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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
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 费侃如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不久,党中央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下简称"小组"),这"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注:
引自《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
(以下凡出自本文的引文,均简注为:
见《调查报告》)】。
因此,认真地研讨"小组",不仅对于准确认识遵义会议实现的伟大转折所经历的过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正确认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同志们。
"小组"成立的历史背景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并在组织上作了部分的调整。
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由于在会议上"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下同--引者)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注:
引自《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
(以下凡出自本文的引文,均简注为:
见《调查报告》)】,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
"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注:
见《调查报告》。
】 毛泽东被选为常委,表明毛泽东从此开始进入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
这在当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的情况下,应该承认是难能可贵的,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
但这一转折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伟大转折一样,它也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遵义会议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注:
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3年11月13日)。
】。
由于全党全军工作的全部重心完全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残酷"围剿",因此,三人团即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对红军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着重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注:
见《调查报告》。
】。
而李德、博古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又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会议最后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项决定说得很明白,会议恢复了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权力,把被李德控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拿了回来,不再允许李德对红军瞎指挥了;博古虽然在军内仅是军委委员,但他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会议决定不再让他拥有对红军指挥的最后决定权,改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负责对军委工作的领导。
这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仍是博古。
会议一结束,政治局常委即根据会议决定进行适当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
见《调查报告》。
】。
很明显,军事指挥上的最终决定权仍属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毛泽东是帮助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域挺进。
二十日,军委总部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明确我军实现北渡长江计划的初步任务;同日二十三时,军委又下达了具体行动命令,规定:
"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夺取渡过赤水为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注:
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151页。
】二十八日,红军在土城与川敌郭勋祺、廖泽旅一部遭遇,由于没有摸清敌情,原来以为敌只有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同时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加上我红一军团二师已北进抵达赤水复兴场一带,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致使这次战斗未能得手,没有达到预期的大量歼灭尾追之敌的目的。
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四川的计划,于二十九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在土城、元厚等渡口西渡赤水河,向云南扎西(威信)前进。
二月五日,部队行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小庄子,这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注:
见《调查报告》。
】。
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对常委分工再次进行了调整,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至此,博古不仅在遵义会议被取消了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权力,而且按照一贯的党管军队原则,他在党内负总责的权力也取消了,改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注: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425页,注释368。
】。
我军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中央决定改变建立川滇边新苏区的计划,出敌不意,从扎西突然挥师东指,向敌人兵力较弱的黔北地域前进,以求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二月十九日,二渡赤水河,二十四日击溃黔军一部,重占桐梓;二十五日,红军在娄山关下与增援桐梓之敌遭遇,歼其过半。
我军猛打猛追,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一举攻下娄山关,歼敌四个团,接着,乘胜直追,于二十七日再占遵义。
二十八日,蒋军两个师赶到遵义增援。
我军连续作战,与敌激战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敌大部被歼,全线崩溃,仓皇南逃。
这一仗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极大地振奋了我军士气。
这次胜利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军事领导人和改变军事战略后我军的威力。
这时的红军恢复了第四次反"围剿"前的传统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迅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遵义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然而由于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较长的时间里统治着红军,因此,要克服它、纠正它也不是靠会议的批评和个别领导人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同任何事物的转化一样,它也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不可讳言,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制定的"渡江作战,赤化全川"、"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中,屡屡出现"决战"、"反攻"等忽视敌我实力的非实事求是的思想痕迹。
正如陈云在遵义战役后向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时所指出的: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着重号是原有的,下同--引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
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注:
见《调查报告》。
】可见,要在实践中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思想,确立符合实际的正确指导思想,并非易事,要有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
为了纠正上述不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继续争取红军更大的机动,使在强敌围追堵截中的红军基干得以保存下来,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统一领导,于三月四日在遵义"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注:
见《调查报告》。
】。
五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
从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这还是毛泽东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
前敌司令部隶属于中央军委,不是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可是,毛泽东任前敌司令部政委却表明他已取得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
前敌司令部发布作战命令后,由于敌军慑于遵义战役的惨败,不敢随意轻进,也不主动与我主力交战,使红军拟在长干山寻敌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月十日一时,一军团林彪等发电报给军委,建议:
"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即打鼓新场--引者)、三重堰之敌"【注:
见《调查报告》。
】。
这个建议,在中央负责同志开会讨论时,"......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
'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
'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
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周恩来,下同--引者注)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
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象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注:
见《调查报告》。
】 正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慎密地分析和注意到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毛泽东以革命利益为重,又一次挺身而出,及时制止了这个几乎葬送整个中央红军的冒险计划,再次挽救了红军。
三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在苟坝向一、三、五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调回正向打鼓新场运动的部队。
这时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计划尚未实现。
为了认真对待瞬息即变的战争情况,亟需有一个权威的、成熟的军事指挥领导核心,来保证毛泽东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也减少战争环境中频繁的会议。
经中央研究决定,才成立了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小组"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根据上述林、聂向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电报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一时,军委复电取消进攻的命令,是三月十一日下达的这个情况,"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注:
见《调查报告》。
】。
那么,"小组"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和地点成立的呢?
