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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元帅和他的四位夫人
朱德元帅和他的四位夫人--朱德和夫人萧菊芳、陈玉珍、伍若兰、康克清
更新时间:
(2010年04月18日)
朱德:
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四川仪陇人,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佃农家庭。
1909年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
1917年任滇军旅长,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返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
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回国,1927年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并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
1928年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9年与康克清结婚。
1930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
1931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年10月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解放战争中,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萧菊芳:
朱德第一位妻子。
早年曾在昆明师范学堂读书,是一位新派女性,1912年秋天与时年26岁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朱德在昆明结婚,婚后仍然继续求学。
1916年从云南到四川泸州与朱德一起生活,9月生下朱德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朱宝书(又名朱琦)。
1919年6月因病不幸逝世。
陈玉珍:
朱德第二位妻子,四川沪州南溪镇人,贤淑、端庄、大方,而且思想进步、有文化,她悉心照料肖菊芳留下的孩子,还主动收集当时的进步文章让朱德阅读,后来朱德远涉重洋,赴欧洲探求革命真理,她独自在家中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
伍若兰:
朱德第三位妻子,1903年出生于耒阳金南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是一位美丽大方、文武双全的刚烈女子,1924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
1928年3月参加红军.先后担任过耒阳县妇联主席、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前委工农运动委员妇运科长等职。
从仰慕朱德到爱上朱德、并与朱德一起行军打仗。
1928年2月与朱德结婚。
1929年2月行军途中为掩护朱德和军部脱险负伤被俘,同年2月12日被敌人杀害于赣州市,牺牲时年仅23岁。
康克清:
中国妇女运动卓越领导人,革命家、社会政治活动家。
1911年9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的一个贫苦渔家。
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万安罗塘湾妇女协会常任秘书,万安县巡视员。
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与朱德结婚。
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
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同年10月至1936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草地,历尽艰辛。
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先后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是中共七大代表。
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五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常委,第五、六、七届副主席。
1992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朱德的第二任夫人陈玉珍(2004.08)
萧夫人去世后,时任滇军旅长的爷爷仍带着我父亲驻防泸州。
因军务政务繁忙,这对父子的生活便显得非常艰难。
他的挚友孙炳文看到这种情况后,就把自己的外甥女陈玉珍介绍给了爷爷。
这就是我父亲的养母陈玉珍。
陈奶奶长相端庄,人品贤淑,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过接触,她深深地爱着爷爷,同时也怜爱我的父亲,视我父亲如同己出。
爷爷后来回忆说:
“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
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
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
我们在谈话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
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此后不久,我们便结了婚。
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
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了很漂亮的花圃。
她爱我的孩子,如自己所生一样。
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
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
她没有生小孩,所以,当时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
那几年,爷爷身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并没有和陈奶奶过几天安稳日子。
当时,爷爷和驻四川的一些滇军将领主张联合川、黔军出兵讨伐北洋军阀政府,或者滇军从四川撤回云南,但云南王唐继尧对这两项建议都不接受,他要滇军在四川争地盘,好让他称雄西南。
当爷爷觉悟到这是被军阀利用打仗后,便于1921年初,同滇军将领回师云南驱逐了唐继尧。
他本想在这之后便出国留学,但被同事挽留在云南又干了一年多。
到了1922年3月,唐继尧又阴谋组织旧部打回云南昆明,并向爷爷发出通缉,爷爷便带了一连人马逃出了昆明,辗转于滇北的崇山峻岭,过金沙江、大渡河,又经过雅安、乐山,六十多天后,只身回到南溪家中。
这时,陈奶奶正日夜盼望着爷爷的归来。
爷爷在经历了“悲惨的逃亡”之后,与陈奶奶团聚,尽享了小家庭的温暖,但他仍没放弃出国留学寻找救国之路的愿望。
陈奶奶深知爷爷的志向,也知道爷爷深爱家里老母和幼子,不忍离去。
为了不让爷爷有过多的牵挂,她便一个劲地安慰爷爷说:
“你放心地去吧!
家里的一切我都会照顾好的!
