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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问题
异常群体社会问题
第一节、自杀问题
一、自杀是一种社会病
1、自杀的状况
人类自诞生而来就在为自己的生存和生存的更好而努力着。
人们在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延长自己的生命。
例如,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来提高生活质量,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药物来保持健康,用法律制度来保护生命的权利不受侵犯。
然而世界上却有一小部分人,选择了死亡来放弃自己的生命,在一些过死于自己手里的人甚至超过了死于他人手里的人。
例如,1977年美国杀人案的受害者有2万人,而自杀者却有3万人。
在某些发达国家自杀成为一种最常见的死因,柏林15—44岁年龄阶段的人中,各种死亡自杀是第一位,比利时、丹麦、日本、加拿大、奥地利、瑞士和瑞典自杀居第二位我国每年的自杀死亡人数为20万—25万,是世界自杀死亡人数的1/3。
要是单以人数死亡人数计算,中国的自杀死亡人数占第一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社会都有特定的自杀倾向,这种倾向的相对程度是通过自杀死亡总数与总人口之比来衡量的。
这个比率称为自杀死亡率,通常以十万分之几来计算。
一般每年自杀死亡率在9.0以下者,可以归类于自杀率较低的国家;在10.0与18.0之间者,可以归类到中度自杀率国家;而超过19.0者,可以列为高自杀率国家。
自杀率和自杀死亡率是不同的。
自杀是行为主体蓄意或自愿采取某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涂尔干认为,自杀即由死亡者本身完成的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结果。
自杀行为可以分为两类:
即自杀意念、自杀未遂、自杀身亡。
自杀从形式上分为暴力与非暴力两种行为方式。
暴力形式有炸药自爆、撞车、跳楼、自我枪击、自焚、自刎、用锐气或钝器自毙、切腹等。
非暴力形式则有服毒、绝食、拒绝治疗等。
天津市对自杀的调查发现,自杀的方式主要有:
社会问题概论149页的表6—1
自杀的方式城乡是有差异的,这取决与自杀时的物质条件是否具备。
自杀方式前三位城市组自溺占24.7%,服药服毒占14.9%,跳楼和开煤气占14.1%。
农村组服药服毒占41.7%,自溺占19.2%,自缢占15.1%,却没有跳楼和开煤气的。
城市组以服镇定安眠药为主,农村组以服农药、灭鼠药为主。
男性多选择自缢、跳楼、自焚、爆炸、触电、剖腹等激烈方式,而女性多选择服药服毒,自溺等较温和方式。
自杀不仅仅是一个单个体的心理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自杀,从一出现就表现为有生命、有理智的个体心理与外界社会环境的不和谐。
因此,自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健康的程度,以及该社会的居民精神、心理健康水平及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从这个角度说,自杀是有关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
2、自杀的特征
对待自杀,中国在1987年前是没有统计资料的,自杀当时是间极其敏感的事情,对当事者、亲属和单位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文革时期还一律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要么把自杀归为政治斗争的结果,要么把自杀当作反革命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往往被列为保密资料,禁止统计与公布。
由于自杀会给亲属、单位造成不良的影响,自杀者的亲属往往掩饰自杀的真相,而将其归因于他杀。
自杀的情况一般很难准确判断,有的用交通事故来掩饰,有的为了保险费而隐瞒自杀。
所以自杀的数据统计起来非常的困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杨子慧首次对中国自杀问题做了定量研究,他根据卫生部1987—1995年的定点资料统计分析,中国自杀死亡率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统计资料来看,城市自杀死亡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农村则呈现显著的波动状态,居高不下。
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城市人口自杀处于低水平状态,而农村人口则处于较高水平。
第二、农村自杀死亡率明显高于城市。
农村与城市相比,在社会卫生环境、心理环境、婚姻家庭质量、精神文明程度,以及家庭生活质量等许多方面都落后于城市。
另外,这与农村和城市人的自杀方式有关;与农村人的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有关;与社会的调节机制有关。
第三、在性别方面,女性自杀的死亡率明显高于男性,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如此。
农村自杀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比城市的性别差异要略大一些。
这个特点表明,女性素质及其对外界不良因素的适应能力、自卫能力要比男性差。
女性自杀的主要原因为爱情纠纷与各种家庭内的冲突,而男性则以经济、法律问题为主因,男女两性都是为了人际关系冲突问题而采取了自杀行为。
但进入老年后,这一状况有所变化,男性高于女性。
第四、自杀死亡率的年龄分布具有相当稳定的规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偏态的曲线,这可以定义为中国人口的自杀死亡模式。
从1—4岁组开始,几乎是直线上升;5—14岁,少年儿童转向有意识自杀,多数是由于父母离异或成为弃儿,学校学习负担过重,学习成绩不好,受人欺负等,形成心理障碍而产生轻生行为;15—24岁组形成低年龄段的一个突起高峰,城市和农村均是如此。
青年人缺乏经验,情绪波动比较大,心理的承受能力比较差,对挫折最为敏感,适应能力较弱。
25—29岁组突然下降,一直到40—50岁组形成一个平缓低谷,这一时期人到中年,为事业而奋斗,心理相对平衡。
自杀者的主要原因为工作或生活的挫折。
55岁以后又陡然上升,并基本呈直线上升。
自杀原因主要是子女不孝顺、婆媳关系处理不当与久病不愈等。
中国高自杀死亡率的重点群体是农村人口、女性以及20—24岁的青年。
