恒、顽强不屈的求学精神,感动了私塾的先生,先生让他做了一个不交费的旁听生,就这样小祖羲上午在家做半天事,下午去私塾听半天课。
对不认识的字,他就将字写在腿上和手上,到处找读书人,故意考问人家这是什么“字”,当别人说:
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字”并读出来时,他就马上记在心里,学会一个就擦去一个,这样的“偷学”让他学到不少知识。
16岁那年他来到瓦窑当瓦工,工余时间为了学本领,便跟着师傅刘贤忠学唱渔鼓,他本是名歌郎刘哓阳的门徒,学唱渔鼓后,即将渔鼓引入丧堂,周围乡里办丧事,他就赶去演唱,唱渔鼓成为了他比别人技高一筹的糊口的本事,他毕生演唱渔鼓,并把渔鼓道情的老腔老调,逐步改进成为各种固定曲调,适合说唱各种不同内容的曲目,其唱腔具有独特风味和艺术魅力。
终于成了“祁东渔鼓”的一代宗师。
祁东渔鼓的演唱风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自成流派。
1976年湖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周汉平先生来祁考察祁东渔鼓,听了祖羲先生演唱的渔鼓段子后,拍案惊奇,赞道:
“邹翁时曲人深爱,绕梁清韵遍潇湘。
”遂将祖羲先生演唱的渔鼓定名为祁东渔鼓。
从此,“祁东渔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艺人,艺人各具风格的唱腔兴旺了渔鼓艺术。
祁东渔鼓不仅在祁东、祁阳等地广大农村、乡镇拥有庞大的观众群体,而且传唱到衡阳、邵阳、永州等市及云南、四川、广西、江西、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等省。
【观察走访】
到民间乡镇走访渔鼓艺人,观察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劳动过程,了解他们是怎样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
【思考人生】
收集民间渔鼓艺人的资料,了解他们的人生奋斗目标和奋斗历程,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对你的在校生活有何启发?
【素质演练】
1、学习和了解渔鼓历史起源对我们的职业生涯有何意义?
2、用线条表格列出渔鼓艺术发展贯串的历史朝代?
3、通过调查了解,运用图书和网络资源撰写一篇祁东渔鼓发展的短文。
第二节渔鼓的地方分布及特色
曲艺是一个体系庞大、品种繁多的艺术门类,据1986年编成出版的《中国曲艺》收列的曲种数目初步推断,总数超过500个,道情是我国曲艺的一个类别,又称渔鼓道情。
1998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罗扬主编的《当代中国曲艺》将渔鼓道情列为鼓曲唱曲类曲艺;渔鼓、弹词、丝弦、鼓书、琴书是以又说又唱相间方式来叙事表演的曲艺形式。
一、渔鼓分布及流传
我们今天看到及流传的以说唱相间的方式表演的曲艺,基本上都形成或定型于清代及民国时期,其中绝大多数的名目称谓,也大约于此一时期地方化,约定俗成并且规范了下来。
道情源于唐代道教在道观内所唱的经韵,为诗赞体。
宋代后吸收词牌、曲牌,衍变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又称道歌。
用渔鼓、简板伴奏,与鼓子词相类似。
之后,道情中的诗赞体流行于南方,为曲白相间的说唱道情;曲牌体流行于北方,并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发展为戏曲道情,其主要唱腔,采用了秦腔及梆子的锣鼓、唱腔,逐步形成了各地的道情戏。
至清代,道情同各地民间音乐结合形成了同源异流的多种形式,如陕北道情、晋北道情、江西道情、湖北枝江和宜都的楠管、湖南渔鼓、四川竹琴、宜春评话、河南坠子、广东木鱼等。
图片资料
目前在国内各类渔鼓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安徽、浙江、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江西、山西等地。
“渔鼓道情”说唱表演特点,是以唱为主,间有说白,“说白”除人物对话为“散白”外,叙述和详论时,采用的均是“韵白”的形式,在音乐唱腔的曲体形态上以曲牌体和板腔体较为普遍,也有板腔曲牌体混合形式。
二、各具特色的地方渔鼓
