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董根洪.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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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董根洪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董根洪

　　什么是战略思想？

战略思想即关于一系列基本目标政策的总和，是针对全局性重大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对策的抉择。

从先秦到晚清，漫漫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提出了一系列富于真知灼见的战略思想，构成了古代世界战略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髓，其中的许多内容至今仍熠熠生辉。

以下就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起源发展、基本特点、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作一简略探讨。

　　一、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起源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和智慧性的民族。

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高度智慧的结晶之一便是很早就重视并学会了战略性思维，很早便懂得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道理。

　　能否立足于全局和长远思考问题，是否能从整体性普遍性的角度提出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措施，这是真正的智慧所在，这是一个民族从蒙昧野蛮走向开化文明的重要标志。

我们的先民在长期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劳动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的经验知识，获得了许多规律性的“天道”“人道”认识。

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丰富的战略思想。

　　从古代经典可知，我国古代能常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自夏商周的政治家思想家始，《周易》、《尚书》便包含着丰富的古代战略思想内容。

《周易》揭示的便是“周”遍广大的关于天地变“易”的不“易”常道，同时从天道、地道中引伸出作为人们活动规律、社会治理原则的“人道”。

这一“人道”的基本内容便是古代治国思想，如《说卦》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段话便是揭示了仁义是根本的“人道”治道的战略原则。

如果说《周易》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引出一系列古代战略思想，那么《尚书》便从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出了丰富的战略思想。

《尚书》作为中国最古的一部史料汇编集，记录了上自传说的尧舜，下讫春秋中叶夏商周的诸多政治实践经验，其一系列典、谟、训、誓、命中，包含了尧舜禹以来的古代杰出政治思想的治国战略思想。

如在《召诰》《康诏》等篇中揭示的西周政治家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便是古代重要的治国战略指导方针。

再如《洪范》篇，其“洪范九畴”便是殷末思想家箕子所陈述的九项治国的根本大法，便是九条治国方略，其“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等都是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战略性思维。

但总起来看，在形式上尚带有较多神性迷信色彩，在内容上呈现出单调零散特征。

　　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家蓬勃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构成了我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

这时，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于是一大批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们纷纷涌出，各抒己见，各种围绕由乱达治的方略纷纷现世，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直面“近忧”，积极“远虑”，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诸“百家”战略思想“争鸣”纷呈的精彩场面，使古代战略思想获得了大发展，围绕名实之辩、天人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善恶之辩等战略问题，形成了以仁义为纲的儒家战略思想体系、以兼爱为纲的墨家战略思想体系、以自然无为为纲的道家思想体系、以刑名法术为核心内容的法家战略思想体系等众多战略思想体系，进入一个“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的多元化战略思想发展时期。

《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不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对众多战略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都有精彩论述。

　　我国古代战略思想自西汉起，步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汉武帝时，为适应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政治需要，政治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的战略纲领，为实现此纲领，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战略措施。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政治战略，自此以后，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阶段，即以一个以儒家仁义德治为主导，兼采道法的新阶段。

以后历代众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虽然提出过各有特色的思想观点，但都只是对这一战略思想体系的完善充实，并无实质性的突破。

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汉以后总体上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体现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基本发展过程。

　　二、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

　　把握中国古代战略思想，首先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

诞生于古代中华大地上的战略思想因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因此体现出与古代西方战略思想和现代战略思想明显不同的特征旨趣，正确把握这些特征旨趣，极有助于形成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战略思想。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特点：

笔者以为总的有三，可概要为：

（1）重政治不重经济的政治化战略；

（2）重安稳不重发展的稳定性战略；（3）重家族管理不重公共权力管理的家族化战略。

　　1.政治性战略。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重政治不重经济，以政治为其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非常重视建构战略思想，“善为天下计者，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王安石）。

然而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呕心沥血所建的“长久之策”，所创的战略思想所指所贯的本质内容为“政治”，即政权治理或统治管理。

