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十四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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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十四法

读书十四法

读书十四法

读书的最佳态度　　坚持读书,把读书当成一种习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但是,即使能坚持读书的人,也往往会钻牛角尖。

　　有西方哲人说:

“当我有一些钱的时候,我买书,剩下的钱再去买食物及衣服。

”宋代诗人尤袤曰:

“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

孤寂读之以当友,幽愤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有人便总结道:

物欲就像茫茫沙漠,没有一条路可以寻到绿洲,而精神的财富却像曲径通幽,妙趣无穷。

这么说自然是断章取义,背离了哲人、诗人的初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哪里来得闲钱买书,无限鼓吹精神财富,显然不合实际,还是先填饱了肚子,再看书的好。

　　年迈的基辛格辞去美国国务卿之后,曾经说过:

“卸职以后最大的喜悦是不需要整天再看文件,可以读自己喜欢的书。

”于是,有人就说:

读书的乐趣盖过了从前国务卿的光彩。

这么说,太夸张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老基”读书,弥补了当国务卿时,事务缠身,无暇阅读的缺憾,从中不难窥见一个成功的外交家退休后对书的渴望。

所以,没有必要把读书上升到“荣耀”、“光彩”的高度,读书只是一种平民化阅读,任何人都触手可及。

　　“红袖添香夜读书”。

是夜,张生苦读,崔莺莺前来陪伴,此后,便传出了一段佳话,许多读书人为之向往,为之沉醉,跃跃欲试。

那就更不妥了。

试想,书案旁站着一个美女,你是看书呢,还是看美女?

只顾心猿意马了,还读什么书?

“红袖添香夜读书”只是一种浪漫的情调和氛围,抑或希冀和慰藉,切不可当真。

还是轻轻地关上门,一个人静静地,一桌、一椅、一灯,一卷在手,逆时间与古人会面,越空间与大师神游。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分析了丘吉尔、戴高乐等杰出人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

“所有我认识的伟大领导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伟大的读书者。

”尼克松的观点,就好比时下媒体大肆鼓吹“高考状元”一样,有过分夸大的嫌疑,倘若尼克松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没有读过书的“领导者”——成吉思汗,他肯定不会再去断言领导者必定就爱读书了。

　　“清寒把持不当,就会变成寒酸;小康处置不妥,则会陷入侩气”。

只热爱读书,就会失去赚钱的机会,眼里只有钱,又太过于流俗,如此,正确处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油画《少女》中的女子,一手插在裤兜里,身体有些向后倾斜,给人一种要倒下去的感觉,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又恰好保持了整体的平衡。

或许,只有书才能让人保持精神和物质的平衡吧。

一言以蔽之,读书,别钻牛角尖儿,不走极端,既不忽略精神,又要兼顾物质,这才是读书的最佳态度读书十四法在讨论读书的方法以前，我们可不要忘却所读的书因其性质的不同，也有分别采取不同方法之必要。

通常把所读的书分为精读、略读两种。

我以为这还不能概括人们所读书籍的全范围。

依我的见解，似可分为四种：

（一）闲读；

（二）精读；（三）略读或速读；（四）摘读。

兹各别说明如下：

（一）闲读闲读是指为消遣而读书。

英国文豪兰姆曾说过：

“人生的笑，是与灯火同时起的。

”其意是说无所用心的闲谈，是以晚上为最适宜的时间；然而藉灯火助兴的闲谈，必须有可与闲谈之人，而此种人或未必随时可以获得；于是灯下把卷闲读，倒可随心所欲，远较闲谈为便利。

这样的闲读，在我国可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所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为注脚。

这样读书，完全出于消遣，目无讲求读书方法的必要。

另一种闲读，则如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公余辄阅读侦探小说。

据他说，由此种小说之巧妙的作者，故有疑局，使读者在一页一页的读下去时，对于谁是真正的罪犯，不免因好奇而作种种的臆测，致把日常萦怀的政务暂置脑后，而获得短时间的休息。

