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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商师律海彤刘与题问的行银诉起能不人让受权债良不于关
也说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关于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问题--与刘彤海律师商榷
作者
河南省南阳市农业银行法律事务部马耀强
梁慧星教授在《人民法院报》及《中外民商裁判网》发表《不良侵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一文后,《中国民商法律网站》登载了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刘彤海律师《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吗?
》,刘律师以自己“代理过不良债权受让人起诉银行案件,并且已经胜诉”为例,认为“梁文用这个案例竟然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
不良债权不能起诉银行,却有值得商榷之余地。
”进而以自己代理案件为例否定“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笔者作为一名银行法律事务工作者,这几年接触这方面案件颇多,深感虽然剥离不良资产带有浓厚国家干预性质,但不少地方法院对此态度不一,其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由此影响国家实施剥离不良资产政策效果,且有损法律尊严。
故而有必要就有关问题从另一角度与刘律师进行商榷,以期通过更多讨论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求得共识。
梁教授《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一文基本观点和结论是无可非议,他从民事角度分析了在银行剥离之标物“债权”存在“瑕疵”情形下,受让人主张瑕疵担保责任“也只能起诉长城公司,而绝无起诉农行之理。
”笔者认为,就以刘律师列举案例来看,无论从民事角度或者是从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特殊性角度,都决定了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将刘律师列举案例复述如下。
案例:
1994年1月10日某施工队与某建行签订(94年)第01号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由建行向施工队发放贷款1290937.60元,1996年3月18日建行向施工队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
“某建筑安装公司施工队在开发区建行借款合同无效。
”2000年7月银行将该债权其中1090937.60元等价剥离给中国信达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2002年9月1日该公司将该债权转让给美国马思特公司。
同年9月2日信达公司受马思特公司之托,将该公司所享有1090937.60元“不良债权”转让给原告,受让人支付了相应对价。
当原告找施工队(债务人)追索该借款时,该队出示了前面所说建行出具该笔借款合同无效证明。
经查,事实真相是:
在施工队承建开发区建行家属楼工程期间,开发区建行于1994年1月10日要求其以施工队名义签订了借款合同,所借款项用于银行家属楼工程建设项目。
合同签订后施工队在贷款转存凭证上盖了章,但实际并未付给该笔贷款,而是由银行留存,并按照施工队工程进度,分批支付给了施工队,抵付了工程款。
但是银行将这笔不存在虚假债权剥离给信达公司。
另按银行《债权转让协议》第2条约定:
“甲方(银行)保证对所转让债权及其从权利是真实,唯一和合法,不会有第三人对该债权权属争议,保证所移交债权真实,合法,有效。
”
刘律师认为,“不良债权”受让人对施工队追索债权不能原因是银行虚假转让债权。
该银行将虚假债权转让,非但不象梁文所称使国家利益和广大存款人利益受到损失,而且还白白赚了109万元。
法院认为:
建行与施工队签订借款合同后,并未将款项拨付给施工队,而是按工程进度抵拨了施工队为建行承建家属楼工程款,因此,该借款并未实际履行,建行对施工队并不享有债权.建行与信达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建行将其并不存在对债务人施工队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
因该债权并不存在,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该债权转让协议因系建行取欺诈手段订立,故为可撤销合同。
信达公司将债权转让给美国公司后,受美国公司委托与受让人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多笔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因其中部分债权并不存在,在法律上不可能实现,故亦属于可撤销合同。
现原告提起诉讼,在发现该笔债权并不存在后,并未向信达公司提出撤销债权转让协议诉讼请求,而是向建行行使了侵害债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是当事人对诉讼对象、权利依据自主选择,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既然受让人不行使撤销权,则上述债权转让协议均为有效合同。
在上述事实基础上,原告以建行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建行将本不存在债权对外转让行为,主观上过错明显,客观上侵害了该债权最后受让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规定,建行依法应对原告不能受偿债权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
现就本案例和刘律师《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一文中有关问题讨教如下:
一、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有明确法律依据。
我国二十世纪末期发生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有其特殊背景和特殊做法,由此决定了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恕笔者在此赘述几句。
九十年代,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普遍对金融机构不良资产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是筹措、融通和配置社会资金主渠道之一,长期以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出台之前,国有银行是以专业银行模式运作,信贷业务具有浓厚政策性色彩,加之受到九十年代初期经济过热及经济转轨影响,在控制贷款质量方面缺乏有效内部机制和良好外部环境,从而产生了一定规模不良贷款。
