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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大家告诉我们的
艺术家的“自由”从何而来?
三联生活周刊
1951年,匈牙利艺术史学者阿诺尔德·豪泽尓(ArnoldHauser,1892-1978)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艺术社会史》。
这本巨著问世时,作者已经59岁,可谓大器晚成。
有趣的是,作为艺术史学家,豪泽尔的《社会艺术史》并没有获得西欧艺术史学界的青睐。
相反,一些保守的艺术史学者对豪泽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写作了那本著名的《艺术的故事》的贡布里希,理由是豪泽尔采纳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立场。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往往呈现两极:
一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边是坚决反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学者。
豪泽尔早年曾与匈牙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走得很近,多少受到后者影响,这也使他不被保守的艺术史圈子接纳。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拒绝”有着特定的历史情境。
豪泽尔关注艺术生产环境,特别是经济和科技条件对创作的影响。
在保守派学者看来,外界环境决定论是万不可用到艺术史研究中的。
然而,豪泽尔的著作却让我们看到,他的分析未必是决定论那么简单。
《艺术社会史》最有趣的章节之一,第五章《文艺复兴、风格主义和巴洛克》,可以让我们了解豪泽尔研究的独特性。
其中,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变化,恰恰从辩证唯物的角度,解读了人们对西方现代艺术家自由身份来源的迷思。
如今大家习以为常的“艺术家”身份并非古已有之。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初期,自由艺术家并不存在,画师与雕刻师委身于行会进行工作,后者管理定单、维护市场的需求,保持行会存在的必要性。
此时,艺术家仍被视为体力劳动的工匠,从行会获得规律性报酬,个性表达与自由创作远未形成气候。
这些艺术工匠属于小资产阶级,虽然财富不多,但也绝不是贫苦无依的无产者。
在欧洲,职业行会对艺术家的控制在15世纪下半叶逐渐受到冲击,这一现象在意大利尤其明显。
豪泽尔指出,这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
意大利北部多君主制城邦,而南部城市则由城市经济寡头管理。
这种分散且各自为政的状态,加强了君主与寡头家族的相互竞争。
豪泽尔特别强调,这些意大利的统治者尤其懂得运用艺术的影响力为自己服务,竞相吸引有才能的艺术家。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依附于行会的艺术工匠得以摆脱控制,投奔不同的统治者。
这种流动性对行会产生了冲击,并导致这一体系逐渐瓦解。
换言之,统治者的竞争激发了艺术市场的需求,艺术家可以摆脱行会对市场的垄断,获得经济独立。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改观,还有着人文主义者的功劳——他们对造型艺术的支持。
人文主义者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多依附在统治者身边,以教学为生;他们热爱自由,传播最新理念,但经济上并不宽裕。
孰知,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艺术”概念本是历史的产物。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早期,绘画与雕刻的地位远不如诗歌、文学与哲学。
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介入,赋予了造型艺术同等崇高的地位。
他们强调形式美的重要性,并在这种认同中,建立起超越经济与政治依附关系的人格与社会尊严。
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我们理解的“艺术”概念和艺术教育体系,才伴随博雅教育(theliberalarts)理念的复兴,逐渐产生。
但是,豪泽尔强调,并不是人文主义者带来了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
归根结底,是原本束缚艺术家的行会制度在新兴城邦统治者的竞争压力下逐渐瓦解,行会失去对艺术市场的垄断,艺术家不再受到行会的束缚与威胁,流动性增强,艺术市场的供需趋向平衡,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才完成质的飞跃。
正是新兴的市场机制,最终赋予了艺术家独立与自足的地位。
豪泽尔在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化后,继而谈到这一变化对欧洲艺术制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在提升造型艺术地位的同时,也将诗学与人文理论导入艺术阐释,使得曾经只是手艺的“艺术”获得了必要的科学性。
从此,在学徒的教育中,模仿师傅——中世纪行会的标准——失去了规范作用。
艺术家的目标,是借助理性最大限度地观察和研究自然,这方面的代表非达芬奇莫属。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发展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是提出了“天赋观”,这样的观念在中世纪不可想象,也标志着艺术家社会地位的确立。
伴随天赋观的成型,新一代艺术家在学徒期更关注个人才智与能力的挖掘,这样的教学趋势必然为“学院”的诞生做好铺垫,也使个体的独创性(originality)成为艺术竞争的砝码。
但是,豪泽尔也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市场总体而言对艺术家有利,这使个体对独创性的追求不那么激烈。
唯有到风格主义(Mannerism)出现时,新的艺术市场环境较为波动,追求个人特征的趋势才更加明显,几近过度(mania)。
豪泽尔对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分析,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得到西方艺术史学界的重视,唯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就笔者所知,娜塔丽·海因里希(NathalieHeinich)的《凡·高的荣耀》就专门谈及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伊夫·米肖(YvesMichaud)也在《当代艺术的危机》中提到艺术家的社会身份。
我们不得不疑问,豪泽尔在1951年就预见到的问题,是否仅因其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么多年来就被湮没在西方艺术史学科内部纷繁的争论中呢?