（二）指读这是指要精细阅读的书而言，宋朱熹说：

“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

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

更需端庄正坐，如对圣贤，则心定而义理易究，不可贪多务广，涉猎卤莽，看过了便谓已通。

小有疑问，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记，以时省阅，俟归日逐一会理。

切不可含糊护短，耻于咨问，而终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

”此语可为这一类书写照。

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说：

“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有些书却要细嚼慢吞。

”这里所谓细嚼慢吞者，也就是这一类书。

（三）违读便是培根所称“可以囫囵吞下”的书。

精读的长处固可使读者彻底领会书的内容与含义，而其短处则使人不能多读，而有陷于寡陋之虞。

因此，善于读书之人，应按书籍之性质与其对所研究题目关系之轻重，而分别为精读与速读。

属于速读的范围者，只要得一书之大意；故如有可能，尽管用一目十行之方法而读之。

其有精读之必要者，当然不宜速读，致陷于“欲速则不达”之弊。

因此，何者宜速读，何者宜精读，其区别不仅在性质方面，而且同一书亦可因不同之读者与其各别之目的而异。

（四）摘读此指不仅无需精读，甚至无需迅速读全部的书而言。

此类书尽可摘读其中之若干部分。

要行摘读的方法，大抵该书的导言或序文足以觇全书的梗概者不可不读，其次便是阅看目录或细目，以决定某章某节当读，最后并参看索引，检得某节或某段当读。

上述四种书籍确定后，除闲读一种无需研讨读书方法外，其他三种皆有赖于读书方法之善用。

现在我把读书方法归纳为十四项：

（一）立志；

（二）奠基；（三）选题；（四）循序；（五）明体；（六）提纲；（七）析疑；（八）比较；（九）专志；（十）旁参；（十一）耐苦；（十二）持恒；（十三）钩元；（十四）备忘；并逐项说明如下：

（一）立志任何事必须立志，始能有成，读书岂能例外？

曾国藩曾论读书之当立志，其言回：

“苟能发愤读书，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均无不可读书。

苟不能发愤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何必择地？

何必择时？

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这只是说立志的效用，但立志读书的动机如何而起，曾氏还没有举述。

然而旧日的读书人，上焉者不是以圣贤自期，便是以天下为己任；下焉者辄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鹄的，而借以激励自己。

像这样高的太高，低的太低，都不是一般读书人能够或应该作为立志读书之动机的。

我以为读书之动机应以充实人生为主。

盖书籍为学问的宝藏，先民努力的成果与时贤研究的结晶，均藉此而保存，而流布。

读书便是利用此种宝藏，并由此而促进读者自己思考与努力之成就，凡此对于人生皆有充实之效用。

我们试一回溯，古人之生活确较吾人今日所享用者远为简陋，其偶有发明或发见足以改进生活者，大都作始也简，如果没有书籍为之流传于后世，使后人就其已获得的成就，陆续有更进步的发明与发见，则任何发明与发见皆将及身而消灭，既未能流传光大，更无法行远推进。

因此，读书者如立志藉此以充实人生，则小之对己身，大之对社会与国家世界，皆无不适用。

以视上述立志太高则蹈于空虚，太低则论于卑下者，当更能切合实际也。

（二）奠基建筑须奠基础，读书何莫不然？

读书的基础，第一项是语文；第二项是各该科书籍的基本学科。

语文是读书之必要工具，其中包括识字、辨名与文法三事。

关于识字，则我国《康熙字典》所载之单字多至四万余，而宋代的《集韵》更多至五万余，其中绝大多数不常用；而常用之单字，在中等以下之读物中不过四千余，在大学程度的普通读物中不过七千余。

现在排印书籍的全副铅字，所含单字不过八千余。

至于读国学的古籍，则间有一些为普通刊物不常用之字，充其量亦不过千余。

好在我国文字，以形声字居大多数，许多这类的字，在速读的书籍，都不妨由此而推知其大意，惟精读之书却是一字都不应苟且，而有详加考究之必要，故要读应精读的古书时，多识字也是一个重要基础，遇有不识之字，字典之利用是不可少的。

