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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精彩评论选编
年时事精彩评论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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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围殴老师,这样的教育太失败
作者:
王石川
4月15日晚上,安徽蒙城县范集中学英语老师马某某给九
(1)班寄宿学生上辅导课时,因收发试卷不当与学生戴某某发生冲突,进而该班马某某等其他4名同学参与殴打马老师,马老师也还手打了学生。
据了解,双方已达成谅解。
当地教育、公安部门对涉事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监护人加强教育管理;责令马老师写出深刻检查,由教育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处理。
从处理结果看,当地监管部门各打五十大板,急于平息事态的心态一目了然。
双方握手言和,达成谅解,意味着这起事件暂告一段落。
然而,但凡看过视频的人,恐怕不会认为此事应到此为止。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师生原本有着共同的目标,但从视频可以看出,群殴老师的学生个个不计后果,甚至有人拿起凳子砸向老师。
老师也有失范之处,如果收卷时态度温和些,没有情急之下的抓衣领动作,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激烈冲突。
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这是最让人痛惜之处。
师生龃龉貌似由卷子引起,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时师生关系恐怕也不融洽,否则就无法解释一系列怪状,比如马老师与小戴学生起争执,为何多达4名学生参与围殴,而不是劝架?
再比如,群殴发生后,班里其他学生为何无一制止?
如果马老师平时有起码的权威,如果学生有起码的敬畏,懂得尊师之道,再或者,如果师生之间情谊尚存,都不至于如此对抗。
进而言之,透过这起群殴事件,该校的班风、校风、学风都让人担忧。
还有,冲突发生于马老师给寄宿学生上辅导课时,由此也该想想,这些寄宿学生是否存在家教缺失、监护人监护不到位的情况。
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学生围殴老师,不正说明人格教育的失败吗?
那些围殴老师的学生正读初三,快是成年人了仍无规则意识,不懂得尊师,也反衬出当前的教育出了问题。
当年,颜回是这样评价老师孔子及其学问: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有孔子那样的高度,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像颜回那么好学。
但是,孔子与其弟子所构筑的融洽、平等和和谐关系却值得借鉴。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生关系?
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重老师,这是底线,即便不能相亲相爱,也不能互相为敌,否则还如何求真?
《一个教师的一天日记》
早上,我刚拿起电话,打算通知这次期中考试得6分和4分的学生家长来校。
听到同事议论安徽学生群殴老师的消息。
我默默地放下了话筒。
叫来这两名学生,温和地说:
"你看,这次期中考试你们得了个位数字,下周的月考绝不能这样了一一天热了,心也就躁了,很正常,不会写就算了,交白卷吧。
"
第二节课,发现一名学生低头鬼鬼祟祟。
走过去一看,他在读小说。
正欲发作。
殴师二字眼前一闪。
我赶紧帮他把书从桌兜掏出,摊在桌子上,和颜悦色地说:
"同学,想看就放心看吧,低头太久,对颈椎和眼睛不好。
"
下午上课时,忽然教室传来异响,满堂哄然。
我扶了扶500度的近视镜,定睛细视,原来是一学生用手机看电视,不小心放出了声音。
我急忙走下讲台,轻声安慰有点窘迫的学生:
"没关系,小孩子嘛,追剧很正常,下次戴好耳机吧,不然老师会吵到你的"。
晚自习,教室角落传来一阵鼾声,我大怒,走过去正要拍醒,硬生生收回手,拿出纸巾为他擦去嘴角口水,再脱下自己的外衣为他披上,轻手轻脚走回讲台。
晚上,忙毕,洗漱罢,看到镜中完好无损的自己,我长吁一口气,无比欣慰地笑了。
我又完好无损地过了一天!
《学或不学》
——致安徽被学生群殴的老师
你学,或者不学
我就在讲台
不悲不喜
你听,或者不听
我还在讲解
声音不高不低
你交,或者不交试卷
我还在批改
不快不慢
你,心里没了师长
我,手里没了教鞭
和谐教室
彼此相安
这是我们最无奈的事情了
谁给老师一方晴空?