知更鸟停止了歌唱
三联生活周刊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美国女作家哈珀·李去世,享年89岁。
她的阿拉巴马州老乡、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发推文说:
“安息吧,哈珀·李。
‘有一种不遵守多数原则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良心。
’”
《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于1960年,次年获得了普利策奖,到2006年已经卖出了3000万册,之后每年卖出100万册。
1962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格利高利·派克饰演男主角、为黑人嫌犯辩护的律师阿蒂克斯。
2007年,哈珀·李被小布什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去年7月哈珀·李出版了该书备受争议的前传《设立守望者》。
2005年,《杀死一只知更鸟》入选《时代》周刊“最佳英语小说100部”,2015年被《卫报》评选为“最佳小说100部”之一。
《卫报》编辑说:
“哈珀·李迄今出版的唯一一部书是一部复杂、微妙的文学作品,激励、影响了美国一代又一代学童。
它是一种很稀罕的东西:
一部真正的流行经典。
”
《纽约时报》的讣闻中说:
“《杀死一只知更鸟》实际上是两本书合二为一:
一个是对30年代小镇生活甜蜜、幽默的描写,另一个是关于南方种族关系的严肃故事。
”
翻译家巫宁坤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概括了该书的主要情节: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南方亚拉巴马州梅康姆镇(台译梅冈城),中心情节是黑人男子汤姆·罗宾逊被诬告打伤并奸污一个十九岁的白人女子,法官指派白人律师阿蒂克斯·芬奇为被告人辩护。
“陪审团全部是白人,审判结果早在意料之中。
但律师为人正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开庭前就挺身而出保护关在狱中的被告,使他免遭白人暴民的私刑。
审判过程中,他又在法庭上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辞严地揭穿了原告的谎言。
原来是女方勾搭被告遭到拒绝,为了保全名声,在流氓父亲的唆使下反咬一口。
”
阿蒂克斯在法庭上说:
“相信你们诸位都会和他们一样怀有成见——一种罪恶的成见——认为所有黑人都说谎,所有黑人都基本上是不讲道德的坏人,所有黑人男子都不可靠,都不能令人放心地任其接近我们的妇女。
这种成见是和他们那种简单化的头脑一致的……在这个法庭之内,没有一个人从来没说过谎,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也没有一个男人见到了女人从来不动心的。
“这个国家有一个方面是所有的人都生来就平等——有一个人所设立的机构,它能使一个乞丐和洛克菲勒平等,使一个傻子和爱因斯坦平等,使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和任何大学校长平等。
这个机构,就是一个法庭。
”
最后黑人罗宾逊照例被判死刑,后来越狱逃跑未遂,又被黑人乌合之众死刑处死。
小说名字的含义是:
罪恶的种族主义残害一个善良无辜的人,就如同有人无缘无故去杀死一只知更鸟。
这种长尾巴、羽翼黑白相间的鸟善于模仿各种鸟的叫声。
在哈珀·李看来,它们是纯真和善良的象征。
“知更鸟什么坏事都不做,总是唱歌给我们听。
它们只是呕心沥血地给我们唱,所以打死一只知更鸟是造孽的。
”
哈珀·李1926年4月28日出生于阿拉巴马州南部的门罗维尔镇,她的父亲是小说中律师的原型。
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是她的童年好友。
卡波特把哈珀·李写进了他的处女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她在书中是假小子艾达贝尔。
哈珀·李投桃报李,把卡波特写成了《杀死一只知更鸟》中善于讲故事的迪尔。
一夜成名后哈珀·李基本上就隐遁了,一直没出版其他作品,也不接受采访,只在2006年给奥普拉的杂志写过一封信,写她童年时的读书生活。
哈珀·李语录
如果你能学会一种简单的本事,你就能跟各式各样的人都很好地相处了。
你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你非得站在他的立场考虑问题才行,非得设身处地来想才行。
就像一个人并不爱呼吸一样,我也从来没爱念书。
等你要不能呼吸的时候,你才知道呼吸的可贵。
我要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勇敢,不要认为一个人手里拿着枪就是勇敢。
真正的勇敢是在没有开始以前你就已经知道你被打败了,而你还有勇气去干,并且不管怎样还要干到底。
在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之前,我首先得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
有一样东西是不遵守多数原则的,那就是人的良心。
(BeforeIcanlivewithotherfolksI’vegottolivewithmyself.Theonethingthatdoesn’tabidebymajorityruleisaperson’sconscience.)