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云等主要当事人事后回忆的情况,都与撤消攻打打鼓新场计划有关(见《党史通讯》1983年第19期第8-9页),因此,可以肯定"小组"不会在三月十一日之前成立,只会在十一日之后。
据当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谈到当年成立"小组"的情景时说:
"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
"【注:
见叶剑英1983年10月23日接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叶帅传记编写组、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的谈话记录。
】经查阅伍云甫长征日记,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曾记载:
"敌机五架在附近掷弹(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十七时出发,至青坑。
六分队留狗坝(即苟坝--作者),工作至次日三时。
自随六分队,次日七时许与队伍会合在青坑,休半天。
"【注: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第18页。
】 很明显,中央军委纵队九日进驻苟坝后,为研究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改变对红军的领导方式,十二日十七时才开始离开苟坝。
十二日这天的日记虽然是在青坑写成,但记述的却是在苟坝的事。
如果上述"小组"成立时间是十二日的结论是准确的,那么,"小组"成立地点就应在苟坝,这就排除了"小组"在鸭溪成立的可能性。
"小组"的职责 从以上简略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小组"的成立,是为了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召开政治局会议,减少失误,以保证毛泽东实施正确的军事领导。
这个军事领导集体,从它一成立起,许多材料证明,是以毛泽东为首;这样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作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的帮助者,成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表明了毛泽东在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显然,这时"小组"是党中央委托的全权指挥军事的权力机构;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
"小组"成立后不久,红军迅速向西北方向开进,三渡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
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增强长江防线,并且继续堵截我军,妄图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
正当敌人调兵遣将之际,毛泽东判断敌军已被我调动,指挥红军主力突然回师东进,与正在赤水河北移动的敌军背道而行,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河,然后掉头南下,南渡乌江。
敌军主力远在江北,红军一部威逼蒋介右坐镇的贵阳,蒋介石急令滇军驰援。
滇军东下,云南空虚。
红军乘虚西进,连克惠水、长顺、紫云,胜利渡过北盘江,威逼昆明。
云南军阀龙云惊恐万状,慌忙收罗民团以死守昆明。
红军则绕过昆明,向川西南前进。
五月初,红军在皎平渡胜利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渡江北上的伟大战略部署。
中央红军在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中,纵横驰骋于数十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迷惑调动敌人,完全扭转了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部署。
这一光辉胜利,突出体现了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巨大威力。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这时,"小组"已没有较大的战役和战斗可资指挥,却面临着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极其严重的新情况。
由于两个多月里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彻底粉碎了继敌人第五次"围剿"以来的新的"围剿",才使全党、全军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因而毛泽东不仅在红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同时,得到党中央更多的同志包括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的同志的衷心拥护。
当时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
"【注:
见《人民日报》1979年8月26日第二版。
】所以,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不但是正确的军事领导的核心,而且是正确的政治领导核心,为尔后毛泽东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打下了牢固基础。
这还可以从"小组"的原来名称来说明。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说:
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
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注:
见《调查报告》。
】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
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注:
见《调查报告》。
】。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
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注:
见《调查报告》。
】
博古在一九四三年政治局会议上讲到遵义会议时说:
"......遵义会议......基本解决问题......以后组织三人团(毛、周、王)领导。
"【注:
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3年11月13日)。
】 如前所述,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博、李、周)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有处理一切的权力,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即取消了它处理一切的权力;毋庸置疑,遵义会议后成立的"小组"就是毛、周、洛、博在一九四三年所说的三人团,因此,毛、周、王组成的三人团也具有博、李、周三人团所拥有的权力。
至于"小组"这个名称,据查,最初是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自此之后,所有的回忆录和文章也就沿用了"小组"这一名称。
但是,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四位主要当事人一九四三年的回忆都说是三人团,事隔八年的回忆总比三十七年后的回忆准确,因此,"小组"还是以称"三人团"为宜。
这不仅是恢复历史上的原称呼问题,还便于对遵义会议后组成的三人团职责的理解。
从名称上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容易使人误解为是单纯的军事领导机构。
实际上毛、周、王"三人团"不仅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而且和博、李、周"三人团"的职责一样,"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注:
见《调查报告》。
】,可以处理一切党、政、军的重大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 《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引子 毛泽东生前曾对诗友陈毅言,四渡赤水,乃平生得意之笔。
毛氏乃世界冠军级的兵家泰斗,平生直接指挥或间接指挥过的战役战斗难以数计,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上百之多,且不论数月之间就让百余万大军灰飞烟灭的三大战役,兵出国门转瞬之间就让气势汹汹的“联合国军”狼奔豕突的朝北反攻,就凭那遥控全国战局的战略统帅部本身又作为战役诱饵,牵着对手数十万人马武装大游行,而最终还将其逐一图之的陕北磨菇战,就足以让同时代的军事家们狠狠地嫉妒一把了!
