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军统大案之危情上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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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军统大案之危情上海

（116）军统大案之危情上海

1937年初，周伟龙接任上海区区长。

　　周伟龙是军统高干，原来说得比较简略，这里略微补叙一下。

　　周伟龙，生于1901年，湖南湘乡人。

　　周长成以后，即入湘军国光部，当了一个译电员。

周的老部下、也是他同乡的刘植根回忆：

“周与谢先世有通家之谊。

周本人个子魁梧、博闻强记，到职后只一个星期，便将一本电报明码背得滚瓜烂熟，深得谢的青睐，后保送他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

”

　　周伟龙也是著名的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生，之所以“著名”，我们前面说了，是因为这一期的特务特别多。

　　毕业之后，周伟龙又回到湖南，入唐生智部，渐次提拔到宪兵营长的位置，其时，正是唐生智通电反蒋之时。

也是在这个时候，周伟龙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大他五岁的六期“学弟”戴笠，并联合上演了两出现代版的三国戏，戴笠演的是“单刀赴会”，周伟龙演的则是“义释严颜”——看来这俩人都想当刘备的弟弟。

　　刘植根回忆说：

“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

唐生智通电反蒋时，蒋介石派遣戴笠到汉口策反及搜集情报，戴因办事不慎被武汉宪兵部队逮捕，搜集的情报也全被抄去，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

戴打听到宪兵营长周伟龙是黄埔四期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

见面之后，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弃官逃到南京投靠蒋介石。

因此周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的成员之一，也奠定了周日后在军统中的地位。

　　按：

周与戴这一段，有好多种说法。

　　按乔家才所说，此事发生在1929年，地点在河南信阳，即唐生智第二次反蒋时期；如按刘植根所说，则是在1927年“宁汉分裂”时期。

　　我们知道，所谓“密查组”，正是1927年、老蒋第一次“下野”时出现的产物，目的就是在老蒋出国期间，为其搜集情报，戴笠就是在此时才开始“跑单帮”的，如果周伟龙这时就投奔了戴笠，那确实是够早的，几乎跟戴笠的同学徐亮是同一批的。

　　这一段经历，真的有点像“小说家言”，如果不是那么多人在不同的回忆中提及，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其中，戴笠的做法，虽然有些出人意表，但仔细想想并不奇怪，这叫“死中求活”，作为当时的戴笠，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但从周伟龙的角度看，确实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

因当时的戴笠，不过无名小卒而已，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如果是说周是贪图日后的“荣华富贵”，显然过于简单。

　　如果确有其事，那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戴笠确实不是一般人；第二，当时的人们，古风尚存，还有人能够为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比如周伟龙。

　　也正是由于彼此之间有这么一段，戴笠对周极为信任，特务处一成立，周即奉命组建汉口站，手下就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驻美特工的萧勃和刚刚投入特务处不久的刘培初。

周同时担任复兴社驻汉口常务干事，公开身份是武汉市警察局第八分局局长。

　　此后，张学良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驻汉口，后改为武汉行营，周伟龙又兼任武汉行营的情报组长，这样，在名义上，周成为张的下级。

刘植根回忆说：

　　“周伟龙投靠蒋介石后，长期从事特务活动。

30年代初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适值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驻汉口，他们交往甚密。

1935年冬，周伟龙在汉口结婚时，张学良从西安派人送来礼券5000元。

”

　　周伟龙亦是军统“湖南帮”的中坚人物。

据乔家才回忆，某次，戴笠与他谈话中，曾问：

“你知道我们的团体中，哪里的人最多么？

”乔说不知道。

戴说：

“我来告诉你，湖南人最多。

”

　　按：

戴与乔的这次谈话，实际是以此做个开头，告诫他，军统是个“五湖四海”的组织，要与大家搞好团结，就要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才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像你那种“死倔”的脾气，逮谁跟谁“抬杠”、遇事非得辩出个是非曲直的性格，在我戴笠手下可以，遇上别人是不行的，要吃大亏的。

乔听了，唯唯而退。

　　事实上，乔家才的性格一点没有改，否则，也不至于在戴死后，被毛人凤整得死去活来。

　　不管戴笠想说明什么，军统的湖南人最多这一点是事实。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军统高干中，即外勤做到站长以上、局本部（含此后的保密局）做到副处长以上、以及在各种各样的为军统所控制的公开机构中，担任过少将以上军官的湖南人，居然有近140人之多！

