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病梅馆记》看龚自珍的思想高三语文教案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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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梅馆记》看龚自珍的思想_高三语文教案
近代首开风气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从21岁开始.写作政http:
///论文章,壮年服膺今文经学之后,挥动公羊学说的魔杖,登高疾呼,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倡言变法。
在万马齐喑的晚清黑暗中,冲破沉寂,挟时代的风雷,成为近代文学的开山大师。
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光绪所有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由此看来,研究晚清思想解放的潮流,势必不能摈弃龚自珍,而探求龚自珍的思想,又不妨把龚自珍还给文学,从诗文的角度,探求龚自珍的思想。
本文拟就龚自珍的寓言体散文《病梅馆记》中的象征手法来管窥龚自珍的思想风貌。
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
龚自珍生活的嘉道时期,清王朝“将萎之华,枯于槁木”的腐败政治已充分地显示出来。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富户”,农民起义前呼后应,“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而且“士无耻心”,“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明良论一》)。
官愈大,愈恬不知耻,只知取悦媚上,把国家和民族前途抛到九霄云外。
在《明良论二》中,龚自珍指出“历观近代之士,始进之年,而耻之存者寡矣”!
“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亦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面对黑暗腐败的封建末世,龚自珍以其敏锐的眼光,卓越的胆识,写了不起11篇《乙丙之际箸议》和4篇《明良论》对君主专制和帝王的绝对权威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认为政治腐败的政体原因,乃是“天下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明良论四》)”,皇帝控制一切,独断一切,内阁辅臣只是“待直承旨”。
“乾纲独断”对臣民的百般钳制,使得官僚士大夫尽成帝王的仆妾犬马,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人格更是受到极大的侮辱,怎么还有廉耻可言。
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政治上庸庸碌碌,仰帝王鼻息,不仅绝少建树,而且形成寡耻,阿谀奉承之风。
“四海为秋气,一室难为春”,庙堂上下,愈加呈现一派寂然无生气的僵尸景象,整个社会已到了“曰之将夕”的衰世。
龚自珍虽位居下僚,但他关心国家大事。
是清代每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他是思想家。
又是一个实干家,同时更具诗人气质:
“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
”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一个不甘遁世自适的志士,他的精神常常是痛苦的。
“箫和剑”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代表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侠的两面。
从早年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到晚年的“剑气箫心一例消”。
但无论怎样,龚自珍始终睥睨俗世,直面人生。
因此,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时时积压心头,这一点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而888写于77辞官南归的1839年,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夜,中英冲突,一触即发,统治阶级对内高压政策也愈演愈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恶化。
77于4月23日出都,7月9日抵杭州家中,寓言体散文888和〈〈已亥杂诗〉〉同写于这一年,其寄托之意不能不说深刻。
由此可见,888的象征意义,首先是沉重的政治忧患意识,它以病梅象征苟且偷安,偷惰畏葸的各级封建官员,以“曲”“欹”“疏”象征清朝的病态统治,以“文人画士”象征玩弄政治把戏的皇帝近臣,以江浙皆病梅象征死气沉沉的官场,以“病梅馆”象征作者革除时弊、挽枯扶荣的愿望和决心。
二、深刻的解放人才的观念
嘉道时期对人才的束缚、压制、摧残是极其严重的。
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是俯首帖耳,曲意逢迎,没有个性、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
这种标准必然导致大批蠢才鱼目混珠,讨得主子的欢心,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工具,而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反而为统治阶级所不容,统治阶级对这样的人才不是千方百计的加以束缚,使之就范,就是毫不留情的加以杀戮。
77不仅对此明察不爽,且有切身体验。
在〈〈乙丙之际箸议之九〉〉中,他
从《广校雠略》和《中国文献学》看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及其渊源_综合教育论文
【内容提要】张舜徽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我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的奠基者。
本文通过分析其文献学理论著作《广校雠略》与《中国文献学》考察了他的文献学思想。
认为,张先生的文献学思想是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广校雠”文献学思想,而这一思想的直接渊源当是“二郑”(郑玄、郑樵)与梁启超。
【摘
要
题】图书情报工作论坛
【英文摘要】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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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
他在文字学、史学、古典哲学等领域造诣颇深,同时,他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进行了大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为其文献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因此,从这位典型学者身上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全影。
[1]
