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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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在分析前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只是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确定处,比如依据惯例,“籍”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才比较合适呢?
是父、祖还是曾祖、高祖?
本文统虽然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所以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况,比如淲,祖籍开封雍,其父韩元吉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对于出生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淲来说,其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得多。
职是之故,将韩淲划入信州饶似更合理些。
同时,由于统计的困难,本文暂时只能以今日之份来统计北宋时代诗人之籍,而未能恢复到宋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又给分析带来了不少的麻。
不过从所做的分析来看,还是以发现和说明一些题的。
对于人文学科来说,量化的分析永远只具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起点和基础。
一
先动态化的地理分布起。
为分析之需要,将北宋分为四个时间段:
第一期:
祖、太宗、真宗时期;第二期:
仁宗时期;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时期;第四时期:
宗、钦宗时期。
各期时间大体保持均衡。
但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问题,很难整齐划一。
本则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或稍晚,为其人所之时代。
这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据,但因具体情况又不不略有调整,比如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情形也比较复杂一;再如北宋开国之初,许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而北宋末则又有相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这都是难以处理的。
诗人之分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而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代相比变化不大,至真宗后期,诗始变。
试将本时期诗人之理分布作一统计如(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为可以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均未列入,这后一部分人数亦相可观,四个时期分别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
此外,表所列“科第”一类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以及三舍赐及第出身者。
据表1所计,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十个省份分为五组:
一组为河南、福建、浙,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二组为江西、山东、河、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第三组为陕西、山西、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上海、辽宁,人约在10人以下。
本期先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分布之范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这差不多就是北宋时人分布的最大范围(据《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期诗人分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
其是北方几个省份,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区在此前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出现,而今这里却出了诗!
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视。
造成这一分布状况一个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来动不安的时局。
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分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区不能幸免,即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域之主角。
比如北方之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后汉刘氏(刘知),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身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之裔。