负起责任,反而丢了颜面,失了尊严
夹缝里生存的老师,我们要坚强
(摘自网络)
“隐形补助”对贫困生是一种人性关怀
2016年03月26日08:
18 新京报 我有话说(15人参与) 收藏本文
利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偷偷”将补贴款打到学生饭卡,既体现了精准扶贫,也是对学生尊严的一种保护。
最近,媒体报道,南京理工大学对全校在校本科生的饭卡刷卡记录进行数据分析,其中,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一个月总消费不足420元的,被列为受资助对象。
贫困生不用申请和公示就可以“偷偷”拿到补贴款。
对南京理工大学来说,采用这样的方式对贫困生进行补贴是一种人文关怀。
相比传统的助学金发放方式,实行此“暖心工程”可以直接将补贴款打到学生饭卡,不用填表和审核,能够照顾学生自尊心,将物质资助同情感体谅相结合,更加“贴心”。
而且,这种方法利用大数据分析圈定受助学生,然后分消费情况给予数量不等的补贴款,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
事实上,南京理工大学此项举措绝非孤例。
早在2005年,就有媒体报道,中科大“隐形”发放补贴66万,并且效果很好:
由于救助措施到位,十年来没有一个学生因贫辍学。
郑州大学在2010年也推行了这项举措。
这种补助方式之所以受到学生与舆论的欢迎,并不断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青睐,其原因就在于补贴方式的人性化、科学性,既实现了精准扶贫,又照顾了学生的自尊心。
相比之下,一些学校的助学金发放却往往并不顾及学生的尊严,有的甚至还要拍照写成新闻稿进行公示。
像洛阳某中学曾经在当地媒体上公布过贫困生预录名单,不仅公示了名单,还“晒”出了50名预录学生的家庭详细地址、困难情况。
而今年1月,湖北大悟县某中学更让100多名贫困生举着助学金拍照……
这些助学方式简单、粗暴,虽然透明,却无视了学生个人的自尊。
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贫穷其实也是一种隐私,特别对于处于青少年敏感期的学生来说,贫困不光荣,也不是一种荣誉,它像隐藏在衣服里面的一道伤疤,不愿轻易示人。
而有些学校的扶贫,偏偏展现为对贫穷的“公示”,对学生来说是一种伤害。
当然,“偷偷”给学生卡上打钱,这种方式也并不完美:
以往人数确定,每个人的金额分等级统一,而现在受助人数不确定,补贴款不统一,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容易滋生问题;而且有的学生为了多拿补贴款可能会刷数据,甚至将一餐分为两餐买。
这需要学校在大数据指引下,尽快出台配套的监督措施,让这项补贴政策,既温暖人心又公正公平。
□韩中锋(大学生)
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好事还需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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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708:
46:
00 来源:
东方网 作者:
梁江涛
3月21日,南京理工大学有301名同学的饭卡上“莫名”多出了钱来。
有的多了十几块,有的多出了三百多块。
以后,他们每个月还将收到同样金额的补助,直到毕业。
据悉,这是该校最新启动的“暖心饭卡”项目,旨在解决贫困生的吃饭问题。
(3月26日信息时报)
树有皮,人有脸,不少家境贫困的学生因为爱面子,不愿意申请贫困生奖助学金。
一些公开的评审和公示,往往会伤害一些学生的自尊心。
真正的贫困生得不到及时的接济,引发是否公平的争议,使一些高校在助学金分配问题上遭致诟病。
南理工采取直接将补贴款打入学生饭卡的方式,学生无需填表申请,不用审核,甚至在收到补贴前,没有任何学生知情。
这个被称为“暖心饭卡”的行动,确实是个创新之举,体现了关注人、尊重人,关注的以人为本理念,免除学生“自证贫穷”之扰。
说明再难的事,只要用心,就能得到妥善的化解。
南理工教育基金会先是对在校学生的饭卡刷卡记录进行数据分析,筛选出餐饮消费较低的学生,然后再交由辅导员核实,最后确定受资助的对象。
这种筛选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且为了不让调查样本失真,项目前期分析工作完全保密。
但保密性有了,问题就来了。
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岂不成“暗箱操作”?