张舜徽的文献学思想充分体现在其80年代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中国文献学》中。
这是一部继40年代的《广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文献学理论专著。
前者是后者的发展,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以发凡与扩展的。
不同之处在于:
《广校雠略》的体例,注重史料之引证,而观点往往通过各章节标题注明,许多论断具有启发性,诚为治学经验之结晶;《中国文献学》改变了这种以文言与札记为主的表述手法,较多地以叙述与白话作辅助的方式阐明内容,识见较前者更加广博深邃。
另外,体例较为条理有序,并在最后两编增加了对今后的设想。
至于对文献学之范围划分,二者是前后相因的。
《广校雠略》的文献学范围及其所及内容,囊括已相当广泛,当是继郑樵、章学成之后对校雠学范围的又一次广而大之。
80年代,张先生整理旧稿,重新补充归纳,写成《中国文献学》。
而此时的文献学,已是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一部通人之学,称其为“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的国学即神州之学”[2]亦不为过。
这部文献学著作最终将我国古典文献学的范围推至至极。
张先生的“广校雠”思想与现代倡导的“大文献学”观有着如此相似的情愫渊源,正契合了“文献学”本身博大精深的学科特点,也阐释了“文献学”研究及学科构建之艰的合情合理性。
’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张舜徽的这两部文献学理论著作来考察其文献学思想,并对这种思想的学术渊源略作阐述。
1
以“校雠”包举无余的文献学——《广校雠略》
张舜徽在《自序》中叙述其治学生涯说,“张舜徽少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
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乱中逃串四方,饥寒相捣,温经校史,浏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稍能辨其源流,明其体统。
”
所以,《广校雠略》是作者长期治学研究之归纳和发挥。
他的撰述思路与目的是,“首证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体。
”[3]至于“部类分合之际”,“乃效郑氏(郑樵)《通志·校雠略》。
”[4]其行文方式酷似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读《广校雠略》确有读《通志·校雠略》的感觉。
1.1“广校雠”文献学思想
张舜徽对于从汉代刘向开始,历代相沿持续之校书事业,统称之为校雠事业。
他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
但举校雠,自是该之。
”[5]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鉴于学界有称目录学之名。
作者认为,目录学不能独立为一学科;因为,其一,校雠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书成才有目录出现,如果从学术角度看,校雠是学术,目录是成果;其二,从历史角度看,郑樵、章学诚皆不用目录之名,因目录是从校雠而来,用校雠两字,已包含目录在内。
[6]
从《广校雠略》的篇目题名及所及内容,可了解其内容范围包括:
①著述体例论;②注释流别论;③书籍流布论;④目录体例论;⑤部类分合论;⑥校勘方法论;⑦审定伪书论;⑧搜辑佚书论。
可见,其确是总体的文献学研究,犹如现在的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已经属“广校雠”文献学。
1.2
文献体式研究
《广校雠略》在文献研究上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了文献体式的研究。
[7]他在《著述体例论十篇》中说,著述是一件非常严谨郑重之事,而古代著述都可视为史料,“著述”的标准是研究性著作,即能作到发前人之未发,自成体系。
“编述”则是参考前人著作,进行新的体系组织和内容加工;“钞纂”则是汇辑编排史料成书。
他指出钞纂的体式是一般的书籍,不可比之著述。
1.3
关于文献分类与著录的见解
《广校雠略》在“部类分合论七篇”展开论述,包括:
五经总义;起居注与实录;纪事本末;史抄;时令;谱录宜归类书;小说。
1.4
关于校勘、辑佚的讨论
张舜徽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校勘、辑佚、辨伪等问题,提出校书方法六篇,如《不可轻于改字》、《取相类之对校》、《据古注以校正文》、《类书及古注不可尽据》,颇有见地。
作者还特别提出辑佚一事乃学成之后的事,确是其经验之谈。
2
以“国学”为底蕴、以“史学”为归宿的文献学——《中国文献学》
从《广校雠略》(1945年出版)到《中国文献学》(1982年出版),时隔近40年。
此时的张先生已近古稀之年,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国学大师、史学大家、古典文献学的奠基者。
其文献学思想已达登峰造极的学术境界,体系构建亦显高屋建瓴之势。
读之,不禁深深叹服于作者的博大精深与真知灼见,油然而生矢志整理古典文献的激情与责任感!
此概因已是国学大师、朴学殿军的张先生,国学根底极为丰厚,在《广校雠略》形成的文献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国文献学》体现出的思想更为宏伟壮阔,更具有国学底蕴,这在其前言与绪论中是有所表露的。
该书分十六编六十章,第一编绪论阐述了文献学范围和任务,古代文献的材料和散亡等。
其余各编分别叙述了古代文献的著作、编述体例、钞摹、写作的模仿、讹托、类辑等,对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都作了总结;最后就今后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重大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过去的校雠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
我们应“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留下来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
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约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8]显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张先生整理古典文献的丰硕成果
张舜徽这种“会通”的“大文献学”思想(或“广校雠”观),是有其实践基础的。
他一生潜心做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共撰写了论著52种,结集为专著25部,约850万字;另主编5部著作。
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体现了一位国学大师的风采。
关于经学的研究,张氏出版或发表了《两戴礼记札疏》、《毛氏故训传释例》、《郑学丛著》、《小尔雅补释》、《演释名》等论著;关于史学的研究,张出版或发表了《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评议》、《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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