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边缘文化、少数民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比如《全宋诗》中收的一些边缘地区诗人或少数民族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郭从义,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仪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二六三有传;赵文度,蓟州渔阳人,《宋》卷四八二有传;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前后为州归义军节度押衙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
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和背景也有所不同,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有了接触。
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流文化来说。
另一方面,又有主流化之分流。
由于分裂和争战,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之中心也被打破,原集中于两京(唐代都城长安洛阳)之士子亦不得不离开曾其神往、依恋的都,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诗人韩偓,京兆万年,挈家入闽往依王审知;崔道,荆州人,避乱来闽;韦庄,京杜陵人,入蜀受聘于王;诗僧贯休,婺州兰溪人初献诗吴越王,又投荆南成汭,入蜀依王建;欧阳彬,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蜀。
据《八闽通志》记,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
又如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论,颇解其理。
是时唐衣冠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之遗”②。
可见诗人之分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况。
由政治中心的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破,遂令唐代三百年来之一统文逐渐为多元化文化取代。
从晚唐五代文人之处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文士远走他乡时,在寞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子撒在了异域,在经过多年与“异质文化”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学生命正在孕育之中。
宋代文学承五之后,也自然承继了这丰厚的文化遗产。
从这一来看,未必不可以说是宋代文学幸。
再看各省之分状况。
在第一方阵中,河南宋朝立国之基,亦宋王朝国都之所在,其诗数处于“三鼎甲”之状元亦在理之中。
但这还是面现象,从更深层来看,应与此一域之历史背景有关。
在当时人(至后世人)心目中梁、唐、晋、汉、周代一直是政治、文化正朔之在(只要看一看史书中大多此五代帝王列为本纪的实便可了然),五代至后周经郭威、柴荣的南征北讨、整顿革,已初步显示出北统一之气象,经济逐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又沾些“皇都”、“京畿”地利,文人也就较他省为多,文也较他省发达。
须附提起的是另外两个诗人数较靠前的北方省份一是河北,一是陕西,此省大概都与后周或者宋王朝有些瓜葛:
前者为赵宋帝著籍之地(赵匡胤为河北涿州人,晚唐五代时虽然一战事不断,但亦有好文之,如曾为魏博节度使后为邺王罗绍威,据史书记载就“喜文学,好儒士之人,“每命幕客作四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自劈笺起草,下成文。
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镠,绍威申南阮之敬。
(罗)隐以所文章诗赋酬寄,绍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
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③。
至于陕西,本为唐王朝京之所在,自周世宗显二年闰九月复秦、成、阶、凤四州,陕西亦部分纳入后周之版图④,其文化自有难以磨灭的传统在。
福建、浙江紧随南之后,分列第二、三位。
此二省与四川是五代十国时较为富庶地,亦为当时文人荟萃所。
福建,盖古闽越之地,唐末代初,王潮据闽,乃创四门义学,还流亡,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民,人皆安乂”⑤。
至宋时,民安土乐业,川源灌,田畴膏沃,无凶之忧。
……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同。
然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登科第者尤多”⑥,其文学盛,由来已久。
又据《福建志》载:
“闽文章天下传习久矣,四子六经传注,绍先圣而诏来学为闽人所撰述者居其五,马班、韩、欧,卑卑无高论矣,然不可以文言也。
唐相常公始以文章诲闽人士,闽号文者自欧阳四门始,其后陈通方王鲁复、许稷、盛均、黄滔翁承赞之徒,各擅才华驰驱百氏,终唐之世咸以词赋争鸣。
宋兴,名辈出,其羽翼经传表章道学,与夫经济事烺烺炳炳功垂天壤者,详具人物矣,其次犹得以雕绣虎之技帜树艺林,故观人文于,犹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
