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崛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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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中的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变动中的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变动中的国际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蔡鹏鸿

   现在，众多的国际组织都面临着改革这一共同问题。

中国的和平发展则有一个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

中国要在内外制度的变动时期实现和平崛起，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命题，需要从外在环境包括同国际组织的相互作用来加以研究。

本文在阐述当前国际组织变动的基本特点、原因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理念正在发生变化。

本文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需要从利用外部条件向改善国际环境的战略思路转换，国际组织应当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

文章为此提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国际组织的策略建议。

   全球化进程使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建设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议事日程。

尽管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基本的国际机制在继续发挥功能，但是，不论是联合国和WTO这样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还是欧盟和APEC这样的地区性国际组织，都面临着变动与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共同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加入一系列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中国的崛起过程必定要求中国逐步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

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活跃于一定的国际环境——国际组织之中。

   变动中的国际组织与崛起中的中国——两者都涉及机制的变革。

一个是内在崛起过程中的体制变动，这种变动应当是在平和稳定中进行。

这个过程是整个民族民心的凝聚过程，是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

同时，中国崛起又是在国际格局、国际制度处于变动的一个历史时期和外部环境下展开的。

中国要在内外制度的变动时期实现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和平崛起给国际关系现状和未来带来崭新的因素，处理得好，则将解决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引发的冲突与合作这一历史难题，意义十分深远。

毫无疑问，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命题，需要从外在环境，其中包括国际组织的影响、作用来加以研究。

   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组织变动的特点和原因

   国际组织是国家间相互合作、加强联系的国际性机构，是国际交往和接触的重要形式和过程。

利用这种国际交往和接触形式参与国际合作，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中国崛起的本质是在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崛起进程，因而文中涉及的国际组织主要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国家参与或加入的国际性机构主要是依据政府间协定而成立的国际组织。

这种研究也不完全忽略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同政府间国际组织密切相关的非政府间组织。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安全包括经济安全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在解决全球性和地区性重大国际关系问题时，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依旧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国际组织的变动和变革是明显的。

当前，变动中的国际组织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数量大。

从国际组织发展的基本路径看，现代国际组织是伴随国际社会的产生以及17、18世纪理论和思想准备、酝酿的基础上，于19世纪由欧洲国家召开一系列国际会议，倡议建立相关机构、制度后产生。

在20世纪，现代国际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以来继续兴盛。

其特征之一是数量大，而且还在不断地膨胀。

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1909年各类国际组织是213个，其中政府间组织37个；1956年为1117个；1978年8200个；1990年，全世界的国际组织共有26656个，其中重要的政府间组织是500多个；1998年全球各类国际组织达到48350个，其中政府间组织6250个，占14.74%。

可见，国际组织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其中冷战结束以来新增加的国际组织就约2万个。

（注：

饶戈平：

“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

   种类广。

在数量不断膨胀的同时，国际组织的种类逐渐扩展，活动范围日益广泛。

二战结束后，国际组织显然已经突破政府间行政合作和政治性组织的单一种类，克服了活动范围狭窄性和限制性缺陷，朝着日益宽泛的领域发展。

除了重要的全球性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现在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外，全球性经济类组织的数量、作用和影响已经成为国际组织的重要亮点。

全球性三大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WB）——在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进程、WTO的成立和演进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映，其地位和作用得到提高。

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全球性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其中包括一些长期低息贷款，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此外，环境保护类、科教文化类的国际组织也不断涌现，凸显了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的活动和影响日益加大。

   网络化。

现代国际组织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方面和领域都可以看到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存在。

国际组织犹如巨大的网络，交叉纵横布满整个世界与人类社会。

可以认为，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甚至任何一个个人，无不都是这个巨大而复杂网络中的一员。

从国家层面而言，无论是超级大国美国还是其他弱小国家，大多都是一些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成员，而且，一个国家参加几十甚至几百个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

这些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追求本国利益，同时谋求各国共同发展。

有人认为，国际组织犹如国际社会中的细胞，彼此协调，相互策应，形成庞大、复杂的网络。

   变革中。

冷战的结束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而市场和生产的一体化进程则需要基本的普遍性规则和机制来加以保障。