因此，阅读便不免迟缓。

关于辨名者，则宫室、服制、草木、鱼虫等，古今异名，对于读古书者，如采精读，均有考辨之必要。

《尔雅》一书之所以列入十三经，亦即以读经须能辨名之故。

关于文法者，则古今文法亦有不同，精读古书者尤有研究古文法之必要。

《困学纪闻》称：

“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

”盖谓从若干篇古文中精究其文法文体与结构，即由此而可推及其他也。

此外还有修习外国文而阅读其书报者，由于中外句法之不同，欲能了解其意义者，必须注重文法与析句，否则对于长至数十字以上之句。

仅就字面译解，难免要生错误，且法律条文等一句之长往往有达数百字者，更易误会。

近人往往过分重视直接教学法，而以为文法不足重者；不知直接法纵有助于会话，然西人以其本国语言会话，其直接殆无以复加矣，但如不习文法与析句，仍不免误解长句。

况我国人岂可因直接法便利会话，遂谓可以轻视文法乎？

关于读书准备之基本学科，则随所读书之门类而异。

举例言之，则研究心理学，须有生理学、神经学与统计学为基础；研究社会学，须有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为基础；研究政治学，须有历史、地理、经济学、社会学为基础；研究法律学，须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研究统计学，须有高等数学为基础；研究生物学，须有化学、物理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历史，须有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医学，须有生理学、心理学、化学为基础。

如果基础没有奠立，而违然进读各主科的书籍，自不免有事倍功半之虞。

（三）选题选题包括选择问题与书籍两项。

读书要能提高兴趣，莫如集中一个问题以从事研究。

有人说，这是专家的事，或非中等以下程度之人所能为。

我以为问题有深浅难易之别，专家有专门的问题，中等以下的程度者亦有浅易的问题，甚至同一问题往往亦可有深浅不同的解答。

一个人如能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研究一个问题，以谋解答，则除藉观察实验或访问以外，定必从书报杂志上搜集种种有关资料；这样一来，他的阅读书籍总是有所为而为之，除与闲读者无关外，对于精读、速读与摘读三种书籍势必遍尝。

大抵先从书目上检寻相关的书志，检得认为当读之书志后，往往先从事摘读；如发现全书值得速读，则利用速读；如认为有精读之必要，便实行精读。

阅读时，如发现有可供解答所研究问题的资料，定必欢喜万分；若证明无可取材，则将如饥思食、渴思饮，另行穷搜其他的资料。

这样的习惯，经过几次的培养，渐渐成为自然，则毕生对于读书选材自必饶有兴趣。

至已具有确定之目标，然后选择当读之书；则除利用分类法与图书提要外。

最好能于各该科的学术流别与各该书的作者立场如其梗概。

此事当于读书方法之第五项明体下论述之，兹不赘。

（四）循序宋朱熹说：

“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人酒食之肆，见其肥羹大截，饼饵脍脯，杂然于前，遂欲左拿右攫，尽纳于口，快嚼而亟吞之，岂不撑肠拄腹，而果然一饱哉！

然未尝一知其味，则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此指读书不循序而求速之弊。

此与《论语》所谓“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同一道理。

今世界任何事皆重计划，有计划则可循序进行，有条不紊，表面似缓进，实际则系稳过。

读书亦如是也。

元程瑞礼有读书分年日程，本朱子读书法而推广之，并订定每年月日读书程限。

虽今昔读书性质范围不同，而其意固足师也。

（五）明体读一书须先明其大体。

书的大体包括：

（一）学术流别，

（二）作者立场，（三）时代背景。

所谓学术流别，例如读中国的经书，首须知道其有今文与古文两派，故读十三经注流所收之《尚书正义》，因系古文传本，不少学者谓为伪本。

明乎此，便须兼读汉伏胜所传之今文《尚书大传》，以资比较。

所谓作者立场，则如经济学书籍有特予区别之必要，例如亚当·斯密之《国富论》，其中理论乃自资本主义之立场发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以社会主义者之立场而论列。