此外,在1993年之前,银行从未提取过呆帐准备金,没有核销过呆坏帐损失。
这样,不良贷款不断累积,金融风险逐渐孕育,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重大隐患,如果久拖不决,有可能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影响我国下一步发展和改革进程。
鉴于上述情况,在认真分析国内金融问题和汲取国外经验教训基础上,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决定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管理和处置从商业银行收购不良贷款,并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先行试点。
但是,在剥离与收购资产过程中,民事合同最基本法律特征——自愿自由原则,包括民事合同中法律地位平等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交易伙伴缔结合同、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等方面自由均无体现。
作为调整民事关系《民法通则》、《合同法》所倡导平等原则、自愿自由原则、公平原则等基本原则,在不良资产剥离收购行为中毫无踪影。
剥离资产是“以一比一比价剥离
给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
可见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行为带有行政性银行资产调整和划转色彩。
行政性调整和划转企业资产有三个明显法律特征:
一是调整、划转资产是由政府部门所决定,不是由企业所决定;二是调整、划转资产是无偿,资产转移无须支付对价;三是政府主管部门与调整、划转资产各方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地位是不平等,是从属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剥离收购不良资产行为,完全具备行政性调整、划转这一法律特征。
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既然属于行政性调整、划转,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纠纷是否受理问题批复》(法复〔1996〕4号):
“因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起相关国有企业之间纠纷,应由政府或所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处理。
国有企业作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这一意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规定》(法释〔2003〕1号)第三条得再次以体现:
“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至此也许会遭受质疑,剥离不良资产行为行政性质仅仅是探讨而已,尚无法律规定?
如果这一疑问是出现在前两年还是可以理解,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问题答复》([2004]民二复字第25号)做出后这一疑问已无意义。
[2004]民二复字第25号《答复》指出: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具有政府指令性划转国有资产性质。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该《答复》虽然达不到司法解释效力层面,但其中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性质解释为“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具有政府指令性划转国有资产性质。
”这一认定是具有权威性。
法学界一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个案批复、答复、复函等,是其对个案处理司法意见,相关法院在处理此等案件时无疑应当遵循,其他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应当参照。
因此,《答复》对法院审理剥离资产纠纷案件应当具有指导意义。
至此,问题关键在于不良债权受让人是否享有对原债权银行在程序上和实体上追偿权。
笔者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行为是典型债权转让行为,不良债权受让人在程序上和实体上对银行不享有追偿权是债权转让法律特性所决定。
王家福先生认为:
“就受让人与债务人关系而言,债权让与使受让人取代原债权人成为新债权人。
他享有与原债权人同样债权,得请求债务人向自己履行债务,债务人也只能向受让人履行债务。
受让人既然是自让与人处承受权利,他所取得权利自然不得大于让与人”。
无论是在刘律师所列举案例中,或者是在其他债权让与法律关系中,当让与人或受让人不否认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情况下,在债权转让之后,购买不良资产受让人承继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权利,其享有权利也仅限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享有权利。
从法理上讲,“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值得注意“发生纠纷”是并没有从诉由上限定何种纠纷,当然应包括所谓“侵权之诉”)。
既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享有对银行诉权,顺理成章,作为不良债权受让人后手不应优于其前手金融资产管理享有权利,以侵害债权赔偿之诉,请求被告返还占有不当利益等对银行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受理。
刘律师认为“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没有法律依据,就笔者阅历所及,关于不良债权转让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国务院法规或中国人民银行规章等禁止性规定,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批复。
”从以上法复〔1996〕4号、法释〔2003〕1号、[2004]民二复字第25号等司法解释和文件可看,刘律师这一结论,至少说是不全面、不确切。
因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是“不良债权受让人”,上述司法解释和文件即是对刘律师结论最好解答。
由此以来,是不是就可以无视不良债权受让人“权益”了?