在新的时代，长期在“丛林规则”中求生存的个体国家，对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作用和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各国呼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要求国际组织应当在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中发挥作用，使得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最近成立的WTO，无论是非统组织、欧洲联盟，还是美洲国家组织或者APEC都处于变革大潮之中，变革几乎已成为共同的话语。

“联合国成立近60年了，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

中国自古就有‘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说法。

随着时代的变迁，联合国应该与时俱进，进行必要和合理的改革，以适应新形势需要，有效应对世界面临的新的威胁和挑战。

”（注：

钱其琛：

“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消除武装冲突及其根源”，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2004年7月6日。

中国外交部网站要话题，国际组织如何适应国际社会组织化网络化进程也已经成为全球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课题。

越来越多的成员已经或者正在酝酿并提出WTO改革方案。

欧盟成员的增加和发展、APEC机制的改革和中期评估都已发生、正在进行或者即将实施。

当今国际组织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顺应时势进行变革。

   国际组织处于变动与变革之中的现象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当今时代的特点，也已引起政界、学界的广泛关注。

归纳起来看，有下列多种因素导致国际组织处于变动之中，并对国际组织提出变革的要求。

   第一，变动中的国际格局对国际组织产生影响。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两极国际格局消失，尽管多极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但是世界暂时形成的是一超多强格局。

变动中的国际格局对当今国际组织产生了这样几方面的影响：

（1）那些曾经适应两极格局而生成的国际组织面临强烈冲击，有的在苏东解体后其使命也就随之结束，比如经互会和华约组织已经寿终正寝。

（2）有的在两极格局时期表现活跃的国际组织，目前暂时还能应付格局的变动，但是它们需要进行有效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通过变革，加强有些国际组织的机构、机制，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反之，则是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以至相应的功能可能淡化、机制无法承受变革的冲击而日益弱化，甚至可能消亡。

（3）变动中的国际格局催生新型的国际组织。

为适应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动和新的形势需要，一大批国际组织已经产生，并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4）联合国的改革成为当今国际组织变革洪流中的核心漩涡，发挥着引领性作用。

联合国机制不是为适应战后两极格局，更不是为新世纪变动中国际格局设计的。

现在，主要大国出于维护各自利益的基本意愿，希望利用联合国来维护现行秩序，确保世界稳定，这种共同利益观暂时有利于联合国这一权威性国际组织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美国却一直推崇现实主义理念，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利用联合国为其自身利益服务。

从1991年老布什提出的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世界新秩序”，到2003年小布什独断独行踢开联合国，对伊动武，使联合国多边主义遭受挫折，这是单边主义和国际格局变动对国际组织产生消极影响的一面。

   第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组织产生影响。

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它依照市场规则把经济活动推向全球各个角落。

全球化以所谓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为向导，在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旗号下，发达国家实际上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以GATT为标志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最初就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本质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WTO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自身权益提供了机会，但是本质上，发达国家不会丢弃自身利益不管而无限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因此，WTO这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既是全球化的推动力，同时，又承受着全球化的挑战和冲击。

WTO既要推动贸易全球化，也要设法缩小南北差距，保障发展中成员公平受益，因此该组织的结构、功能等等都面临变革和调整。

全球化进程也从客观上对全球性问题应当实现全球治理提出了要求。

为此，国际组织在管理职能上面临挑战。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满足于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一体化，而是更要在保障所谓“普遍人权”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框架下，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普世价值观，在国际体系层面上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世界新秩序，通过“经济全球化”而最终实现全球政治一体化。

面对这样一个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争的问题，人们对联合国寄予期望，希望联合通过改革健全机制，确保这一多边国际机制沿着公正、安全、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三，冷战后人权因素对国际组织的影响。

人类对维护人权的诉求由来已久，但是人权问题长期来是一个国家内部事务。

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联盟盟约》已经提到保护人权的内容，但是还没有明确的条款对人权予以专门保护。

概言之，二战前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还缺乏严格的保障机制。

《联合国宪章》序言明确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权的条文，被认为开辟了世界重视人权的新时期。

联合国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来处理有关人权的问题，这是国际组织关注人权、保护人权的典型。