　　在这些人中，张毅夫、周伟龙、唐纵、文强、杨继荣、徐业道都曾经挂中将军衔，与他们的戴老板比肩。

　　另外还有个唐生明，曾经任军委会中将参议，马马虎虎也可以算军统的人。

　　不过，要说湖南人中的头面人物，第一个是张毅夫，老资格的党派工作专家，南昌行营调查科系统的核心，戴笠都让他三分；后来郑介民上台，对他也非常客气；后来的毛人凤，对张更是忌惮。

在文强的回忆中，曾提到当年大家给张毅夫起个绰号叫“张圣人”，可见其社会基础之深厚！

　　第二个要说是唐纵，“十人团”之一，又是老蒋身边的重要角色，到后来当了军统局“帮办”，成为戴笠之下的郑、毛、唐“三巨头”之一。

　　第三个就要算周伟龙了，戴老板的救命恩人兼义弟、军警宪特他一把抓，到1942年，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成立，戴笠保周伟龙当司令，早早地挂上了中将军衔，比戴笠还早一年。

　　在张、唐、周三人之下，才是文强啊、徐业道啊这些人，至于象沈醉、杨继荣、龚仙舫、还有湖南的“三李一金”等等，就更排不上号了。

　　周伟龙的性格，本就极为自负，据刘植根回忆说：

“早年他在老家丹墀照壁腾龙图案上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石’。

”

　　另据刘说，周伟龙虽然一直做官，“却不治私产，乐于助人”，因此没“落”下什么钱，对此，周的父亲很不满意。

刘植根说，1938年，周带着新婚夫人回家省亲，到家以后，马伕问周的父亲：

“马关在哪里?

”周父没好气地说：

“拴在你们老爷的床铺架子上。

”此后，周才在家乡买了40亩水田。

　　私产可以不治，但对于权力的追求，周绝不放松，他本就是性格强势的人，加上与“老板”的关系，弄得极为跋扈，除了戴笠，任何人不买账，遂引发了与邱开基的矛盾。

1934年春，即邱开基被戴笠的警卫“误伤”之后不久，邱来到武汉，就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

　　全国禁烟委员会禁烟督察处本隶属于财政部，是宋子文的手下，控制着两个税警团的装备，这匹装备是宋子文亲自通过关系从美国买来的，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批美式装备。

　　大家知道，禁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特别是在当时的许多省份还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当中，要想“禁烟”基本属于一句空话，那么在“禁”与“管”之间，就有很大的操作余地，大笔的钱财来得非常容易，进而可以补充全国财税收入的不足。

　　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蒋介石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据曾任任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章向阳回忆：

　　“蒋介石为了要扩大他的独裁统治，必先扩大他的特务组织（过去特务组织的经费，是由蒋在总部特别费项下开支的），而要扩充组织，必须先要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但这项经费名称上既不能列入国家预算开支，于是蒋不得不另思别法。

因而蒋划定这一机构拨归总部直属管辖，并将全部税收作为特务机构和蒋介石私人馈赠开支之用。

”

　　为此，蒋不惜得罪自己这位内兄，把禁烟督察处硬生生地从财政部给“剥离”出来，顺带手把宋子文的两个税警团也拿过来，改编为缉私武装部队，辖六个大队，统归邱开基指挥。

　　章向阳说：

“这一个职衔官虽不大，但实权却也不小，因此颇引起当时内外人士的注意和瞩目。

蒋之属意于邱，足见蒋对邱信任之专，决非泛泛者可比。

而邱获得兹职后，更加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滋长了他自命不凡、高于侪辈的气焰，甚至连当时的戴笠在邱看来亦不足道，更毋容再提其他同辈了。

邱之狂妄自大、傲慢倨人，一至于此，其他概可想见。

”

　　以周伟龙的脾气，看着邱开基的这副做派，自然不顺眼，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学长”，彼此又是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双重“一家人”，且业务上各不相干，因此，最初的一段时间，虽然都在汉口一地，总算“相安无事”。