⑦两浙为《禹贡》扬州之域东南际海,可以通商,土地肥沃,鱼、盐、布帛、粳稻之利⑧五代之时属吴越,吴越王钱镠奉“保境安民”的政策,奉北朝,与他国修,因此两浙在五代之时以弱国独能保境内平安,如叶适所说:
“吴越之地,自钱氏独不被兵,又以四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下之半。
”⑨由此可见,福建两浙占天时、地利、人和其诗人之多、文学之盛亦属然。
四川也是五代至初时文学比较发达的地区,安史之时,玄宗避难,已将盛唐文化往蜀地;前蜀主王建好文喜儒,唐冠之族多避乱入蜀;后主孟昶,“能文章,好博,有诗才”⑩,“尝立经于成都,又恐石流传不广,易以木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本为佳。
昶好文,有功后学,诚可以成败论。
尝言不效王衍作薄小词,而其词自工”说到刻书,还应该提起对五代蜀和宋初文化发生过重影响的毋昭裔刻书,据史记载:
“毋昭裔,字河中,龙门人博学有才名……昭裔性嗜书,酷好古文,精经术。
常雍都旧本《九经》,命张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
蜀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初学记》、《氏六帖》,刻版行之。
后子守素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
所著《尔雅音略》三卷”宋初时尚有开宝藏》、《太平御》和《册府元龟》三部巨著的刊刻依常理而论,四川本有更多的诗人或文学,但宋太祖到真宗三,四川诗人数仅列位第八。
这先可能与北宋初蜀中政局的稳有关。
宋平孟蜀,将其府库之积尽于京师,又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止商旅私市布帛,岁贡数又加倍,因而在太祖、太宗之便接连发生了全师、王小波、李顺等人领的大规模起义,以反抗新朝的暴政。
这不不对四川文学产生影响;另方面,也与蜀中士风关,蜀中士子虽好读古,却以淡泊名利为尚。
据《朝事实类苑》记载,此一形至真宗朝仍然如:
“蜀中士子,旧好古文,不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后得张咏奖掖,两士子方奋起家荣乡之志,才改了这一局面。
其余如江西,为唐属地,是五代时文化较发达之地但宋初方内附不久因而名列第四。
江历来为文人荟萃之区但在五代与宋初时,淮东、淮(包括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区)一直处于南北争之要冲,诗歌无立足之地因而很难与孔孟之邦的东较一日之短长。
二
仁时期为北诗歌转折之一大关,其变化于表2可见:
首先与表1相对照,总人数已了变化。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十年间,其诗人总为523人左右,而且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五代入宋者(南唐入宋者为多);而仁宗一朝约十年,诗人即有767人之多,比上期多244人(近原来人数二分之一弱,表明仁宗朝右文风气在逐步形成文学开始走向繁荣。
其,第一期诗人之地理分布均匀状态,涉及二十个省份,除豫闽、浙三省较突出外,其他各省数相差无几,说明宋初期虽已建立起政治中,但文化之中心尚未完形成;而在仁宗时期,人地理分布却出现越来集中之趋势:
所及省由原来的二十个减少到十七,而十七个省份中,闽、浙、、豫、赣、川六省诗数即近600人(598人),约全部诗人总数(767人,包括占籍不详者,下同的77.97%,即四分之强;而其余各省之数仅为169人约占总数之22.03%,即四分之一!
而且这一状况在整个北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尽管其内部略有变化。
从文史和文学史来看,第二这一地理分布之变化正标志着北宋仁宗时期文化中心和文学中的逐渐形成(尽管这中心是多元化)。
其三,再各省分布看,一些变化也堪注意。
其中变化大者为河南、四川、山东河北、安徽、山西、湖北等地。
河已从原来三足鼎立的第一方中被挤出,降为第四名(尽管与第名的江苏相差无几);四川山东之变化正好相:
四川由原来之第七跃升为第六几为山东人数之倍直逼江西;而山东则由原来第六降为第七,不名次下降,再从数字来,其变化更大:
山东本与江西、江苏及四川处于仲之间,而今不仅与赣、相差悬殊,即与四川不侔矣!
河北由原来的六降至第九;安徽虽然仍列名第八但在第一期与第二组之江、江苏人数相差并不大而此时却已减少为苏、赣各人数之三分之一弱!
山由原来之第十二位降至第十位,湖北则由原来之第五位上升至第十二位。
次,从总体趋势上,本期诗人的地分布是北方诗人数在下降南方诗人数在上升,其中重要原可能与仁宗时期对待南方人的态度政策的改变有关。
赵宋开,以北方为基,后平南方诸国遂混天下为一。
但长时期的南北隔绝,统一的表象并没有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见,据说宋太祖“禁中誓碑”留下的第一条祖训就“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兵”(《邵氏闻见录》卷一)这一条在赵宋建国之初还成为大问题,但随着南方口的增加,南方及第人数和入仕人的增加,平等相待的要自然也会被提出来,于是就发生了系列关乎南、北关系的矛盾冲突比如宋真宗欲以王钦(江西新余人)为相却遇到了时相王旦(河大名府莘县人)的烈反对,真宗只好作,直到十年后的天禧元,王钦若才上相位。
又如寇准(西渭北人)真宗大中祥符年为北方争状元事。
北方人与南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如此突,较量如此激烈,一方面说明真宗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偏见如何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表明南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大,令北人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和压力。
仁宗时期,双方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据程生统计,北宋时实宰相共71人,其中北方42人(祥按:
