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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inPreschoolEducation学前教育研究2021年第06期
(总第186期No.06,2021SerialNo.186
收稿日期:
2021-12-7;作者修改返回日期:
2021-2-3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项目(编号:
08JJOXLX269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编号:
06200524的资助**通讯作者:
张积家,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E-mail:
Zhangjj@scnu.edu
人类早期是一个漫长的、为学习而“忙碌”的阶段。
自然成熟的优势以及关键期的存在使得这一
阶段的学习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性,这是其他发展阶段无法比拟的。
在早期阶段,
语言学习是最引人瞩目的领域。
语言关联性假设认为,
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决定认知的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有不同看法。
[1]不论哪个国家的婴孩,自呱呱坠地起几乎都发出相同的声音,但自出生起,他们就浸润在不
同民族语言的环境中,体验着民族语言的哲学与智慧,接受着语言对大脑的塑造。
人类早期的语言学习不仅是一种技能掌握,也是一种文化熏陶,对个体一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包括听觉语言(spokenwords和视觉语言(visualwords,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听觉语言输入的基本单位是音素,视觉语言输入的基本单位是字母或笔画;听觉语言呈时间上分布,视觉语言呈空间上分布;听觉语言波动性大,视觉语言稳定性强。
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不论听觉语言还是视觉语言,意义表征都是一样的。
[2]那么,幼儿是怎样获得语言的?
在语言学习中,幼儿的认知操作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幼儿语言学习的机制对教育有何启示?
本文拟从认知科学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并对幼儿的第二语言学习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儿童听觉语言的获得
(一有关听觉语言获得的经典理论
[摘要]语言影响认知,早期语言学习对个体一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儿童早期语言学习包括儿童听觉语言和视觉语言的学习。
有关儿童听觉语言获得的研究除了产生行为主义、心灵主义、建构主义等经典理论外,近来受到关注的是语言复杂性理论,认为复杂语言输入能够产生比简单语言输入更
好的效果。
在有关动、名词获得年龄的研究方面,出现了对立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获得动、名词年龄的先后会因语言种类不同而呈现差异。
有关儿童视觉语言获得的研究,以汉字学习为例,主要集中在汉字的正字法特征、汉字认知规律、汉字义符的作用等方面。
有关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则表明人类大脑会受到语言经验的深刻影响,儿童与成人在语言学习的不同方面各自存在优势。
有关儿童语言学习机制的研究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多使用温暖的“妈妈语”与年幼儿童进行言语交流,满足其情感与心理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应随儿
童年龄的增长,不断加大语言输入的复杂程度,促进儿童高级思维能力与语言能力的发展。
在儿童双语教育方面,既要重视环境的创设与教学方法的选择,更要重视教师与教养者的榜样示范作用,才能保证和提高双语教育的质量。
[关键词]听觉语言;视觉语言;语言学习;早期发展
幼儿语言学习的机制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王娟**张积家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广州
51063130
未经成人的系统教授,幼儿便习得了母语的语
法,也能创造性地说出从未听到过的话。
那么,幼儿
是怎样获得语言的呢?
不同的心理学派对语言获得
机制有不同看法。
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主
张“传递说”。
他们认为,儿童是父母使用语言训练
技巧的被动受益者。
如图1所示,儿童从时间1到
时间2的语言发展(图1中的箭头c是父母行动
(图1中的箭头a的惟一结果。
以乔姆斯基为代表
的心灵主义者则主张“天生说”。
他们认为,儿童有
主动的、专门的语言处理器,儿童自身不断成熟的
神经系统指引着语言发展。
如图1所示,儿童在任
何时间都可能影响父母的话语(图1中的箭头b,而父母以任何方式向儿童提供的语言经验只能触发他们内在倾向的成熟。
以皮亚杰为代表的“相互作用说”认为,儿童语言发展是天生的能力与客观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体主动与外界环境作用,通过同化、顺应寻求动态平衡的过程,也是主动建构认知结构的过程。
如图1所示,儿童提示其父母(箭头b提供儿童语言发展(箭头c所需要的合适的语言经验(箭头a。
[3]
“相互作用”说能够更为合理地阐释听觉语言获得的过程。
儿童出生后所接触的语言可能不同,开始学说话的时间也略有先后,但语言发展都会经历相似的进程,这与生物遗传和生理发展的特性有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儿童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会促使儿童在发展中产生巨大差异。
[4]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中,儿童经历着不同事件,产生着不同需求,这种直接经验被“编码”进儿童的思维,从而促使儿童的发现从经验转化成为词语。
这也就是说,儿童的言语能力与他所经历的事件及其个性有着密切关系。
(二语言复杂性理论
什么样的语言结构能够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获得和优化呢?