那么,这位毕生都处在弱者地位而在强者面前从来都是胜利者的战争艺术大师,为什么会对一次实际人头收支账并不丰盈,且看似“走麦城”般的“奔逃”行动,会如此垂青,而以“平生得意之笔”冠之呢?
很简单,背景不同,环境不同,意义不同。
四渡赤水,作为一次起死回生的战略大机动,以其所在时间,所处环境,所衬背景,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产生的重大转折作用,以及对于毛泽东本人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在这种背景下被其同志、朋友和对手的再一次确认,使之在群雄会聚的红军领袖群中,再一次脱颖而出,都具有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乃至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历史进程中,这是一段穿行于非常时空中的非常轨迹,与后来那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实难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一次本属被动败走的战略大迁徙,自四渡赤水之后,才被真正赋予积极主动的内涵。
而且,这个长期以来为政治家们称道,为军事家们折服,为艺术家们传唱,为文学家们演绎的“用兵真如神”的故事,并非如许多人所想像或许多作品渲染的那样,是一张设计精密按部就班顺序施工的蓝图,或未卜先知附耳过来私相授受的锦囊,而是一种“因敌变化而制胜”、“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出色表演。
惟其如此,才尤显其精彩异常之内涵,从而在战争史上长褒无穷之魅力。
得意之笔,亦神来之笔。
在彼时彼刻彼地,尤显其精彩之状,缤纷之色。
因为,彼时彼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处境,实在是艰险万分,万分艰险。
宝先 第一章生死 2 血染湘江,中央红军元气大伤,西进西进,转兵前的转兵/不当菩萨,毛泽东要“讨论失败原因”/飞行会议,“洋顾问”空前孤立/各有盘算,“老虎仔”要与“小诸葛”赛跑/黎平转兵,周恩来跟洋顾问拍了桌子/求人求已,生机系于时机/天佑红军,杨得志首传捷报/薜岳进贵阳,朱毛过乌江,毛泽东走通了一根纲丝如果中央红军这当口就这么着不管不顾就这么朝这条道上去了,是不是能撞开这罗网姑且不论。
就算是撞开了,这队伍是个啥模样啥成色,也实在是不敢有太乐观的估计:
从苏区出发时的86859人的中央红军西征大军中,军委第一、第二纵队的人数竟然就有14536人,加上各军团的伕子担子轿子,全军非战斗人员至少在三分之一以上⑹。
湘江之役,战斗部队完全成了伕子担子轿子的掩护队,战斗中损失的近半数人员中,又多数是战斗人员。
要是就这么着就去撞何键的那张罗网,是个什么结果恐怕是个穿过两天二尺半的丘八都不难想像出来。
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将军回忆,“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伕、担架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
这样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
一碰到敌人,也不是想办法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
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
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没有做到。
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五十里路,就可以跑到敌人前面了。
⑺” 然而当时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的日行军速度只有40里甚至二三十里。
当然,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延山区这两三天内,如果确实想冲破何键这几道封锁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当口何键正在紧急调整部署,各路“追剿”部队尚在重组和调动中,他所设计的那几道封锁线,要么尚未形成,要么也是刚摆开摊子,如果中央红军具有后来四渡赤水时那种扔了伕子挑子轿子的精气神儿,这也是冲破罗网的一个机会。
换一种思路和套路,游龙戏水地把正在踌躇满志的何芸樵玩耍一把,应该也属情理中事。
然而那时的中央红军,缺的就是这般精气神儿,而思路和套路也依然如旧。
所幸,中央红军出色的侦察和情报工作,使中革军委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敌情变化的动态。
再所幸,中革军委马上根据变化的敌情对原拟路线作出了初步修正。
12月3日,中革军委明智地作出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放弃从西延地域向湖南城步前进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⑻。
次日又决定,继续向西,进至通道(当时通道县城在今县溪镇)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⑼。
尽管这个决定并不彻底也不具根本性,而且总的来说还思路依旧套路依旧。
要不然,这一头朝南墙撞将上去,头破血流不说,后面的种种转折,恐怕就连登台亮相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所幸,从不幸中生出的万幸,既偶然又必然地,出场了。