从根本上讲，反对战争、维护人身安全、保卫世界和平是现代国际组织保护人权并使之成为相关条款的基本理由。

联合国在保护人权的同时，坚持“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一国内的人权侵害事件不受外力干涉的基本原则受到冲击。

人权因素对国际组织产生影响主要表现是，大国试图通过国际组织干预一国内部人权事务。

明显的案例就是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的波黑战争，本身就是西方国家借口人权加以干涉而强加于前南地区人民头上的一场灾难，但是在西方国家倡导下，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在联合国名义下于1993年5月25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成立，并在成立后对在任国家元首提出起诉。

由此可见，人权因素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已经突破《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主权不受侵犯这一要义，其影响作用将是深远的。

   第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对国际组织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国际非政府组织是从非政府组织分离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种机制不同于地方和国内意义上的民间团体、联盟或个人，而是跨越国界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非赢利性团体，具有比较明显的国际性标志。

它们不受制于任何政府和企业，一般是以促进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人道主义及其他人类活动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建立的非官方国际联合体。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传统上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不能以国际法主体的名义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

但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蓬勃发展，过去由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管辖、处理的一些重大国际事务，比如人权、环境保护、难民保护、裁军等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现在已经涉足，有的在联合国机构内设立咨询部门，影响日益加大。

   第五，理论研究推动国际组织变革。

作为一项理论研究，国际组织学在20世纪前期形成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获得长足发展，学理内涵丰富，形成不同学派，各派又拥有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这一领域，主要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国际组织建构理论。

理想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组织学理研究创始者最为推崇的经典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占主导地位。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主要由基欧汉等为代表的相互依存理论崛起，而后演变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对国际组织的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具有较为丰富的学理内涵和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他们对国际组织作出了比较宽泛的界定。

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组织；第二种是国际机制，它是各国政府为了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订的明确的规则；第三种是协约或习惯。

这样，国际组织也就成了国际制度的一种形式。

近年来，国际组织建构理论影响日盛，这是以社会学制度主义方法论来分析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之间互动的方法论，试图通过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来改变以往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

该研究范式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往往根据国家内部的客观条件和物质状况来推导国家利益，设法在此基础上以权力的作用来影响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可是，国际关系的变动需要人们从外在的高度，即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国家，而不是从国家角度来看待国际社会。

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认为，国家已经被国际社会社会化了，也就是，国际组织可以给国家以新的影响和作用。

这个社会化过程，就是国家通过国际组织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也就是，由西方的“普世性”核心内容——规则、制度和机制，通过国际组织传授给行为体，使之接受新的利益观。

（注：

玛莎·费丽莫：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这种理论把国际组织看成为国际体系的构成部分，从外部来改变国家行为方式，通过改变国家既定偏好，从而达到改变国家行为目的。

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把这一理论运用于WTO国际制度作用于国家的行为和政策的研究之中，认为WTO作为国际组织接纳成员，就是从外部改变新成员国家行为方式的一个过程。

WTO应当把自身组织的“思想和价值观”演变成新成员国内制度变革的动力。

（注：

安妮·克鲁格：

《作为国际组织的WTO》，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121页。

）显然，这种理论要求国际组织朝着有利于西方价值观的偏好来推动成员内部体制的变革。

   由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组织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变动中的国际组织具有在数量上大幅增加、在种类上逐渐扩展、在构成上形成网络化这样一些基本特点。

国际组织的变动和变革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同国际格局变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崛起、人权因素以及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是密不可分的。

国际组织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国际组织，是地区还是全球性国际组织，作为国家对外合作、对外交往形式而言，在国家战略选择上，有时候往往存在许多选择困境，尚没有形成广泛认同的体系理论。

   三、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推进改革开放而加快了参与国际组织的步子。

从改革开放时间进程上看，1990年以前，中国着重于内部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在对外开放层面上，以兴办经济特区“探索实验”为标志；90年代以来，中国则以开发开放浦东为标志，对外开放力度加强。

此阶段正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时期，中国的外部环境处于强烈变动之中。

全球化对中国具有严峻挑战的一面，同时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浦东开发趁势利用全球化进程，克服了种种挑战，推动中国走上了全面开放的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发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

此时期，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战略服从于经济改革总体上要求利用外部条件的战略思路，即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要素，使中国同国际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的交流和合作达到了新的水平，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

具体来看，中国从1977年到1995年，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21个增加到51个，加入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更是从71个增加到1013个。

从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言，中国达到了相关国家加入数量的80%；到90年代中期，中国签署的有关国际武器控制类协议占总数的80%。

（注：

《国际组织年鉴》（2000/01），转引自AlastairIainJohnston：

“IsChinaaStatusQuoPower?