世界各国在自杀统计中的“三高”现象是:
城市高于农村,男子高于女子,老年高于青年,而唯独中国来了相反的“三高”:
农村高于城市,女子该与男子,青年高于老年。
中国自杀分布独特“三高”的原因尚待深入研究。
二、自杀的原因
1、社会结构的视角
涂尔干于1897年出版《自杀论》,第一次提出了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第一次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他在书中批评把自杀归因于个人的心理机能与模仿过程的理论。
他认为自杀是一个社会问题,是我们集体弊病的形式之一,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有问题。
涂尔干有关自杀的论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杀的一般情况,涂尔干通过官方统计数字放入研究总结出以下规律:
自杀身亡者,男人比女人多,老年人比青年人多,军人比百姓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独身者、守寡者或离婚者比结婚者多;自杀的百分比,夏天比冬天高,城市比农村高。
他在书中研究了影响自杀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包括宗教信仰、家庭环境、政治生活和职业团体等。
涂尔干认为,自杀在中上层格外频繁。
文人职业的自杀者最多。
公职人员都是经过仔细遴选而招募的,他们构成了知识精英集团,而该职业的自杀者超过其他行业。
第二、自杀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利己性自杀,是由于个人与社会联系脱节,缺乏集体支持和温暖以至滋生孤独感、空虚感和生存的悲剧感而造成。
利己性自杀也同家庭生活缺少联系有关。
家庭关系越是亲密,个人自杀现象就越少。
新教徒自杀之所以较多是由于不像天主教徒结合的那样紧密。
第二种利他性自杀,是个人为某种主义或团体竭尽忠诚而舍身的结果。
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自杀在现代军队中仍然存在。
第三种失范型自杀,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
这种类型自杀主要发生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个人觉得失去改造社会,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的能力,失去与原有社会的联系,因而产生极大的恐慌和困惑。
第三、自杀的原因要到社会结构中去找。
自杀者的行为乍一看是个人性格的表现。
实际上却是从属于一种社会条件的,是该社会条件的外在表现,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杀倾向,每一个社会集团对这种行为的确都有其独特的集体倾向。
这种倾向是个人倾向的根源而不是其结果。
它来源于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动荡混乱等社会潮流,同时受由这些潮流引起的消沉忧郁,愤世疾俗和悲观绝望等情感的影响。
第四、群体的整合对自杀有化解作用。
涂尔干在研究自杀中发现,自杀与宗教团体的融合程度成反比关系,与家庭关系的融合程度成反比关系,与政治团体的融合程度成反比关系。
这三种不同的团体虽然对自杀都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由每个团体本身的特点促成的,而是由三个团体的共同特点所促成。
即它们都是紧密融合的社会团体。
因此,结论是:
自杀与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团体的融合成反比关系。
第五、个人主义是利己型自杀的主要原因。
涂尔干认为,可以把那些由于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产生的特殊自杀类型叫做利己型自杀。
自杀为何有这种根源呢?
首先可以说,由于集体力量是最能抑制自杀的因素之一,集体的削弱必然带来自杀的增加。
当团体紧密团结时,它便把个人都紧紧地控制在自己的周围,使之为团体服务,因而禁止它们随便自杀。
同样,团体也反对它们以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但是,个人拒绝把团体作为合法的事情接受时,个人便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就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要耐心地忍受生命的折磨。
第六、利他性自杀的原因。
涂尔干认为,利他型自杀不是表示某种权行使,而是一种义务。
如果不履行这种义务,就会身败名裂。
在利他性自杀中,死是由社会宣判的;在利己型自杀中,社会则禁止选择死亡。
利他型自杀是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强加在自杀者身上的。
当他们采取自杀时,公众舆论是赞成的,既然不贪恋生命是一种美德,社会给自杀者以荣誉,而这种荣誉又反过来鼓励人们去自杀。
任何拒绝荣誉的人其结果跟受惩罚不会有什么两样。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从孩提时代就习惯于贬低生命的价值,蔑视那些贪生怕死的人。
所以,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找各种借口,哪怕是嘴轻微的借口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七、失范刑自杀的原因。
涂尔干认为,一个规范只有当人们认为公正而甘受约束时才有真正效力。
旧的标准被打破了,新的标准又不能成立。
只要这种失控的社会动力没有达到新的平衡,这段时间各种价值观都无一定,规则标准也无从说起。
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公正的,什么是不公正的,什么是合情合理的,什么是非分之想。
由此,人们的欲望便失去了约束。
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也自然而然地使欲望迅速增长。
就在传统约束失去权威的同时,渴望得到的报酬越多,刺激就越大,欲望也变得越迫切,越不受控制。
在这最需要限制激情的时刻,限制却偏偏更少了,脱缰野马般的激情更加剧了这种无规则的混乱状态。
人们得不到满足便是处于激动不已、焦躁不安的状态中。
在这种状况,人们就可能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一切。
第八、自杀是有规律的。
为什么自杀率比死亡率还稳定?