”
爷爷于1922年5月告别陈奶奶,9月从上海乘法国邮船赴欧洲。
当他再从苏联海参崴乘船转道日本回国,已是1926年7月。
这时,爷爷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
爷爷回到上海,即由陈独秀派到杨森的川军里做兵运工作,以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爷爷到万县见了杨森,向杨说明了国内大势,要他脱离北洋政府,转向国民革命。
8月,爷爷又抽空回到泸州、南溪,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回南溪家中与妻儿团聚。
他与陈奶奶已分别四年多了,我的父亲朱琦已在陈奶奶的悉心照料下度过了他的童年。
爷爷把陈奶奶和我父亲接到了万县,后来带他们到了武汉,又由武汉到了南昌。
1927年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爷爷才派人把陈奶奶和我父亲送回了四川。
而这一别,竟是十年音信沓无。
那是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十年,爷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顾不了家。
而他又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最大的“匪首”,这必然使家乡的亲人和陈玉珍奶奶受到牵连。
陈奶奶不仅要抚养我的父亲,还要照顾爷爷的两个母亲(生母和养母),可以说是苦难备尝。
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爷爷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才又有了与家人联系的条件。
1937年9月5日,爷爷率八路军总部向华北前线进发的前一天,在陕北云阳镇给陈奶奶写了分别后的第一封信,信中说:
“别后甚念。
我们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种程度。
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
理书(二哥之子)、尚书(大哥之子)、宝书(朱琦)等在何处?
我两母亲(生母和养母)是否在人间?
……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
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到途中。
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败日本。
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
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
”
陈奶奶接到爷爷的信后,立即从四川给爷爷回了一封信,爷爷接信时已在华北的五台山前线。
当日,爷爷给陈奶奶写了第二封信:
玉珍:
九月十二日的信于九月二十七号在前线作战区收到,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日。
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
我的母亲仍在南溪或回川北去了,川北的母亲现在还在否,川北家中情况如何?
望调查告知。
庄弟及理书(爷爷二哥之子)、尚书(爷爷大哥之子)、宝书(我父亲)、许明扬(爷爷大姐之子)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
统望调查告知。
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
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
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
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可办了。
……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
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
手此致复。
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
九月二十七日
1937年11月6日,爷爷又写了一封信给陈奶奶:
玉珍:
由南溪来信数封均收到,悉一切情形,又家中朱礼书来信亦悉。
许明扬近与我见面亦谈及家中情况。
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
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
尚书死去,云生转姓,后事已完,我再不念及。
惟两老母(爷爷的生母和养母)均80,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
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分,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400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
望千万办到。
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10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决非虚语。
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
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29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
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也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
我虽老已52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
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亦不应以大革命时代看我。
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
专此布复。
并望独立。
朱德
十一月六号
山西昔阳县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爷爷一方面嘱咐陈奶奶变卖南溪家中的书籍财产以接济“尚在饿饭中”的两位老母,一方面嘱咐陈奶奶“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这种坦诚,既包含着爷爷对陈奶奶的信赖,也可以看出陈奶奶是多么明理贤惠的女人。
陈玉珍奶奶又苦苦熬过了抗日战争的八年,解放战争的四年。
在期盼中度日,终于盼来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也不可能恢复与陈奶奶的家庭,但爷爷深知陈奶奶对他的感情,对他的贡献、为他做出的牺牲。
爷爷在1950年2月给陈奶奶写了这样一封情深意笃的信,并安慰她“好自为之,自作主张”。
全信如下:
玉珍:
自别后,你多受惊恐,无日不神飞左右,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
谢谢你。
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不是其它。
今日南溪已得到解放,你们是能家居做事的,当无他顾虑,努力从事生产,自能享受余年,亦应努力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更多光荣。
南溪当道,今日当然是我们的同志,无论军政党都是保护你们的,多与他们见面,如果在南昌时一样态度对之,自然使你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你们家中事亦可如此好好解决。
我今年六十又四,食少事繁,身体日弱,个人私情、家事等等,不能不使我置之度外,望你好自为之,自作主张。
来信云,你事繁任重,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
今后如有十分困难时,当托同志照顾一切,如能自立总以自立为是。
你的侄儿女辈,如有革命志愿,家中不依靠他们为生活的,我可介绍培植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
祝你的身体好,并祝你的伯母健康。
朱德
(50年)二月十日夜
解放以后,我父亲一直与陈家保持着书信联系,并在五十年代受爷爷之托专门回四川去探望陈玉珍奶奶……
想起父亲的养母,我真为爷爷曾得到过这样一位聪明贤惠的妻子感到庆幸,同时也为父亲曾有这样一位养母而感到幸福。
在那样激烈变革动荡的大时代,她嫁给了像爷爷这样投身于时代大潮中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温馨的小家庭的。
可以说,陈奶奶一生都在期待、风险、艰难中度过,她以无限的爱心照料了爷爷的母亲,养育了爷爷的儿子,她为爷爷奉献了一生,也可以说是为中国的时代大变革奉献了一生,她值得我深深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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