先秦诸子百家学派林立，思想纷呈，然而各家各派所争所鸣的具体内容虽然不一，但它们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务为治”。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家抽出了形形色色、各各不一、富于独创性的战略思想，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围绕着一个“治”的时代主题。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本质上是“治国之道”、“为政之道”，是一系列关于治国统治的方针大略。

而这种方针大略的实质是以帝王操纵权力和运用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统治术。

因此，其内容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

一部《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荟萃着中国古代战略思想，被胡三省、康熙、曾国藩等政治家、思想家誉为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都必读的“莫善”的“经世之书”。

然而这样一部集古代战略思想大成的史书，其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治国全局问题的“治乱之道”思想，目的都在“资治”，是一部帝王统治的教科书，充满其中的是如何建纲立纪、强干弱枝，而鲜及经济生业。

它不仅与现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战略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光远）的现代战略思想明显不同，也与重视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古希腊罗马的战略思想截然有别。

“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创造性”（杜维明）是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基本特点。

　　2.稳定性战略。

与“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现代化各种战略都为发展战略，战略思想以发展为主题的现代化战略思想不同，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本质上是稳定型的、具有鲜明的重安稳不重发展的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统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等级制社会，是一种“家天下”的社会。

因此，对于最高编译者的皇帝来说，他的最大任务就在于如何维护保有“家天下”的统治局面。

因而，作为皇帝“家天下”服务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战略思想不仅必然具有重政治轻经济的特点，而且其重政治的本质目标就在于重政治稳定，因此还必然具有重安稳轻发展的特点。

也就是说，如何安稳“家天下”的统治秩序成为古代战略思想的中心主题。

“治民无常，唯治为法”（韩非）。

一切“唯治”，一切唯在实现有效的统治秩序，“治世”便是一切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根本追求。

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孜孜以求、纷纷以售的都是“务为天下治”的“治道”。

其“治国之道”的战略思想都在力求使“家天下”的统治地位“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而“勿至于乱、至于危、至于亡”（司马光）。

无论是“以德治国”或“以法治国”等等的战略思想都是“治国”战略，都是“治乱安危存亡之道”的“治道”。

“治国”、“治天下”、“治道”之“治”字凸显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全力以赴在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治”景，别无他求。

如果说，古代战略思想中有时也包含有“富民之术”之类的某种发展内容，但这些都是包含于“治国之道”中的，都是服从围绕于“治”的最高目标的，它自身并无独立的性质。

　　3.家族性管理战略。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战略思想，然而，这样一种政治战略思想却因“家天下”的政治特点又使之带有浓重的家族性特征，是一种带有家族性管理战略，它与古希腊罗马带有公共权力管理的政治战略思想不同，更与现代政治的公共权力管理战略思想不同。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具有“家天下”的特征。

它必然导致“积家而成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的观念。

国家只是家庭的放大，治国便是治家，社会人伦关系本质上只是家庭伦理关系。

在五伦中，父子、夫妇、兄弟、三伦是典型的家伦，君臣一伦是父子伦的仿效，朋友一伦则是兄弟伦的类推。

这样，以无条件尊重、服从家长为特征的家长制就成为古代宗法社会的一大特色。

由此而来，使中国古代政治化的战略思想带有了家族化的特征，而这种家族化的政治战略思想必须重视二条内在相连的战略原则：

即“齐家”和“重孝”。

一是“齐家”，由于家即是国，齐家便是治国。

也就是说齐家是治国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途径。

于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

又如何“齐家”？

根本在“孝”，“重孝”便是齐家的关键和重心。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只要将“顺”于父、“服”于父的“孝”“移于君”、“移于官”、“移于长”，便可有效地维护“家天下”，从而达到治国的目的。

因此，家族性管理的战略思想既构成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内容，也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一大特色。

　　三、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理想目标

　　战略思想的首要内容在于战略目标的抉择确定。

战略目标规定了人们行为努力的基本方向和活动的根本指向。

正确的战略目标具有激励和规范时人的作用。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如前所述具有重政治重安稳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已内涵了古代战略思想的战略目标总体“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治”和“平”是二大根本的战略目标。