我觉得人只有一种,都是人。
(Ithinkthere’sjustonekindoffolks.Folks.)
头脑清醒的人是从来不为自己的天份自豪的。
有人给你安上一个他们认为是坏的词。
其实,这并不是对你的侮辱,只说明那人自己很可怜,对你没有什么伤害。
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但你肯定无法选择你的出身,不管你承认与否,他们还是你的亲戚,你不承认只能使你自己显得愚蠢。
偏见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信仰是一个干净的字眼,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都始于理性终止的地方。
有那么一种人,他们那么担心下辈子的事情,以致从来不懂怎么过好这辈子的生活。
艾柯死了,我怎么还能吃得下饭?
三联生活周刊
翁贝托·艾柯死了。
吃午饭的时候,还在想这件事。
他死了,我怎么还能吃得下饭?
这个人意味着什么?
安伯托·艾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因为涉足知识门类过多,以至于无法确定他究竟属于什么领域,于是索性称他为知识分子的人。
对我来说,他就好像是一个灯塔,人生暗海里的熹微之光。
必有一个时期,我们每人都行走在黑夜之中,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在我们的周围,眼睛形同摆设,心灵之目也受到了阻挡。
各种命令式的声音在我们耳边交织,那些我们所看不见的只可称之为“他们”的人们享受着一种操纵的快感,而我们则沉潜在一种听命的悲惨命运之中,唯唯诺诺,战战兢兢。
突然,好像上帝说了一声“要有光”,于是光乍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清楚了周遭的生存环境,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处境,我们不再听命于人,而走上自己所选择或开拓的毅然决然的道路。
什么是我们的上帝之光?
这个问题对每个人来说,答案都不应一样。
这个光的出现过程意味着个体的成长。
埃克苏佩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而我们应知道的是,每个孩子都注定会成为大人。
对我来说,是阅读使得我成长。
而安伯托·艾柯,则是我的私人阅读史上,不可绕过的一人。
他的作品就在那里,当你下定决心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进入到这个有他的世界。
他的书那么容易找到,甚至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有。
他的名字那么频繁地出现,以至于你想要忽视都不可能。
我始终认为,读懂了艾柯,也就读懂了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经典文化。
因为艾柯本人就是西方文化的活动图书馆和博物馆。
我们可以罗列出来王尔德的书单,但我们不可能罗列出来艾柯的书单。
他笔下曾经出现的书目,大多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而这也许因为很多是中世纪的作品。
欧洲的中世纪对我们来说,太过陌生,因为文艺复兴的光环太过强烈——我们对此刻意强调太多。
艾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者,像狐狸一样精通各种门类的人,密涅瓦的信徒,但同时也是知识的反思者,一个睿智且幽默的人。
当然,他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伟大的小说家。
在我看来,他应该还是一个悠游自在的人,一个自得其乐的人,一个真正懂得活着的意义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我的私人的安伯托·艾柯,我因为阅读他而成了他的一个朋友——尽管他不可能知道我是谁了。
艾柯的贯穿整个西方历史的知识接受,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都有的阅读经验,使得他能够触类旁通,继而在一个连续的欧洲文化史的基础上,生产出来一些大部头的著作,无论是《无限的清单》,还是《美的历史》、《丑的历史》,都可以看成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伯托·艾柯还是一个会许多种语言的人,他的语言能力堪比于詹姆斯·乔伊斯,这显然有助于扩充他的阅读范围。
安伯托·艾柯选择讲述的方式——即呈现他的内容的语言,绝不是平淡无奇的,而是丰富多彩的。