瑞斯格(Rescher提出了语言复杂性理论。
他认为,对学习者而言,复杂语言输入能够产生比简单语言输入更好的效果。
当给儿童呈现高度序列化的语言成分(即包含复杂语言特征的语句时,一些次级结构也将落在相应位置。
这样,在概括学习中就会产生“瀑布效应”:
在学习概括知识的同时,次概括的知识也会得到学习。
[5]宾克(Pinker提出了一个成人语法集合和儿童语法集合的关系图(如图2所示。
[6]他认为,要使儿童学会自身所具备的语法子集外的语法结构,就必须给儿童呈现高于自身语法的范畴和结构,输入的复杂成分必须来自儿童的语法子集之外。
例如,为了发展儿童时间1中的语法子集,肯定的证据必须来自成人语法集合的空白区域。
一旦儿童的子集扩展到时间2,肯定的证据也必须从成人语法集合的空白区域精选出来。
只有这样,儿童的语法子集才能不断发展。
与之相反,简单论则认为,肯定证据必须被限制在与儿童当前水平和发展范围相一致的简单结构中。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就不会得到现有子集外的复杂成分。
如此一来,儿童的语法范畴、语法结构和成人语法集合之间就永远存在距离。
[7]
图2儿童语法和成人语法之间的关系
31
因此,语言复杂性理论认为,简单语言输入只能使语言学习更困难,还会损害学习者利用目标语言结构的能力、组织信息的能力及推论的能力。
[8]这与库恩(Kuhn的研究结果一致。
他对比了接受不同指导程度的儿童的语言学习效果,结果发现,接受相同或简单发展教学的儿童没有表现出更高级的思维,接受高级输入的儿童则显示出明显的进步。
这表明,语言输入的复杂性是激发儿童发展的因素。
[9]在此基础上,语言复杂性理论明确地提出了能够有效推动儿童发展的语言输入特征。
(三动词、名词的获得年龄
研究者对动词、名词获得年龄的探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名词比动词获得早,体现出名词获得的优势。
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勒森(Nelson的研究。
他通过对儿童早期词汇获得的研究发现,英语儿童最初掌握的词汇依数量多少可以分为名词、动词、社会术语和修饰语四类。
简恩特(Gentner也认为,名词不仅是所有儿童获得最早的词汇,也是早期语言中的主要词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名词获得的时间并不比动词早。
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主要来自于达迪夫(TwilaTardif的研究。
他对10个汉语环境中长大的儿童进行考察,发现9个儿童使用动词的数量比名词多,儿童使用动、名词的频率没有显著差异。
[10]语言环境说认为,成人与儿童交流中使用动、名词的频率影响了儿童早期对动、名词语言的习得。
综合诸多研究,可以肯定,儿童对动、名词的掌握会因语言种类而异。
有关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儿童获得名词比获得动词早;而采用汉语被试的研究表明,儿童获得动词比名词早。
[11]
二、儿童视觉语言的获得
达尔文曾说过,人有说话的本能,如同在婴儿的咿呀学语中所见到的那样。
然而,没有一个儿童具有酿造、烘焙或书写的本能。
听觉语言可以通过无意的和非系统的学习获得,视觉语言则只能通过有意的和系统的外部学习获得。
视觉语言的获得机制具有共性,但不同文字还是有不同的特点,这需要结合刺激对象的具体特征来分析。
(一汉字的正字法特征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形、音、义的联合体。
但是,不同语言的形、音、义的联结程度有差异。
除了独体字以外,大部分汉字都可以拆分成几个部件,这些部件只有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才能成为人们所认可的汉字,这些组合的规则即“正字法”(orthography。
[12]个体对汉字组合规则的意识即正字法意识,对个体的字词识别、生字词学习和阅读都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词的形态结构与音位结构之间也有一定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一致性或透明性,这种由形知音的程度即是正字法深度(orthographicdepth。
有研究者提出,各种书面语言的正字法深度可以视为一个由浅至深的连续体,每一种语言的正字法深度都可以在这个连续体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13]比如英语的形态和音位具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大部分字母或字母组合在一般情况下都会代表固定的音素,其正字法深度就是比较浅的。
汉字是表意文字,也有正字法,但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从其外在形态中推测出读音,其正字法深度就较深。
汉字学习与正字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研究者对我国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结果发现汉语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提高的过程。
学龄前儿童处于正字法意识的萌芽状态,只能够区分汉字和线条图;入学后,位置意识和部件意识才发展,而且位置意识的获得要比部件意识容易。
儿童正字法意识的发展要以一定的识字量为基础,阅读能力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与正字法意识的不同方面密切相关。
[14]