　　1.治。

中国政治战略的根本目标在达天下大治。

自孔子倡“礼之用，和为贵”，就把和谐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会秩序视为政治道德实践的最高追求。

由乱而治、由危而安，正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梦寐以求的。

实现稳定的政治统治也便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最大梦想。

《资治通鉴》描绘了这一战略目标的理想治景：

“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战、诸侯顺附，四类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

这样一种以绝对和谐为特征的“治”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

历代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其“治”都在较好地凸显了这一“太平之象”。

　　显然，这一理想的“治”景内包含了君臣民三者之间一种理想的和谐稳定的政治关系，即从“明君”、 “贤臣”、“顺民”三种理想的政治人格所生发出的忠君礼臣、尊君爱民、敬官恤民的政治关系，正是这种和谐的政治关系构建出了“治”和“安”的社会统治秩序。

　　2.平。

如果说，“治”是古代政治思想的战略目标，那么，“平”可谓古代社会理想的战略目标。

而“治”与“平”二者又是内在相连的。

“平天下”本质上是要使天下在“大同”、“均平”中实现太平。

儒家所描述的“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的“大同”“小康”社会图景，都以“绝对均平”为依归。

这也即是孔子说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均”和“安”正是“有国有家者”的追求。

这种以“平”为特征的“大同”“小康”社会模式，充分体现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双重政治价值，即一方面对于庶民百姓来说，均平的社会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稳定和精神上的无纷扰；另一方面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均平的社会模式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安定和社会基础的稳固。

正因如此，“平”也就成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战略目标，构成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方针原则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核心在于围绕其治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方针原则，这种根本的战略方针原则即是所谓的治国“纪纲”。

“纪、道也；纲，要也”。

所谓纪纲，就正是长期指导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规范，是达到封建治国战略目标的根本战略原则，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强制力。

　　1.以礼为本

（1）为国以礼。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其根本的战略方针原则的“纪纲”不是别的，就是“礼”。

以礼为本，以礼为治国纪纲，以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战略方针原则，这是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

　　以礼作为治国纪纲的战略地位作用，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反复强调“为国以礼”，“礼其政之本”。

要求人们一切以礼为准绳，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荀子也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之于曲直也。

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礼”成了治国执政的总方针，成了中国战略思想国的最高原则。

（2）礼在名分。

礼为什么能起到治国大纲的根本作用？

其关键在于“礼”的本质在“名分”，在讲究名位职分，在严格等级序列，它要求社会上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职位、不同序次的人们务必在言行举止、服饰礼器等一切方面严格符合自己的“名分”，而不得逾越。

故《资治通鉴》开宗明义指出：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于分，分莫于名。

何谓礼？

纪纲是也。

何谓分？

君臣是也。

何谓名？

公侯卿大夫是也”。

又说“夫礼、辩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正因为“礼”所要求的是社会中每个人必须依自己的“名分”而行，因此，只要人人依礼而行，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自上而下的有序性。

而君王又如何“正”？

为此，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关键的在于君王要具有仁明武的“人君之德”和任官、信赏、必罚的“御官之道”。

显然，中国古代这种君本论的政治战略思想客观上是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它一方面要求封建君王以天下为家，以利天下百姓为已任，具有塑造封建统治者良好形象、制约其不良行为发展的积极效用；另一方面它又过分强调君主个人人格对国家的作用，其君本论价值观念客观上必然强化专制制度的消极影响。

　　2.以民为本。

中国古代战略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在其包含的治国安邦的重要战略原则中，“以民为本”是一基本的治国方略。

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充分阐发。

（1）民为邦本。

以民为本作为古代治国战略的基本原则，首见于《尚书.五子之歌》：

“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在这里，“民为邦本”的观念首次视百姓为国家的根本。

“民为邦本”其最基本的根据在于，百姓是社会人口的主体，是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国之为国者，以有民也”，“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矣。