他是睿智的,这种睿智体现之一就在于文笔之幽默风趣。
他能够将那些看似无趣的东西,用那么巧妙而诙谐的方式表现出来。
而当他将这种睿智移植到政治批评和社会批判;领域的时候,则会让人捧腹大笑之际恍然大悟。
他之所以能成为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乃是因为他真正实践了知识分子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在技术层面提升自己成为一个让人仰视的知识人,另外一方面是他永远在批判现实。
对我来说,和安伯托·艾柯的相遇,并非是一见钟情。
在最初的时候,我甚至记不得他的名字。
但当他的作品一再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当我翻阅一本本他的美学和文学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和这个人有了神交。
安伯托·艾柯带给我的感觉是震惊。
我惊讶于人类对于知识掌握的能力。
他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
而相比于他,我实在是微不足道。
当然,那时候我明白,我还只是一个求学者,而他乃是一个大学者。
但我始终不敢相信,有朝一日,我能像他一样渊博。
在艾柯的著作面前,我一度常常感到自卑,后来则学会了坦然,因为我懂得了欣赏。
我感觉阅读他乃是一种享受,你将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每次都会。
但当你刚开始接触这个人的时候,你或许一时会厌恶他。
因为,首先他的作品很难读。
他可能没有德里达难,但他和德里达的老师罗兰·巴特一样,始终站在符号学的前沿,成为了代表人物。
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文本阐释者,一个反思者,一个反思反思本身的人。
另外一方面,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尤其是侦探小说家,他没有像别人一样选择一种更为扣人心弦的叙事方式,而是用自己的小说去层层堆叠展示他的知识,甚至去解构侦探小说,构成一种“元侦探叙事”的风格。
从他那里,你得不到任何阅读的快感,而是挫败感。
最后,人们或许还会厌恶他的丰富性。
他的作品总是旁征博引,他总是在罗列一个巨大的清单——一个“无限的清单”。
他坦陈自己对清单的离谱的爱好。
他说,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里罗列了世界上所有河流的名字,而他自己的小说作品中也做了类似的工作。
他用这种罗列的方式在告诉你一个概括性的结论。
他在《丑的历史》中引用弗洛伊德的话告诉我们恐惧来自于非常事物,是正常事物的反常使得我们恐惧,他展示了众多的类似的描写以及会让我们不安的绘画作品。
作者不厌其烦,甚至还觉饶有趣味,而读者却可能早已昏昏欲睡。
尽管如此,但他就是具有这样的能力:
当你读了一遍之后,你还想再读一遍,因为你记不得他说了什么,而你显然知道他说的是对的是重要的;当你读了他的一本之后,你还想再读他的其他作品,你可能不会刻意寻找,但当你碰到之后,你看到了署名——安伯托·艾柯,你就忍不住要驻足,你不得不拿在手中翻一翻,你可能当时不感兴趣或赶时间,但你已经在心中默默记下了书的名字,当你闲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去寻找。
安伯托·艾柯仿佛是一种瘾,但这种瘾并不经常性地爆发,而是触发性的,当你偶然想起来的时候,你就迫不及待想要去接近他。
他让人讨厌的地方,也正是他让人喜欢的地方。
他的思维逻辑,他的不同寻常的叙事方式,他的丰富性,构成了他永恒的魅力。
而他的武器就是他的内容和语言。
最初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所感到的乃是愤怒。
我愤怒于生命的无常。
而实际上在我最开始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即想到他大概已是个逝者,他生于1932年。
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老者了。
接着,我慢慢平静下来,我想到他年事已高,人生无常,乃是自然规律。
但当我细细思量此事的时候,却觉得无限悲伤。
我知道,在一些遥远的异文化中,一个人得享天年,而后寿终正寝,乃是一件喜悦的事情,但我终不能抑制我的情绪。
因为他不独陪伴过我走过一段人生之路,使得我成长,而且他已经内嵌在我的心灵深处,他的追求也成为了我的追求,而他的精神性存在则永为我的指引。
所以我会想,艾柯死了,我怎么还能吃得下饭?