这些单独的自杀行为看起来似乎互不关联,实际上必是同一个或同一组起因的结果。
否则,我们无从解释这些相互并未沟通的个人意愿在每年中总使同等数目的人找到同样的归宿。
因此,在他们共处的环境里,必然有一种力量促使他们走向同一个方向,这种力量的大小决定自杀人数的多少。
这种力量产生的效果并不随生理的或物质的条件、而是随社会环境而变化。
这种力量是集合的,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同一倾向的影响。
它决定了自杀的多少。
各个社会都有其在短时间内保持不变的特点,而自杀倾向又来自于各社会阶层的精神特性。
当自杀这种精神行为以同等数量多次重复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个人以外的某种动力决定的。
鉴于这种动力必定是精神上的,而除个人外,世界上的精神结构只有社会,所以这种动力必定是社会的。
第九、文明社会是反对自杀的。
自杀因背离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原则而遭到贬斥。
任何形式的自杀都非法律和功德所容。
自杀风潮可能源自一种伴随文明脚步,然而又不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的病态状况。
自杀被划为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否定了人的道行信仰。
人一经被认为是神圣的,无论个人或集体都无权处置。
任何对人的袭击都必须呗制止。
涂尔干认为,哪里的大众观念和意识有力地引导着个人生活,并且谴责自杀行为,那里的自杀率就低。
反之,哪里的大众观念强调个人主义,变革精神和自由思想,放松对个人的控制,削弱个人对社会的依附,那里的人就容易走上自杀的道路。
涂尔干《自杀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提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造成的自杀现象的社会本质。
但他仅仅将自杀这一社会危机归结为社会变化速度过快,道德意识未能同步,是不够全面的,也没有对造成这种危机的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矛盾进行分析。
他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的方法论给予后来的研究者以根本性的启发。
2、个人因素的视角
其一、从个人遭遇的困难中找原因。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自杀主要类型属于利己性自杀,出于个人的原因,所以研究者试图从自杀者个人的挫折中找原因,所以研究者试图从自杀者个人的挫折中去找原因。
人们之所以存在毁灭自己的愿望,是因为她们不想生存下去。
他之所以不想生存下去是因为他无法生存下去。
那么,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导致他们无法生存下去的因素。
引起他们丧失生存信心的痛苦的源泉。
自杀是由人类心理、家庭、社会生活、人际关系、身体与精神疾病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病。
自杀是自杀者意志和行为的统一,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作为客观因素的客观存在,对自杀者自杀意志的生成与付诸行动起着主要作用。
中国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从专业性角度对自杀者做过一些定量统计。
其二、从个人精神的角度找原因。
自杀行为是个体适应不良的产物。
它是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不健康的个体心理会降低人适应社会的能力。
而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会妨碍人们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
社会环境因素对于个体来说,是促成自杀的外部诱因,而真正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来自个人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有学者认为,中国47%自杀都是由于精神或心理疾病引起的。
三、自杀的控制
1、观察自杀预兆
自杀是一种有规律可循的社会行为,与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自杀者在自杀前,或决定自杀时,内心总是充满了痛苦与绝望。
在心里矛盾冲突阶段,自杀者会经常谈论与自杀有关的问题,预言、暗示自杀,或以自杀来威胁别人,从而表现出直接或简介的意图。
如果这一阶段能及时得到他人的关注或在他人的帮助下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自杀者很可能会减轻或打消自杀的意图,这也是自杀行为可以预防和救助的心理基础。
学者通过大量预防自杀的安全研究认为,自杀者从萌生自杀意念到实施自杀行为,不论采取那种形式,都表现出时间长短不一、程度显隐有别的预兆。
一般情况下,人们判别自杀者与平时相比不同的预兆有:
(1)有明显的精神挫折因素,心理持续郁闷、情绪低落。
(2)饮食失调、长期严重失眠、工作积极性及学习成绩下降。
(3)性格不开朗、内向者;有意孤立自己;过去曾有过自杀的企图或行为者,家庭亲友或近邻中曾发生过自杀者,谈论过自杀并考虑过自杀方法。
(4)与父母、亲密者或朋友的关系破裂,缺少初级群体支持者,退出社交圈的人。