四渡赤水,作为一次起死回生的战略大机动,以其所在时间,所处环境,所衬背景,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产生的重大转折作用,以及对于毛泽东本人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在这种背景下被其同志、朋友和对手的再一次确认,使之在群雄会聚的红军领袖群中,再一次脱颖而出,都具有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乃至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历史进程中,这是一段穿行于非常时空中的非常轨迹,与后来那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胜利,实难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中央红军在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之役中的挫折,使他看到了摆脱自己这个“菩萨”角色的机会。
这支队伍可以说是他和诸多战友一手拉扯起来的,从建军原则到战略战术,都倾注着也浸透着他无数的心血。
他与这支队伍完全是同生共死的关系,也与他所抱定要献身的事业休戚相关,他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瞅着这支队伍步向绝境而依然置身事外,坦然地继续由人摆布扮演“菩萨”角色。
事实上,据诸多有关当事人回忆,突破湘江进入西延山区的时候,部队中对中央决策层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普遍。
许多红军指战员也开始反思:
红军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
究竟败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一至四次反”围剿”能取得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就要被迫出走?
这次出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哪里才是目的地?
有些了解毛泽东当时处境的干部们私下里还有议论:
“毛主席就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
“早就把毛主席排出军事领导岗位,而那伙人根本就没打过仗。
”
“五中全会还不让他参加,他不也是政治局委员吗?
这又是哪来的章程?
”
“中央政府主席下面设一个人民委员会,把主席架空,用意何在?
”⑽
……
当时被李德从红军总参谋长任上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回忆说,当时“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⑾
这种情绪在党中央和红军高级决策层中也同样存在,甚至包括一些在思想上对当时“左”倾政治路线还具有很大认同感的领导人。
毕竟这是血的现实,现实的问题就要用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办法去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都搬不出什么现成条条来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生存问题。
这种“现实的态度现实的办法”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提拣总结而概括成了4个字——“实事求是”,而当时的共产党人为在这4个字上达成全党共识却是经历了诸多象湘江之战这般血写失败后的痛定思痛。
在这次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和王稼祥走得比较近。
从中央苏区出发西征的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处境不太好——用陈毅的话来说,那是“鬼都不上门”。
而毛泽东自己似乎也有意识地不与许多老战友老部下特别是还在军队工作的同志过多接触,也不主动干预当时的军事指挥和部署——当然同时也不妨碍他在他能够参加的有关会议上毫不隐讳地提出建议。
部队临行前,林彪聂荣臻去看望他,也是希望在他那里得到一些对此番“转移”前景的点拨,而他却什么也不谈,以致于数十年后聂荣臻元帅回忆起来时,还颇有几分苦涩地称:
“主席很守纪律”。
这次进军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同被安排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毛泽东和王稼祥又因一个有病一个因伤同在休养连坐担架,所以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
而相较于博古、凯丰等人,毛泽东与张、王二位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张、王二位虽然都属于对“左”倾政治路线有相当认同的党内领导成员,而且还算得上是实权派人物(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本质上都属耿介之士,遇到具体问题都能讲求实际。
比如广昌战役时张闻天就与李德、博古争论得很厉害,在对待“福建事变”的问题上也与毛泽东有共同语言,而李德因黎川失守要“处决”肖劲光时,王稼祥就拒绝签字。
据张闻天回忆,长征出发前一天,他在与毛泽东一起闲谈时,就已经合盘道出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中央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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