　　但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章向阳说：

　　“邱开基为了要雷厉风行严格执行他的缉私任务，曾严令其缉私部队借口缉私，经常堵塞武汉水、陆、空要隘，检查行旅客商。

这明明是侵犯地方宪警的权限，超越缉私范围以外的规外行动，引起宪警机关之不满，增加市民之愤恨。

在检查行李时，甚至有侮辱人身的不法事件，因而失去贵重物品之事经常发生，被害者既不敢公然吭声，且又无处申诉，稍加抗拒，即遭禁押，粗暴凶狠，蛮不讲理，因此闹得武汉三镇满城风雨，民怨沸腾，民愤难平，而又无人敢于向其进言。

”　　邱大权在握，老百姓奈何他不得，于是编了一首歌谣，让孩子们满大街传唱:

“邱开基，真邪气，来到武汉把民欺，上又不能坐飞机，只落得两腿跑到谌家矾。

”以抒发胸中的忿怒。

　　1934年冬，章向阳奉周伟龙之命去武汉，发现周正在搜集邱的“黑材料”，准备上报。

他后来回忆说：

“这时的周伟龙看邱闹得太不成话了，自己又无权干预，但他是特务处的情报组长，又兼汉口行营的情报组长，各地区各机关反映上来的控邱情报已如雪片飞来，并且还掌握了邱的一部分贪污材料，经周派人调查属实，经数月之久，邱之材料已积成巨册。

”

　　按：

章向阳的全国禁烟委员会督察处上海办事处秘书职务，系周伟龙所保荐。

而且，章是特务处驻上海“直属通讯员”，亦属于军统外围人员。

　　这时，周伟龙还没有打算与邱“摊牌”，因他也知道邱是蒋介石的亲信，“圣眷正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招惹他。

但另一方面，自己担任武汉方面的情报责任，职责所系，邱搞成这样，自己不上报，一旦将来追究起来，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同时，章向阳认为，周“自己亦存有取而代之的妄想”。

　　经再三考虑，周伟龙决定向戴笠汇报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再定行止。

章向阳说：

　　“因此周遂决意飞京与戴笠磋商，并献计于戴，把所有材料交戴过目，认为逐邱时机业已成熟，可由周来发动。

邱被逐后，要戴事前准备妥人，保举通过继任人物。

把这一支精锐的新式武装部队，转归特务处掌握，对今后工作更为有利。

”

　　周并向戴强调，这是“一举而两全的善策”，要求戴笠考虑他的意见并支持他。

　　对此，章向阳说：

“戴与邱本来无甚芥蒂，但由于邱曾藐视戴笠为后期同辈，戴也不是不知道的；同时戴之心病，也急于想抓一支武装力量在手。

对自己工作发展有利，现在有此机会，岂肯轻易放过。

”

　　于是，戴对周的建议表示支持，要他“慎重处理，相机进行”，戴本人则“从旁协助，不致功亏一篑”。

　　周听了戴的话，自信戴必保他为“继任人物”，遂不顾一切，准备与邱决裂。

章向阳回忆说：

“（周伟龙）遂乘机飞回汉口，一面嘱其助手继续广事搜集邱之材料，整理成册，作充分之准备。

”并将所有情报材料汇订成册，“专案反映”。

　　上报以后，据章向阳说：

“初时，并无动静。

周恐邱在侍从室多年，同僚熟人很多，怕有人见到这些材料，会被抽去，反而坏事。

嗣又汇呈特务处托藏笠转递，亦无下文。

”

　　此时，戴笠也有戴笠的难处，扳倒邱开基，固然是件“好事”，但不管怎么说，邱是军校同学、又是复兴社成员，还曾是自己的下级，有这样三重渊源，要自己出面，明着整他，“窝里斗”，传出去不好听，于是把材料压了下来。

　　周伟龙不是善罢甘休的性格，几番密告，不得要领，于是心一横，亲自进京，直接找老蒋告“御状”，并声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愿在京待罪请命”）。

章向阳说：

　　“蒋虽面现不愉之色，但又不得不问，于是蒋遂下手令，将邱开基免职，着侍从室电令邱来京听候处分。

邱抵京后，即交由军法处侦讯，经邱与周对质后，邱开基终于免职，后还受到禁锢的处分。

　　邱被免职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家奔走相告，并把歌谣改为：

“邱开基，鸿运终，偏偏遇着周伟龙。

”