”,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7,Spring2003,P.13—4.）这就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步履也随之加快。

   此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特点和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由批评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换。

对于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中国曾经站在从批评甚至憎恨的立场上加以拒绝。

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要求我们进一步利用外部资金，利用外部贸易渠道，进一步对外开放，因而对中国的参与战略不能仅仅停留在有无参与兴趣、参与要求和参与可能上，而应改变观察外部世界的视角和心态，转换自身角色定位，不能将可以利用的外部机制全盘否定，加以拒绝。

中国改革的核心是进行经济体制变革，使之适合于经济全球化的市场规则，全球化的战略框架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

这就是从CEPA到“10+1”、“10+3”，再到APEC、WTO的各个不同紧密度的向心圆，构成了中国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相结合而不是相脱离的市场空间。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把参与国际组织视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依托和发展渠道，同时国际组织也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

毫无疑问，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变革和发展，利用国际组织等外部条件促进国内经济改革，利用外来投资和外部市场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当然，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柄双刃剑，饱含风险和挑战，对未来20年机遇期甚至到本世纪中期近50年左右的时间段——中国崛起的关键时间段，存在风险和挑战。

那么在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强国之途上，从参与国际合作、参与国际组织上看，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从利用外部条件向改善国际环境的战略思路转换，从而提出我们的国际合作、国际组织战略。

   四、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参与国际组织策略

   中国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发展、国际组织发生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

改革开放的不可逆性，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使中国改革来到新的高点门槛。

在新的时期，从利用外部条件进入到改善国际环境的时期已经到来。

改善国际环境战略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平崛起”、建立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准备。

   首先，改善国际环境应当是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有利于政策性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转换，依靠的是对外开放政策，指向的是经济上全面接轨的开放型体系。

战略目标应当在经济发展动向上能影响世界经济，要在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建立公平和公正的国际体系进程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注：

张幼文等著：

《新棋局：

参与全球经济的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54—355页。

）

   其次，改善国际环境应当是对软性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和改革。

加入国际组织为的是有效利用国际组织的相关机制，趋利避害，保护自己。

在善于利用国际规则的同时，还要巧妙参与并积极创建新的机制和规则，并在善于利用当前国际组织处于改革和变动之际，在国际经济领域，为推动建立新的国际规则、新的国际制度提供良好条件。

我们必须把握国际组织的发展轨迹和新的发展态势，充分熟悉国际组织的规章和演变趋势，使之成为我们提出新的国际规则的基础，维护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合法权益。

从熟悉、参与到主动承担甚至主导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是中国崛起到实现强国梦的阶段性路径，它体现了接受、改造国际组织，完善国际环境的阶梯式递进，是对国际组织参与战略的成效体现。

   再次，改善国际环境应当把“周边是首要”作为战略思维的重点。

在稳定周边的基础上，应当不断开创周边外交新局面。

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机遇有国际和平的大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周边小环境。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影响和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与日俱增。

从地缘经济和政治角度看，对我国具有直接影响的周边地区是东亚和东南亚，稳定这一地区是改善国际环境的重要方面。

对于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和周边工作的艰巨性必须加以关注。

保持“以和为贵”的传统不等于抛弃“和而不同”的原则，在建立自由贸易区过程中既作出让利而不过分让步。

改善周边外部条件就是促进复合型相互依赖，发展生产传递联动，维护自身和相互共同利益。

   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已经开始。

中国将秉承和平宗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活跃于一系列国际组织之中。

中国已经有了五十多年建国实践和对外交往经验，已经构建并形成了参与国际组织的战略和策略构想。

在新世纪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中国还将继续利用外部世界，但更重要的是实现改善外部环境这一战略的转换，使中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研究

【原刊期号】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