据统计,我国大约有二十个省流传有渔鼓道情艺术,渔鼓道情经过不同流传,与当地民俗风情进行融合,经变异与分化,在称谓、表演方式和手法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曲种,但同源异流,曲词、唱词格式基本类似。
比较著名的有“湖南渔鼓”、“四川竹琴”、山西“洪洞道情”、“宜春评话”、“河南坠子”、“陕北道情”等。
1、晋北说唱道情
流行于山西雁北地区。
又名“坐腔”。
约在元初即传唱于雁门关内外,由道情与当地语音、风习及民间艺术相结合,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曲艺形式。
晋北说唱道情的音乐属曲牌联缀体,曲调丰富,结构严谨,长于抒情。
原唱形式是老艺人一人击鼓打板说唱,多在集市上表演,也在田间地头说书糊口。
曲调质朴、风格粗犷、低沉、悲调苍凉。
表演时,或站或坐,无拘无束,收放自如。
2、宜春评话
形成于江西宜春。
相传在清乾隆年间已盛行,长期流行于江西宜春、万载、上高、高安、新余、分宜、萍乡等地,并渐及清江、峡江、吉安、吉水、安福、永新、莲花、泰和以及湖南茶陵、攸县、醴陵、浏阳、平江一带。
宜春评话旧时多由盲艺人演唱,以唱为主,间有说白。
宜春评话吸收了当地的大鼓书、山歌、渔歌及民歌小调的旋律,曲调富于变化。
3、湖北渔鼓
湖北曾有麻城渔鼓、长阳渔鼓、襄阳渔鼓、沔阳渔鼓等,约自清末以来,多已衰微,惟鄂中的沔阳渔鼓,职业艺人代代相传,并有丰富的传统曲目和唱腔。
1952年以后,沔阳渔鼓演唱活动遍及全省,1958年定名为湖北渔鼓。
湖北渔鼓唱腔结构属于曲牌联套体。
曲牌的组织与其他牌子曲一类的结构形态不同,没有固定的格式,也没有固定的曲头、曲尾。
唱腔分为“平腔”、“悲腔”、“鱼尾腔”、“琵琶腔”、“杂花腔”五类,适用于表达不同的情绪。
说的部分有散白、韵白之分。
散白叙述故事情节,或摹拟人物的声态语气:
韵白有叙述及代言两种,讲究抑扬顿挫,伴以云板击节。
沔阳渔鼓以唱为主,说白有散白、韵白之分。
唱词有七字句,十字句及由五、五、七、五组成的五七句式三种,四句一番,出番可换韵。
也有时夹有三、四字垛句。
优美的唱腔、独特的说白,不同的句式,使沔阳渔鼓的地方特色显得极为鲜明。
5、湖南渔鼓
俗名“道情”或“渔鼓道情”。
流布湖南全境。
表演采用湖南方音说唱,形式为说唱相间,以唱为主。
唱腔曲调为板腔体,主要曲调有[平板]、[数板]和[散板]等。
现有资料表明,至迟在清代初期,湖南渔鼓在古代道教用以传播教义的道歌基础上发展演变形成。
道光、咸丰年间,湖南渔鼓进入大城市,如在长沙有艺人张跛以渔鼓筒和简板敲击伴奏沿街卖艺,所演节目以《刘伶醉酒》最为著名;衡阳则有艺人魏祥和在茶楼设馆卖艺,其徒魏书庭在伴奏乐器上加入小三弦,与徒弟祝家维搭档表演,所演节目以长篇为主,代表作有《彭公案》和《乾隆访江南》等。
到了清末,湖南渔鼓进入兴盛期,衡阳、常德、邵阳、湘西等地不仅艺人活动频繁,而且出现了各具特色的流派。
清初,衡阳著名学者王夫之曾写过《愚鼓词》27首,以抒发对清朝政治的不满。
愚鼓即今之渔鼓,兴起于清初,盛行于清末。
主要有衡阳、常德、邵阳、湘西等流派,20世纪50年代以来,祁东渔鼓因邹祖羲等一代巨匠而悄然崛起于三湘大地。
祁东渔鼓以唱为主,道白为辅。
唱词多分为引诗、正腔、锁口3部分,唱词有4句一节的七字句和上下句反复的十字句两种格式。
韵引多为4句,正词是唱腔的主体,曲调只有四句,然变化繁杂。
锁口即结尾,多用4句唱词结束全篇,也有穿插使用曲牌的。
6、四川竹琴
清初,四川一些城镇和水陆码头有道士流动于街头巷尾,持渔鼓、简板,演唱二十四孝之类的节目,唱的是“玄门调”、“南音调”。
至清光绪年间,始有非道流的艺人演唱,由街头进入茶楼酒肆,名曰道情,所唱多是戏文故事。
后因其主要乐器为一根长约3尺、直径约3寸粗的竹筒,蒙以鱼皮(或猪的小肠膜),以手指敲击,发出清脆的声响,故又更名竹琴。
民国初年,四川梁山曾举行竹琴大会,经过评词、评调、评板,选出“三根半竹琴”,即杜成辉、孙成德、赵高峰、梁佩然(半根)4人。
这次大会扩大了竹琴在群众中的影响。
1925年前后,成都的锦春茶楼、重庆的大观茶园成为演唱竹琴的固定书馆。
此后,书馆日益增多,出现不少著名的职业艺人。
从此竹琴进入繁荣旺盛时期。
7、界首渔鼓
界首渔鼓源于明代,具体年份不详,兴盛于清朝道光年间。
1920年前后,是界首渔鼓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影响区域东至安徽省太和县、阜阳市、蒙城县,西至河南省沈丘县、新蔡县、郸城县、太康县等。
界首渔鼓以演唱为主,夹白为辅,因界首南北狭长又分为南称“高音渔鼓”,北称“低音渔鼓”。
所持乐器为打击器,即渔鼓筒子和简板,所演唱曲目多为传统书目,唱腔高亢嘹亮,委婉动听。