　　周伟龙扳倒了邱开基，却没有如愿当上缉私主任，老蒋另派了军校三期的“学长”沈开樾接任，顺便也是给戴笠点“颜色”看看。

　　为了邱开基的事，复兴社中，颇有人对周伟龙“微词”，认为他对自家人背后捅刀子，手段太过毒辣。

章向阳说：

“戴笠亦来不及进言保卒，周费尽心计，仍然落空。

后来复兴社之骨干中，如邓文仪辈，颇不满周之自相残杀行为，对周颇有烦言。

”结果，周伟龙也被关了一段时间。

　　此后，鸡飞蛋打的周伟龙心灰意冷，表示不愿再回武汉工作。

章向阳说：

“周亦认为事与愿违，今后恐与己不利，因而再也不愿重返汉口徒找人忌。

”

　　周伟龙是于戴笠有过大恩的人，况且，此番折腾，也算是为“团体”出力，为表示对周的酬庸，戴笠调周伟龙为特务处最重要的上海区区长。

章向阳评价说：

“但戴笠认为周为公为私，不无可取，因而遂调升周为华东区上海区区长之职，以示安慰；另方面亦可以平先期同辈之物议。

”

　　1937年初，周伟龙被戴笠调到上海，继翁光辉、余乐醒、吴乃宪、王新衡之后，成为上海区第五任区长，也是抗战前的最后一任。

周伟龙甫一上任，正好赶上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软禁于孔祥熙寓所，对自己昔日的这位上司，周伟龙不能忘怀，刘植根说：

“周伟龙殷勤照料，情谊不减当年。

”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戴笠赶到上海，提出要在虹口、闸北、吴淞、江湾等日本“租界”地区和战略要地建立潜伏组，搜集对日情报。

沈醉回忆说：

　　“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

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

”　　听了戴的意见，周伟龙马上点了两个人的名，让他们去当潜伏组长，但他们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周伟龙随即命沈醉去，沈回忆说：

“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

”

　　还没等沈提出异议，戴笠抢在他前面说：

“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

”

　　沈醉只得答应下来。

他后来回忆说：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

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

”

　　按：

沈醉的哥哥即指其二哥沈志雄，日后与其大哥沈玉龙、弟弟沈继龄亦都加入军统。

　　沈醉回忆说：

“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

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

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

”

　　不久，沪战结束，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边地区，周伟龙奉戴笠之命，率上海区全部人员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

　　周伟龙的搭档，即上海区书记，最初是程一鸣。

　　谈到程一鸣，又是一段传奇。

　　程一鸣，1907年生，广东香山县人。

　　程一鸣在自传中，曾经回忆过自己的家世：

　　“当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人奴隶的时候，我的祖父被美国招工到了旧金山（圣佛兰西斯科），给美国资本家当奴隶，修筑铁路。

一八九三年我父亲十九岁时，被我祖父带到旧金山一家中国餐馆里当杂役，艰苦地工作了十三年，积蓄了几个血汗钱。

一九0六年我父亲先将大部分钱汇回来,又随身带了一点钱，便乘轮艘经由香港返回家乡。

在船上父亲被专门诱骗赌博的赌棍引诱参加了赌博，输光了身上带的一点钱。

回到家乡时已经三十二岁的父亲和邻村崖口一位十七岁的农家女结了婚，她就是我的母亲，翌年生下了我。

”　　1923年，16岁的程一鸣上了中学，没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临死前，母亲告诉程一鸣说：

“她有一位胞姊住在汉口法租界长春里，如果有可能，希望我到汉口去拜访姨母。

表达她对大姊的怀念”。

　　母亲去世以后，程一鸣就失学了。

他回忆说：

“父亲续娶，后母要我停止上学，在家里做家务，引起我对家庭的不满，父亲便将我送到上海去当学徒。

一九二四年的元宵节后，我离开家乡到香港，在香港搭乘轮船前往上海谋求生活。

走时，父亲给我做了几件新衣裳，给我几十块银元，送我上了轮船。

”