所谓时代背景，例如美人凯雷之地租学说甚著名，但凯氏生息之时代，美国人少地多，其学说固甚合当时事实。

但时至今日，地少人多，则其理论已失去时代性了。

关于经济问题，学者主张不一，甚难有一致的结论，故读经济学之著作，不宜盲从一家的结论，而须旁征博采，互为比较，庶可获一公允之结论。

此与数学之具有一定的公理者遇不相同，此又与明体有关者也读书的问题应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三农研究社的邀请，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陈柏峰、申端峰于2009年12月18日下午到华东理工大学与研究生三农社成员举行座谈会。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学院熊万胜副教授、奚建武副教授，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宗克老师，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和人文科学研究院的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共14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熊万胜老师主持。

整个座谈会从下午15：

40—17：

40，持续二个小时。

熊万胜老师首先介绍了陈柏峰和申端峰两位博士的基本情况，熊老师说，这两位80后学术青年才俊能够立志学术，通过个人努力并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骄人成绩，特别是在乡村研究方面提出很多鲜亮的理论观点，今天称他们为学术新星一点也不为过，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天他们来上海财经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借此机会我们邀请他们到华东理工大学来看看，希望他们能与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交流交流，让他们能谈谈华科这个团队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自己做学问的体会和经验。

根据现场的录音，将两位博士在座谈会上的主要的观点整理如下：

陈柏峰：

早就听说熊老师在这边的读书会搞得很好，我们到上海顺便过来看看，我自己在中南政法也搞读书会，模式主要还是学习华科贺老师（贺雪峰）的，我简要介绍一下贺老师读书会的模式。

贺老师组织的读书会是从2002年开始的，贺老师在工作发现，一些国家级的科研基地是徒有虚名的，其实如果大家要去深究的话就可以发现我们国内的很多基地和重点学科都是这样，都是不怎么读书的，做学问也是搞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实质性的内容比较少，我们可以从一些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略见一斑。

贺老师觉得作为科研基地有那么好的资源条件，学生也有学习的热情，但没有得到好的引导，很可惜。

最后贺老师从培养人的角度，针对学生提出“两要一不要”的原则，“两要”即要读书，要调查，就是硕士阶段要读书，博士阶段要开展大面积的调查；“一不要”就是学生不要参加老师的课题，做具体的研究。

现在很多导师就是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做课题时分工让学生收集资料，好的老师会给学生一点报酬，不好的老师是一毛不拔的。

有学者说，我们的老师从导师向老板的转化过程就是知识分子堕落的过程。

贺老师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能这样浪费学生的精力，应该在学生最黄金的时期让他们读书，引导他们读书，甚至给他们读书的压力。

硕士阶段只读书，不要做研究，因为你的理论水平还没有达到一点的高度，做的研究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

我和我的学生说，理论就是眼睛，没有眼睛你什么也看不见，有了理论，你看问题就能站在一定的高度。

没有理论的培养过程，你就只能听从别人的安排，一辈子帮人收集资料，收集资料的过程并没有培养学生。

调研不能太早，但读书到一定程度就要调研。

如果你钻到某个问题中去了，把问题搞懂了当然很好，在知识上也有愉悦感，对社会也有贡献。

但贺老师觉得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是讲究经世致用的，经世致用不是简单的为政府服务，而是要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

理论素养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去看社会，所以贺老师要求博士阶段的同学，三年要有300天的田野调查经验。

我和申端峰都达到了这个要求，申端峰可能比我还要长一点，他的博士论文比我做得扎实，他大概有400天，因为他在一个镇前后待了有半年，我大概有250—280天。

这个要求的背景是觉得农村太复杂了，比如我们在苏南郊区看到的现象和湖北看到就完全不一样，你去云南就更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太大了，而且各个区域的发展也不平衡，不仅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历史传统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要全方位的做调研。

先读书，再做调研，不要陷入研究的具体细节中去。

贺老师的这些原则和路线开始没有得到执行，因为这些触犯了某些既得利益，那些一直把学生当劳动力的人觉得你这样搞是在装高尚，具体的细节这里不想赘述。

以前几届在华科读研的三年一般能读150本书，应该是有这个量的，大概一个礼拜一本书，其实远远不止这些。

读书开始比较慢，一个月只能读一本，以后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到最后只要字认识了，意思就懂了。