界首渔鼓音乐已被收录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安徽分卷中,有关专家称其为“安徽曲艺一枝花”,被誉为颍河流域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研究价值。
8、苍南渔鼓
苍南渔鼓俗称“嘭鼓”,又称“篷鼓”、“嘭嘭鼓”。
苍南渔鼓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曲艺形式,类似浙江一些地方的道情、莲花落,但演唱语言、声调、风格不同。
渔鼓由一人单独演唱(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试行多人同台演唱,但不成功),伴奏乐器只一鼓一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县(含平阳、苍南)登记在册的渔鼓艺人有60多位,现在还在专门从事渔鼓表演的艺人仅3人,最年轻的一位也已近花甲之年。
9、平阴渔鼓
山东平阴渔鼓历经十几代艺人的辛勤努力,使平阴渔鼓日臻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到了民国初期,便出现了外号“独霸山东的小胡椒”李何君这样的箸名渔鼓艺人。
平阴渔鼓属柴门“大官腔”寒韵调,唱腔有一种苍凉、艰涩之感。
擅长演唱悲剧故事,渔鼓表演一般前面都有四句“开场白”,说起来要合辙押韵,抑扬顿挫,极能调动观众的情绪,唱起来充满激情,如行云流水,不但唱出了意境,还唱出了人物性格,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闻其声如见其人。
“渔鼓”唱词一般为七字句式,唱词讲究合辙押韵且多为一韵到底。
10、柞水渔鼓
柞水渔鼓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渔鼓艺人们的推动下已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青春,它的影响和魅力堪与陕北腰鼓、安塞腰鼓、紫阳民歌齐名,成为推动柞水县旅游文化的一块靓丽的金字招牌。
渔鼓的表演分站唱和坐唱两种形式,演唱者怀抱渔鼓兼操简板和铜镲,为演唱伴奏。
柞水地处秦岭南麓,是西安通往安康、连结湖北的重要通道,有“终南首邑、秦楚咽喉”之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了柞水渔鼓音乐的丰富性、特点的唯一性。
柞水土著人的语言与南北迁移而至的移民语言融合后形成了独特的柞水方言,柞水渔鼓也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道白和唱腔。
11、广西渔鼓
广西境内主要是桂林渔鼓。
是广西代表性民间说唱艺术形式之一。
由道情演变而来。
由于湘江和漓江挨得很近,桂林渔鼓受湖南渔鼓影响颇深。
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是在本世纪50年代初,过去,除鼓与板,没有别的乐器,现逐渐发展成包括中阮或琵琶在内的弹拨乐伴奏模式。
此外还有宜山渔鼓、柳州渔鼓、金州渔鼓等。
各地都有所长。
尤以桂林渔鼓影响最大,曲调简朴平稳,柔和细腻。
三、祁东渔鼓特色
1976年,已故原省曲协主席周汉平先生率专家组来祁考察,因祁东的渔鼓在演唱风格和表演手法上已自成流派,故定名为“祁东渔鼓”,这也是“祁东渔鼓”这种说法的正式由来。
祁东渔鼓形成于民间表堂,自成流派后,作为一种单列的演唱形式很快从夜歌子里分离出来,并在祁东、祁阳、邵阳、永州一带发展兴盛,目今已称雄湖南曲坛。
在祁东,渔鼓兴起于建国初叶,创始人是民间艺人邹祖羲。
是邹祖羲让渔鼓根植于祭奠活动之中;是邹祖羲让渔鼓由坐唱的形式冲出丧堂,走向社会,形成一拉一唱的演唱格局;还是邹祖羲,一曲单口渔鼓《廖仁福的互助组》唱响了中南局在广州举办的戏曲汇演,首次让祁东渔鼓登上了大雅之堂。
祁东渔鼓的艺术特点是无本可循、无曲可依、伸缩自如、雅俗共赏。
艺人即兴演唱,既是演唱者,又是创作者。
由于渔鼓通俗易懂,艺人们现编现演,唱的又是老百姓身边的人和事,虽然祁东渔鼓的主旋律只有四句唱腔,但老百姓却爱如珍宝,其朴素的渔鼓调饱含了祁腔古韵,最能代表地方特色文化的元素符号,最能抒发历史的兴替、生活的趣味、情感的跌宕。
民间但凡办一点大事都必定唱几场渔鼓,于是渔鼓在祁东便兴盛起来,从艺人员至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300余人,民间推崇邹祖羲、周阳春、邹赛奇、邓福生、崔忠才为祁东渔鼓的五大名匠。