非也。
受让人在向债务人追偿债务时,若发现银行剥离贷款有瑕疵,完全可以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先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张权利解决纠纷。
尔后,国有银行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对于因不良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行为产生争议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纠纷是否受理问题批复》规定“按相关机制予以解决。
如企业对主管部门行政政策不服,可进行内部调解,或者依据其它规定,采取行政诉讼方式解决。
”
退而言之,假若按照刘律师那样“原告以侵害债权赔偿之诉,请求被告(银行)返还占有不当利益,”是成立,那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了一笔虚假债权,导致原告所谓“期待利益”不能实现,原告又为何不可以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提起“侵害债权赔偿之诉”,由资产管理公司赔偿“期待利益”呢?
三、刘律师列举案例中建行不构成侵权。
以上从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特殊性角度分析了为什么“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下文抛开剥离不良资产特殊性仅从民事角度分析来看刘律师列举案件中不良债权受让人为何不能起诉银行。
刘律师认为:
我所代理受让人可以有三种请求权,原告可以有三个救济渠道,属于三个请求权竞合(既违约、侵权、借贷合同纠纷竞合),“原告以侵害债权赔偿之诉,请求被告返还占有不当利益,符合法律规定。
”果真如此吗?
不妨从侵权构成要件作如下分析:
1、银行主观上无过错。
银行剥离呆帐是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进行。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9)33号、国办发(1999)66号文件规定不良贷款剥离范围是:
“逾期、呆滞、呆帐贷款”。
这些文件中并没有规定由哪些原因形成逾期、呆滞、呆帐不得剥离。
在建行剥离案件中,“该份《借款合同》标额,根本就未转到建筑公司账户内,而是由银行以该公司名义,于1994年1月10日转入被告设立账户款项,由其支配并冲抵了工程款,并且已通过诉讼手段解决了彼此间债权债务纠纷。
”刘律师在此介绍是导致这笔贷款形成呆帐具体原因,但并没有否认该贷款呆帐形态。
建行依据国务院办公厅政策精神予以剥离何错之有?
相反,如果这些不良资产不予剥离,其金融风险依然存在,是有违国务院政策精神。
值得注意是,在我国银行业对贷款实行五级分类之前,贷款质量实行四级分类,即:
正常、逾期、呆滞、呆帐。
这四种类型构成了贷款质量指标体系。
从银行业角度,也惟有此才能揭示贷款质量优劣。
所谓“呆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会计上指收不回帐”,财政部规定“由于下列情况不能收回贷款可列为呆帐:
(一)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贷款;
(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民法通则》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贷款;(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部分或全部贷款,或者保险赔偿清偿后未能还清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下列贷款呆滞后,经确认已无法收回贷款,列入呆账贷款:
(一)借款人被依法撤消、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
(二)借款人虽未依法终止法人资格,但生产经营活动已停止,借款人已名存实亡;(三)借款人经营活动虽未停止,但产品无市场,企业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并濒临倒闭。
”
尽管国家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对呆帐贷款认定标准有所差异,同时,各国有银行总行根据财政部授权对呆帐认定标准也有所不同。
但是,从“呆帐”认定标准中至少可以看出呆帐贷款基本特征是一种“收不回帐”、“不能收回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贷款”,而且,借款人或借款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不得列作呆帐”。
贷款形态是衡量贷款债权质量权威性标准,建行剥离贷款时已经通过“呆帐”形态将债权风险性明确告知受让方,对于转让标之主要质量状况作了揭示。
对于债权让与者而言,只要告知收购方让与标为呆帐、呆滞、逾期类型即应视为尽到剥离相应义务。
不知刘律师何来“具有欺诈性质”?
也不知建行该怎样做才算诚实守信?
2、受让人没有损害事实。
“原告受让《借款合同》中当事人为中国建设银行,即原告持有这份债权凭证(借款合同)是被告出具。
这份不能实现债权契约,侵害了原告债权及期待利益。
”在此,建议刘律师弄清两个概念,即“债权真实”与“债权实现”。
“债权真实”涉及债权让与基本条件,让与人仅负有保证债权确实存在义务,并不保证债务人能够清偿义务;“债权实现”涉及是债务人履行问题,“在债权让与之后,如债务人没有支付能力,不能履行对受让人债务,受让人不能请求让与人给付,因为让与人对债务人没有保证责任,债务人履行能力不属于转让债权瑕疵。
从其他国家相关立法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如《意大利民法典》1267条规定,‘转让人不负责债务人偿付能力,但他提供担保除外’”11还需要请刘律师注意是,案例中这笔贷款本身就是一笔无效合同形成“呆帐”,客观上是依法“收不回帐”、“不能收回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贷款”。
受让人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应看是否危害了该“呆帐”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客观存在过,而不应将债权能否实现作为判断标准,更不能以该债权不能受偿为由认定银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
建行剥离是“呆帐”债权,原告持有仍是“呆帐”凭证,债权没有发生质变化。
《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损失。
”《合同法》该条释义认为“可得利益求偿需坚持客观确定性,即预期取得利益不仅主观上是可能,客观上还需要确定。
可得利益求偿不能任意扩大。
对此,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4条规定,赔偿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依照他当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事实和情况,对违反合同预料到或理应预料到可能损失’”12一笔呆帐客观上“期望利益”只能为零,如今无法实现债权,与客观上存在“期望利益”债权正好一致,原告利益丝毫未损!