现在你字认识了，不一定理解，还要揣摩它的意思，读书有个训练的过程。

贺老师为什么要求多读书呢？

他跟我们有的读书可能不一样，比如安徽大学李远行老师搞的读书会，可能是沿袭南京大学的传统模式，就是大家集中读一本书，然后讨论。

贺老师没有采取这种模式，他主要觉得，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读，另外读书需要一个量的积累。

读书不是一个一加一加一的问题，是读到一定程度时，一个质的飞跃。

有学生跟我说，老师我读书很认真，一个月读了5本，但把书一放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说，不知道不要紧，你读5本没感觉，10本的时候没感觉，等你读到50本的时候，你就能前后串起来，那时候你就一下子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读书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尤其是我们社会科学需要一个量的积累，特别是最后指向田野调查和社会问题的。

当然有的人说我只读一类书，我一辈子只吃柏拉图、康德的饭，这也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和我们做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比较经验的研究方式不一样。

贺老师强调量的积累，注重各家理论的学习，这样才可以应对遇到的经验。

调研的道理也是一样，到一个地方调研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当你调研到第三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

安徽是这个样子的，上海的郊区是那个样子的，湖北又是另一个样子的。

为什么会不同呢？

你会提出很多问题。

这就是比较的眼光。

我们经常说，你不了解美国的什么就不了解中国的什么，其实了不了解美国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需要一个参照，不了解别人就不了解自己。

在你见多识广的时候，自然地你的脑子很多东西就在比较，调研做多了，很多东西就通了。

申端峰：

陈柏峰讲的很系统，我就补充一下吧。

华科现在形成了一种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的一整套培养模式。

本科生每月有个三农读书会，每月有个读书汇报会，然后编个读书会的小册子，把读书的感受写下来，形式自由，只要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就可以。

现在本科生读书比硕士生读书海还厉害，因为硕士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刚来还不是很习惯，但本科生从一开始就抓起。

贺老师主导，博士生分工，主动引导学生读书，在这过程中一些积极分子就培养出来了，逐渐读书就成了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硕士生读书会主要是一种系统性的读书，比如这个月大家都读涂尔干的书，然后大家在读书会上讨论。

其实贺老师开始提出的原则叫“两不要一要”，硕士阶段不要发文章，不要做课题，要读书。

这和一般的培养模式不同。

现在大家读了硕士，觉得自己还可以，看老师做课题想参加，看到老师发文章自己也想发，包括我自己开始也有这种想法。

从历年毕业的学生来看，他们很多在硕士阶段写的文章都发表了，其实这是一种辩证法，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你书读好了写的东西自然能发表，即使你自己在写的时候觉得很简单肤浅。

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后，就是你开始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踏踏实实的读书。

为什么我们的硕士生一个月能读4—8书呢？

因为我们的硕士生除了读书之外，基本是没有其他的事。

早晨最早去图书馆，晚上走的也是最晚，他们一般结伴而行，他们形成了一个“横扫华中图书馆”的气势。

他们不参与老师的课题，更不用说外出兼职了。

那些不好好读书的，读书会上一汇报就露馅了，象过街的老鼠一样难受，压力很大，觉得不读书自己不好意思。

现在硕士生，我们在想办法给他们减压，组织点活动让他们玩玩放松一下。

暑假硕士生参与调查，采取师兄的传帮带的形式，主要是提供给他们一次机会，但他们的调研要求相对宽容，没有规定的任务，他们不用像博士一样专门的收集资料。

通过调查一方面增进师兄弟妹之间的感情，晚上大家一起讨论，平时相互鼓励，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就形成了；另一方面培养他们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这种感觉，培养一种对社会的洞察能力。

通过本科、硕士阶段的严格学术训练，博士生阶段主要是大范围的调查研究。

中心的博士生一般每个月都有人在外面，他（她）走了他（她）回来，一年，每个人基本要在外面调查三个月。

大家调查回来以后开会讨论，会议一般是轮流主持，这个过程也能锻炼他们的学术能力，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

通过这一整套的模式下来，我们的学生可以说是全面发展的，不论是调查能力还是写作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写作有两种，一种是大的规范的学术论文写作；另一种包括随笔、政策评论。