无民、则无以为国矣”。

正因为百姓是国家的基础性前提，因此，对国家的统治也就必须建立在“民本”的基础之上。

当然，以民为本、民为根本，切不可理解为“民”是古代政治的战略目标的根本目的。

相反，这里的以民为本所指的只是把百姓视为达到“邦宁”这一治国战略目标的根本性战略手段，而非目的。

也就是说，只是一种统治者为政达治的根本手段。

这就是汉政治家贾谊在总结秦亡时更明确直接深刻指出的民本思想：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

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命”。

一切政务都必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

为以民为本为命，则国将不国、君将失命，吏将失命。

因此，坚持以民为本，是邦宁国安的根本原则。

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高度重视“民”在治国中的战略地位。

（2）顺从民意。

如何体现和坚持“民为邦本”的治国战略原则？

根本的就在于要顺从民意，就是要在一切治国战略性的政策措施中充分体现老百姓的意愿，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这是达到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

因此，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一不强调要重视民意、尊重民意，以此为基本的治国战略指导原则。

《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典籍，都有丰富的论述，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无一不把“民”的意志愿望作天意的根源，视为统治的第一要素，把顺从民意视为君主进行统治的基本战略原则。

所以孟子告诫梁惠王：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又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违背民意，失去民心，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本基础。

这也就是后来魏征劝诫唐太宗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为水，君为舟”的思想主旨。

这也叫“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老百姓虽然看起来弱小愚昧，但却具有“不可胜”、“不可欺”的力量特性。

谁违背民意，谁不去满足老百姓的基本需求，谁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如此要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必将如逆水行舟，阪坡推丸，难以实现。

因此，“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就须在“富民”、“利民”、“教民”、“爱民”、“养民”、“宽民”上有着力。

　　总之，“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的这一思想揭示了“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是进行有效统治的根本战略原则，是达到固国安邦的基本战略方针。

当然，“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民贵君轻”体现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思想的不自觉不确切的猜测，具有某种历史进步性、合理性。

但这种民本战略思想一方面是由于其“民”并非一个个体概念，而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它与权利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民本思想的实践者，并非民众本身，而是开明君主和太平宰相，因此，这种民本思想至多只是体现了一种专制下的民主观，而与现代民主观本质不同。

民本政治也只是一种开明专制政治，而非现代民主政治。

但不管怎样，其“与民为敌者、民必慎之，戒之哉！

戒之哉”（贾谊）的忠告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回味反思的，以民为本的古代政治战略思想依然可以批判地充实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政治战略思想中来。

　　四、中国古代战略的手段、措施

　　为了实现治平的战略目标，除了坚持以礼为本、以君为本、以民为本的方略大针外，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根本性手段、措施、途径。

这种战略手段措施主要有崇本抑末、外儒内法、君明臣贤、修身齐家等。

　　1、崇本抑末

　　中国传统治国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任一社会生存发展前提的物质经济基础的思想观点。

应该说，中国古代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都高度重视物质经济基础，把发展经济视为治国的根本战略手段。

　　如何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安定百姓？

在这个战略问题上，中国古代儒法道三家以及现实的政治家基本形成一个战略共识，即以农为本，工商为末。

于是“崇本抑末”，重农轻商便构成古代治国战略思想的基本思想之一。

（1）以农为本。

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大问题，因此，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以农为本就成了基本的治国之道。

它包括以下几点思想：

第一，民以食为天。

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是建立在以食为天的前提下的。

人要生存，就须有吃有喝，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正源于人的这种基本生存需求。

孔子把“足食”作为“为政”治国的基本条件。

《汉书》有“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的断论，《宋书》也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第二，王以农为本。

由于百姓生存所需的衣食皆由农业而来，因此，历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坚持以农为本方略，高度强调农业生产在治国为政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