据表应为41人),占59%;南方29人,占41%。
是从整个北宋来说,如果按期来看,南、北方的变化对可能更为明显,仍引程民生作统计为证:
北宋各期南北宰相数量分表:
这一变化是鲜明的。
以想象,在这鲜明变化的背后,南是如何一步步拥有了大的人口和士人群体。
虽然在此之(甚至在其后的几个代里)都可能会有方人卑视南方人的事件,但那可只是南、北文化差异所导的必然结果,而与此时的意义已然不同。
南方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北宋的政治、社会文化里,不仅在改变着北宋的政治局,也在改变着北宋的文化文学格局,北宋中、后期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可能与这一地域文化的化有着某种内在的联。
三
英宗、神宗、哲三朝诗人理分布状况如下(见表3:
从时间跨度与人数比例,第三期与第二期大接近(第二期为四十年,第三期三十六年),而人数反比上期多50人左右。
表明北宋文学已经进了它的全盛时期。
从整体上看,人在继续保持两极分化之状态下,又了些新的变化,比前六省之人数为618人,占总数的73.42%,比上期的77.25%降低了4个分点;前三省情况则相反,上期前三省人数为333,占总数的42.75%,而本前三省之人数已上升389人,占到总数的45.79%,上升了3个百分,说明本期在上期形成文化或学中心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强化。
再看各省情:
河南继续下滑,已从一方阵中被挤出,降至第五,人数及第一名福建的一半比第二名浙江亦少50人;江西则由原来之第五升至第三替代了河南的位置,出江苏10人左右,超河南30人左右;山西由原来的十四升至第九,是省中变化较大的一;湖南由原来的第十降至第十,陕西由原来的第十一至第十四,甘肃则挤出十六名之外,而代替它的是逐兴起的地处南方的海。
免费论下载中心上述种种变化或者是在预之中,如河南、陕,看似有所升降,其实无变化,如山西,下降了三名,但从其人数来看,与期并无太大变化(上为11人,本期为15人),故不必讨;而首先应特别予以关注的是福,在第一方阵中已遥遥领,超出浙江30人左右,超出江60人左右,这是前期中不曾有过的事情。
福建何以能军突起?
原因何在?
文在分析第一期诗人地理分布时已指出,闽、浙两省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以能保持长久之发展和增长,就不能不从本期之历史中去寻找答,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福人口的增长。
吴松第指出:
福建为我国东南开发较晚的地区,长期地广人稀。
唐宝元年,全区著籍户口90686户,人口度每平方公里只有0.8户。
“过唐后期五代的开发,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户数约达46.8万户为唐天宝元年的5倍,人口密度达平方公里4.2户。
”“入宋后,福建一直保持比较高人口增长率。
在这方面,路治所所的福州为此提供了例证据《淳熙三山志》卷○以及《元丰九域志》的数据,计出福州的户年平均增长率是太平兴国五年至德四年为7.3%,景德四年至治平二年为9.4%,治平二年元丰元年5.4%,各时期的增长率不低。
福建在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年的户年平均长率达7.9%,证明当时各府州人口都有相当的增。
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各区人口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福建的增长率只居全国第十一。
然而,当元丰以后部分区域的人口增长显放慢时,福建的增长度却不曾下降,元丰崇宁元年仍保持着较高年平均增长率,因而长率在各区域的序次升至第二位。
”人口持续增长可能是保证文学持续繁的一个重要因素,蔡襄当时就说“每朝廷取士,率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有绝过吾郡县者。
甚乎盛也哉!
”虽不无夸耀但大抵也是实情。
四
徽宗、钦宗时诗人地理布状况如表4:
各省情况看,浙江福建仍然高居前列,二省之和为319人,占本期总人数的42%右(第一期闽浙二省占全部人数的24%,第期占30%,第三期占35%),这似乎都明浙、闽二省在诗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
只是与上期相比二省位次正好相反浙居前,闽居后。
不过,如果考到科第的情况,闽以154人而有95人有功名,比例约为62%;而浙165人却只有86人约占52%,又比闽少了10百分点。
那么,也可以说省并未有高下之分。
本期是北宋建国以来诗增长率最快的时期。
从的数目上看,本期有765人,似乎上期减少了近100人但是不妨来看看四个期的人、时之比:
第一期六十年,诗人523人,人时之比为8.4比1(即平均每年8.4人);第二期四十,诗人767人,人、时比为19比1;第三期三十六年诗人858人,人、之比为23.8比1本期只有二十五年,却有诗人765人,人、时之比为36比1比第三期增长了12个百分点以上,比第期增长了近1倍,比第一增长了约4.4倍。
从第一期第四期是一条明显升的增长曲线,正清晰而形象描绘出北宋诗歌发展的运行轨迹本期单位时间里人数比例的大幅增,不排除统计时技术上造成的误差(在南北交替之际,诗人之分实难把握),不过从根本来说,还是文化发达的结果此处可以举科举一事为例,据王清《挥麈前录》记载:
“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
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
盖天下未混一也。
至太宗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
其后又别分数,考校五路举子。
以北人于词令,故优取。
熙宁三年廷试,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复黜。
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
黄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卷子,神宗大笑曰:
‘此人何由省?