不管是公共财政拨付的贫困生助学金,还是高校多方筹集或募捐而来的其他资金,在使用上都应该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否则,所有流程都在幕后操作,不仅可能使有限的资金用不到刀刃上,还有可能滋生腐败。
个别高校虚报冒领、适用私分,甚至是贪污助学金的事件,都曾发生过。
因此,将好事做好,补上公开这一课,很有必要。
高校可通过电子平台公开每一期资助资金的总额,采取不记名的方式分配到每一个资助对象的名下,还要对不同档次的资助金作出说明。
所谓“不记名”是指隐去真实姓名,采用排他性的号码,比如手机尾号、身份证尾号、学生证尾号等等。
这样便于受资助者核对。
这还不够,除了高校本身的监督机制及时介入外,还应不定期组织学生代表进行抽查核对,防止经办人员雁过拔毛、挪用冒领的现象。
不管怎么说,偷偷给贫困生充饭卡,是大数据时代的小感动。
联想到低保对象、保障房对象的确定等难题,不妨借鉴“暖心饭卡”这一做法,既做到保护个人隐私,尊重个人体面,又能确保公平公开,防范各种厚亲肥友的暗箱操作,好事就愁做好。
大学帮困必须重视学生的隐私与心理问题
2016年03月28日09:
18 南方都市报 我有话说(6人参与) 收藏本文
熊丙奇专栏
南京理工大学近日启动“暖心饭卡”项目,该校教育基金会通过数据分析,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一个月总消费不足420元的学生,被列为受资助对象。
该校采取直接将补贴款打入学生饭卡的方式,学生无需填表申请,不用审核,甚至在收到补贴前,没有任何学生知情。
这引起舆论关注。
《北京青年报》昨日刊发文章,针对一些舆论对此项目的点赞指出,大学生享受了贫困生助学金或其他补助,也应当承担公开个人基本信息的义务。
贫困生让院系或班级的其他同学知道自己获得了资助补助,非但不是什么丢脸之事,自己反而应当变得更加坚强努力、奋发有为。
这是有待商榷的观点。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高校帮助贫困生接连引发争议,就因不少高校的管理人员也有这样的想法,给贫困学生补助,就要公开贫困学生信息,否则,怎么避免其中的虚报冒领、弄虚作假?
另外,贫困学生如果连自己贫困、需要接受补助的事实也不能承受,怎么能面对今后人生更大的困难,因此,大家所见的是,大多高校采取评议的方式确定需要帮助的贫困生名单,还有的学校采取“竞选”方式投票选出最需要补助的贫困生。
然而,这是站在“强者”角度来思考帮困问题,而没有去关注作为“弱者”的贫困学生的心理问题。
不顾及贫困学生隐私和人格尊严的公开、透明帮困,只是在物质帮困,却没有精神帮困、心理帮困,这样的帮困,缺乏大学应该有的人文情怀。
早在10多年前,中国科技大学就已经采取这种方式帮助贫困学生———学校网络中心会跟踪学生“一卡通”消费情况,然后对一直在学校就餐,但消费额却很低的学生提供补助,这种“低调温馨”的帮困方式,让贫困学生感受到来自学校更多的关爱———在过去10年中,很多学校早就有“一卡通”、大数据,可是,利用这些大数据来帮困的学校却很少。
贫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环境,虽然被教育要“人穷志不短”,但相对来说,贫困生心理自卑、孤僻、压抑的比例更高,对外部的人和事更加敏感。
调查发现,有的贫困生甚至为担心别人知道自己贫困,而不愿意去申请补助,这是大学采取通过饭卡数据给学生打款的缘由。
在大学帮困中,不公平的不是真正的贫困生获得补助没有透明公开,而是有的家庭并不贫困的学生去“骗补”。
那么,在帮困中公开学生信息,显然是为了防止“骗补”这种情况,而与此同时,贫困生的隐私也就大曝光了。
不妨来分析其中的利弊,公开当然可以一定程度防止“骗补”,但显而易见,大学生骗补的比例并不高(除非对所有大学生都失去信任),而且,发现某个大学生骗补,对其的伤害并不大(骗补的学生本身就有欺骗的主观意愿),但对贫困学生呢?