也有研究者从心理过程角度对汉字学习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识别实物与识别符号的进程与难易都比较类似,即幼儿辨别某物体是“茶杯”与辨别某符号是“杯”的心理过程基本相同,但事实上,幼儿辨别图画茶杯比辨别“杯”字容易。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无意接触实物的过程中,获得了实物的“原型”和“部件”。
尽管他没有见到实物“茶杯”,但是,依据头脑中有关的实物原型,很容易发生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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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进而识别图画茶杯。
儿童在生活中通常没有辨别书面符号的经历,头脑里没有汉字的“原型”和“部件”,所以在辨别“杯”字时会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利用而难度增大。
因此,储存一定的“原型”“部件”以及它们的组合规则非常必要。
莫雷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掌握350个左右的汉字时,婴幼儿开始表现出识字的高兴趣和高敏感度。
这意味着,350个左右的汉字可能是婴幼儿汉字学习的最低输入量。
[15]当然,幼儿在学习350个汉字的过程中也会获取某些正字法规则,具备一定的正字法意识,从而使得后续的汉字学习变得容易一些。
(二汉字的认知规律
对汉字形、音、义激活进程的研究表明,汉字字形的加工处于首要地位。
有研究者利用启动技术研究高频汉字形、音、义加工的时间进程,结果发现汉字识别中最先出现字形加工,然后是字音和字义,并且汉字形、音的对应关系比形、义的对应关系更具有确定性。
[16]但是Chen等人采用同样的材料和实验程序,发现当采用词汇判断任务时,语义激活早于语音激活;采用命名任务时,语义和语音的激活则同时进行。
由此,他们认为,在汉字加工中,语义激活不迟于语音激活。
[17]陈宝国等人发现,汉字的形-义联结和形-音联结强度受频率调控。
高频汉字的激活进程为字形—字义—字音;低频汉字的激活为字形在先,语音激活和语义激活同时进行。
[18]由于字形加工在汉字认知中处于首要地位,对汉字字形的清晰表征就成为稳定的形、音、义联结的关键环节。
那么,如何形成清晰的字形表征呢?
这与学习的途径、媒介以及学习的频率等因素有关。
汉字的教学途径可以归结成两类:
“内部分解式”和“外部易化式”。
“内部分解式”关注汉字的形、音、义,尤其关注汉字的字形构造特点,它常常通过象形替代、部首替换、形似区分等多种途径解构汉字。
这些策略往往能够将抽象的汉字符号还原为具体形象,或者能够人为赋予抽象的汉字以生动意义,以此引起幼儿的有意注意。
“外部易化式”则利用情境信息,将汉字的音、义与特定情景捆绑,形成无意识的记忆环境。
这种方法往往通过图片和儿歌的辅助作用吸引幼儿的注意,让幼儿在无意注意中获得对汉字的整体感知。
汉字学习卡片和图文故事便利用了这一原理。
这两种学习途径各具特色,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幼儿书面语言的获得,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免存在缺陷:
幼儿需要付出持久的注意,学习进程长,而且不容易牢固掌握;教育者需要进行系统引导;将汉字进行分解,致使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支离破碎,从而导致汉字教育的机械化。
针对这些问题,也为了使汉字教学更加多元和丰富,我们设想了一种理想的教学策略,要求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它能关注到幼儿的思维与认知特点,能够将抽象的汉字转化为幼儿易于接受和理解的状态;其次,它能够关注到汉字的构造规律,清晰地呈现出正字法规则;再次,它能够展现汉字所蕴含的文化。
此类汉字学习策略需要较为特殊的迁移材料,如可以借助甲骨文、东巴文等象形文字,让幼儿进行迁移识字。
(三汉字义符在字词认知中的作用
义符在汉字识别和语义通达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汉字心理词典中,有义符和音符两类线索。
佘贤君的研究表明,与音符的作用相比,义符线索的作用更大。
[19]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张积家等人对义符进行了系列研究。
他们发现,义符熟悉性影响高频形声字的词汇通达。
[20]同时,义符也影响汉字的语义决定。
对名词,义符有利于汉字范畴语义的认知,即当义符和字词的范畴语义一致时(如“妈”会加速语义决定;当义符和字词的范畴语义不一致时(如“婿”会干扰语义决定。
对动词而言,汉语动词的常用义符标志动作发出的器官(如“吃”“看”“打”“踢”和完成动作所用的工具(如“割”“砸”“培”,所以义符会影响汉语动作动词器官和动作工具意义的认知。
义符还具有一定的词类标记功能,汉语名词大多用义符标记事物的物质组成,汉语动词大多用义符标记动作的发出器官或动作借以完成的工具。
因此,义符不仅是汉字结构的“块”,也是汉字识别的“块”,还是汉字语义的“块”与汉字语法的“块”。
[21]汉字义符的多重属性将有利于儿童对汉字进行规律性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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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第二语言学习
随着幼儿双语教育在我国的普及,早期阶段的双语学习也倍受人们关注。
研究者已经从多种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语言习得年龄是影响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2]研究发现,早期习得的词比晚期习得的词认知起来要容易,在语义判断和产生联想任务上的速度也要快。