司马光曾反复申述：

“农蚕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

”“食者，生民之大本，为政之首务”。

“农者，天下之本”，“农者，天下之首务”。

把农业生产视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要素，是治国为政的第一要务。

应该说，这种思想观点本质上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

正如此，历代有远见的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力本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

第三，使民以时，轻徭薄赋。

如何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以满足一国人口的衣食需求？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为此提出各种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在二个方面，它们构成了古代以农为本的战略措施。

一是孔子说的“使民以时”，“不夺农时”，以保证老百姓能适时抓好农业生产。

荀子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粮”之论。

唐太宗也曾说：

“人以食为本。

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二是轻徭薄赋。

只有轻徭薄赋，保证百姓能生存下去，才有进行农业生产的前提。

否则，重徭苛赋，使百姓无以为生，农业生产必将萎缩。

唐太宗曾忧虑百姓不务农本，允诺亲率群臣农耕和给百姓减免一半田租的方式以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2）工商为用。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之所以重农而抑商，主要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不采取抑商贱末的战略措施，百姓重商言末，便会客观上导致：

一是人们弃农经商；二是人心见利忘义；三是贫富两极分化。

从而从根本上扰乱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和人际关系，使社会陷于动荡之中。

因此，大多数政治家都强调：

“欲理之君闭利门”，“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则都化不行，则政令不从”（陆贾）。

要治国治众，便必须“闭利门”、轻商业。

　　虽然重农抑商是压倒性的治国战略思想，但中国古代也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在首先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也看到了发展工商经济的必要性重要性，因此，把工商为用视为治国战略思想的有机内容。

《尚书·洪范》把工商之货列为八政之二。

《汉书·食货志》提有“《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认为“货”具有“分财布利通有无”的独特作用。

《六韬》借姜太公之口，提出“三宝”观点，认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

农—其乡则谷足；工—其乡则器足；商—其乡则货足。

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

…三宝全，则国安”。

汉王符提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

”显然，这种以农为本，兼重工商的思想观点，比只片面主张重农抑商的观点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它客观上对全面促进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也可以说，以农业为本，工商为用是中国古代治国战略思想中的优秀因素，也是至今仍具有某种借鉴意义的治国战略措施。

　　2、外儒内法（王霸并用）

　　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作为一种治国战略，如何有效治理国家始终是其关注的中心问题，因此关于治国战略模式也成为其重要的内容。

　　用什么模式治国？

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各抒己见，各呈己说。

从后代帝王实际采用的模式而言，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是儒家的礼治；第三是道家的无为政治。

这三种模式都曾为封建统治者实践过。

　　儒家的礼治是把治国建立在对人性的充分肯定上，突出“人性善”的作用，重治人、轻治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

　　法家的法治建立在对人性的充分否定上，突出人的自私自利特性，主张严刑峻法。

“治民御下，莫正于法”。

　　而道家的无为政治则崇尚自然，把治国建立在君王南面之术上，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老子）。

王朝开国初期，常采用此治道。

　　然而，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大都是重实用的，实际上并没有孤立地采用哪一种治国战略模式，而往往是博采众长，广泛地吸纳那些有利于专制统治的万分，最终形成了一种混合的治国模式，即“外儒内法”模式。

　　这种外儒内法模式，一方面在形式上大肆倡扬儒家的礼治或德治，以仁义治天下，以此证明封建统治者统治的高尚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但另一方面，礼治或德治作为治国模式手段又是不完善的，或者说它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它无以根治人性反面的破坏性。

秦朝快速灭亡的教训，一方面固然证明暴政不可行；但另一方面也提醒历代统治者刑法不可丢。

实际上，即使是儒家老祖宗的孔子也并没有否定“法”在治国中的必要性重要性。

孔子诛少正卯即是证明。

他的观点是：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斯不易之常道矣”。

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宽猛相济、德刑相兼，礼法并用是最一般的治国模式，这种模式是任何时代都改变不了的。

应该说，孔子的这一治国思想闪耀着不朽的政治智慧和光辉。

正如此，东汉政论家崔湜在其《政论》中总结说：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

……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