不难看出,刘律师是将“债权真实=债权实现”。
3、买受人所谓损害事实与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不存在因果关系。
刘律师认为:
“不良债权”受让人对施工队追索债权不能原因是银行虚假转让债权行为造成,笔者认为这是主观臆断。
在债权转让交易中,由于转让标是“呆帐”债权,当债权明显存在实现风险情况下,受让人在购买债权时应当对于“呆帐”债务人和贷款债权实现可能性进行全面了解。
在银行已明示为“呆帐”情况下,受让人明知是“收不回”、“不能收回”、“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呆帐贷款却故意购买,或是疏忽大意连债务人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而盲目投资,其不能实现预期目应自负其责。
正如顾客到商店购物时,商家公示该商品为次品而买方偏偏要去购买,难道说顾客买得次品这种情况也要让商家承担出售次品责任吗?
现实生活中不排除购买呆帐后能够从债务人那里得到受偿情况,这只能说明银行将并不符合呆帐标准贷款作为呆帐剥离了,它并不能改变呆帐贷款“不能收回”、“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本质属性。
其实,在信贷领域大量贷款或因办理贷款过程中不当导致主从合同无效,或因催收不当导致时效丧失,或因债务人破产、死亡等原因导致债权债务关系灭失。
凡此种种,其贷款在银行均是以不良资产形态存在。
正是如此,导致银行风险加大,如果不予剥离,银行风险何以消除?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购买这些贷款谁就应承担其风险。
由此可以看出,“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实现债权原因不是所谓“银行虚假转让债权行为造成”,其最直接原因也是最根本原因是原告购买债权是一笔死帐,否则就无视了呆帐贷款本质属性。
换而言之,如果某施工队与某建行签订(94年)第01号借款合同被法院确认为有效合同,可是施工队破产清算后导致建行贷款受偿率为零,在此情况下银行将贷款作为呆帐剥离,那么,“不良债权”受让人对施工队追索债权不能实现原因显然是银行转让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债权而造成,以刘律师所见银行岂不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吗?
以此推论不良资产剥离岂不真要“重新洗牌”?
4、银行在剥离过程中无违法之处。
行为违法性是侵权行为本质特征。
在银行信贷管理工作中,不排除银行工作过错而将正常贷款形态劣变为呆帐贷款形态,也排除各种形态贷款并不符合呆帐条件而被认定为呆帐。
这些行为侵害客体是国家信贷管理制度,损害了本单位利益,对此,如果查明属于银行过错,依照金融规章做出相应处理,其承担是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但引起这两种责任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有违法之处,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损害国家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益,并不必然引起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人承担民事责任。
尤其是通过上述分析清楚看到,建行既无侵占国家财产意思,也无侵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财产证据,更无侵占原告财产事实。
不存在“非法转让给他人获取不当利益”“取得了109万余元不当利益”问题。
刘律师适用《民法通则》第117条认为建行“属侵权行为,应返回其所得利益和赔偿利息损失。
”是缺乏基础法律事实。
三、对其他几个问题浅见。
1、《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该文标题本身就带有命令性质吗?
由于“不能”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无其他解释情况下,只能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来理解。
查《现代汉语词典》“不能”一词没有单独释义。
从语法角度,“不能”是“能”否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能”可解释为“能够”。
依此而言,“不能”可扩充解释为“不能够”。
梁教授文章标题《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可否理解为《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够”起诉银行》?