(5)在自杀前夕,行为反常带有一定隐蔽性,并不同程度地做好后事安排。
(6)身患不治之症或有严重疾病的人。
以上自杀预兆是在常态下自杀者的一般表现。
在生活中,有不少自杀者是在突如其来的外界刺激下走上绝路的,如突然获悉亲人逝世的噩耗、罪行败露无疑、身患绝症、丢失巨款等。
及时发现并积极关注这些高危人群,对他们加以监护,进行合理帮助,避免唤起其自杀意念,是自杀预防的重要途径。
国外心理学家贝比认为,自杀意图可在精神检查中,通过三种迹象观察出来。
其一,许多人自杀前表现为自暴自弃,认为活着没意思,因此最好马上就自我结束。
其二,原先一些郁郁寡欢者,突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欣快,因为他曾为要不要自杀而心力交瘁,一旦决心付诸行动时,会对自己的决定感到轻松愉快,似有“解脱感”。
其三,在接受精神检查时,思维运动呆滞,回答问题缓慢而吃力,流露出生活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想法,悲观失望和压抑情绪较为显见。
自杀的预兆尽管因人而异,有隐显之别,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人所察觉,这为预防自杀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应该将将注意力放在自杀的高危人群上,这些群体往往对生活中困难与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这些群体有:
①青少年群体,②农村妇女群体,③老年人群体,④大学生群体,⑤同性恋群体,⑥精神病群体。
2、预防自杀措施
(1)注重健康的人格培养。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应该具有健康的心态和人格。
一个不倦追求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实现的人,一个勇于承受挫折同坎坷命运抗争的人,大都热爱生活,有着坚定的生活信念和高尚的人生境界,不会想到自杀。
而过度自负、自傲、偏执、狂躁,没有自我反省精神的人格,在生活中会陷入无穷的烦恼、失落、失望的情绪,动辄轻生。
(2)建立自杀劝阻中心。
为了阻止不断上升的自杀率,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是建立劝阻自杀中心。
这些中心配备有热线电话和能够个别地给想自杀的人解答问题的专职咨询辅导员,他们每日24小时服务,任何想寻短见的人可在任何时候与我们联系。
对自杀者而言,推心置腹和坦率真诚的谈话,对正在遭受折磨的敏感心灵,是一副特效的良药,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宣泄。
人们往往在最痛苦的或最后尚存一丝希望时,拨通信任电话求助,向这些看不见的对话者吐露实情以摆脱不幸。
(3)采取形象教育。
青少年对某些道理可能一时不能理解接受。
国外社会工作者与精神病学专家将自杀的危险性制作成纪影片、录像资料,让青少年认识自杀的丑恶与后果。
(4)减少渲染自杀情绪、自杀气氛。
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加强正确的引导,对自杀的事件不宜大肆报道,以减少青少年的模仿。
每报道一起自杀案件,在较短的时间内,当地的自杀率总会升高,这是一个规律。
在低龄自杀中,孩子常常认为自杀是逃避冲突和困境的最好途径。
(5)开展预防自杀的组织工作。
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出现民间的“自杀预防热线”,在一些高校中也有心理咨询组织,但组织程度和力量还弱小,不足以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自杀预防工作总体上还处于零散的、自发的、民间的起步阶段,至今还没有将预防自杀工作纳入社会救助体系。
(6)培养预防自杀的专门人才。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运行节奏的加快,自杀率增加是必然的趋势。
这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作者进行预防自杀的工作。
医学院精神科要培养预防自杀的专业人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也可以设立预防自杀的相关课程,培养出相关的专业人才。
(7)加强职业团体的凝聚力。
涂尔干一再强调职业团体对自杀的治疗作用。
他认为,防治自杀病根的唯一方法是恢复社会组织的统一性,使它能把个人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个人产生依恋集体的感情。
“什么样的团体才是最有益于身心健康、团结友爱,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团体呢?
这只能是职业团体,这种团体本身的性质就是证明它能起预防作用。
它是由职业相同的人组成,这个条件最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感情。
职业团体能独立成为一个道德环境。
不管人走到哪里,职业团体总是伴随着他们,职业团体在不断地提醒人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陷入困境时感觉到职业团体在提醒她们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
第二、精神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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