几乎所有家庭贫困的学生,都因为接受补助而把自己的家庭情况曝光在同学面前,而这很可能对其中相当数量的学生产生心理的伤害。
站在“强者”角度,当然可以对贫困学生说,要努力直面现实、奋发有为,但心理的问题不是靠道德说教和思想灌输就可以解决的。
对贫困学生进行人文的帮困,这是帮困的大势所趋,以前高校为彰显帮困,在大学新生入学时,会设立专门的绿色通道,现在很多学校开始取消,而设立“无形”的绿色通道,学校老师只要看到学生出具的家庭情况介绍,就让其走绿色通道直接报到。
舆论对此会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公平,对此,只要完善监督程序,在学校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首先,对接受帮困的贫困学生,学校不是发放物质和金钱就了事,还有完善的调查、跟踪机制,包括和学生家乡所在地政府、原来中学取得联系,调查学生的情况,这一是核查信息的真实性,二是让对学生的帮助更全面、具体。
上海纽约大学在大学新生开学时,如果学生提出家庭有经济困难,学校会让学生立即报到,给予帮助,而之后学校才进一步去核查。
这有利于建立信任机制,如果学生被查出说谎,失信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在“大数据时代”,做到深入核查学生的信息并不难。
其次,学校用于帮助贫困学生的资金开支,会在校内一定范围公开,接受师生监督,不是就由具体负责部门说了算。
目前,高校在推进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学校里发挥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作用,并在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中增设学生委员,这就是在建立内部管理、监督机制。
也就是说,大学应该基于保障、维护所有学生的权利,进行管理改革,而不是由于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管理疏漏,而采取简单、粗暴,不顾及学生隐私、人格的方式。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卖面自救”为何温暖了一座城
作者:
堂吉伟德
今年3月底,患乳腺癌的三门峡市民高亚慧需要化疗。
此时,她的小面馆才刚开业不到一月,欠了一屁股账。
痛哭后,夫妻俩是长久的沉默。
好在,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爱!
高亚慧拒绝捐款,众多三门峡市民争相去她的面馆吃面。
有的吃一碗面,留下100元、200元就走。
“一碗面温暖一座城”的活动,在这座城市正燃烧起来……
“排队吃面”于公众并不新鲜,2013年,郑州“那碗感动全城的面”早已让人闻到了爱心的味道,其他如“全城行动”的例子也不时见诸媒体。
然而即便如此,三门峡“排队吃面”的民间自发行为,依然让人生发出无限感慨,内心依然有着莫名的感动。
推己及人,感动源于对偏见的矫正,也源于对恐惧的消解。
同时,无论是基于对现实的评判,还是对未来的展望,每个人在细微的触动之后,有了更为自信而乐观的展望。
见多了网络式的众筹和求救,自然对“余款不退”的现象也见怪不怪。
小众化的“善款安全门”事件,对于大众化的爱心带来了伤害。
然而,底层之善依旧存在,并形成了交互式的传导与感染。
一方面,处于困境中的患癌者,并没有“以苦相求同情”,将患癌的苦难作为向别人索取的资源,而是拒绝捐款靠自食其力,这样的个人品质足以获得点赞。
诚然,每个处于困境中的人,都有向外界求助的权利,不过这种权利也不应被滥用,否则就会形成透支性的伤害。
因而,寻找一个台阶或者载体,让这种求助不再变得赤裸裸,也没有“道德胁迫”的影子,是个体应有的基本考量,唯有如此,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也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帮助。
求助并不是示弱,甚至没有底线和规则意识,虑及公众的感受,同样是处于困境中的人应当保有的基本操守。
当然,仅有“卖面自救”的表达,若没有“排队吃面”的外界回应,那么“温暖一座城”的佳话就不会成立,民间爱心也不会得到传递。
有召唤,有呼应,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一碗面的爱心,既虑及了当事人的体面,又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参与,没有捆绑式的软强制,一切都如此的和谐与自然,这样的画面想想都让人有些陶醉。
在把向别人求助视为天经地义,而对其不加限制消费的大背景下,面馆的主人依然固守着防线,而不轻易去动用自己的求助权,这何尝不是对社会道德的呵护,何尝不是一种最本真品质的彰显?