这些艺人们毕其一生精力,吸收和聚集了各地方剧种的精华,对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弘扬,祁东渔鼓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2000年,祁东县成立曲艺家史会。
2010年,祁东县委、县人民政府将祁东曲史纳入财政预算。
同年,县人大常委、县政协将打造祁东文化名片,修建中国曲艺之乡牌楼定为第一号提议案上报县委,县委书记曾祥月批示县委宣传部在高速公路入口处选址建造“中国曲艺之乡”牌楼。
祁东渔鼓载誉潇湘,驰名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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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家乡渔鼓
祁东二中邹筱鸣
祁东是我的出生地也是这方水土将我养育。
童年的许多苦乐都随着时间脚步愈行愈远,但家乡的渔鼓戏却带着厚重的色彩在我的心头烙上了一个印。
渔鼓,一种戏曲,浓缩着湘南的清山秀水,融会着湘南的一切一切。
但在我的记忆中,她似乎有点难登大雅之堂,总是在“小舞台”上延续她的生命。
所谓的“小舞台”,就是那种十几条长凳架起七八块门板,再拉起一快棚布作顶,挂上几个灯泡照明的小戏台子,甚是简陋,她的道具也很简单。
一把二胡,一根可以用“麻将”敲得咚咚响的粗短竹筒,最多再加上一把月琴而已,平心而论,她的唱腔远比不上电视明星,但他却有她的魔法魅力,吸引着父老乡亲。
要知道,在家乡,红白喜事是不能没她的。
老一辈的人对渔鼓都有一种深厚的感情。
我外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渔鼓迷。
或许我的渔鼓情愫正是从那儿开始的。
但我想更多的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父母,用一句摩登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铁杆渔鼓迷。
远近十几里的渔鼓戏,他们都要赶去看的。
又恐我在家中无人看管,便总要带上我。
那时,我虽不大清楚那些演员在把弄些什么,但总比呆在家里、望着四角空空的墙壁有味.久而久之,我竟可以像模像样地吊上那么两嗓子,知晓那么两段.可惜现在都已忘却.
先前已经说了,渔鼓戏大多在那种临时搭建的小戏台上上演.因此剧场也就是一小块平地,也没有现在的座位.所以,远远近近看渔鼓戏的人都得大早就拎着条板凳来占个好位子.坐定以后,大人们便胡扯闲谈起来.如东家娶了个好媳妇,西家的孩子考试得了个满分啊,等等.而我们孩子在残阳的余晖下相互追逐嬉戏.
待看戏的人已经不少时,戏便开场了.开场时,大都是一个男的先登台,左手持着竹筒,用右手中指上绑着的麻将往竹筒敲上两下,扯上两句“各路英雄已集,戏便开始了……,”再接着两声鼓响,然后二胡便拉了起来.
若是夏天,天气炎热,蚊虫也多,这时去看戏大伙都会带着一把破蒲扇,看戏时,那摇扇的情景与相间的蛙声仿若,小孩子可是坐不住的,他们或是一起打闹,或是趁大人们的戏瘾正酣处,纠缠着大人要钱买零食吃,而大人们此时也会格外“大方”.这也许也是一个我爱去看戏的原因.此时村中唯一的小贩也忙得不亦乐乎,五毛钱一根的大雪糕,两毛钱一根的小冰棍,还有一毛钱一颗的“山青蛙糖”都是小孩子们喜爱的零食.买了之后,还舍不得立刻享用,总是在一起嚷着,比划着,说着自己的食品的种种美妙.
大人们如痴似醉地听着那不知名的段子,时而拍一下那叮咬的蚊子,唤声自己孩子的小名,得到应答后便继续专注地看打渔鼓了.
待人们听得不住地“点头”时,戏便演得差不多了.大人们便唤上自己的孩子,拎着凳子,陆续散去……,若是路远的人,则会向主人家讨一些黄花秆子作火把照路.
若是春秋冬三季,小孩子不大爱出门,场面自然也冷清许多.大人们也得穿足了衣裳,往往看不了多久便散了.
倘若你第一次去我的家乡看渔鼓,你可能会觉得那戏场的情景是一份难得的宁静与安闲.
后来,我去县城念书了,因此在家中的时间不多,也少去看渔鼓戏了.从父母口中得知,红白喜事仍然常常唱渔鼓,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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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祁东 渔鼓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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