’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分数取末名过省’。
上命降作第甲末。
自后人益以。
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试到八百五人。
盖燕、云免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
”从国初的9人中选到现在的万人赴南宫试和805人正奏名殿试,其间差别已可以道里计,文学的繁盛亦由可以想见矣。
五
前所述,诗人占籍及其理分布的研究自然不可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尽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还是能说明部分问题,比如文学史常讲宋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展、鼎盛等过程,这一说法自不错,但给人的感未免抽象而空泛。
果从北宋诗人地理时空分布来看,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见上节);又比如研究常说南方文学之盛,亦可由上所列数字得到更为直接而强烈的印。
不过,诗人地理分布研究之意义许并不在这些具体的说上,甚至也不在于否解决问题上,而是它可能提供研究线索以及所隐含的某问题,这才是最值得重的东西。
上文已就诗人占及其地理分布进行了一些分,但这显然还不是它所提供给我的全部内容,比如诗人总数来看,北宋期占籍可考的福建人共507人,占全部占籍可考诗总数的17.42%,浙江诗人数多出1.27个百分点(浙江为470人,占总数的16.15%),但福建的科第人数却浙江多出5.12个百分点(福为339人,占科总数的20.67%,浙江为255人,占总数的15.55%,而浙江的诗僧数却比福多出近7个百分点(浙为82人,占诗僧总的26.03%,福为60人,占总数的19.05%),闽、两省的诗僧总数为142人,占全部北宋诗僧人数的45.08%。
又如苏、豫鲁,其诗人数分别列于三、第五、第七,而诗僧数却分别列于第五、十、第十二;与此相对的是、川、皖、湘,诗人数分列四、第六、第八、第十,诗僧数却分列第三、第四、第六第七。
这都是非常值得究的现象。
诸如此类甚多,难以述,下面试拈出两个问题来略加说。
1.关于诗人数量、分布文学繁荣、高潮的问题。
上面所描述的四个时期的诗歌发来看,增长曲线直线上升至北宋末达到最高点无论是从诗人分布的范围,还是从、时之比例,都无可争议地明徽宗、钦宗时(也包括南渡初在)是北宋诗歌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似乎和一般诗歌史或文学史描述很不同,原因可能两个:
一是北宋末期大诗人少因而人们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忽视诗人大量存在这一文学实,二是在对于如理解“繁荣”的涵义上所不同。
在笔者看来,文学繁荣不必然意味着文学高潮,二者有可以取不同的步调这其中有一个“量和“质”的问题,有一个诗史意义的问题。
比如宋初,诗人的地理分布非常,列于《全宋诗》中的人数量不算少,但此时的诗歌不仅从“”上与中、后期无法相(初期诗人作有5首以上者已很少,至于像后世动辄几十卷百卷的诗作更是百不一见),从“”上更不能望后来者之项背因此宋初诗歌仍处于不达时期。
但宋初诗歌不可忽视处不在于其量之多寡、质之高下好坏,而在它从各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带来的文传统,比如巴蜀文化、八闽化、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这不同的甚至是“异”的文化与中原的传文化相融合,才成为北宋诗歌和文繁荣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是宋初诗歌价值之所在。
北末的情况与宋初又有所不同,诗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诗歌数量非常多,不能不说是诗歌繁荣之世。
但与第二、第三期相比,本明显缺少诗歌“名”、“大家”,如谢薖,有七卷;李彭,有诗十卷;汪,有诗五卷;王庭珪,有诗十六卷;周紫芝,有诗四十一;曾几,有诗九卷;洪皓,有诗卷,这些人在宋代诗歌史上可以算上几流作者呢?