　　程一鸣只读到高小毕业，在军统高干中，学历属于比较低的，但程十分好学，此后的一切，全凭个人奋斗而来。

当然，机遇偶合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一个人，如果自己不争气，运气再好也是枉然。

　　程来到上海，在他的堂兄程庆同介绍下，到一家“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工。

程一鸣说：

“这个公司是一位葡萄牙资本家姬普鲁开设的，专修理汽车。

我去了以后，言明要我做三年学徒，如果中途退出，就得给公司补还三年米饭钱。

在那里我每天工作十小时，白天八小时，晚上两小时。

由公司供给食宿，每月发一块银元算做工钱。

”

　　“五卅运动”之后，“广东汽车公司”倒闭，程一鸣曾先后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永安纱厂等处做机修工。

　　1926年夏，程一鸣到汉口，去完成母亲的遗愿——看望姨母，并由姨父把他介绍到一个工厂当工人。

此后不久的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程一鸣说：

“汉口的工人组织了工会，兴高采烈。

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在中国其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人运动，给我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深刻印象。

”

　　不久，程一鸣回到上海，到光明电器厂做机修工。

在这里，程成为一名“CP”，他回忆说：

　　“我住在青云路一间民房的亭子间，楼上和楼下都住着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

楼上的学生往来要经过我的房门口。

我傍晚放工回来就在房里读书看报。

我同楼住有一位上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叫马异的．是广东省海南岛人。

他常到我房里闲谈，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喜欢读什么书报。

他是我得以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者。

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

　　入党以后，程一鸣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之后，党组织考虑到程的身份已暴露，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

　　许多年之后，程一鸣说：

“我生在一个贫穷的侨工家里，不可能去读大学。

中国共产党把我送到苏联上大学读书，使我终生感激。

我现在能写这本回忆录，也是党哺育我的结果。

”

　　1927年底，程一鸣来到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然，此时的程一鸣不会想到，不久以后，他就会倒向另一个阵营；更想不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名特工，还干得像模像样；尤其想不到的是，他的一大批同学，日后会成为自己的同事，有的且两度同事。

　　在这些同学中，就包括程一鸣日后的上司邓文仪，只不过，程一鸣入校的时候，邓文仪已经离校。

　　邓文仪是整整两年前到莫斯科的。

　　1924年，已经毕业的军校一期生邓文仪，正在三期学生队中当区队长。

他回忆说：

　　“民国十四年我在黄埔军校，听到苏俄顾问传来的治息说，他们预备在莫斯科，创办一个孙逸仙大学，一面纪念孙中山总理，一面替国民党培养革命的政治干部，学生由国民党中央考选保送，除赴俄旅费外，一切费用由苏俄政府负担。

我对于这个消息，十分注意，很想找到参加的机会。

不过听学校当局说，军校学生只许第三期未毕业的学生参加考试，第一第二期毕业学生，因为作战职务的关系，不准报考，这真使我非常难过。

但是我仍在希望得到例外的许可，因为我如能得到这机会，那末留学外国，旅行世界，学习政治，以及其他很多的平素的愿望，就都可达到了。

我一心等待着新的机会。

”　　邓文仪打听到，赴苏留学之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事有凑巧，其时，邓文仪的区队，恰好负责中央党部的警卫工作，于是邓“近水楼台先得月”，悄悄地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

　　邓非常高兴，他说：

“我能到苏俄去留学，是如何的快乐呀!

”

不久，赴苏留学的名单发表了，大家都在“忙着打听行程日期，同时要准备怎样的行装，及如何办理出国手续”，邓文仪却还有一道难关要过，因为他是私下参加考试的，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

　　于是，邓文仪去找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报告投考经过，和我的志愿”。

邓说：

“虽则学校有命令，不许第一期第二期学生报考，但我既已考取了，请特准我去俄国留学。

”

　　不料，王柏龄听了，兜头一盆冷水泼将下来：

“不可以去，你要服从学校的命令。

”

　　邓听了，虽然“痛苦万状”，但并不灰心，他另外想了个办法——直接找“校长”。

　　其时，蒋介石正在汕头前线，邓文仪回忆说：

“后来多方请求转报校长，经过好几次的说明，终于得到校长的批准，许可用国民党中央选派的名义赴俄国，到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求学，但因为时间躭搁了，我只能第二批启行。