从语言学习方式上看,早期的语言学习更可能发生在非正式情境也即生活情境中,语言的语音和句法更可能以程序记忆的形式储存,从而利于语言加工的自动化;晚期学习更可能发生在正式情境也即学校情境中,语音和句法更可能以陈述记忆的形式储存,个体需要采取更多的意识加工,这样就会加大工作记忆的负担,增加认知难度。
[23]
双语脑的研究也发现了语言习得的年龄效应。
人类大脑会受到语言经验的深刻影响。
克米(Kim等人研究发现,晚期双语习得者的第二语言表征在额叶语言区(即Broca区的空间分布与母语分离;早期双语习得者的第二语言表征与母语在额叶皮层的表征趋于一致。
脑成像的研究也发现,晚期双语习得者更多使用右脑进行语言加工。
[24]双语学习的经验也可以引起大脑解剖结构的改变,如有研究发现,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左侧顶下皮层的灰质密度较大;早期双语者的灰质密度增大更为显著;第二语言运用越熟练,习得年龄越小,该区域的灰质密度就越大。
[25]第二语言学习也存在关键期,如年幼儿童的关键期优势主要体现在发音和语法上,词汇学习基本不受年龄限制。
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与母语学习的关键期比,第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的作用可能相对弱些,如成人同样可以学好第二语言,而且在词汇学习上具有优势。
[26]
四、儿童语言学习研究对教育的启示
既往研究结果为儿童语言学习与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有些看法还未达成统一,但也为教育带来了许多启示。
(一“妈妈语”的使用
教养人的语言特征直接影响儿童的语言获得。
有研究者通过多种途径考察了“妈妈语(moth-erese”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妈妈语”是一种异于成人交流的语言形式,它使用夸张的、优美的语调,清晰的发音,简化和重复性的语句进行表达和交流。
幼儿在类似于“妈妈语”的照顾者语言的作用下,往往更能体会到温暖,并将学话当作一种乐趣,这种语言特征对儿童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7]当幼儿逐渐获得了听觉语言,能够进行简单的言语交流以后,便会在语言理解和运用上产生较高层次的需求。
这时,幼儿往往会经历认知上的冲突。
比如,幼儿对词汇意义的把握往往会经历“一字一音”到“一音一义”再到“一音多义”的转变。
在此转变过程中,教养者可以采用对话方式对幼儿进行指导。
为此,教养者要能够觉察幼儿言语中出现的疑惑之处,并耐心地运用幼儿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进行指导。
同时,要提供标准的词语和完整的句子进行示范。
听觉语言的获得更多地在家庭环境中发生,父母往往承担着幼儿语言学习启蒙者的角色。
因此,父母应具备丰富、广博的语言知识,使幼儿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从而激发幼儿主动地、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二语言输入的复杂性
语言复杂性理论与维果茨基“教学走在发展前面”的思想有共同之处。
赞可夫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的原则,提倡高难度、高速度和理论知识的教学,要求教养者向儿童输入超越儿童现有语法范畴和结构的语言。
这也就是说,儿化词语等简单的语句结构并不能给儿童提供充分的学习空间。
因此,在解决语言输入的问题时,教养人不但要考虑内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应注意语言结构的高度和深度。
(三积极利用汉语言认知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汉字认知和汉语认知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收获了十分丰富的成果。
例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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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究发现在汉字语义记忆中存在“义符效应”在汉字读音方面存在,“规则效应”(声旁和整字的读音一致)“声调效应”、(声旁和整字的声调一致)[29]在汉字识别方面存在,“笔画数效应”(笔画多的汉字、“笔画重复效应”(笔画重复多的汉字容易识别)[31]、“部件数效应”(部件多的汉字难于难于识别)[30][33][34]识别)[32]、“部件频率效应”(频率高的部件容易激活、“部件位置效应”等。
这些发现都可以运用于幼儿的识字教学中。
(四)双语研究的启示首先,儿童接触第二语言的时间不宜太晚。
在幼儿第二语言学习课程设置上,应充分认识并利用语言学习的年龄优势效应。
其次,在语言结构中,不同语言成分的习得机制存在差异,语法比语义更容易受到习得年龄影响,语音获得受到年龄影响的成分更大。
因此,对儿童第二语言学习而言,最重要的并非词汇记忆,而是语感、语韵和语法的把握。
在儿童能够较好掌握母语的基础上,教养人可以多角度地营造浸入式语音环境,使儿童对语言的有意识加工逐步转向自动化加工。
再次,英语教学应注重情境的作用,学校或教育机构应尽量采用情景教学、合作学习和随机通达的学习模式,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为儿童创造实际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
最后,教养人或教师的榜样作用不容忽视。
纯正、地道的英语发音对幼儿的语言学习极为重要,幼儿园以及早教机构要重视英语教师的录用、考核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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