其实讨或者品评这些人为几流作者也意义并不大,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一诗歌现象所能引发出来的思考文学高潮有文学高潮的意义,文学荣有文学繁荣的意义。
北末年诗歌正在走向普泛化通俗化和世俗化,诗逐渐从内在的情感体验、生命验转变为一种外在于的可供研习的课程或学问,转成一种世俗生活中应往来的工具,转变为一种高贵、文的身份标志,因而与唐代以及代之前的文学判然有别,与南宋文学尤其是与元明清文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脉相的关系。
这也远比单纯地比较高要有意义得多。
2.关于宋代“化中心”的问题。
学界般认为北宋时期文化中心在北,以汴、洛为中心,至南而南移(宋史及经济亦有此说法)。
如果从北宋人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宋代文学之演进情形来看,一说法显然还缺少坚实的础。
首先要注意的是,北方歌虽然略输南方一筹,但北方以名家者并不少,据《宋文》所录,宋初时北方文家要比南方为多,即使到后,文的数量也不逊色于南方。
而且方之文与南方之文也很不同,它不那种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的文,而是以实用性为主的朴无华的文,它不是像南方样通过文来显示文人艺术才能,而是通过来表达思想、政见,传信息。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南方成就在诗,而北方就在文。
这是地域境使然,北方地域的实凝重与北方文学的凝稳健,南方地域的灵清秀与南方文学的清秀俊逸,着地理、文化的一致性,这是在讨南北文学差异时不能不考虑的事情其次,从动态的地理分布看除第一期河南占天时、地、人和而能排名第一外,在余时段里,北方一直处于劣势,河也从第二期开始不断下降;南方诗人数一直占压倒性优势,尤其是闽、浙、赣、、蜀等地,从最初即与南分庭抗礼,到后期更是遥遥领先再从静态的地理分看,诗人数列第一至五位的是:
福建、江、江西、江苏、河(五省中南方有其四,这五省诗人分别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17.42%、16.15%、10.96%10.82%和10.38%这前五省之和为1913人,占宋占籍可考诗人总数的65.74%,近三分之二!
其他十七个省份才占三分一强。
由此可以断言,北宋时期,诗歌(以及文学与化)就存在着多元化的格局。
可否认,由于封建时代文人的人价值取向和各地不同的治地位,汴、洛很自然就了北宋的“文化(文学)中心”但是诗人数位居第一至四的闽、浙、苏、赣呢?
难道可以定它们的文学重要性吗难道可以否定它们在当时“文化(文学)中心”位吗?
显然不能,因为如果没有当厚重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学传统,没有相当数量的文创作,没有相当浓厚的创作热情和气,要想出现这么多的诗,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当然,闽、浙、苏、赣汴、洛毕竟有所不同,虽同样都是“文化(文学)中心”,汴、洛显然又是当时的“文(文学)活动中心”。
是这一多元化格局构成了北宋诗的基本架构,这应该成为学对北宋诗歌评估的一前提和基础。
其实不仅学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自唐以来,南方经济在全国济中的地位就越来重要,每年通过漕向京师大量输运粮食及他物品,入宋后,数量更是大得惊。
正如北宋刑部侍王觌所说:
“自祖宗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
”富弼说得更具体,他说:
“伏思朝廷用度,军食、币帛、茶盐、货、金铜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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