因为我们做现实问题研究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只要你愿意写，文章总会有机会发表的。

这段时间我们的硕士生很多在各种报纸发表文章，包括一些学术性的刊物，其实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练练笔，但文章一旦发表了，他们觉得挺有意思的，从中得到了信心，这样他们这种干预社会、参与社会的热情就被鼓动起来。

不论是读书还是调研都是锻炼学生的学术思维，调查除了培养你对社会问题的把握之外，还锻炼你的人际交往能力，要接触社会，接触底层社会，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能力，我们的学生都变得很阳刚、阳光。

这些东西归结到一点就是熊老师说的“集体性学术”的问题，但怎样把“集体性学术”落到实处，我们需要一点理想主义，就像曹老师写《黄河边的中国》一样，要有一种关怀，带着一种社会关怀去行走，行走中国的乡土大地上。

可能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这种氛围的营造有点困难，但只要我们这几个人天天在一起想这个事，往往这个事就是真的了。

历史是人创造的，我们自己要创造这个氛围。

学社会学的一定要有这种社会关怀，对民族国家的关怀。

上海这么发达的城市，有这么开阔的视野，我想你们会做得更好。

我们暑假有个“战略研讨班”，目的就是瞻仰理想主义，大家在一起谈谈理想、谈谈人生。

因为学术不仅是个技术问题，不是我发了几篇文章就行了，技术是次要的，热情和理想主义鼓动起来之后，技术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熊万胜：

我一直和华科那边保持联系，也经常和他们一起交流，听过刚才两位说的以后，很有体会。

第一个就是他们说的“两要两不要”，不要过早的介入具体的研究，应该读书，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放到华东理工大学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的研究生更多是像你们所说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内地都是那样，我想上海一定是更加普遍了。

学生更像一个学术工人，帮导师做课题，没有时间读书。

两位的这种提法对我们目前的培养模式来说是一种针砭时弊。

第二个就是，柏峰刚才也讲到了，读书也好，调研也好，要有一定的量。

没有一定量的话，就不能把所学的理论知识打通。

现在对该怎么读书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没有一致的意见，想法一直在换。

现在的现实就是一年级可能读书，二年级写论文，三年级找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读书。

第三个就是他们的本硕论坛，硕博论坛搞的很不错，值得借鉴。

第四个就是调研，华科现在的调研已经上升到团队建设的高度了，一个团队光读书不调研是不行的。

我们硕士没有太多的调研，一般如果一起参加过调研，那感情很深，毕业后都还保持联系，没有参加过调研的同学在校期间都和我们没有什么联系。

关键我们现在还是缺乏一种对学生的引导。

最后一点就是端峰刚才说的理想主义，做学问要有理想主义，如果做学问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那你就没有激情，不能非常认真的去投入其中。

活在当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说学术能给我们人生的意义？

因为学术关切社会现实，学术不是为了搞些技巧，也不是为了发文章，所以我觉得华科整个团队搞的非常成功，可以说他们在国内是独树一帜的。

他们对人的培养，学术能力的提高以及整个团队的建设都是一流的。

他们中心每年发文章100多篇，书出版了很多本，确实了不起。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希望在上海我们也能组建这样的团队。

陈柏峰：

关于读书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其实我们读书不一定都是为了做学问，读书是一个提高个人素养的过程。

做农村调研最后我们可能不搞农村研究，但这种生活的体会很重要。

这次我有很深的体会，读了申端峰的博士论文（关于上访问题的），我立马就明白了城管问题，上访是老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很激烈，城管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它们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侧面。

我们研究农村只不过是我们研究中国的一个切入口，我们读书或者说我们做学问，只是我们关怀社会的一个切入口。

不管你以后做什么，今天我们读书，不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国家都是有好处的。

像大学生做村官一样，当村官你不要老想着自己能给农村带去什么，更主要的在于说这个经历对你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主政官，你有很高的素养的话，那你和那些糊涂的主政官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也不一样。

申端峰：

我们谈理想主义不是不要现实主义，有时候理想主义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主义，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