谢家麟:
没有终点的旅程
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谢家麟先生因病于2016年2月20日8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这篇报道载于2012年第9期《三联生活周刊》,以此缅怀。
1.归国
1951年9月2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留学生谢家麟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船,驶离旧金山,踏上几年来日思夜想的归国旅程。
船上有几十名回国留学生,不料中途被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官员手持名单截留,被告知根据美国1918年的一项立法,美国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违者将被惩办。
大家愤怒不已,但也无能为力,最终有8名留学生只好重返美国,谢家麟也在其中。
下船后,谢家麟气愤地给白宫打电话以示抗议,不过他也意识到“这只是幼稚地浪费电话费而已”。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小诗:
“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
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
”
回美国后,谢家麟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执教了一年,之后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物理实验室任助教。
半年后,他被实验室派到芝加哥麦卡瑞斯医学中心,独立负责研制一台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用它产生的高能电子束来治疗癌症。
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忙碌,谢家麟带领的研究小组克服了一个个技术难题,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使用高能电子束治疗癌症的装置,在癌症治疗领域产生轰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番滞留美国,坏事变成了好事。
1955年,就在这台装置对一位患者进行临床使用后不久,谢家麟接到美国移民局的来信,要他在做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做出选择。
谢家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尽早回国。
那一年,美国允许中国留学生离境,钱学森等一批之前同样滞留美国的科技领军人物,纷纷加入了归国大潮。
1955年7月,谢家麟回国后进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于1958年改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改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回国不久,他向所里建议,中国可向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方向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上世纪50年代,直线加速器代表了微波技术的最高水平和最尖端科技,1955年国际上刚刚发表了全面描述这种加速器的论文。
在得到批复后,谢家麟把目标拟定在30MeV(兆电子伏特)。
他带领不到10个人的一个小组,开始研制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除他之外,小组里都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当时面临的情况可以用两个词形容——“一无所知”和“一无所有”。
他们遇到的困难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谢家麟举了个例子,在自制世界上功率最大一级的调速管时,需要使用氩弧焊这种特殊技术来密封高真空系统,但是当时找不到掌握这种较高要求焊接技术的工人,幸好他在美国动手做过此事,于是请来所里最好的焊工,手把手教授操作要点。
谢家麟的学生、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裴国玺告诉记者:
“谢先生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大概在于他不仅能把握科学研究的大方向,也能关注到每一个细节,动手能力极强,总能在二者之间游刃有余。
”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记得,国内当时科研条件十分落后,开展30MeV直线加速器所需的尖端器材在国际上禁运,研制此类加速器所需的工艺远远超出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技术和器材都难以实现。
“西方国家和苏联都对我们禁运,我们仅有的参考资料是斯坦福大学发表的一篇科技论文和一张速调管的照片。
”
于是,从自行研制各种微波元器件开始,谢家麟带着一批学生从零开始,建造微波实验室、调制器实验室,开始了“要吃馒头,先种麦子”的耕耘。
经过8年奋斗,我国首台可向高能发展的电子直线加速器于1964年建成。
这台仪器的第一个实验就是模拟核爆产生的辐射,以进行仪表的校正和电子学硬化的研究,在我国“两弹”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叶铭汉介绍,这台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如加以延长,就成为高能加速器,此项工作为后来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定了相关的人才和技术基础。
2.方向
“没有谢家麟,就没有今天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甚至没有中国现在的高能物理学科的发展水平。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告诉记者。
高能物理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它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比原子核更深层次的微观世界中物质的结构性质,以及在很高的能量下这些物质相互转化的现象,以及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和规律。
许多基本粒子在大自然一般条件下不存在或不单独出现,物理学家只有使用粒子加速器在高能相撞的条件下才能生产和研究它们。
近年来,由于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开撞,人们对高能物理以及对撞机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在更多人的概念里,这些概念不啻为天书,更和眼前的国计民生没有关系。
“实际上它的研究结果直接奠定了人类今天的文明、文化和高生活质量的基础,而作为高能物理、核物理基础研究的手段,加速器是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高能物理及加速器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谢先生能够获奖,是中国高能物理界的一件盛事,会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究竟在从事何种工作。
”谢家麟的学生、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杰告诉本刊记者。
中国发展高能加速器的梦想源自上世纪50年代,前后几次上上下下,一直没能成功。
直到1972年,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牵头,谢家麟等18位科学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
当时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批示: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
1973年初,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
1977年11月,中央批准代号为“八七工程”的高能加速器的建造任务,53岁的谢家麟成为加速器总设计师。
此后加速器的建设进展并不顺利,至1980年底,由于国民经济调整,基建收缩,中央决定下马“八七工程”,但批准可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的高能所,利用“八七工程”预支经费1.2亿元的剩余部分,进行较小规模的高能建设。
一时间,高能事业如何继续发展这一严峻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学界对建造何种加速器产生了争论:
是电子还是质子?
慢加速还是快加速?
强流还是弱流?
能量高些还是低些?
谢家麟广泛征求了外国科学家的意见,1981年,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所长潘诺夫斯基提出了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经过讨论,一些人赞同了这个建议。
最终,一个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浮出水面。
反对声音不是没有。
当他征求国外专家对建设方案的意见时,有人表示,“中国可能跳得太快”,“中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就做技术很难的对撞机,风险是否太大了?
”而他坚信2.2GeV对撞机虽然难度大,但造价适合我国国情。
他参与组织数十次研讨,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研究所取得了一致认同。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说:
“当时国内外有不少好心人为我们担忧,说我们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要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别快车。
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从此走在世界前列,如果没有抓住,摔下来就粉身碎骨。
”最终,他们不仅跳上了这辆快车,且开得更快。
谢家麟领导确定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一机两用”的方案,既为高能物理研究提供实验装置,又开创了我国同步辐射的应用研究。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对撞,中国进入了能够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科技先进国家之列,我国几代物理学家的梦想终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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