“能够”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表示有条件或情理上许可”13梁教授文章标题是否理解“为从法律上不具有起诉条件或从情理上‘不能够’起诉银行”意思?
这样来理解梁教授文章标题,可能不至于把《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高看为“带有命令性质”吧!
2、建行剥离一案判决评理并无价值。
刘律师引用原告胜诉判决中一般评理“以正视听”,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中国尚未实行判例法,个案评理仅对个案而已,更何况刘律师所举案例似乎不是最高法院判例;其次,法院评理仅是该法院对个案处理态度,并不一定证明其判决中实体处理合法性,因终审判决经申诉还有可能改判;其三,梁先生所举案例,即是本人曾参与案例。
14对此案件,我与梁先生和刘律师观点一致,14但遗憾是两级法院并不认可这样观点。
所以就个案而言,建行剥离一案判决说理是十分苍白。
3、债权是“准物权”吗?
刘律师在文中指责梁先生“似乎忘了”,“债权让与在民法理论上称‘准物权’”。
难道果真是梁先生“忘了”吗?
笔者看来,并非是梁先生忘了,似乎是刘律师对合同债权转让性质理解过于狭隘罢了。
关于合同权利转让性质立法者和学者有不同观点,其中包括“不要因准物权合同说”、“要因买卖合同说”和“合同说”。
但前两种观点不应为我国法所借鉴。
15在多种观点并存情况下,刘律师断言“债权让与”在民法理论上称“准物权”未免过于武断了。
4、原告可以提起“侵害债权赔偿之诉”吗?
前文从侵权构成要件方面分析了建行行为不构成侵权。
那么从债权转让法律原理看,结论是同样如此。
原告债权是否受到建行侵害,从根本上要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取得债权是否受到建行侵害;债权第一次受让人是否受到侵害?
回答是否定。
在建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债权这一合同关系中,建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合同当事人转让标为债权。
“侵害债权”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侵权法中侵害债权主要是指第三人侵害他人合同债权行为。
第三人侵害债权需具备如下条件:
(1)侵权主体是债关系之外第三人;
(2)第三人行为造成了对他人债权损害;(3)第三人行为出于故意。
16那么在建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债权合同中,是建行侵害债权吗?
建行是第三人吗?
显然不是。
笔者实不知,在建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剥离收购活动中,究竟谁是侵害债权主体?
很明显,刘律师是难圆其说。
原告权利源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既然建行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不构成侵权,信达资产公司对建行就不应享有侵权赔偿请求权。
原告“请求权竞合和请求权多元化决定了‘不良债权’受让人有选择请求权自由”岂不子虚乌有吗?
刘律师认为,建行“全额收到了信达公司支付呆账贷款剥离资金,将借款合同中部分借款本金1,090,937.60元有偿等价转让给了信达公司,取得了100余万元不当利益,这是本案有侵占财产之最基本事实。
”刘律师这一认识是不客观。
本案例中,从收购方面来说,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接受该笔呆帐后其利益并非受到损害。
第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金来源诚如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00年3月31日银办发(2000)89号文件《关于呆账贷款剥离有关问题通知》第二条规定:
“各收购账面呆账贷款资金来源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等额再贷款解决,再贷款年利率2.25%”。
但是殊不知,人民银行“再贷款”又是收回商业银行等额借款,各国有银行在收到剥离资金后又等额划给中国人民银行。
这实际上是将原来国有银行在人民银行借款变更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借款。
建行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取得了100余万元收购资金,其实质还是建行原来使用资金;第二,呆帐贷款划转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如果无其他方式处置,财政部赋予其核销政策,无非是变过去由银行核销为现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核销;第三,按当时剥离不良资产有关政策,如果银行不剥离这笔呆帐,那么按照人民银行、财政部所核定剥离数额将选择另一笔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说虽然接受不是这笔呆帐,但接受可能是另一笔不良资产,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营核算角度讲,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受不是呆帐,而是接受逾期或呆滞贷款,那么国家财政部政策便不允许其核销这笔呆帐而是加大其收回逾期或呆滞贷款比率,从其自身利益上来讲并没有实质变化。
总之,争议这笔一百多万元如果不予剥离,建行虽然暂时得不到这一百多万元资金,但结果无非是建行减少归还人民银行再贷款数额、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应减少一百多万元“再贷款”;这笔一百多万元如果不予剥离,不是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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