不让别人的捐助成为难以摆脱的心理负担,也不让施以援手者有某种不适,甚至产生抵触的心理,这其实是当下社会,从个体到公益组织,再到民间都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
索取与表达,都需要一个更高级的平台,一个更舒适的台阶,一个更合理的载体,一种更和谐的方式。
也正是基于此,才使得“排队吃面”依然有值得称道的可贵之处,依然有值得效仿和复制的价值内涵。
我们不反对个人求助,也鼓励民间爱心的良性发展,但更希望这种表达与实现,是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可持续性,是可以互相感染和传递的形式升华,而不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的强调,一种纯道德式的说教。
若非如此,就必然会不断透支社会道德的基础,让其变得越来越空洞与贫乏。
让爱心更有品质地表达,其实是社会道德构建中的新课题。
很显然,“排队吃面”的温情互动,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应该感谢“天价鱼事件”
作者:
乔杉
“天价鱼”由北游向了南。
据媒体报道,游客王女士近日在桂林一家啤酒鱼餐馆用餐。
店员在未告知鱼价、未称重量的情况下,直接将鱼摔死。
事后王女士才得知,这种鱼是娃娃鱼,总价5000元。
后经警方调解,王女士结账1500元后离店。
最新消息称,当地已组织物价、工商等相关部门以及所属辖区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这起涉嫌价格违法行为迅速展开调查。
一条固执的鱼,“逆着洋流独自游到底”,从北方游到了南方。
如同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一样,这起发生在桂林的“天价鱼”事件,同样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因为事件的高度雷同,甚至有人生出了一种恐惧感,似乎“地无分南北”,宰客都没商量。
其实换个角度看,我们应该感谢“天价鱼”,包括感谢其他的“天价事件”。
一段时间以来,爆发的“天价事件”已然不少。
试举几例,青岛的“天价虾”事件,常州的“天价粥”事件,南京消协秘书长曝光的“天价马”事件,上海的“天价茶”事件,再加上这两起“天价鱼”事件,简直有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缭乱感。
即使这样,也得承认,还有大量甚至海量的宰客事件,“沉默地沉没在深海里”。
而且这些事件,固然都以悲剧开场,但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大快人心,是人们希望看到的。
事件本身但不限于事件本身得到了相对圆满的处理。
我们看到,几乎每一次“天价事件”经由媒体曝光后,固然“得分有高低,应对有不同”,最后都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呼应。
我们看到,有关部门多以此为突破口,对当地市场问题进行了排查;有关商家也从中得到了教训,像明码标价问题,就得到了很大的推进和落实。
更值得欣喜的是,有些地方还展现出建立长效机制的模样。
比如青岛“天价虾”事件后,当地痛定思痛,几个月后响应媒体呼吁,推出了“游客消费纠纷先行赔付制度”。
由此不难看到,“天价事件”在总体上推动了市场秩序的好转。
有人可能会讲,既然这些事件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为什么“天价事件”还是摩肩接踵出现呢。
这也正是我们为之遗憾的。
这里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生态的问题。
现在,旅游市场和消费市场确实问题重重,好比由于天气变化,鱼儿缺氧浮头一样。
只要氧气不足,鱼儿浮水是必然的,除非氧气充足了,或者鱼儿都死光了。
类比现在的旅游市场,除非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或者游客都不出去旅游了,否则问题还是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是长效机制的问题。
诚然,“天价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开始了行动,但这种行动常常表现出运动性的特征,即便推出了一些所谓的“长效措施”,也往往“事了人息”,等到事件淡化后也往往没有了下文。
比如说,在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之后,笔者就曾建议,不仅要明码标价,而且要有“升级版”的明码标价,具体地讲,一些高价商品,不仅要标单价,而且要标总价;不仅要明示,而且要签字。
这就是长效机制问题。
而且,一些行动往往是“谁生病谁运动”,那些没有曝光天价宰客的地方,往往站在一旁看笑话,并没有心同此心,查找自身问题。
从这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感谢“天价事件”,但这种感谢是有限度的,因其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倒逼和震慑作用,但没有形成普遍的自觉,通过制度的形式常态化。
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天价事件”是当前旅游解不开的结,这条“天价鱼”还会游向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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