”

　　在回忆中，邓文仪深有感触地说：

“一个人只要有好的理想和志愿，又能够有恒心和毅力，始终朝着他的理想和志愿去努力，总有一天会达到他的目的，所谓‘有志竟成’就是这个意思。

”

　　1926年初，邓文仪辗转到达当时的革命“圣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中国斑学习。

他说：

“孙逸仙大学第一期，将近三百学生，女的不到六分之一，同学来自各个地方，也有从欧洲来的中国留学生。

程度相差悬殊，有大学生，有中小学生，还有青年工人，及几个十六七岁的同学。

这些学生最初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员各占半数，到最后，纯粹国民党员，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二。

”

　　关于学习生活，邓文仪说：

“学校里是苏俄的新式教育，课程很少，都是政治经济、东方和西方的革命史、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中国革命等类，俄文以读报为主，学生先看书，后提出问题，或由教师提出问题讨论。

每天都有会议。

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参观和一次同乐晚会或联欢会，这种教育方式，是启发性的，我们同学都很用功学习。

”　　邓文仪只在苏联待了一年，一年中，除了学习，这些青年人的业余生活十分“惬意”，作为留学生来讲，甚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了。

邓文仪回忆说：

　　“莫斯科附近有一座列宁山，星期天我们常常到那里游玩，山在莫斯科河畔，风景不坏，同学在那裹，留下了很多的浪漫故事。

”

　　“夏季来了，学校在一个有树林，有河流的乡下，办了一个夏令休息会，和其他很多俄国的工人、男女学生的夏令会，相隔很近。

这是青年难得的机会，设备虽不十分讲究，但很周到。

规定不上课，也不许看很多的书，可以游水划船，赤裸着身体作日光浴（晒太阳），并从事其他体育娱乐的活动。

成千的男女青年。

混在一起，休养、娱乐、恋爱、玩耍、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每一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每一个人也都很高兴，我觉得这种夏令休息会，是全世界都值得提倡的。

”　　在校期间，邓文仪等还曾赴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夏宫”列宁格勒参观游览。

他回忆说：

“列宁格勒比莫斯科好多了，那里的皇宫遗址，及各种美术博物馆等，所有的历史文化艺术作品，都很有参观的价值。

我们整整的跑了四天，没有休息。

当我们参观冬宫的时候，我们深深感觉到，彼得大帝那个家伙对统治世界的野心和雄才大略。

他宫里的设备，把全世界各国的家具及陈设形式都充满了，小的国家陈设一间，大的国家两间或三间，中国式的房子两间，都陈设着竹制品作代表。

”　　1927年初春，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邓文仪离开了苏联。

他后来回忆说：

　　“听说第三国际要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指导大革命，孙逸仙大学要选四十个优秀的学生，和代表团一道回中国工作，那时代表团的团长是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中国的代表有谭平山等几个人。

四十个中国学生有三十七个是共产党员，只有三个是国民党员，即罗芳炯温忠同我，我们得到通知，立刻启程，并特许个人所有的一切行李、书籍、纪录，都可以随身捎带，照规定是不准带书籍及各种纪录出俄国境外的，我们总算得到了优待。

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莫斯科，火车是专车，不到十天，就到了海参崴，想不到的快速地像要赶紧去战场一样。

”　　按：

“第三国际的委员印度人路易”，通译为“罗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于1927年初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

到任不久，国共合作即破裂。

　　邓文仪遗憾地说：

“我真没有想到这样快我就回来中国，我学的东西，旅行的地方，是那末少呀!

我真有些惋惜。

”

　　程一鸣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莫斯科的，他来的时机不太好，正赶上历史将要“拐弯”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助程的回忆，重温一下当时的背景：

　　“一九二六年夏季，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

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在大街上高呼口号。

和游行的群众队伍作对。

十一月，苏共中央监委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我刚到学校时，正在开展和托派的斗争。

”

　　按：

这就是我们前说过的“红场事件”，呼喊口号的人当中，就有梁干乔，不过此时的程一鸣还不认识梁干乔。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当时在学校里，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引起了争论。

苏共和中共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到我们学校里。

在留苏学生中，出现了陈绍禹这样的空谈革命理论的教条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